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从去年李远哲先生提出以“罗马拼音”(一般对“罗马拼音”的理解，也就是“汉语拼音方案”的一个同义词)取代“注音符号”以来，这个议题在海内外引起了热烈的讨论。
　　虽然，简化字和汉语拼音方案不是一个新话题，而是自晚清以来，进步的中国知识分子所共同关切的议题。但是，这个议题，在一九四九年以后的台湾，却成了一个政治上的禁忌。几乎有四十年的时间，在台湾听不到任何有关语文改革的意见。
　　李先生以学界领袖的身份，打破四十年来的沉寂，让大家理解到这个问题的存在，使我们身在海外，从事语文工作的人感到：台湾在语文改革的这个问题上，终于有了一个明白人！
　　一九四九年，国民党迁台以后，少数北来的“遗民”带动着岛上数百万的“南人”，学习“北语”。经过二、三十年的努力，成绩不可说不丰硕，但时至今日，那些早期“遗民”所带去的北语，因和“中原文化”隔绝得太久，他们当年地道的国语，经过四十多年的天翻地覆，而今看来，除了饶富“古意”之外，与今日之“京调”已有了一定的距离。譬如将“你和我”的“和”字，读如“汉”，就是这个“孤岛现象”的显例之一。
　　这个孤岛的绝缘现象，在最近几年已有了一定的改变。一方面是台语有渐由方言转化为“普通话”的趋势，而成为社会媒体的通用语言。从这个改变看来，似乎是国语的式微，也是“一语独大”的结束。但就另一方面来看，两岸互通以后，大陆的书籍、电视节目、流行歌曲大量地进入台湾，使国语的孤岛现象有了缓和。也是四十年来，台湾的国语首度有机会和它的发源地有了接触，而注入了来自源头的活水。从这一方面来看，却又是台湾国语新生的开始。
　　正因为有了这样的互动和比较，两岸语文的不同，成了近年来热门的话题。可以预卜的是：两岸语文的不同会随着交流的增加而减少。换言之，所有语文上的互通，其大方向是异中求同，而不是同中求异。
　　语言文字是文化中最保守的一部分。一个人成年以后，宗教信仰的改变是可能的，甚至于是常见的，但一个人成年以后，要改变其母语，几乎是不可能的。“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贺知章的千古名句道尽了语言的保守和乡音的顽强。因此，在两种语文交会时，一方面是由异趋同；但另一方面，却又出现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坚持”和“顽抗”。“乡音无改”是不自觉的，也是莫可奈何的，但坚持不用简体字或汉语拼音则是自觉的。
　　自觉的坚持和顽抗，有一部分是来自情绪上的尊严：“何以我必须从你？”也有一部分是来自文化上或道德上的“正统感”：举世滔滔，唯有我岛上两千万人，为中华文化之继绝，做艰苦卓越的圣战。这种心理充分反映在把“繁体字”叫做“正体字”这一事实上。别小看了这一字之别，它的微言大义却是显而易见的——两种字形的不同不在“繁”“简”，而是在“正”与“异”。
　　在此，我不得不指出：如果比较“早”的文字，就是比较“正”的文字，那么，对今日之简体字而言，繁体字固然是“正”体；然而相对于隶书而言，今日之“正”体，岂不就成了“异体”或“简体”了吗？而隶书相对于小篆而言，也一样难逃“简体”和“异体”的命运。
　　如果，我们不曾把甲骨文叫做“正体”，似乎也没有理由将现行的繁体字叫做“正体”。我相信一两百年以后的中国人看到现行的繁体字，很可能会说：“那是二十世纪中期以前的古体。”换言之，现行的繁体字不但不是中国现行文字中的“正体”，反而是“异体”——是中国文字发展演变中的一个“遗形物”。从全中国的人口来看，使用这个“遗形物”的“异体字”的人，也毕竟只有台湾和海外的“南渡遗民”。
　　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边缘文化往往较中原文化来得更守旧。所以，我们在纽约和旧金山的唐人街还偶而能看到清末民初的婚嫁仪式。但我们不能因此就说唐人街的中国文化是比较正统的，或比较更“中国的”，恰恰相反的，那种清末民初的婚嫁仪式只不过是博物馆的一项陈列而已。
　　台湾和一部分海外的中国人坚持写繁体字，也不过是“礼失求诸野”的一个现代诠释。当年南渡后的“江左诸公”何尝不是陶醉在“正统”之中呢？
　　在许多反对使用汉语拼音方案的文章中，几乎都提到一点，即是用注音符号更能精确地反映出普通话的正确读音。我认为这种论调是无稽而且不相干的。注音符号也好，汉语拼音也好，都只是一种符号。一个分辨不出“在”和“菜”的人，看了zai、cai固然读不出正确的音来，看了ㄗㄞ和ㄘㄞ也一样搞不清“送气”和“不送气”的分别。正如同一个发不出英文th辅音的人看了“th”固然发不出，看了“θ”也一样不知究竟错在何处。
　　中国大陆的学童从小学汉语拼音，我并不觉得他们的发音比台湾学童的差；同样的，台湾的学童从小学注音符号，而他们的国语发音也很难说一定比大陆学童为强。
　　如果说一个人发音的好坏取决于音标，那么，某人英文发音不行，我们是不是能说：“他当年用韦氏音标，把发音都搞糟了，要是当年用了国际音标，他现在的英语可就字正腔圆了。”我们只要换个语言做为类比，就能看出这种论调的荒诞。
　　《荀子·正名》中“约定俗成”这四个字常被援引为语文发展的一个通则。这四字换一种说法，也就是在语文的使用上，随波逐流是正确的方向。大家怎么说，你就怎么说；大家怎么写，你就怎么写。做“中流砥柱”不是“别出心裁”，就是“闭门造车”。除了“古意盎然”以外，实在没有太多实用的意义。
　　“约定俗成”的另外一个意义就是语文的使用，必须向多数靠拢。《荀子·正名》的原文是“名无固宜，约之以命。约定俗成谓之宜，异于约则谓之不宜。”当然，台湾在语文符号的选择上，可以走自己的道路，但自己的道路是体现语文的特殊性，而不是一般性。用荀子的话来说，一般性是“宜”，特殊性是“不宜”。
　　台湾在语文符号的使用上坚持保有自己的特点，而无视于绝大多数汉藏语系同文同种的同胞所既有的一套系统，我怕这不但不是为自己争权利，争空间，而是画地自限，自绝于多数。
　　台湾做了四十几年国语的孤岛，此时该是向普通话接轨的时候了，这个接轨的工作包括读音的一致和书写符号的统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