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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接受完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张醒生就要启程去吉林的北大湖滑雪，一起同去的还有王石、冯仑、丁健等20多名企业家。
放松之后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张醒生还要飞赴加拿大陪宝贝女儿过生日，不过，他在那边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星期，因为他的下一个行程已经定好了，“大年三十下午飞回北京，陪我妈妈过春节。”
1970年就参加工作的张醒生戏称自己是个“老革命”，从小就生活在机关大院的他早就过惯了集体生活，那时候单位过年雷打不动的两项就是聚餐和文艺汇演，以至于在张醒生加入爱立信的第5年，就动手改革，将原本平淡的annual dinner，变成了丰富多彩的北方区员工大party。
“当年爱立信员工表演的很多节目，今天看也是够水平的。”时至今日，张醒生还保存着他们为此出版的画册以及VCD。闲暇时，他总忍不住拿出来翻看一下，曾经火热的场面历历在目。
在2005年离开亚信后，张醒生就彻底告别了职业经理人的生涯，开始做起了风险投资。“做风投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做自己的time master，而以前做CEO就要把时间100%的贡献给企业。”到目前为止，张醒生已经投资了8家企业，主要集中于TME（technology, media, entertainment）领域，“我投资的这些公司创始人都很年轻，以70年代出生的为主。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这样也可以促使我不断学习。”
对于刚刚过去的2007年，张醒生说自己的收获有三：一是2006年投资的一些公司有的初步成长了，有的已经能带给他一些回报了。二是他的高尔夫球打到了90杆以下，滑雪技术也提高到了黑道（业余中的最高级）。第三就是体重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平，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了。
“前一阵我的一个好朋友王湛生（百度CFO）在海南出事了，我们一群人都非常震惊，生命原来如脆弱。这也让我们顿悟：珍惜生命、珍惜健康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身体好了，就是对你的家人、朋友，对你事业的最大负责。”
在接受完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张醒生就要启程去吉林的北大湖滑雪，一起同去的还有王石、冯仑、丁健等20多名企业家。
放松之后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张醒生还要飞赴加拿大陪宝贝女儿过生日，不过，他在那边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星期，因为他的下一个行程已经定好了，“大年三十下午飞回北京，陪我妈妈过春节。”
大院里的春节
1970年，中学毕业的张醒生被分配到北京长途电信局工作。当时，电信局作为国家机要部门被全部军管。“我毕业那年电信局一下补充了上千人，全部按照部队的编制，我们是按征兵的条件被招收进去的。”张醒生说，当年的北京长途电信局位于厂甸，是个一个独立的大院。
在这样一个大院里，一群年轻人每天过着单位、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每天早上出操，晚上100多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我们宿舍就在食堂的下面，所以每天食堂做什么菜，我们一吸溜鼻子，就能闻到。”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私营经济都被当成资产阶级尾巴砍掉了，北京小吃更是难觅其踪。那时候的北京，过年总是冷冷清清的。但由于厂甸是老北京民俗文化、市井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一些北京小吃的老字号也被保留了下来。“当时我唯一能感受到的一点北京过年的气氛，就来源于厂甸。”张醒生说，他第一次喝豆汁，吃焦圈、油茶，就是在那里。
每当年关将至，厂甸就开始热闹起来，街道两旁，随风转动的风车会发出悦耳的响声，各种口味的冰糖葫芦被扎成一大束，鲜艳的颜色让人垂涎欲滴。
张醒生印象最深的是信远斋的糖葫芦，“除了山楂的，还有山药、黑枣的，很多种口味。”这些都是从小生活在湖南的张醒生从未见过的。事实上，信远斋的糖葫芦也正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糖厚、果子大、入口酥脆、沙沙作响、味道甜而不腻、酸而不倒牙。
小时候，张醒生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一到过年，父母的单位就会组织聚餐，每家都能到食堂选上两荤一素三个菜，10个人一桌，大家有说有笑地坐在一起吃。
而当张醒生自己工作后，“聚餐”则变成了连队大会餐，“搞得有点像自助餐的方式，”张醒生说，他们的司务长特别棒，有一年他一下做了好多好多的菜。“聚餐那天我正好在食堂参加乒乓球比赛，我这边儿打着球，那边儿美味佳肴都已经上桌了，香味儿直往我鼻子里钻，我的眼睛一直往餐桌那边瞟……”
每到年末，电话局还要组织文艺汇演，先是从各个班级选拔，进行大队汇演，最后是全局汇演。当时的张醒生十几岁，正是青春年少、活泼好动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好几次都被选中，参加全局汇演。我跳过新疆舞，演过‘对口词’，还将连队的先进事迹编成故事表演唱等等。”
对于那段集体生活，张醒生感叹：“在那个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一群年轻人一起过年，充满了朝气，感觉特别愉快。”
愉快的春节舞会
“中国人过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应该说是从1979年的大年三十开始，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举办了6天的舞会。”张醒生说自己太幸运了，因为那次他连续6天都参加了舞会。要知道，那时候能够搞到一张票都是很困难的。
文革期间，跳交谊舞被叫做“封资修”，是被严令禁止的。而到了1979年，既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那年的除夕夜，销声匿迹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当时的张醒生已经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回到北京电信管理局工作，“大学毕业之后的两年是特别轻松的两年，”张醒生说，那时候他们爱跳舞的年轻人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大约五、六十人，经常聚在一起跳舞。“当时我们一听说大会堂要举办舞会，高兴得不得了，为了拿到舞票，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找各种关系想法子。”最后的结果是，连续6天的舞会，张醒生场场不落。
“那次是海政、空政等几个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和军乐团现场演奏，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么辉煌的舞会了。”当年的场面，张醒生至今记忆犹新。
转过年来，也就是1980年的大年三十，民族文化宫首次在北京举行了通宵舞会，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次日的早6点。
“在得知这个消息前的一个月，我们就蠢蠢欲动，又是通过各种关系找舞票，最后我们21个朋友搞到了19张票。”张醒生和另一个朋友把票先让给了其他人，他们二人就在民族文化宫的门口等，看是否能买到票。等到半夜12点，他们终于花了5块钱，从别人手里买到了两张票。“那时候还没有羽绒服，就穿着呢子大衣站在寒风里，冻得稀里哗啦的。”
进入民族宫之后，大家相见极其兴奋。舞场内热烈的气氛立刻驱走了身上的寒意，“我和一个女孩子跳‘快四’，一下跳了130多圈。后来我俩见面还总是说，当年咱们可是创了个记录啊。”回忆往事，张醒生显得格外兴奋。
最凄惨的春节记忆
如果说有舞会的春节是最让张醒生快乐的春节，那么后来他在中国国际通信建设总公司就曾过过一次“最凄惨的春节”。
1987年春节前夕。“当时我们和日本一家企业联合投标了埃及的一个工程项目，过年前的一天，对方突然通知我们，这边要开标了，你们赶紧派人过来。”
匆忙中，张醒生成为人选。“拿到兑换的外币，我先到上海，从上海飞到东京，到了东京晚了一步，眼睁睁地看着去往开罗的飞机就那么飞走了。”为此，日方只好临时安排张醒生转机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度过一夜之后，他才顺利抵达埃及。
“到埃及时正好是1987年大年三十的下午4点。日方代表派了一个会讲英文的人来接我，把我‘扔’到开罗一家最贵的五星级宾馆，然后走人了。”
放松之后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张醒生还要飞赴加拿大陪宝贝女儿过生日，不过，他在那边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星期，因为他的下一个行程已经定好了，“大年三十下午飞回北京，陪我妈妈过春节。”
1970年就参加工作的张醒生戏称自己是个“老革命”，从小就生活在机关大院的他早就过惯了集体生活，那时候单位过年雷打不动的两项就是聚餐和文艺汇演，以至于在张醒生加入爱立信的第5年，就动手改革，将原本平淡的annual dinner，变成了丰富多彩的北方区员工大party。
“当年爱立信员工表演的很多节目，今天看也是够水平的。”时至今日，张醒生还保存着他们为此出版的画册以及VCD。闲暇时，他总忍不住拿出来翻看一下，曾经火热的场面历历在目。
在2005年离开亚信后，张醒生就彻底告别了职业经理人的生涯，开始做起了风险投资。“做风投最大的好处就是能做自己的time master，而以前做CEO就要把时间100%的贡献给企业。”到目前为止，张醒生已经投资了8家企业，主要集中于TME（technology, media, entertainment）领域，“我投资的这些公司创始人都很年轻，以70年代出生的为主。我喜欢和年轻人在一起，这样也可以促使我不断学习。”
对于刚刚过去的2007年，张醒生说自己的收获有三：一是2006年投资的一些公司有的初步成长了，有的已经能带给他一些回报了。二是他的高尔夫球打到了90杆以下，滑雪技术也提高到了黑道（业余中的最高级）。第三就是体重保持在一个很好的水平，有更多的时间享受生活了。
“前一阵我的一个好朋友王湛生（百度CFO）在海南出事了，我们一群人都非常震惊，生命原来如脆弱。这也让我们顿悟：珍惜生命、珍惜健康是最重要的，其他的都是身外之物。身体好了，就是对你的家人、朋友，对你事业的最大负责。”
在接受完记者采访的第二天，张醒生就要启程去吉林的北大湖滑雪，一起同去的还有王石、冯仑、丁健等20多名企业家。
放松之后接下来的一个星期，张醒生还要飞赴加拿大陪宝贝女儿过生日，不过，他在那边逗留的时间不会超过三个星期，因为他的下一个行程已经定好了，“大年三十下午飞回北京，陪我妈妈过春节。”
大院里的春节
1970年，中学毕业的张醒生被分配到北京长途电信局工作。当时，电信局作为国家机要部门被全部军管。“我毕业那年电信局一下补充了上千人，全部按照部队的编制，我们是按征兵的条件被招收进去的。”张醒生说，当年的北京长途电信局位于厂甸，是个一个独立的大院。
在这样一个大院里，一群年轻人每天过着单位、食堂、宿舍——“三点一线”的简单生活。每天早上出操，晚上100多人睡在一个大房间里，“我们宿舍就在食堂的下面，所以每天食堂做什么菜，我们一吸溜鼻子，就能闻到。”
当时正处于文革时期，几乎所有的私营经济都被当成资产阶级尾巴砍掉了，北京小吃更是难觅其踪。那时候的北京，过年总是冷冷清清的。但由于厂甸是老北京民俗文化、市井文化和宗教文化的荟萃之地，一些北京小吃的老字号也被保留了下来。“当时我唯一能感受到的一点北京过年的气氛，就来源于厂甸。”张醒生说，他第一次喝豆汁，吃焦圈、油茶，就是在那里。
每当年关将至，厂甸就开始热闹起来，街道两旁，随风转动的风车会发出悦耳的响声，各种口味的冰糖葫芦被扎成一大束，鲜艳的颜色让人垂涎欲滴。
张醒生印象最深的是信远斋的糖葫芦，“除了山楂的，还有山药、黑枣的，很多种口味。”这些都是从小生活在湖南的张醒生从未见过的。事实上，信远斋的糖葫芦也正是老北京最有名的：糖厚、果子大、入口酥脆、沙沙作响、味道甜而不腻、酸而不倒牙。
小时候，张醒生最盼望的就是过年，因为一到过年，父母的单位就会组织聚餐，每家都能到食堂选上两荤一素三个菜，10个人一桌，大家有说有笑地坐在一起吃。
而当张醒生自己工作后，“聚餐”则变成了连队大会餐，“搞得有点像自助餐的方式，”张醒生说，他们的司务长特别棒，有一年他一下做了好多好多的菜。“聚餐那天我正好在食堂参加乒乓球比赛，我这边儿打着球，那边儿美味佳肴都已经上桌了，香味儿直往我鼻子里钻，我的眼睛一直往餐桌那边瞟……”
每到年末，电话局还要组织文艺汇演，先是从各个班级选拔，进行大队汇演，最后是全局汇演。当时的张醒生十几岁，正是青春年少、活泼好动的时候，“我们的节目好几次都被选中，参加全局汇演。我跳过新疆舞，演过‘对口词’，还将连队的先进事迹编成故事表演唱等等。”
对于那段集体生活，张醒生感叹：“在那个物质生活和文化生活都极度匮乏的年代，一群年轻人一起过年，充满了朝气，感觉特别愉快。”
愉快的春节舞会
“中国人过年的一个标志性事件，应该说是从1979年的大年三十开始，在人民大会堂连续举办了6天的舞会。”张醒生说自己太幸运了，因为那次他连续6天都参加了舞会。要知道，那时候能够搞到一张票都是很困难的。
文革期间，跳交谊舞被叫做“封资修”，是被严令禁止的。而到了1979年，既改革开放的第一年，也是新中国成立三十周年，那年的除夕夜，销声匿迹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
当时的张醒生已经从北京邮电学院毕业，回到北京电信管理局工作，“大学毕业之后的两年是特别轻松的两年，”张醒生说，那时候他们爱跳舞的年轻人有一个自己的“圈子”，大约五、六十人，经常聚在一起跳舞。“当时我们一听说大会堂要举办舞会，高兴得不得了，为了拿到舞票，每个人都使出浑身解数，找各种关系想法子。”最后的结果是，连续6天的舞会，张醒生场场不落。
“那次是海政、空政等几个国家级的交响乐团和军乐团现场演奏，后来我再也没见过那么辉煌的舞会了。”当年的场面，张醒生至今记忆犹新。
转过年来，也就是1980年的大年三十，民族文化宫首次在北京举行了通宵舞会，从晚上10点开始，一直到次日的早6点。
“在得知这个消息前的一个月，我们就蠢蠢欲动，又是通过各种关系找舞票，最后我们21个朋友搞到了19张票。”张醒生和另一个朋友把票先让给了其他人，他们二人就在民族文化宫的门口等，看是否能买到票。等到半夜12点，他们终于花了5块钱，从别人手里买到了两张票。“那时候还没有羽绒服，就穿着呢子大衣站在寒风里，冻得稀里哗啦的。”
进入民族宫之后，大家相见极其兴奋。舞场内热烈的气氛立刻驱走了身上的寒意，“我和一个女孩子跳‘快四’，一下跳了130多圈。后来我俩见面还总是说，当年咱们可是创了个记录啊。”回忆往事，张醒生显得格外兴奋。
最凄惨的春节记忆
如果说有舞会的春节是最让张醒生快乐的春节，那么后来他在中国国际通信建设总公司就曾过过一次“最凄惨的春节”。
1987年春节前夕。“当时我们和日本一家企业联合投标了埃及的一个工程项目，过年前的一天，对方突然通知我们，这边要开标了，你们赶紧派人过来。”
匆忙中，张醒生成为人选。“拿到兑换的外币，我先到上海，从上海飞到东京，到了东京晚了一步，眼睁睁地看着去往开罗的飞机就那么飞走了。”为此，日方只好临时安排张醒生转机到新加坡，在新加坡度过一夜之后，他才顺利抵达埃及。
“到埃及时正好是1987年大年三十的下午4点。日方代表派了一个会讲英文的人来接我，把我‘扔’到开罗一家最贵的五星级宾馆，然后走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