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1998之前
唐斯坦是1988年从上海到德国来的。婚后不久，他抓住了一个德语教研室里没有一个同事要抓的机会，来到东德深造。他刚走进飞机，他的女儿静静就出生了。直到后来他才有些感觉，好像这个女儿不一定是他的。儿子动动是在德国出生的。妻子晓闪到德国来真的不容易，那是他“跪”出来的。
他其实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甚至是个货真价实的“俗”人。出身贫寒，个子矮小，学习成绩不好。但有一点，他一早就下了决心要混出人样来，无论如何，哪怕是千般受辱，甚至下跪。原来他叫唐三贵的。由于在北大荒乡下的日子里他的名字被叫成了“三跪”，于是，他改成了“斯坦”，为什么叫斯坦，却是他压在心底的一个小秘密。
德国的日子真不容易。他什么都做过，跑堂，烧制铁画出售，租小亭子售货……他有过成功，有过多次的成功，但他也有过低谷，有过经常的低谷。唯一不变的，是他那一定要混出人样的信念。
1998年
我的每一次安排，贾共识都是很满意的。我是在柏林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活动上认识贾共识的，准确地说是在柏林市政厅的卫生间里。当贾共识从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一点戏都没有的。贾共识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是人，里层的都是高个碧眼的德国人，最外面一层的里面有好几个是中国人模样的，相当于中国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地势，而最高的也就是最里面那一级的中心是个盆地或者湖泊。我即使采取中国方式，强行突破，那也就是握一下手，交换一两句问候话，突破三次，也就是握三次手，明天贾共识根本就想不起来他曾经跟某个人握过三次手，更不会想得起来这个人是谁以及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想得起来或许也不愿意想起来，而我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是想得起来，还是想不起来。
那天，我回到家里就跃向晓闪，从上下其手到上下其体，直到她配合着我，我配合着她一起喊出时代的最强音，然后，她想起来应该抱怨我进门后不但没有洗澡而且连手都没洗。我向她叙述了跟贾共识的第一次握手，她打了我一个耳光，说我太恶心了，然后她又打了我一个耳光，打在我脸上，却让远离脸蛋的刚刚平静下来的那个我，再次打抱不平一怒而起。她说你用这只手弄我，不是就等于推着人家爬在了我的身上。我说那是贾共识。她说假的屎跟真的屎没什么区别，要是克林顿倒算了。我说那也轮不到你啊，人家有莱温斯基。她奔进卫生间，让我偶然发现了她赤裸裸的背景结构的初步松散，这个发现导致了我的全面疲软，在疲软状态里我有空想起，我们在一起都快十年了。她真的在里面洗了很长时间，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有笑的欲望。
跟贾共识握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特殊的第一次握手，每次我都会想起那一次。我甚至对贾共识说过，我们在特殊地方的特殊握手标志着我们将会紧密合作。我之所以敢对贾共识說这话，是因为这话本来就是贾共识说的，我只是回放一下。那天，他看到后面有人跟进空无一人的卫生间，他就不嫌麻烦地走到长长一排足有十个小便池的最里面那个。而我也不嫌麻烦地走到第九个。我后来才发现应该佩服我自己的胆量，虽然我知道那只是因为我在关键时候从来只用小脑思考问题。我甚至先于他发出流水的声音，并且在他也发出流水声音之后不失节奏地说：“贾共识先生，您好！”贾共识回答的“您好”带有一种用钟表术语说是“快摆”的生理节奏。于是，我发现他已经在收拾局面，而我早于他开始却晚于他结束，于是，我果断地中而断之，并且在他从我身后走过的一瞬间形成了跟他面对面的态势，也在这一瞬间伸出了我刚提起来的右手，重复了一遍“贾共识先生您好”。他看了我这只手，又看了看我还在拉链那里的另一只手和那只手附近或者说拉链附近的地带。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5秒钟，也就是说我的手保持了5秒钟的坚定不移。然后他笑着伸出了他的右手：“您好！”我后来想，他之所以会笑起来，大概是想：这家伙有意思，这家伙迫不及待，这家伙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种，然后，某个时候他多半会想起那个中国特色成语“臭味相投”，而我后来想的还有：我这个用小脑不用大脑的做法，当时还真是挺危险的，如果他拒绝跟我握手或者说等一下让我们先洗一下手，那可能就是唐斯坦跟贾共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手了。而他在5秒钟后握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以礼貌为天职的高级外交官，另一方面他潜意识里或许已经想到了这或许正是他需要的人。其实，交换名片是洗手后的事。这一点我忘记向晓闪交代了，而本来至少可以少挨一个耳光的。我“忘记”交代的还有，握手后我才明白他身为高级外交官，祖国的代表，为什么会注视了我拉链附近地带足有3秒钟。我不用跟着他的目光就知道，当然一开始忘了去知道，因为那里给我以一种潮湿的“体贴”的感觉。
第二次和第三次握手都是在波恩，都是在小餐馆里，一次是意大利餐馆，一次是西班牙餐馆。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到，贾共识接到我的电话就同意接受我的邀请。见面后他说，看来你的口味跟我很接近。我说，德国人都说，中国大使馆就是德国最好的中餐馆。他说，我们应该深入德国社会。我说，当然包括而且尤其是饮食风俗。他便又跟我握了一次手，这是进入第一家小餐馆即波恩的意大利餐馆后的第二次握手。我和他同时看了看握着的手，又几乎同时抬起头来，都笑开了。这时候他就说了“特殊地方的特殊握手”这句对我来说的经典名言。那天他又说了一句足以让我赴汤蹈火的话，斯坦，我会尽我的能力培养我们最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家。后来每次想起这句话，满腹激流都会冲击我。
今天的地点选择，说实在的，我一路上有点后悔。虽然穆格尔湖是原来东柏林这边最好的地方，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但毕竟远了一些，尤其是在漫天的大雪中。快到湖畔这家名为多曼娜的法国小餐馆的时候，我的汽车甚至由于我在思考，而滑得远了一些偏了一些并差点滑出道路。我后悔当然不是我怕在雪里开远路（那就不是唐斯坦了）。当我离开还没坐热的座位迎到门口时，贾共识在从我帮忙提着的大衣里脱身而出的过程里就说了一句，这地方好。我像是为了确定这话的褒贬比例说了一句，可惜下雪。在走向座位的过程里，他说了一句，雪景更好。我的心落到了肚子里，我说，可惜晚上看不见湖。我说得有点急，有点像是为了掩盖我坐下时肚子里发出的饥不我待的声音。他笑笑说，有时候比看到更有意思的是感觉到。我说，您说得真有诗意。他说，面对斯坦，哪敢言斯。我还没想好得体而不着溜须痕迹的应对话，他已经站了起来，伸出手去，与一只凭空伸来的手捏在了一起。那只手的主人说，您好，贾共识阁下！不知道为什么，这句很普通的话却令我十分的震撼。后来，我才认识到，语调果然是个重要的东西，风度是一种自然的沉淀，那是装不出来的，抱佛脚练不好的。我跟他握手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因他的姓雷文斯基想起我跟晓闪说到过的那个莱温斯基，其实这两个姓是一个词，只不过为了区别男女，我在表达成中文时故意有所区别。我发现我笑得有点越位，可是，今天是我和晓闪结婚十周年，当然会让我想起这个小小的往事插曲，我甚至并没有忘记我应该赶到晚妮今晚开张的小快餐店去，而这个日子也是我挑选的，可是我必须首先纠正我的越位的笑，让它变成一种真诚的初次见面的喜悦，我当然很自然地做到了，而且在贾共识的介绍中很自然地把它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个雷文斯基是个有钱的人，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贾共识说他拥有西柏林最重要的商业大街库当大街房产的三分之一，他只是微笑着纠正一下说不到一点儿，贾共识说他拥有二战前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他又微笑着纠正一下说曾经有过。我几乎惊叫但毕竟控制住了我的声调，结果导致我的声调有点非正常起伏，就是80年代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卖掉的那幢吗？他说，是我买下来的。我说，听说这幢楼装修后又被以十倍的价格卖掉了？他说，没有那么多，装修也花了很多钱。 回柏林市中心的路上，我的车甚至在一个十字路口整个转了个360度。是因为地上的积雪有些凝固所以特别的滑，也是因为我看到红灯的时间晚了一些，甚至不止“一些”，踩刹车猛了一些，也许也不是“一些”。幸亏对面没有车过来，两边的车尽管还有相当的距离，可也个个出了一身的冷汗（这是我的想象，因为我看到有两辆也滑到了一边去，就像看见舞蹈老师的动作，不管是错是对，舞蹈学员总会学着去做那样）。我在继续向前开的时候仍然继续想着事儿，而且仍然想得很入神。这顿晚餐吃了三四个小时，当然后面两三个小时是为那家餐馆的饮料销售作贡献的，而且多为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我也敢喝，我喝了那么多也确实没醉，一点醉意都没有，兴奋打倒了酒精，我想。
走进灯火通明的家，我走遍了包括厨房、卫生间在内的房间，看到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也就是说没有人动过的一大两小三张床，才终于在第三遍走进起居室，也就是客厅的时候看到了在我进来前就存在在这里的唯一的人，静静坐在地上，伏在一进大门应该就看到的沙发组里的茶几上，用她披散的头发加脸蛋覆盖了打开着的作业本子，而她的课本之类的东西散落在地上。我推的动作也许大了一些，她醒来时尖叫起来，然后恍然大悟地提问，怕屁（Papi）？（后来我在路上想，在“紧急状态”中用英语兼德语叫爸爸，说明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毕竟骨子里渗着的是德语而不是中文）。我问她，妈妈和动动在哪里，她说出去了，到晚妮娘娘那里去了。我说还在那里吗？她说不知道。我把她抱进她的房间放到了床上，想起来要拽她起来脱衣服，可是一松手她又倒了下去。我知道我毕竟还是忘记了，我本来应该而且一路上多次想好了要先去晚妮那里的，而且我想的是，虽然也许那里早已关门了，我还是应该先去看看。可是到头来我还是先回了家，而且在静静说起后才想起他们去了哪里。我再次出了门，然后又掏出钥匙开门进门，给晚妮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晚妮的快餐店电话还没有装。我又出了门，走了两步回头锁了门，接着转身脚跟踩在楼梯边缘，以致几乎从楼梯上滑了下去。
汽车在那里转了两圈，才找到了我已经来过好多次的晚妮的快餐店，没有马上就找到，也许一是因为路上都是雪，二是下雪天的深夜里缺少了行人的坐标，三当然更是因为这家店灯关了，而四是店的牌子也太小。我还是走到了快餐店门口，甚至探头探脑地往里看，好像黑着灯的店里也会给我看出点什么来似的。走出穆格尔湖畔的法国餐馆跟雷文斯基告别后，我和贾共识在餐馆门口还站了很久。那时雪停了，有点寒冷的小风。贾共识告诉我，这次到柏林来主要是看未来要搬来的大使馆新址，基本上已经定了，就在施普雷河旁边，原来东德总工会的大楼。我说，以后就方便了。他说，按说我也快到期了。我说，无论他在天涯海角，我都……“我都”后面有些接不上，因为我发现这话不适宜于情人之外的场合，可一时又想不出在不是情人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山盟海誓。我向他保证，我下个月到北京一定去他儿子的公司，我说，我要跟他的儿子签合作合同，我明白这些项目不是我的。贾共识说，错，这些项目当然是你的，只是你们俩或者正确地说你们两家公司可以谈合作，可以按马克思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像《共产党宣言》说的按需分配，跟我（贾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用我的余热，支持年轻人，支持民营企业。我说，是，这些项目，凡是您联系的项目，我当然明白，是我的，就是打死我也是我的，可是我心里明白，明白。我奇怪的是，跟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的手为什么仍然会那么热。在雪地里毕竟站了那么长时间了，我都觉得冻脚了。也许是因为我冻得厉害，才愈发衬托出他的温暖。
可是，我心里还是温暖的。那么多杯酒不是白喝的。再次启动汽车的时候，我眼前是两道粗黑的眉毛，这两道眉毛就在重新浮了起来的红葡萄酒和红灯的交替中起伏着。总的来说，除了肤色、发色、眼色这三色，他真的像中国人，甚至像中国乡下人，有种憨厚的样子。也许比憨厚更合适的描述词是厚实，一个人钱多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会锋芒尽敛，返璞归真，就跟武功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他像中国人，也许是久谈后的印象，那种思维方式。我发现我没有往家的方向去，而是把车子开到库当大街来了。
毕竟是西柏林，毕竟是著名的库当大街，在这样的雪夜，街上还是有不少人，有小青年聚成一堆，叫喊着什么，跳跃着，有女孩子弯腰抓雪，有男孩子趁机往她滑雪衫的领子里塞雪，那女孩子转身扔雪却被自己扔出的雪扑了一头一脸的白。越往前开行人越少些，而且还散了开来，散成了单个的弯着腰赶着路的人。我的建议是把库当大街的一段建成唐人街。雷文斯基站起来握了我的手，他的手跟他的长相和财产一样厚实，或者像阿拉上海人说的肉头厚。他说好主意。贾共识也说好主意。我说我负责招商，把北京、上海商界的名牌都弄过来。我们商量了分工，贾共识也表示他可以跟柏林市长谈，他说这将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唐人街。雷文斯基站起来握了他的手。雷文斯基建议我先从一幢房子开始。他说，这幢房子离1945年前的中国大使馆的房子并不远，曾经是美国驻军什么司令部的房子，也很大的，最近刚空了下来。他甚至带来了并且打开了建筑示意图。我只是忘了去记住门牌号码了，当时被这图纸的内涵拿去了全部的注意力，那不是一般的气派。这一路看过去，不少房子都有點像也都有点不像。雪又轻轻地落下来了，把街上的行人都盖没了，像飞机上掉下许多轻轻的羽毛被子，把他们盖到他们的房子里梦乡里去了。我在空无一车的大街上直接就掉转了车头，掉得有点急，有点飘，油门轰鸣中，轮子原地一阵子空转，继而爆发，汽车弹射而出。
家里没有任何变化。灯还是全部开着，茶几上和周围的书本和作业本让我恢复了对静静姿势的回顾。我冲进静静和动动的房间，没有关灯是我匆忙的过失。静静还是穿着厚实的衣服，肚子上搭着我临走前匆匆拉到她身上的一角被子。动动的床仍然没有动过，也就是说是没有动动的空在那里。我在客厅里抓起电话，听见了晚妮像云里的月亮一样的声音，不会吧，她们早就走了，跟我一起走的，我看一下手表，都两个多小时了，对，她们是搭浦江的车走的。我和电话一起跌坐了下去。我跌坐在沙发里，电话听筒跌回的是它的本来座位。然后我跳了起来，我不能睡着了。我上了一下卫生间，在再次往外走（我想好了要直接到浦江住的地方去，我懒得去找他的电话号码，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希望出现在他家门口，其实那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的路上，我想起我和晓闪的卧室里的灯也许也没关，于是我推开门，果然看见了明亮的灯光以及，以及床上，晓闪侧身抱着他，他四仰八叉地躺着，占领了我全部的床位，以他在这个年龄太小了一些的身体和太大了一些的脑袋，其实这更像“大”字或者男性的“太”字，但我却宁可把他看成德国各种表格里填在方格里表示“yes”的符号，也就是乘号X。他当然是动动，尽管他一动不动任他妈妈的口水（在我的感觉里）顺着他的脸流下。我把门靠出了吱吱的声音，晓闪在吱吱的声音里忽然贴着那小脸磨开牙来，也是吱吱的。十年纪念日，我的位置被占了，我真想笑。晓闪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是港督（上海话：傻瓜，白痴）也懂的，就像她有时候讲的，你不想回来就不要回来了，你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我想，动动，哈。我靠着的门说，吱吱。我想，哈哈。她磨着的牙齿说，吱吱吱吱。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幼小。那拥抱，那贴着的脸，那苞米地。年轻多好，却要看是谁了，还要看是什么时候。我以前没有回顾的习惯，近来回顾却越来越多地骚扰着我，从近一些的十年前的事情渐渐地走得很远，走到了我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那遥远的广阔的天地，黑龙江，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天涯海角。
那时天涯海角上只有两个人，我和方方。方方那年18岁，跟我一样，她的高度也跟我一样了。刚到北安的时候，我比她高。尽管那时我跟她之间总是隔着很远的距离，这个距离相当于哈尔滨跟上海之间的火车路程，但我知道我比她高。即使在同龄的甚至比我大一两岁的男青年之间，我也顶多处于中间高度。那是16岁的事情了，我读过什么小说，说一个村子里两个族的人世代为仇，可是两个族却各出了一个情种，一男一女。那是悲剧的开始。这个故事好像远远不止一本小说里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跟方方就走到了一起。的确，18岁的方方比16岁的方方显眼得多了，她身边远远近近地总会有几个同样来自哈尔滨的小青年转悠着，从一个发展到两个，从两个发展到三个，好像年龄是一个增大着的磁场。可是偏偏我跟她就走在了一起，偏偏在她和我18岁的顶峰阶段，而且一起走进了当时比我们俩都高的苞米地（后来大概只比我高了）。夏天的黑龙江。天特别的蓝，那当然是我们仰面朝天时才收获的印象。
除了天蓝，再就是太阳亮，再就是黑土地凉。我们都没有说话。我觉得我很需要黑土地的这种凉，就像电需要地线或者雷需要避雷针，否则我就有可能被太阳点着了。闭上眼睛，我发现了天地间的安静，没有一丝的风，可我却听见了呼吸声，感觉像是太阳发出的，远远的，轻轻的，悠长的，温柔的，节奏却越来越快。好像怕真的烧起来，我说话了，这地方好吧。她也说话了，你来过这里吧？她的话打断了太阳的呼吸，但只是打断，话一结束呼吸又恢复了，是她的呼吸，当然是她的呼吸，本来就是她的呼吸，只是更急促了。我说，你的意思是我布置的？然后我也听到了我的呼吸，也很急促，却仿佛是刚出现的。话一出口，我就翻过身去，压在她的身上，我说最后几个字时的嘴巴几乎碰到了她的嘴巴。她说，不是你难道是我？她一个翻身，把我压到了下面，用通红的脸笑着，她说话的嘴巴几乎碰到了我喘气的嘴巴。我说，我从来没来过这里。我却翻不过身去。没想到她的力气竟有那么大，当然也是因为她有了充分的准备了。我闭上了眼睛，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我们的嘴巴都微微地开着，都发出短平快的气流，嘴巴的上端不时有些接触。
真没想到，我想。我问她，走走？我问她的时候，她在我面前站着，我当然也在她的面前站着，这么站着有一会儿了，从她的脸红我知道我的脸必然也是红的，就像她是我的镜子一样。她说，好的。周围没有人。我是偶然回来的，大家也就是所有的“战友们”都在麦田里。我偶然地碰到了她，在我们分场的边上。我从来没有离她这么近，虽然有很多次我们的目光跟发电报一样有过纠缠，或长或短。没有谁带路，我们是并排走着的，就这么走到这苞米地了，就这么走进来了，然后发现了这块空地，这里的苞米株被压倒了一片，上面还铺着不少从旁边什么地方搬来的苞米株。是啊，我想，显然是“安排”“布置”过的。可是，这不是思考问题的时候，呼吸和血液循环不允许思考。我终于翻了过去，又压在了她的身上，翻得很轻松，不知是否是她故意配合着的。我的嘴这回懂得享受了，慢慢地找著她的嘴，却被她推开了，好臭，她说。再香不过了，我说，我有些生气。她说，真的臭。我也闻到了。我在她的半推半就中离开了她的身体，她也坐了起来。那臭味忽然变得尖锐了，直往肺的最深处的格子里扎去。我拨开几株铺在地上的苞米，她叫了起来，那是恐怖电影里美国女士的标准叫声，那种抽象的放之天下而皆准的女人的叫。我叫得却很具体：“小孩！”黑土地上躺着一个小孩，准确地说是个婴儿，应该是刚出生的婴儿，看上去白白胖胖的，我把手里攥着的苞米株拉到一边，这婴儿翻了个身，跟我们刚才翻身一样地翻了个身，这一边全烂了，爬着好多的蛆，白白胖胖的。她奔到一边，那边传来了她的呕吐声。另一边传来了许多苞米株相碰的声音，还有人说话的声音。我忙奔到她身边，拉着她的手，把她从下蹲的位置上拉起来，拉着就走，她跌跌撞撞地一路发出恶心反胃的声音，一路没忘问干什么。然后她听见了，跟我一样听见了，是几个人在叫喊：“死婴！狗男女！一定还在附近！怪不得刚才有人叫喊！明明听见了叫喊！”那是哈尔滨口音的，我甚至听出了几个熟悉的人来。我几乎拉不动她了，她好像陷在软软的深深的黑土地里了。等到我不拉了，她却来拉我，我本来想说，还是不动的好，可是我没有说，我没敢说，我跟着她走了，走得很急，越走越急，我听见后面一片叫喊：“在那里！”然而那片叫喊声却往别的方向去了，而且分成了两路，两路都叫喊着，越叫越远。
我们坐在黑土地上，苞米中间，她那被我搂着的胳膊全是湿的，她贴着我的脸也是湿的。在这个时候，我却找回了自己的性别，发现我重新振作起来了，就像孙悟空摇摇身体，金箍棒就出现了。风来了，忽远忽近，然后不分远近拨出一种铺天盖地的簌簌的声音，我们也跟着发出那种簌簌的声音，当然那是她在簌簌地颤着，当然不会是我。我轻轻地在她的耳边说，没事了，起风了就更没事了。她点点头。只是好像是点头，准确地说，是她的头发在我的脸上扫动了一下子。我说，我们走吧。
往哪走？我说，离开这里。然后我知道了，那“往哪走”不是她说的。彭卫东弯着腰挡住了阳光，俯瞰着我们，一脸领袖的慈悲关怀。彭卫东是当地人，是我们分场的革委会副主任。另一个声音说，方方？那是余冬青，哈尔滨青年，方方的铁杆追求者之一，他的话是走音了的。另一个声音说，狗男！这位及时合上牙缝把后面那个“女”字活生生堵在口腔内部的叫杨远东，是方方的铁杆追求者之二。
那是我来到黑龙江后第三次蹲小号了。上海有一句话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同样的事情最多重复两遍，第三遍的结果就绝不会一样了。如果说前两次我是死里逃生，那么这次我就是死定了。也许。不一定。不，这不是我的命运，绝不，否则就不是我！
所谓小号，自然跟正规的监狱是不一样的。在我的想象里，监狱大概也不过如此吧。这是分场场部办公楼里唯一的两间半地下室之一，所谓半地下室，就是从正常的窗子里看出去看到的是别人的上半身，而如果爬到平行的高度从半地下室的窗子看出去，就只能看见别人的臭脚丫子了。当然，在下面待着并仰着脖子，那是只能想象臭脚丫子及其包装。好几次，上面响着玻璃上的喷水声，一个北方声音喊着，小子，热茶来了。另一个北方声音喊着，小子，再来一杯。每次都会从不严实的小窗子周围流下一些液体来。几天下来，那小窗附近的尿臊味就越来越浓郁，浓得挥之不去，化之不开了。这里有一张木板搭的小床，对于习惯了几十个人一排炕的我来说，这却是难得的享受。除了每天有几个人特意跑到小窗口尿尿，每天有人送一次饭（第二天我才明白了：这一次饭你分几次吃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倒是清静。闲了下来，我就设想我会怎么个死法，死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经常会想起白白胖胖的形象，那小脑袋，小屁股，那些爬行自由的蛆。 那几天我唯一见得到的人是镇宁路港督。镇宁路港督是真的港督，北方话叫白痴或者低能儿。有人说，上海知青办怎么会把港督送到乡下来的。有人说，那一定是开后门的，他家里讨厌他，到黑龙江来有吃的还有钱拿。他就是给我送饭的人。因为他别的什么都试过，可是什么都不会做，比如割个小麦半小时就能在自己手上割出十几个口子，或者把从深井里摇上来的桶里的水全浇在井边让那里结起厚厚的冰，然后提着空水桶回来，后来人家就让他给蹲小号的人送饭，好在咱们的小号一年四季几乎得排着日子往里面住人，没几天空闲的。第一天，他傻傻地笑着进来，傻傻地笑着说“吃粪了”，我踹了他一脚，告诉他要说“开饭了”；第二天，他进来傻傻笑着说“开粪了”，我踹了他一脚，告诉他要说“请你吃饭”；第三天，他傻傻地进来笑着说“请你吃粪”，我踹了他一脚，深思熟虑地告诉他要说“我吃饭”；第四天，他傻傻笑着进来说“我吃粪”，我一想还是不对，只无精打采地说了一句“对，你吃粪我吃饭”，却再也没有胃口了，尽管胃壁相互磨得生疼。
直到第二天傍晚，我才见到了镇宁路港督以外的另一个人。这个一进门就捏鼻子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的人叫管玉莲，她是我们卫东分场革委会副主任彭卫东的老婆兼上司，也就是说，她是革委会正主任。我以前每次看到他们俩站在一起，都会想，人说做夫妻会越做越像，可是连脸型都像的，那还真是难得。他们俩都是方脸，而且都长着一颗黑痣，虽然不在同一边脸，却正好是男左女右，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文革”后一度时兴的那种贴面舞方式沟通思想。管玉莲是一个人进来的，进来后就摆出了想走的样子，那臭味显然把她给熏晕了，所以，她放开鼻子后和重新捏上鼻子前的第一句话是，咋样？还习惯不？我想，这意思是我应该习惯，应该有八年抗战的思想准备？那也好，活个八年九年意味着不至于立马死亡。我说，管主任，拿我怎么样没关系，可是人家谈方方还是小姑娘。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有一股豪气从胸里升起。我说，管主任，那婴儿早就死了，都长蛆了。她的手撤离了我的肩膀，因为她进来的时候我是坐在那只又低又小的小凳子上的，我本来要站起来，可是当时就被她的手按住了。她说，可是你们也许是因为不放心而回去看看的呢？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咋哪不能去，干啥非得到那疙瘩去呢？临走时，她在我的面前转过身去，转得那么的“贴切”，那肥大的臀漫不经意地经过我的鼻子前方时甚至还漫不经意地撅了一下子。她撅这一下子的时候跟下蛋似的撂下一句话，好好想想。
我不知道她让我想的是什么。半天我才从潮湿阴冷的半地下室的地上爬起来，我是爬到那木板小床上的，一身冷汗，手脚僵硬。那天我做的梦是关于我的死法的，那几天我经常设想我会怎么死，但死到梦里去还是第一次，而这一次跟哪一次都不一样。至于管玉莲让我“好好想想”的时候为什么要撅腚，我当时还真没有去想。去想这事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后来我还想，她把我按在小凳子上，不让我站起来或者就是为了给那个最后的撅腚礼做铺垫的吧？那个梦我直到今天还记得，说来不好意思：我是被臭死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屁股向我撅来，遮住了苞米地上空放着耀眼的光的太阳，遮住了所有的光线，无穷无尽的白白胖胖的蛆从那里掉下来，然后在我身上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我居然能看到这一切，看着我怎么在深呼吸中并且正是由于无法遏制的深呼吸而被臭死，我用最后的力量抵抗臭气以致身体不断地缩小着，最后一眼我看到的是自己变得白白胖胖的小脸和白白胖胖的小屁股，在越来越白、越来越胖的小虫覆盖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一口气是臭气发出的一个骄傲的宣告：它已经占领了我的最后一个细胞。
我吱吱地醒了，以至于我发现自己靠在门上就睡着了，同时发现晓闪刚经过我身边，显然上完了厕所回来，她梦游般地晃着，对靠在门上甚至把门靠出声音来的我视而不见或者没有看见或者觉得很正常，我就应该是靠在那里的，就跟她和动动应该是躺在那里一样正常，她晃到床上，胳膊重新放到动动身上，脸重新放到动动旁边，然后就不动了，而动动仍然保持着四仰八叉的姿势，显然在这期间一动也没有动过。白白的大大的小脸。三岁了，我们家的小皇帝，动动，都是小孩子。假如那个死婴还活着。我不想去想这遥远的事，我拼命地使劲地把这想法推开，这却跟那臭气一样不可阻挡，假如他或者她还活着，应该有二十岁了。我走向客厅里的沙发。我希望能在沙发上梦见库当大街，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1999年
斯坦和晓闪争吵已经成了这幢楼里不可或缺的内容，就像它是当初装修的时候就装在了楼里的那样。楼上和楼下的邻居们有时候会用捷克语或者德语或者土耳其语相互地询问：今天怎么会这样安静的？但一般过不多久，他们就相对微笑着摇头，这种摇头仿佛是一种肯定：这幢楼毕竟还是这幢楼，听见了吗那声音，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女的嗓门大，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根本听不到男的的声音。有时候，男的到中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一去几天，几天后或者十几天后，邻居们就说，听，那个唐先生回来了。听话的人如果是哪个偶然到这些邻居家里来的客人，他或者她就会说，你是说女士吧，然后这些邻居就笑了。因为大嗓门的女声一旦响起，说明的确是那位男生也在场。
这里的邻居们从国籍和来源上说很杂，正因为杂而显得特別的宽容，也许因为谁也搞不清别的民族的习惯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且他们自己有时候嗓门也会很大，至少比德国人嗓门大。他们说，德国人嗓门只在两种情况下比谁都大，那就是做爱和笑的时候。
对斯坦来说，这种吵闹或者说是晓闪发出的指责、批评就好像是一种嫁妆，跟着她娉婷的青春的身段就进了家门了，但一开始的时候压在哪个陪嫁的箱子底下，而箱子也被塞到了床底下哪个角落里，直到哪一天终于想到并打开这个箱子了，这东西就再也塞不回箱子里去，它就这样满屋地走着，得意扬扬地颠着步子，在不断的突破中不断地等待着下一个突破口。比如今天他就说了一句实在忍不住的话：“我们大概五百年前就是冤家吧。”然后他就听到电视里在说北爱尔兰独立什么的，他想，我们俩大概在五百年前一个是爱尔兰人，一个是英国人。他已经有了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在比如说他刚才那话说出去后晓闪必然以超大嗓门吼叫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这种吼叫中他居然可以思考问题，而根本就听不见那超大嗓门发出的声音里有着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今天的气氛本来特别的好，晓闪甚至给他提出建议。他不记得晓闪什么时候给他提过这种业务方面的建议，这当然是因为业务现在弄到家里来了，要不然曉闪可能永远也不会管他业务方面的事情的。晓闪的建议是，能不能租一个店面把这些“么事”卖出去。他就笑了，因为晓闪总是把他那个东西叫成“么事”的。晓闪那本来难得温暖的脸又冷冰冰了，“你笑什么笑？”斯坦把她一把拉到沙发上他的身边，把她的手拉过来：“这个么事你要卖出去倒算了，还要放到店里去卖？”
楼下的德国男人和加纳女人先是吓了一跳，德国男人问加纳女人，“人家中国人叫，你干嘛也叫。”加纳女人说：“可是他们平时总是女的叫，就是那个闪闪。今天是男的叫，就是那个坦坦。”然后德国男人问加纳女人，“现在你又是怎么了？噢呀，你疯了，还坦坦。噢，噢呀。”加纳女人说：“噢呀，噢呀，噢呀呀。现在，噢呀，是中国女人在叫，噢呀呀，我们也叫，噢呀。”德国男人说：“不对，噢呀。太棒了你，噢呀，闪闪叫的是啊呀，啊呀。你太棒了。啊呀。”加纳女人说：“噢，噢，那是中国话，啊呀。你叫她闪闪，啊呀，你干嘛叫得啊呀这么肉麻啊呀。那是中国话啊呀，德国话是噢，噢噢，噢噢噢噢。”
楼上的捷克男人和捷克女人摇摇头，捷克女人说：“今天他们叫得太不像话了。”捷克男人拿了把锤子当当当当地去敲暖气片，“女人叫就算了，怎么中国男人也会叫得跟割了他那个东西一样。”捷克女人说：“行了别敲了，现在是那个女人在叫了，这么早就叫得这么响。”捷克男人说：“她平时不是这么叫的，平时是骂人那种叫的，今天这是怎么啦？好像不是一个女人在叫唉，不光是中国女人，好像整幢楼都在叫唉。”捷克女人说：“你干什么，现在才几点？你还没有洗澡呢。”捷克男人说：“是整幢楼唉，我们不能缺席呀。我没说错吧？你早就等着我了。”捷克女人说：“你自己看看，看看，是谁在等着谁啊？”
路上的行人不是很多，德国行人一般也只顾走自己的路，几乎没有好奇心。可是这不多的行人却纷纷站了下来，而且都是在摇头以后走开的，有的人走到马路对面了还在摇着头，好像忽然发现天太冷了，不摇就会冻住了，于是一时就停不下来了。
斯坦之所以大呼，晓闪之所以大叫，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晓闪没料到平时要多疲软有多疲软的斯坦，今天忽然会变得这么强硬，所以，晓闪挣扎着站起来，然后踢那一脚的力气相对来说用得太大了，而斯坦那是真的疼了，以致他发出的那声惨叫把他自己和晓闪都吓坏了。第二个原因是今天晚上晓烁把静静和动动都带到晚妮娘娘店里去了，家里只有他们俩在。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接下来太猛烈，猛烈到了几年来没有过的程度，晓闪一开始是要试试斯坦是否被她踢断了，所以很温柔，接下来发现那一脚让他脑震荡一样的疯狂，上海人把那东西也叫“小头”的，相对于楼上的“大头”，所以那东西也会震荡，导致晓闪真的忍不住要叫。第四个原因是这种过于猛烈，导致大沙发旁边堆得高高的纸箱砸在了斯坦身上，在翻了一个身推开一个纸箱后，新往下掉的两个纸箱又砸在了晓闪身上，虽然感觉不到疼，但是一种应该要感觉到疼的想法加强了晓闪的叫的力度，使她的叫声不仅更加高昂起来，而且混合着上气不接下气的笑，造成叫声变化多端和起伏高昂。
之后他们才发现今天晚上这幢楼格外的热闹，楼上楼下甚至那住着一对老人的隔壁都有叫声或者说放开的呻吟。斯坦笑了，但他的笑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晓闪哭了。斯坦说：“你又怎么啦？”晓闪说：“啥个叫又怎么啦？你自己看看这个房间，还是房间吗？”斯坦说：“我不是在想办法吗？”晓闪说：“你想个鬼！你再想下去，我们就在一大堆金银财宝里饿死了！”斯坦不说话了，似乎被她的语言忽然变得有些诗意震撼了。晓闪说：“这些东西能吃吗？”斯坦保持着不说话状态。晓闪继续说话：“侬讲呀！碰到事情侬就港掉了？侬哑子啊？”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后来又变成了平时那种吵架的叫声。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并不知道楼上楼下和隔壁又都安静了下来，那是一种在平常状态叫声出现后，自然要回归于平常状态的安静，一种试着进入睡眠的状态，或者穿着裤子内衣也罢，没穿裤子内衣也罢，走向卫生间的过程中摇头摆尾的状态。她的叫喊一直持续到斯坦摔上门消失在冬天的夜幕里五分钟之后，以及她听到暖气片被楼上楼下同时敲得震耳，于是她也敲了两分钟作为反击之后。
在晓闪终于安静下来，也就是说整幢房子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在她呆呆地看着一屋子东倒西歪的纸箱，连翻过这些东西走到哪张椅子那里去坐下的念头都不能发生的时候，斯坦走进了他的办公室，穿过堆到天花板的纸箱中间的小道，在被纸箱们挡得昏暗至极的灯光里找到他的写字台和他的老板转椅坐了下来。这还真不能怪他。这些纸箱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11月中旬了，原来订了两个集装箱的德国公司说，太晚了，已经是冬天了，该买的都已经买了，谁还要啊。再加上原来没订却附加着到来的那两个集装箱。斯坦跟汉堡港吵了两天，可是那仓储的天文数字费用一个零都不肯划掉，人家说仓库根本就不够用。斯坦跟贾黑明轻声细气地讨论了三天，贾黑明说，没错，我们的订单是6月就发出了，可是我是10月才收到货的，收到后一天也没敢耽误啊。斯坦跟贾黑明说话只能是轻声细气的，而且许多话要点到为止，甚至点不到就止，因为贾黑明是贾共识的儿子，而斯坦的未来，说得形象一点是存在贾共识的肚子里的，一旦贾共识肠道受阻，斯坦那是连一点未来气味都闻不到。于是，斯坦只能再次向浦江借了钱，让物流公司把货运到柏林。办公室里实在堆不下了，剩下的自然只能占据家庭空间。
斯坦也是想了些办法的了，比如在办公室玻璃窗上贴上大大的德国字：“喷血出售羽绒衫”。他觉得中国商家常用的“吐血”不够生动，有必要升半个级别。第二天下午就来了两个人。第一个人说，“每个纸箱10马克”。斯坦请他离开，“对不起，我每件成本都不止10个马克。”第二个人是一个警察，是在办公室门口跟第一个人迎面错身而入的。这位警察请他解释“血”的含义，然后告诉他，这么写，给人的印象是玛菲亚就是黑手党在办事而不是做生意。他说，“中文是这么说的。”警察说，“对不起，您写的好像是德文。”他慢条斯理地当着警察的面就把那纸撕了下来。当然，撕掉的只是“血”这个词。于是窗子上那句用大大的字母写着的话就成了“喷射着出售羽绒衫”。 坐在被高高的纸箱遮得昏昏沉沉密不透风的小空间里，斯坦确实是想到了刚才电视里关于北爱尔兰自治权的新闻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百忙之中怎么会单单注意到那么几句话。简化成中文后，那个地方简称是“南北爱”。这也许是斯坦没有想到的。但跟他的思路却偶然地对上了，这思路也是这些天来，这相当一段时间来反复出现的，因此也是相当必然的：他又沉浸到那遥远的青春旅程里去，从南方走向北方，从童男走向“爱”。他不知道那是不是爱，也许那只是无聊，而他的第一个女人居然是那个想起来就让他浑身不舒服的老女人。
也许一切在那开开停停，足足走了三天四夜的火车上就开始了。上海到黑龙江北安虽然很远，却没有这么远。可是在那个时代，运送那些毛头小男孩和中发小女孩的列车时刻表以外的所谓专列，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就像是火车自己也不愿意到那个遥远寒冷的地方去，或者是受了充满车厢的情绪的影响，从火车悄不作声地跟上海真如站站台错开时，那一片哭声就开始了，那时的火车为了防止送行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在汽笛长鸣中放声大哭，从哪天开始就不再拉汽笛，可是汽笛不叫了，火车却是终究要移动的，火车移动，哭声也是终究要响起来的，何况没有了汽笛声的掩盖，火车内外甚至天地之间听得见的也就是哭声了。哭声自然早就没有了，火车还没有到几公里外的南翔就没有了，但那种无声无息从火车身上传染到了小乘客们身上，而小乘客们的无声无息让火车没了劲头，开不了多远就停了好几次，经常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头两天他精神特别的好，居然一点都睡不着，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却睡得天昏地暗，就在走向厕所的路上和从厕所回来的路上也整个没有醒过。整个挤得满满的充满了男性女性青春荷尔蒙气味的车厢，从错开上海真如站的站台以来就没有醒来过。直到他在一片笑声叫声里眯缝着眼睛，然后站起来，然后跌跌撞撞地继续走路，然后再次靠在椅背上，车厢和列车才醒了过来，醒在他再次掉入睡眠的深渊之前。
在再次掉入睡眠里之前，有许多片断在他的周围飞翔着，就像树林里的小鸟、昆虫和树叶那样的飞翔，却一丝风都没有。透过这一切，他看见的是一张美丽的像下山前的太阳一样红的女孩子脸。一个男性的声音很洪亮：“你们都跑我们这里来干什么，都回去，回去，什么事情也没有的。”许多人从旁边的车厢涌了过来。在这深夜里。许多人在提问题，许多人看着他。在他走回自己座位和坐下来以后的整个过程里，一个女性的声音傳了过来，很成熟的：“他不会的，他还这么小。”这一个男的和这一个女的后来走到了一起，他们俩都是老高中的，是男生里面和女生里面年龄最大的，已经都过了二十岁了，在他的眼里那就是很老的了。他确实还“这么小”，他那时刚过了十六岁生日。另一个女生说：“吓死我了。他把我推开，就把头埋到她肚子底下去了。”另一个女生说：“肯定是太吃力了（太累了）。”鸟的声音里面飘着昆虫的声音，还有树叶的声音，有叫的有笑的，一丝风都没有。那么多人从别的车厢涌来，后来他想起来了，那说明这车厢里是多么热闹。两天多的旅程没有声音，一下子全爆发出来了那样。他记得那张跟下山前太阳一样红的脸是美丽的，那是一种羞，这是他当时的感觉，同时是一种幸福感，这是他后来的感觉。他没有吻那张脸，他甚至只记得那是美丽的，但这张美丽的脸具体是怎么样的，他却一点都不知道。从叫声里和非常破碎、简单，像树叶一样飞着的记忆里，他明白自己从厕所回来后就在女孩子们那里躺下了，应该是扒开了一个女孩子，把头也就是脑袋埋到另一个女孩子的肚子上（他们却说是肚子底下）去了。而那个女孩子把两腿分开了。应该有春天的气息，花的草的气息。
到农场后，当男生站成一排，女生站成一排，斜对着站着听革委会副主任彭卫东训话的时候，当男生和女生在收工的路上迎面错过的时候，他看到许多女生看着他笑，其中也有几个女生脸跟下山前的太阳一样红，他使劲地去辨认以及回忆，但根本不可能想起来那个女生是哪个。直到那天到水房打完水想要往回走，那个女生面对面地站着看着他，脸涨得跟红太阳一样地看着他而脚不往前挪动的时候，他真想问：是你吗？可是他没有问。他们俩一人手里拿着一个热水瓶，相互看看，走两步，再看看，再走两步，就这样走出了连队的“屯子”，手里各拿着一个热水瓶。后来他们当然说话了，至于说的是什么，斯坦是一点都不记得了。他唯一记得的是，他到最后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没有问，他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知道他的名字。
所谓“最后”，指的是他们被抓回连队的“屯子”之前。其实，他们就是在朝着场部的方向走去，走在泥土的，但却足够宽阔的道路上。当一帮人大呼小叫地从“屯子”那里追过来的时候，他们还很好奇，站了下来，还相互笑笑，觉得今天一定是有什么戏可以看了，一点都没有自己会是主角的感觉，直到他们俩的胳膊都被反拧得很高很高，脑袋都被压得很低很低的时候，就像“文革”初期他们造反的哥哥姐姐们反拧别人的那样。
他们就这样被拧回了分场，然后被分开了。于是，他第一次住进了小号。他想了很久。当他跟火车上的经历联系起来时，他第一次产生了这回小命要玩完的想法。然后他被拧到了舞台上。他是第一次到舞台上。以前他都是在舞台下面往上看的，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斗牛鬼蛇神，他年龄太小，也只能在台下面看。这次他被拧到舞台上，面对底下挤得满满的观众，有一种面对许多镜子的感觉，他想看看他在他们的眼睛里是什么样的，但他的脑袋马上就被压得更低。然后他听到彭卫东说到他的名字，紧接着说到的是那同样被带到了台上在他可以想象得到的近处站着的女孩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他还以为那是双名的，她叫“圆圆”。他知道她的名和姓里都没有这个“圆”字，都是另外的字，也就是说第一个字是“袁”第二个字是“媛”的时候，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发生在上海，准确地说，是在胜军的婚礼上，换句话说，袁媛成了胜军的妻子，比成为他的阿嫂早了将近十年。奇怪的是，那婚礼上，老战友兼新郎胜军的两个妹妹晓闪和晓烁根本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晓闪比他小了十岁，晓烁当然就是更小的毛丫头了，用那时也只不过二十几岁的他做个减法，结果可想而知。他后来问过晓闪，那次婚礼她参加了吗？她居然反问，你参加了？他对她没有印象，他觉得是应该的，可是她对他也没有印象，多少有点让他不舒服。 彭卫东副主任给他和“圆圆”宣布的罪状是以上山下乡为名，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糜烂丑恶、流氓地痞、混账王八蛋之实，动摇知识青年的军心，破坏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还有伟大什么来着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当时如果不是刚到农村什么都不懂再加上有点紧张，他应该能指出彭主任的言论是反毛主席的，从而让会议的方向掉个个儿，因为“伟大什么来着”这种说法是非常恶毒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可是他只是说：“我们只是散散步。”彭主任说：“散步？还只是？把罪证带上来！”于是他又看到了那两个热水瓶。彭主任说：“散步？散步带这俩玩意儿干什么？”下面哗的一片笑声，他发现那笑声是从右面那一片人群里发出来的，左面那一片有人笑了两声马上就停了下来，然后右面那一片有几个人在大喊，都是哈尔滨口音：“冲洗现场！”“洗澡！”“洗刷罪证！”然后彭主任说：“都对，不过没说全。这俩玩意儿是什么形状的？”底下没了声音，显然不知道主任的意思。彭主任的声音变得得意起来，“把瓶塞拿出来，再看看，是什么形状的？”右面那一片大笑，有人叫着：“圆的！”大笑 。“是圆圆！”大笑。“圆圆的洞！”大笑。他听到身边不远处传来哭声，是女孩子圆圆在哭。他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于是他的脑袋被大力地压得更低了，同时他看见了下方彭主任的两只鞋子。彭主任说：“我们要干什么，还是你要干……什么？”他在“干”字后面停了一会儿，于是右面一片笑得都快把屋顶掀掉了。那时候，刚到农场，斯坦根本还不知道“干”这个字的北方内容，否则他说不定也会在最不该笑的时候笑起来的。他不光看见了彭主任的脚，他还看见了彭主任肥大的裤子，他甚至闻到了一股跟他住的那个上海427弄地上的鸡屎有点像但更强烈的臭味。他听见彭主任的声音从上空降落：“你叫什么名字？”彭主任沒有等待他的回答，把宽松的裤子的反面也就是更臭的一面转到了他的面前，用他的正面问不一定闻得到他的臭味的台下面：“他叫什么名字？”这回台下右面那一片理解得够快，有人叫喊着：“唐！三！贵！”另一个大声提问：“哪个跪？”好几个人同声喊：“下！跪！”一片人乱糟糟地喊：“让他跪三跪！”这时，左边人群里一个人大叫起来：“你们干什么？”他这一喊，右面居然一下子没了动静。他又喊：“放开他们！你们欺负上海人！”他的声音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在向舞台冲来。彭主任的屁股离开了斯坦，向台边挪去。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左边好几个人喊了起来：“放开他们！”“放开他们！”每叫一次，声音就增加一些厚度，然后也有了要把屋顶掀掉的气势，有了一种没有间隙的，也就是说几乎是全体参与的雄浑，从大提琴低音巴斯萨克斯管到钢琴小提琴小号全有了。过了一会儿，这一会儿也许很短暂，但给人的印象是很长的时间，右边也有了叫喊声，却好像全是大提琴中提琴低音巴斯加上鼓和锣，没有尖锐的温柔的乐器。礼堂里乱成了一片，整个失去了主旋律。在这一片混乱里，斯坦的耳朵隐隐约约捕捉到彭主任的话的片段，比如“反了你们！”还有“把他们押下去！”
左边第一个站出来叫喊的人，他听清了，他在短暂的很快被再次压下去的抬头过程中也看清了。那人就是胜军，齐胜军。这是他首次从小号里出来后第一时间询问得知的，在台上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原来根本就是不认识的，跟其他坐着一列火车来的所有人一样。
这是后来他一点都没有嫉妒的感觉，能够坦然地参加胜军和袁媛的婚礼，并用他当时几乎全部的积蓄购买礼品的原因。但当然不是全部的原因。其实，他早已没有了嫉妒的理由。本来在那里男连和女连之间就很少有接触，他见到她的机会就更少，偶然见到，有几次也很近，她的眼皮会马上降落或者瞳仁会马上滑开，他们俩之间再也没有说过话。在她眼皮降落或者瞳仁滑开的前后，斯坦几次怀疑，她究竟是不是火车上那个有着下山前的太阳一样的脸的女孩。太阳是美丽的，而她跟美丽的太阳有着相当不近的距离。直到在胜军的婚礼上，当她和胜军端着酒杯走到他的面前时，他们俩的眼睛才终于对接上了，而这时她的脸又像那下山前的太阳了。只有在这时，斯坦才觉得她可能还真是她，只是真实中的她像卸了妆，卸了火车上的昏睡和小鸟和昆虫和树叶和让王子不顾一切要吻她的那种动力。
他是一星期后从小号里放出来的。彭卫东对他的老婆兼领导管玉莲说，如果马上就放，那帮初来乍到的上海知青，不但没有通过这个行动被镇住，而且今后可真的要反了天了；如果关的时间太长，可是便宜了他了，因为正是秋收大忙的时候。管玉莲只是点点头，随你了。那时管玉莲根本不想管那么多，而斯坦还没有走到管玉莲眼睛里去，顶多还是一个太小的小孩子。这些对话自然没有传到斯坦的耳朵里去。反正他是在觉得自己已经被遗忘的时候忽然被放了出来，并且直接被扔到了脱谷机旁遮天蔽日以及蔽月亮蔽星星的所谓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灰尘里去的。在灰尘里，他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一个礼拜里，没有人出卖过他。上海知青一个个都挺够朋友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向分场革委会反映了火车上那个故事，那他不但出不来，而且还不是一个非正规的小号关得下的了。那个时代，许多事情可大可小，村长一高兴，可以把法官都拉出去枪毙掉。
后来谁说过，他是圆的不成，搞方的。这话也没有传到斯坦耳朵里去，但其实他也是这么想过的，先是圆圆，后是方方，还真的有点巧，尽管“圆圆”那两个字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而方方也不是姓方。结果是，圆的不成，方的也不成，而且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路牌指着的就是小号。
铃声。田野里收工的铃声，连长朱明嘉在地头摇着。上海街上自行车的铃声，好几辆朝他逼来等着他让出道来。这铃声响得很顽固，直到斯坦从黑龙江和上海终于回到柏林。他费了一些劲才抬起头来，找了一会儿才找到了电话，找到了电话才回忆起自己在哪里。房间里很昏暗，晓烁的背后是堆到天花板的纸箱，电话机在晓烁的侧后方。“你来了？”他用被睡意泡得大大松松的舌头问。晓烁笑着侧了一下身，好像是让他进一步明确响着铃声的电话机的位置。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伏在写字台上睡着的，更不知道晓烁是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坐上桌子，并且把他的脑袋放在她的两腿间的，他只知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脑袋跟她的牛仔裤港湾有些摩擦。他从她的右后侧拿起电话听筒来的时候，晓烁侧着身微微抬起的正后侧发出了清脆的划破空气的声音。听筒里传来的是晓闪的声音：“你说什么？”他说：“不是我。不是的。那是。尸比。”百忙之中，他急中生智地自以为聪明地临时把一个粗字一分为二，避开了他一辈子始终想要避开，最想要避开的“俗”。可是晓闪当然不能理解：“什么比？你骂人？”他越描越黑：“不是的，不是那个比。是第三声的比。”晓闪说：“什么第三者？哪个第三者？”他的舌头有点打架了：“不是的，第三声，不是第三者的声音。”晓闪有了新发现：“你干什么啊？笑得这么娘娘腔。”斯坦不能说是“你妹妹在笑”，是“你妹妹”使劲地忍着笑却还是没有完全忍住，使那笑挣扎在空气里，显得很怪。他伸手去捂她，手却去了他的脑袋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坐着的身体的港湾，像是按了一个机器人的机关，导致两条机器腿立即自动合拢来，两只机器手自动伸过来，从四个方向卡着他的手。晓闪喊着：“圆的什么啊？”斯坦想，整个乱套了，他刚才大概说圆的洞了，或者是说圆圆了，可见他的脑子还在从遥远的地方往回收的过程中，同时在跟现实的景象与感觉重叠着。他无法回答，便只能提问：“你还没睡？”晓闪说：“睡不着。”他觉得这话是在道歉。晓闪又说：“早点回来吧。”他不记得晓闪说过这样的话，用这样的声音。于是他的胸口有点闷，眼睛有点潮。他往回抽他的手，那手在感觉里也有点潮，而且显然有渐渐会淹没在潮水里的感觉。看上去这么文雅的女孩，他想，她是故意的，否则隔着厚厚的牛仔裤怎么可能呢。而且她是她的妹妹，他想。他说：“我不可以的。”他这话说得很坚决，于是那手终于抽了出来。晓闪说：“什么？你不可以？”晓闪的声音一下子恢复了跟平时大多数时候那样的分贝，那种震得耳膜疼的响。 挂了电话后，他对晓烁说：“那是你姐姐。”晓烁没有说她当然知道，也没有说谢谢阿哥提醒，她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没有看着他。他说：“回家吧。”见她仍不说话，他站了起来，向门外走去，她却在门口超过了他，还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在碰到他面孔之前就像被一根线拉了回去，让那脸以更深的色调从周围的昏暗中凸现出来。这是那个羞，这是那个红。他的记忆又蠢蠢地动了起来，跟当年火车上一样。摇摇晃晃地就走错了地方还睡着了，摇摇晃晃又站起来离开了那里。他关了办公室的灯，却忘了关办公室的门。在马路上冷得刺骨的风里他想起来了，但他没有回去。他想：菩萨保佑，最好明天早晨办公室里空了，所有纸箱全部不见了，比如半夜来一辆卡车，停在办公楼的门口，而他就有了一个借口。在那种情况下，晓闪还会反过来安慰他。这他已经有经验了。
2000年
我说，老板娘。她纠正说，老板。我说，好，老板，我能问一下吗？你的饭店为什么会取名叫“锦江饭店”？她眨眼睛的时候睫毛显得特别的长，非常生动，我也不知道，我买下来的时候饭店就叫这个名字。她眨了一会儿眼睛而没有等到我下一句话，就走到了静静旁边，弯下腰去，把那让我无法不接受邀请尽情去看的部位撅得很美。她在告诉静静鱼缸里那是什么鱼，而静静在点着更上面的鱼提问时还要跳起来。我的心里多少有点失望，听口音她就不是上海人，而我到这里来当然是因为这家中餐馆叫“锦江饭店”，它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經常故意经过却只能探着头往里面的花园看，还会被穿着枣红色制服的看门人驱逐的上海并列于西郊宾馆和兴国宾馆的毛泽东下榻的最高档宾馆，和我亲自住过的前面加了个“新”字的超级高楼。再加上那天年轻的老板（娘）隔着窗子给了我一种美丽的导致事后身体振兴的震撼。这是我今天选择这里的原因。他们都还没有来，包括晓闪和动动。当然，我跟他们说的是六点半，而现在刚过五点半。我提前近一个小时来还带着静静当借口的原始动机已经有点淡出的意思。当着面的老板（娘）没有那么美，甚至很普通，那睫毛在近距离观察中有随时会有脱落的危险，只是转过身去弯下腰来的形感还是很不错的，比当年那个我的“第一个”那可还是强得太多了。
那是我第二次关小号的日子，也是我们分场革委会主任也就是彭卫东的老婆兼上司管玉莲跟我第一次单独面对面的日子。那时我到黑龙江已经一年半了，我还不到十八岁。不知道是土政策还是国家政策，反正我们都不能回家探亲。好几个人都逃到北安火车站甚至上了火车，最远的都快到哈尔滨了，可到头来一个接一个地被“提溜”（读diliu）回来。
我注定跟搜捕有关，是被动态的有关。我的设备相当的齐全，除了那几天省下来的几个窝窝头和那个装备两节四号电池的小电筒（那里管它叫电棒）是土生土长的东西，前者来自食堂，后者来自分场里唯一的商店也就是小而空旷的小卖部，其他东西都是许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到过的，我说的是在那个年代。一个铜的罗盘就是指南针，一把货真价实有三道血槽的三角匕首，好像也是铜的，一张摊开来老大的地图。这张地图的稀罕之处是，它上面不但有黑龙江，上面和右面，总共一半左右是苏联的远东地区，包括大海，苏联的地名还都是用俄语和中文双语标明的。我从来没有在新华书店里看到过这样一张地图。地图显得很旧，但上面的中文是用简体字写的，也就是说不会太旧，我猜这可能是军用地图。谁知道呢？这些东西都是抄家物资。我真的没有想到过，就在我们427弄这种穷得冒烟的地方还有人家会被抄的，而且就在我家隔壁。他们说这一家的男大人以前是当海员的，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全世界都去过了，也就是说尽去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也许是显然是肯定是帝国主义的间谍。那天，宝钗傻呆呆地坐在门里靠门的地方，一张竹椅上。这个帝国主义间谍的女儿居然叫宝钗（这明显是个封建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名字），比我大几岁有限。我是第一批去看抄家热闹的，也就是说当时就是我一个人。红卫兵在她家里喊着，敲着地板墙壁，把一些东西堆在中间，包括几本书，还有一个铜的痰盂。这时，大脸苍白的宝钗把她的大脸（她脸盘真的很大，再加上她比我大的、那有限的、但在小时候就很要紧的几岁，所以显得更大）向我转过来，很快又转了回去，然后她竹椅上的大屁股后面就多出了一堆纸，这堆东西真的像是她生出来的，慢慢地随着她大屁股的扭动竹椅子的呻吟越来越多地露出来了，好像是纸包着一些东西，不大的一包。然后她又向我晃了一下大脸。我懂了，就把那包东西从那大屁股底下抽出来。抽出来的时候，她身子挺了一下还发出了一个像是笑又不像是笑的咕噜怪声，也许是屁股底下的抽出让她有点痒，有点享受（后者是我几年后回忆时的想法）。于是，我就拿着这堆我当时觉得一定是臭烘烘的东西回家去了。在我往家里走的时候，大批量的抄家参观团才欢呼着正式涌来，其中有几个经常跟我玩官兵捉强盗的还欢呼我的名字，吓得我慌忙中把这包东西塞到我自己一定同样臭烘烘的裤裆里去了。进了家关上门，这东西正好从我宽大的睡裤裤脚管里掉出来。打开一看，才明白这些还真可能是间谍罪证。一个铜的指南针，一把铜匕首，而包着这两个小东西的被我捏成一团扔掉后又捡回来的东西是一张大地图。就凭这张大地图（后来我用妈妈那烧得火红的熨斗把它烫平的时候还烧焦了一块），我到黑龙江来之前可能是唯一清楚北安在什么地方，北安周围都是些什么地方的上海知青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走远。我是站在一个坡地上，那里正好能看见分场的灯光亮起来，好像全部亮起来了，还有很多火把，狗吠人叫，一片欢腾，我看见那些火把和手电向几个方向散开，然后是蹦蹦车嘣嘣嘣嘣的声音，他们是这样用象声法叫那橡胶大轮子拖拉机的。我的印象里这地方的夜晚从来就没有这么热闹过，就像大家枯燥没劲了几十年以后终于发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在嘣嘣声去远了后，其他几个方向的火把和手电就开始往回撤，然后相当一部分跟着蹦蹦车的方向去了，只剩下一小部分还在附近转悠。我抬头看见了星星，我只认识那七颗北斗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根本就不往场部同时也是北安的方向走，而是反方向，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看山跑死马的五大连池那遥远的几座山的方向。我早想好了，往北安跑的人都被他们抓回来了，我偏往西北跑，五大连池那里，肯定也有什么车到齐齐哈尔去的，再不行我干脆往满洲里的方向去，等风声过了再折向上海。星星距离我很近，还发着绿莹莹的光。我想起来了，这应该是狼，肯定是狼，而且是好几头狼。我知道我不能跑，一跑就会带动它们跟着我跑，非要看我往哪跑，能跑到哪里去不可，可是，我还是跑了起来，而且越跑越快。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我再也跑不动而坐下来的时候，我听到了狼悲伤的叫声，但那叫声很远。在这叫声里，星星都掉了下去。也许是阴天了，初秋的风很大。我终于掏出了指南针，确定我面对的差不多正是北方，然后我掏出那窝窝头。还不太硬，可还是那么难吃，说什么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香，都是屁话。老城隍庙的小笼馒头，那能比的吗，还有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又一村的鸡鸭血汤，大世界对面鲜得来的排骨年糕，淮海路沧浪亭的鳝糊面，甚至长宁路、江苏路、四川北路、杨树浦路油里咬出萝卜脆的油炖子，甚至那哪里都有的烘山芋、爆炒米花，尤其陕西北路那家小店的生煎，半夜里也让我排在大多数人比我高，不比我高的只有两个嘻嘻哈哈的偶尔用眼角瞟得我在心里翻跟斗的小姑娘的行列里。甚至那遍地鸡屎的弄堂也是充满了温暖的，毕竟从一些人家窗子里个别时候还有梅干菜烧肉的味道，骄傲地示威地飞进所有路过的鼻孔。何况出了弄堂，那就是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那是洋房，法国梧桐，那是自行车铃声的铺天盖地，是公共汽车上脸红脖子粗的每日吵架。就连以前觉得最无聊最俗的东西在遥远的广阔天地里都充满了诱惑力。我坚决地站了起来，念了一句电影台词：向大上海，进军！狼叫应声而起，我激烈的心跳应狼叫而起，我又念了一遍，更响了：向大上海，进军！我的声音转了调了，大概古代人说的长啸就是这样。狼没有再叫，也许是蒙了，一时想不明白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我坚决地重新地迈开了我的步子，用我那小手电，这里叫电棒的东西，照亮着我脚下那越来越快地移动的一小块。
我是被架着醒的，或者说是被扭着双臂扯起来的时候醒的，当时我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不过这个“腾”字或许应该写成胳膊疼那个“疼”字。他们都比我高许多，而在一年半前他们还跟我差不多高。余冬青说，睡好了？金晓德说，车上接着睡。二毛子米思峨笑得很有中国人味道，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杨远东说，我们可是一晚上没睡。
我在这帮熟人的推动下爬上了蹦蹦车，才上了一个坡，就看见了一个红瓦房顶和好几个一片片麦秸铺的大房顶。我说，挺像咱分场的嘛。我这话本来不带问号，不指望他们答复的，可是米思峨却说了，跟坡上睡了这一个晚上，连自个的家也不认识啦？我说，我哪睡啦？我跑了一个晚上！腿都跑断啦！我真恨自己的年轻。后来想想，如果当时我不说这话，我就认了，就说我在房间里太闷，所以跑到坡上睡了，也许就不会进小号了。他们说，他说他跑了一个晚上，他居然说他跑了一个晚上。然后，他们挨个挤到我面前来看我，在蹦蹦车的蹦蹦里一个一个蹦着颠着歪着扭着看我，像看一个不明飞行物，接着就蹦着颠着地笑起来，记得是余冬青还差点笑到了车下去被杨远东拉了回来。我知道他们相信我的话了，我当时还为他们相信我的话而高兴，甚至还跟着他们前倾后仰，左倒右斜地笑。
我说，干杯！儿子动动和女儿静静也说干杯。音果说的是干拜。晓烁捅了一下她的男朋友说，是干杯。他捅了一下他的女朋友说，斯干拜。刚进门的晚妮喊着，不等我啊。晓闪说，你说两句啊。浦江说，就是嘛，说两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郭老师或者郭总南海说，我说你会发财的吧，我早就看准了的。凌德青说，你可要带着我们奔向资本主义伟大理想啊。我笑着站了起来，站起来的我就比他们都高大了。我说，说两句？好，说两句。第一句是，看到动动和静静，就知道我跟晓闪这些年来多么有成就，我最大的成就体现在了他们身上。于是全体鼓掌，晓闪笑开了花，就跟铁树开花那样的珍贵，至少几年或者十几年才开一次，我确实不记得最近一次她笑得这么山花烂漫是什么时候了。整个饭店都往这里看，吧台前站着的老板（娘）的眼睫毛上下翻飞。第二句是，我清了清嗓继续说，这里好几位都是我亲爱的债主，我心里清楚，都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的，我绝不会忘记你们的。当然，我现在刚刚起步，一个月才一个集装箱，以后会一个月十个二十个，不是还你们钱这么简单的事，到那一天，也许就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请在座的各位一起到上海去，请大家在东方明珠旋转餐厅大吃一顿，我说话算话。全体鼓掌。我记得是我带的头。
这一年即使不能用辉煌来形容，至少也可以说是輝煌的起点。那些滑雪衫几乎是送出去的，到头来还是给了那个10马克买一箱的家伙。他叫施奈德。在那其间跟他吃了几次饭，结成了一种朋友不像朋友，伙伴不像伙伴的关系。那些日子，贾黑明天天打电话来管我要钱，说那么多滑雪衫至少也要收回成本费吧，我说，就是这么回事，几乎是送出去的，你怎么叫喊也没有用。本来我以为跟他的关系到头了，跟他爸爸贾共识的关系也悬了。没想这家伙接下来说要送几个集装箱的毛衣来。他爸爸贾共识也继续接受我的邀请吃饭，也谈到毛衣，又说毛衣的事情他只是顺便说说，对中德经济发展他动口不动手。我说，还是不要发来吧，我先看看市场。然后我就去看市场了，我还带着那老掉牙但看上去蛮像样的佳能相机。我走进了中档以上的服装市场。第一次拍照，在营业员女士们一阵交头接耳以及我一阵微笑点头之后，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走来了，自称是这里的经理。他问我是哪家杂志社的，我说我是业余服装爱好者。他说，对不起，在这里拍照是不允许的，如果继续拍，我们就叫警察来。还有一次，那是另一家店，我其实只是对着橱窗拍，他们还真把警察叫来了。我说我只是在马路上拍照，警察微笑着说请您打开照相机。我说，打开了，那么我什么都看不到，你们也什么都看不到了，让我把胶卷拍完了吧。警察就微笑着把照相机一把拿了过去，给我直接示范了打开照相机后盖的要领。然后我就到店里去买那些样子好看的毛衣，拿到家里拍完照让晓烁去退货。退货一开始是顺利的，后来就不顺利了。有的店跟晓烁说，你上次好像已经退过了么，另一家店对她说：不记得你到店里来买过东西嘛，我们店一天就进来这么几个人，所以，每个人我们都有印象的。甚至买货后来也不顺利了，有一家店对我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卖给您，因为您每次都退货，对，退货的不是您，但货我们是有印象的也有记录的，另一家店的女老板说话更客气：请您到别的店去吧，当然，您也可以留下护照或者身份证，以便我们交给检察院或者法院。
可是三个月后，第一批仿德毛衣就来了，当然也可能是仿法仿意仿英仿西，谁知道呢？第一批就来了两个集装箱，把我吓了一跳。好在房地产大老板雷文斯基说，反正他在库当大街的一幢大房子空着，我可以先把货放在那里。更好在这批货真的飞快地就出了手。施奈德谈起三拨人争夺最后剩下的那三十箱争得全没了商人的风度，最后还是他做主一家十箱， 那叫眉飞色舞。一大批订单也紧跟着来了。这当然是因为这些货看上去符合今年的潮流不说，跟那些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有仿造我们的产品嫌疑的名牌货（这是施奈德的话，他老做这生意，当然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相比，进货价只相当于人家的三分之一。他这话其实是说漏了嘴了，因为他从我这里收购的价格只相当于通常进口批发价的六分之一。那两个集装箱，我的利润总共还不到一千马克。他也许忘记了或者不清楚中国人的精明，上海人的超精明（很多时候我还是把自己归入上海人之列的，虽然我在上海人眼里是江北人），所以，他笑得无忧无虑，我笑得更是毫无心机。 我们的摄影工作场地开始离开柏林，到了不太远的一些大城市，包括莱比锡、汉堡、汉诺威，更经常地采取一个买货一个退货的战略，在大一些的人挤一些的商场里有时也直接拍摄。晓烁在这方面变得更精明了，有时她托一些朋友熟人做这事，给人家一点小意思或者吃一顿饭，而我更多地走向买方市场。我在施奈德公司附近或者直接在雷文斯基的仓库那里等候那些客户，或查看提单，同时也在柏林及附近逢服装店和服装公司就进，还打了很多电话，见了许多老板。于是我有了自己的客户网，我批发给这些客户的价格比施奈德更低。虽然不时有些退货的，有更多抱怨的，说这些毛衣这里开线了，那里打结，这里太高，那里倾斜或者洗一次就严重掉色，但通过价格上的进一步通融，问题还都解决了。施奈德慢慢地当然就察觉了，因为他的客户明显减少了，销量大大下降，他也不傻，他到提货的地方就是雷文斯基那幢房子那里也去埋伏了几次，而且理所当然地有所发现。于是，他请我吃饭，愁眉苦脸地对我说，有几家德国和意大利工厂找到他这里来了，说是我们的产品有剽窃仿造之嫌，说要检举，要起诉，他现在还顶在那里，不说货是从我这里来的，只能希望我的员工和朋友们不会出卖我，可是，如果检察院或者有关部门找他，他怕总有一天他会顶不住。我知道他这是警告我，说如果我不收敛我的广泛撒网，他就会去告发我。我问他是哪些公司找他，果然他说，很多，记不清了，反正你就不用管了。是暂时不用管了，以后可就不好说了。我在肚子里笑着，可是我举起酒杯的时候比他更愁眉苦脸。
说实在的，我还真得感谢他的提醒。一方面，我就不信真的会有什么大问题，毕竟是劳动的成果，谁有本事谁生产，谁有本事谁销售对不对，再说了，还真像施奈德说的，凭什么说是我剽窃你，而不是你剽窃我呢？另一方面，我也告诉贾黑明，一定要请厂方在照片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改，这里加点什么，那里减些什么，颜色上也做些改变。其实，我这几个月都稳定在每个月售出两三个集装箱了，月税前利润也已上万，从订单情况看，下两个月还会再翻一番。当然，我面对着郭南海、潘浦江、凌德青这些债主知道应该说到什么程度。不是我不想把钱还给他们，而是我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再销售，我已经联系了各地的几个德国人，都是有批发销售毛衣的经验的，我也联系了一些中国学生，我要在各地建一些点，还要把范围扩大到服装的其他领域中去，实际上许多费用已经花出去了，至少计划出去了。再加上贾黑明还要跟我瓜分利润，虽然我知道他在中国那头已经赚了一笔了，可是我不在乎给他锦上添花，还有财政局会从我这里收去多少，我实在也是心中没数。
我举杯的频率是很高的，用北方话说我也确实喝得有点高了，这个高的表现是，那本来已经变得非常普通的老板娘的长相重新变得接近于仙女，那只知眨动不知疲劳的睫毛变得极真实极天然。晓闪的脸也变得跟十二年前的今天一样的红一样的嫩。那天我再次放那已经有些磨损尖叫的《北京人在纽约》录像带，她没骂，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骂了，甚至不大声地叫喊了，她居然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摸着她的后腰以下部位问：“今天是怎么了？”她说：“我有点相信了。”她没说她相信什么。我也没问，而是耐心地亲她的脸直到亲出她十二年前的样子。
管玉莲的脸即使在二十多年前也跟她没法比的。不过我也没有想到，平时远远的总是坐得高高的革委会主任的脸也跟少女一样会红。当然，她是在我跪在她面前后变成红脸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主动下跪，我并不认为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我有一种特别强的求生欲或者说理想欲，我觉得我这一生是一定会做出点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的，而绝不能早早地就结束这个前景。我认为这不是怕死，至少可以解释成不甘心死。这次我真的觉得很危险了。管玉莲的老公、革委会副主任彭卫东在台上给我一种上次耗子跑了这回终于让他这个大猫抓住了，可以让他一口一口慢慢地分几天几星期吃掉的感觉。他举起我的所谓罪证喊着：同志們哪，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是指北针！北边是哪里？是苏修！同志们！还有这个，同志们哪，这是苏修的地图！看见没，这一块做出暗色记号来的，正是中苏边境，显然就是苏修约定了派人接应的地方！（我说，这是熨斗烫的）。听见没有，同志们，这还是用熨斗烫的！这还了得！还要用熨斗烫！阶级斗争是火热滚烫，你死我活的啊，同志们！（我说，我是为了压平地图）。同志们，听听，听听！满怀阶级仇民族恨卖国热情哪这是！今天他用熨斗压地图，明天就会带来苏修的坦克，真真地压我们祖国的土地，真真地从我们革命人民的身体上压过去！（我说，这针指的不是北方，是南方，是指南针）他说，这个唐三贵还真说对了，这个指北针还真的跟别的指北针不一样，那针还真的是指向南面的。南面是哪里，是毛主席，是党中央，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是要干嘛，同志们！这是要带着苏修打到我们伟大的首都去，同志们！就像当年吴三桂领着清兵入关那样！于是台下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吼声：打倒苏联修正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和他们的走狗！打倒吴三桂和唐三贵！不知谁发明了这最后一个口号，明显引发了全体（说一口标准东北话的）革命人民的兴趣，于是后来翻来覆去地就只喊这一个口号了，里面自然会夹杂一些不符合革命人民精神面貌的笑。许多话在后来的回忆中能让我发笑，尤其是指南针被他叫成指北针，可偏偏让他叫对了，因为在被抓回来关进小号之后，在他们想起搜查我的东西之前，我拿出那指南针的时候发现，这个指南针的针真的像这东西的中国名字一样是指着南边而不是北边的。于是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奔了一个晚上最后返回原地的主要原因。可是这再真实不过的指南针却偏偏被他叫作指北针。好在我那天及时地把那把匕首塞给了送饭的港督，我说，送你个小东西，不过你不能给别人看到，被别人看到，它就不是你的了。他说，噢，就高高兴兴地玩着弄着往外走，被我追上去塞回到他口袋里，他忽然哭着喊着奔了出去。现在看来，港督虽港，但毕竟没有把那好玩的小东西交出去。就像有一句上海话说的，这叫港进不港出。
这次我被关进小号，跟上次的季节一样，也就是说正是秋收大忙刚开始的时候。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居然没人管我，更没人把我放出去了。虽然用不着干那些最累的活，可却弄得我本来还有些上蹿下跳的心跟一条沉到了玻璃缸底下光张着嘴吐不了几个泡泡的鱼似的，尤其在两个公安来了一次之后。他们进来以后就掩上了鼻子，一个问了一声：就是他？另一个问的是：他就是吴三桂或者唐三贵？由于两个问题是紧连着的，给他们开门的本地人老张只能在最后连说两个“对”。然后另一个公安说，行了，关上吧。他们就没有进来。这回，我想，真的是要完蛋了，公安警察都来了，而且来了都不屑进来。我每天想一遍那两道一扫而过的眼光，就跟冷水淋浴似的，从头冷到脚，一天冷似一天。 当管玉莲在一个月后忽然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我都站不起来了。我当时坐在我的床上，管玉莲走到我面前还有一米的地方站了下来，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想她是说，你的末日到了。然后她说，你还不知道吧，中央指示。我居然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自己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力量，就像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当官的听到“委员长到”的叫声那样，也许是因为没想到我这事都闹到党中央毛主席那儿去了。那个年代任何事都会发生，都不是奇迹。她说，中央下达了知识青年回家探亲的规定，现在农忙过去了，上海和哈尔滨的知青都已经走了一多半了，外面阳光明媚，可是你却将在这黑暗的牢房里默默地死去。她居然引用了一句当时特别流行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台词，当然，特别流行是因为那时看来看去就那几部电影，一般群众都能背下一部半部的，更别说是可以坐着蹦蹦车到场部和别的分场去，想看几遍看几遍的革委会主任了。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好笑，我连哭的念头都来不及产生，而是严肃地向前跨了一步，我自己觉得是跨了一步，她大概是吓了一跳，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自然而然地往后退了一步。这一步跨出我才发现我的腿已经绝对地僵硬了，抽筋了，然后就双膝着地了，带响的。她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说，我想回家，我想探亲，（我要阳光）。我虽然跪下了，可我仍然说不出那个从小到大就说不出口的“求”字来，似乎膝盖比嘴巴容易拐弯，或许因为膝盖跟嘴相比离心远得多，已经出了心的管理半径。 然后我就闻到了那股味道，也许跟她老公的味道没什么不同，只是淡一些，可我总觉得不一样，有点“闻”所未“闻”的感觉。大概人家说的骚娘们的味道就是这样的，这是我后来的想法。当时我只发现那味道变强烈了，因为她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听见一些动静在我上方发出，看见她在解开她的腰带，同时她在说，只要你听话。她那男式的宽大的军裤在往下掉。然后她一把把裤子提了起来，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的头在这之前已经仰了起来，在为革委会主任的脸也会变得那么红而惊讶。与此同时，或者比这早一些的时候，小号的门被推开了，我一听那带顿号的脚步就知道是港督。提着裤子的管玉莲这时做了一件让我半天没想通的事情：她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把那根麻绳做的腰带从腰间整个抽了出来，然后抽在了我的背后，连续抽了好几下，那声音很响，可是并不痛或者是我失去了痛感。我听见港督在说，对，对。可是他并没有退出去，而是以他那股傻劲呆劲盯着管玉莲主任的屁股看，看来他刚才一定是“有所看见”，发现她的屁股跟他日常“能见度”之内的那个不太一样，一直看到管主任重新把腰带系好，转身从他身边走出去。门都关上了，港督才把剩下的话说完了，不，不起。当时我已经就势坐在了地上。我想，对不起，我是起不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管玉莲和这一段小号日子的。如果没有搞错，我是怀着骄傲的心情回忆的，那是“我也有今天”的感叹，尽管这种回忆会引起不太好的嗅觉。后来我想，这大概是个预兆，相当于右眼皮跳。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其实始终是绝对好的，静静、晚妮和晓烁的痴笑，郭南海、潘浦江有一句没一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在我听来都是欢呼，玻璃杯相碰后的清脆回声持续不断，直接进入下一次的相碰直似没有尽头一般。
2001年
晓闪以前经常说，你会发财，蟹也会笑了。我现在经常问她，蟹笑了吗？我问她这个问题一般是在她笑得很开心的时候。这种时候她很想憋住，可是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不来假的，“憋”相当于笑在她的身体里大爆发的酝酿，那时候她会笑得嘴角的泡沫都冒了出来。我就说，你好像真的属蟹的噢。直到她终于把笑停了下来，她还是要说的，你这算发财了吗？光听你说每个月多少个集装箱进来，多少钱进来，可是我们家里除了到饭店吃几顿饭，我没有看到钱呢。我说，现在我们是发展壮大的时期，你等着吧，以后你会从早到晚吐泡沫的。她接下来当然还会用她的小拳头擂我，但那个劲头是带着上海人说的那种嗲味道的，这是跟以前有本质上区别的地方。
虽然是冬天，高速公路上还有雪的印子，可是太阳很亮。这次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我干脆把汽车里的录音机关了，自己一路高唱。旁边沙沙的声音就像柏林街头那些印第安人唱歌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摇着葫芦，里面像是装着沙子。我这是带着大闸蟹回家回柏林的，满满一纸箱的蟹窸窸窣窣地不停地在纸箱里攀登别的蟹。在我唱累了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听那爬的声音，我特意把这个纸箱放在副驾驶座上，那是一种感觉，一种刺激，我甚至感觉到最底下的那只蟹怎么一步步地一格一格爬到最顶上去，把原来压着它的那些全部地翻过去压到底下去，上面的吐著兴奋的泡沫，下面的吐着气愤的泡沫。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底下三十年顶上。
从柏林到阿姆斯特丹几乎是一条直线，高速公路上的直线距离近700公里。可我在这条直线上已不知往返了多少次了，都是在一天之内，顶多延续到第二天早晨。有时我看着我用黄色阅读笔画在地图上的这条直线，自己就会笑起来。这个颜色可以说是黄的，也可以说是金的，有了黄就会有金，有了金也能有黄。第一次受贾共识委托带着A委（这确实不能说得那么具体了，否则会有大麻烦的）黄主任来的时候，我只是陪着他进了酒吧。第二次载着贾共识和黄主任来的时候，我们进的是号称世界第一豪华青楼的Yab Yum。后来，2007年，阿姆斯特丹政府关闭了这个地方，拒绝发放新的营业许可证，据说不是因为这里是风流所在，而是因为这地方成了洗钱的黑窝。可想而知，来的都是金的成色绝对高的主，房地产商，股票玩家，大投资人，他们白天为金奔忙，晚上抛金取乐。黄主任和贾共识在那些大理石、黄金、各色的头发和眼睛的真正美女面前，脸红得接近于可爱。大人物的这种接近可爱的或者说从高级现代人的做作，一下退回原始人的纯朴的表情，平时在百人千人万人面前绝对是看不到的。可是他们没有说“这不好吧”。他们好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问黄主任，要什么样的，他微微开启着的嘴缝全让喘气占领了。我恭敬地又问了一句，纯金的，24K？这话其实是我发明的，可是黄主任显然明白了，把那对进门后就一直闪着欣赏之光赞美之亮的眼睛转到了我这里来，而贾共识代替他回答了，对对。他们俩都带着“纯金”的进了房间，黄主任带的是那脸红起来回答说“是的”的女孩，贾共识带的是那回答说你们可以先有个“路克”（英语）的。
唐斯坦是1988年从上海到德国来的。婚后不久，他抓住了一个德语教研室里没有一个同事要抓的机会，来到东德深造。他刚走进飞机，他的女儿静静就出生了。直到后来他才有些感觉，好像这个女儿不一定是他的。儿子动动是在德国出生的。妻子晓闪到德国来真的不容易，那是他“跪”出来的。
他其实是个再普通不过的人，甚至是个货真价实的“俗”人。出身贫寒，个子矮小，学习成绩不好。但有一点，他一早就下了决心要混出人样来，无论如何，哪怕是千般受辱，甚至下跪。原来他叫唐三贵的。由于在北大荒乡下的日子里他的名字被叫成了“三跪”，于是，他改成了“斯坦”，为什么叫斯坦，却是他压在心底的一个小秘密。
德国的日子真不容易。他什么都做过，跑堂，烧制铁画出售，租小亭子售货……他有过成功，有过多次的成功，但他也有过低谷，有过经常的低谷。唯一不变的，是他那一定要混出人样的信念。
1998年
我的每一次安排，贾共识都是很满意的。我是在柏林市政府的一个招商活动上认识贾共识的，准确地说是在柏林市政厅的卫生间里。当贾共识从讲台上走下来的时候，我就知道那是一点戏都没有的。贾共识周围里三层外三层的都是人，里层的都是高个碧眼的德国人，最外面一层的里面有好几个是中国人模样的，相当于中国西高东低的三级阶梯地势，而最高的也就是最里面那一级的中心是个盆地或者湖泊。我即使采取中国方式，强行突破，那也就是握一下手，交换一两句问候话，突破三次，也就是握三次手，明天贾共识根本就想不起来他曾经跟某个人握过三次手，更不会想得起来这个人是谁以及是什么样的人，即使想得起来或许也不愿意想起来，而我永远不会知道他究竟是想得起来，还是想不起来。
那天，我回到家里就跃向晓闪，从上下其手到上下其体，直到她配合着我，我配合着她一起喊出时代的最强音，然后，她想起来应该抱怨我进门后不但没有洗澡而且连手都没洗。我向她叙述了跟贾共识的第一次握手，她打了我一个耳光，说我太恶心了，然后她又打了我一个耳光，打在我脸上，却让远离脸蛋的刚刚平静下来的那个我，再次打抱不平一怒而起。她说你用这只手弄我，不是就等于推着人家爬在了我的身上。我说那是贾共识。她说假的屎跟真的屎没什么区别，要是克林顿倒算了。我说那也轮不到你啊，人家有莱温斯基。她奔进卫生间，让我偶然发现了她赤裸裸的背景结构的初步松散，这个发现导致了我的全面疲软，在疲软状态里我有空想起，我们在一起都快十年了。她真的在里面洗了很长时间，让我在很长的时间里老有笑的欲望。
跟贾共识握手的时候，我又想起了那特殊的第一次握手，每次我都会想起那一次。我甚至对贾共识说过，我们在特殊地方的特殊握手标志着我们将会紧密合作。我之所以敢对贾共识說这话，是因为这话本来就是贾共识说的，我只是回放一下。那天，他看到后面有人跟进空无一人的卫生间，他就不嫌麻烦地走到长长一排足有十个小便池的最里面那个。而我也不嫌麻烦地走到第九个。我后来才发现应该佩服我自己的胆量，虽然我知道那只是因为我在关键时候从来只用小脑思考问题。我甚至先于他发出流水的声音，并且在他也发出流水声音之后不失节奏地说：“贾共识先生，您好！”贾共识回答的“您好”带有一种用钟表术语说是“快摆”的生理节奏。于是，我发现他已经在收拾局面，而我早于他开始却晚于他结束，于是，我果断地中而断之，并且在他从我身后走过的一瞬间形成了跟他面对面的态势，也在这一瞬间伸出了我刚提起来的右手，重复了一遍“贾共识先生您好”。他看了我这只手，又看了看我还在拉链那里的另一只手和那只手附近或者说拉链附近的地带。这个过程大概持续了5秒钟，也就是说我的手保持了5秒钟的坚定不移。然后他笑着伸出了他的右手：“您好！”我后来想，他之所以会笑起来，大概是想：这家伙有意思，这家伙迫不及待，这家伙是个不达目的不罢休的种，然后，某个时候他多半会想起那个中国特色成语“臭味相投”，而我后来想的还有：我这个用小脑不用大脑的做法，当时还真是挺危险的，如果他拒绝跟我握手或者说等一下让我们先洗一下手，那可能就是唐斯坦跟贾共识的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握手了。而他在5秒钟后握了，一方面因为他是以礼貌为天职的高级外交官，另一方面他潜意识里或许已经想到了这或许正是他需要的人。其实，交换名片是洗手后的事。这一点我忘记向晓闪交代了，而本来至少可以少挨一个耳光的。我“忘记”交代的还有，握手后我才明白他身为高级外交官，祖国的代表，为什么会注视了我拉链附近地带足有3秒钟。我不用跟着他的目光就知道，当然一开始忘了去知道，因为那里给我以一种潮湿的“体贴”的感觉。
第二次和第三次握手都是在波恩，都是在小餐馆里，一次是意大利餐馆，一次是西班牙餐馆。说实在的，我也没有想到，贾共识接到我的电话就同意接受我的邀请。见面后他说，看来你的口味跟我很接近。我说，德国人都说，中国大使馆就是德国最好的中餐馆。他说，我们应该深入德国社会。我说，当然包括而且尤其是饮食风俗。他便又跟我握了一次手，这是进入第一家小餐馆即波恩的意大利餐馆后的第二次握手。我和他同时看了看握着的手，又几乎同时抬起头来，都笑开了。这时候他就说了“特殊地方的特殊握手”这句对我来说的经典名言。那天他又说了一句足以让我赴汤蹈火的话，斯坦，我会尽我的能力培养我们最有前途的民营企业家。后来每次想起这句话，满腹激流都会冲击我。
今天的地点选择，说实在的，我一路上有点后悔。虽然穆格尔湖是原来东柏林这边最好的地方，在我看来是这样的，但毕竟远了一些，尤其是在漫天的大雪中。快到湖畔这家名为多曼娜的法国小餐馆的时候，我的汽车甚至由于我在思考，而滑得远了一些偏了一些并差点滑出道路。我后悔当然不是我怕在雪里开远路（那就不是唐斯坦了）。当我离开还没坐热的座位迎到门口时，贾共识在从我帮忙提着的大衣里脱身而出的过程里就说了一句，这地方好。我像是为了确定这话的褒贬比例说了一句，可惜下雪。在走向座位的过程里，他说了一句，雪景更好。我的心落到了肚子里，我说，可惜晚上看不见湖。我说得有点急，有点像是为了掩盖我坐下时肚子里发出的饥不我待的声音。他笑笑说，有时候比看到更有意思的是感觉到。我说，您说得真有诗意。他说，面对斯坦，哪敢言斯。我还没想好得体而不着溜须痕迹的应对话，他已经站了起来，伸出手去，与一只凭空伸来的手捏在了一起。那只手的主人说，您好，贾共识阁下！不知道为什么，这句很普通的话却令我十分的震撼。后来，我才认识到，语调果然是个重要的东西，风度是一种自然的沉淀，那是装不出来的，抱佛脚练不好的。我跟他握手时，我并不知道他是什么人，只因他的姓雷文斯基想起我跟晓闪说到过的那个莱温斯基，其实这两个姓是一个词，只不过为了区别男女，我在表达成中文时故意有所区别。我发现我笑得有点越位，可是，今天是我和晓闪结婚十周年，当然会让我想起这个小小的往事插曲，我甚至并没有忘记我应该赶到晚妮今晚开张的小快餐店去，而这个日子也是我挑选的，可是我必须首先纠正我的越位的笑，让它变成一种真诚的初次见面的喜悦，我当然很自然地做到了，而且在贾共识的介绍中很自然地把它保持了相当长的时间，因为这个雷文斯基是个有钱的人，一个非常非常有钱的人，贾共识说他拥有西柏林最重要的商业大街库当大街房产的三分之一，他只是微笑着纠正一下说不到一点儿，贾共识说他拥有二战前中国驻德国大使馆，他又微笑着纠正一下说曾经有过。我几乎惊叫但毕竟控制住了我的声调，结果导致我的声调有点非正常起伏，就是80年代归还中华人民共和国又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卖掉的那幢吗？他说，是我买下来的。我说，听说这幢楼装修后又被以十倍的价格卖掉了？他说，没有那么多，装修也花了很多钱。 回柏林市中心的路上，我的车甚至在一个十字路口整个转了个360度。是因为地上的积雪有些凝固所以特别的滑，也是因为我看到红灯的时间晚了一些，甚至不止“一些”，踩刹车猛了一些，也许也不是“一些”。幸亏对面没有车过来，两边的车尽管还有相当的距离，可也个个出了一身的冷汗（这是我的想象，因为我看到有两辆也滑到了一边去，就像看见舞蹈老师的动作，不管是错是对，舞蹈学员总会学着去做那样）。我在继续向前开的时候仍然继续想着事儿，而且仍然想得很入神。这顿晚餐吃了三四个小时，当然后面两三个小时是为那家餐馆的饮料销售作贡献的，而且多为法国波尔多红葡萄酒，我也敢喝，我喝了那么多也确实没醉，一点醉意都没有，兴奋打倒了酒精，我想。
走进灯火通明的家，我走遍了包括厨房、卫生间在内的房间，看到了被子叠得整整齐齐也就是说没有人动过的一大两小三张床，才终于在第三遍走进起居室，也就是客厅的时候看到了在我进来前就存在在这里的唯一的人，静静坐在地上，伏在一进大门应该就看到的沙发组里的茶几上，用她披散的头发加脸蛋覆盖了打开着的作业本子，而她的课本之类的东西散落在地上。我推的动作也许大了一些，她醒来时尖叫起来，然后恍然大悟地提问，怕屁（Papi）？（后来我在路上想，在“紧急状态”中用英语兼德语叫爸爸，说明在这里长大的孩子毕竟骨子里渗着的是德语而不是中文）。我问她，妈妈和动动在哪里，她说出去了，到晚妮娘娘那里去了。我说还在那里吗？她说不知道。我把她抱进她的房间放到了床上，想起来要拽她起来脱衣服，可是一松手她又倒了下去。我知道我毕竟还是忘记了，我本来应该而且一路上多次想好了要先去晚妮那里的，而且我想的是，虽然也许那里早已关门了，我还是应该先去看看。可是到头来我还是先回了家，而且在静静说起后才想起他们去了哪里。我再次出了门，然后又掏出钥匙开门进门，给晚妮家里打了个电话，没人接。晚妮的快餐店电话还没有装。我又出了门，走了两步回头锁了门，接着转身脚跟踩在楼梯边缘，以致几乎从楼梯上滑了下去。
汽车在那里转了两圈，才找到了我已经来过好多次的晚妮的快餐店，没有马上就找到，也许一是因为路上都是雪，二是下雪天的深夜里缺少了行人的坐标，三当然更是因为这家店灯关了，而四是店的牌子也太小。我还是走到了快餐店门口，甚至探头探脑地往里看，好像黑着灯的店里也会给我看出点什么来似的。走出穆格尔湖畔的法国餐馆跟雷文斯基告别后，我和贾共识在餐馆门口还站了很久。那时雪停了，有点寒冷的小风。贾共识告诉我，这次到柏林来主要是看未来要搬来的大使馆新址，基本上已经定了，就在施普雷河旁边，原来东德总工会的大楼。我说，以后就方便了。他说，按说我也快到期了。我说，无论他在天涯海角，我都……“我都”后面有些接不上，因为我发现这话不适宜于情人之外的场合，可一时又想不出在不是情人的情况下应该怎么山盟海誓。我向他保证，我下个月到北京一定去他儿子的公司，我说，我要跟他的儿子签合作合同，我明白这些项目不是我的。贾共识说，错，这些项目当然是你的，只是你们俩或者正确地说你们两家公司可以谈合作，可以按马克思说的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像《共产党宣言》说的按需分配，跟我（贾共识）一点关系都没有，我只是用我的余热，支持年轻人，支持民营企业。我说，是，这些项目，凡是您联系的项目，我当然明白，是我的，就是打死我也是我的，可是我心里明白，明白。我奇怪的是，跟他握手告别的时候，他的手为什么仍然会那么热。在雪地里毕竟站了那么长时间了，我都觉得冻脚了。也许是因为我冻得厉害，才愈发衬托出他的温暖。
可是，我心里还是温暖的。那么多杯酒不是白喝的。再次启动汽车的时候，我眼前是两道粗黑的眉毛，这两道眉毛就在重新浮了起来的红葡萄酒和红灯的交替中起伏着。总的来说，除了肤色、发色、眼色这三色，他真的像中国人，甚至像中国乡下人，有种憨厚的样子。也许比憨厚更合适的描述词是厚实，一个人钱多到了一定的程度，也会锋芒尽敛，返璞归真，就跟武功那样。我也不知道为什么会觉得他像中国人，也许是久谈后的印象，那种思维方式。我发现我没有往家的方向去，而是把车子开到库当大街来了。
毕竟是西柏林，毕竟是著名的库当大街，在这样的雪夜，街上还是有不少人，有小青年聚成一堆，叫喊着什么，跳跃着，有女孩子弯腰抓雪，有男孩子趁机往她滑雪衫的领子里塞雪，那女孩子转身扔雪却被自己扔出的雪扑了一头一脸的白。越往前开行人越少些，而且还散了开来，散成了单个的弯着腰赶着路的人。我的建议是把库当大街的一段建成唐人街。雷文斯基站起来握了我的手，他的手跟他的长相和财产一样厚实，或者像阿拉上海人说的肉头厚。他说好主意。贾共识也说好主意。我说我负责招商，把北京、上海商界的名牌都弄过来。我们商量了分工，贾共识也表示他可以跟柏林市长谈，他说这将是世界上最豪华的唐人街。雷文斯基站起来握了他的手。雷文斯基建议我先从一幢房子开始。他说，这幢房子离1945年前的中国大使馆的房子并不远，曾经是美国驻军什么司令部的房子，也很大的，最近刚空了下来。他甚至带来了并且打开了建筑示意图。我只是忘了去记住门牌号码了，当时被这图纸的内涵拿去了全部的注意力，那不是一般的气派。这一路看过去，不少房子都有點像也都有点不像。雪又轻轻地落下来了，把街上的行人都盖没了，像飞机上掉下许多轻轻的羽毛被子，把他们盖到他们的房子里梦乡里去了。我在空无一车的大街上直接就掉转了车头，掉得有点急，有点飘，油门轰鸣中，轮子原地一阵子空转，继而爆发，汽车弹射而出。
家里没有任何变化。灯还是全部开着，茶几上和周围的书本和作业本让我恢复了对静静姿势的回顾。我冲进静静和动动的房间，没有关灯是我匆忙的过失。静静还是穿着厚实的衣服，肚子上搭着我临走前匆匆拉到她身上的一角被子。动动的床仍然没有动过，也就是说是没有动动的空在那里。我在客厅里抓起电话，听见了晚妮像云里的月亮一样的声音，不会吧，她们早就走了，跟我一起走的，我看一下手表，都两个多小时了，对，她们是搭浦江的车走的。我和电话一起跌坐了下去。我跌坐在沙发里，电话听筒跌回的是它的本来座位。然后我跳了起来，我不能睡着了。我上了一下卫生间，在再次往外走（我想好了要直接到浦江住的地方去，我懒得去找他的电话号码，而且我不知道为什么会希望出现在他家门口，其实那时候我是真的不知道什么）的路上，我想起我和晓闪的卧室里的灯也许也没关，于是我推开门，果然看见了明亮的灯光以及，以及床上，晓闪侧身抱着他，他四仰八叉地躺着，占领了我全部的床位，以他在这个年龄太小了一些的身体和太大了一些的脑袋，其实这更像“大”字或者男性的“太”字，但我却宁可把他看成德国各种表格里填在方格里表示“yes”的符号，也就是乘号X。他当然是动动，尽管他一动不动任他妈妈的口水（在我的感觉里）顺着他的脸流下。我把门靠出了吱吱的声音，晓闪在吱吱的声音里忽然贴着那小脸磨开牙来，也是吱吱的。十年纪念日，我的位置被占了，我真想笑。晓闪的意思是很明显的，是港督（上海话：傻瓜，白痴）也懂的，就像她有时候讲的，你不想回来就不要回来了，你想睡在哪里就睡在哪里。我想，动动，哈。我靠着的门说，吱吱。我想，哈哈。她磨着的牙齿说，吱吱吱吱。 同样的年龄，同样的幼小。那拥抱，那贴着的脸，那苞米地。年轻多好，却要看是谁了，还要看是什么时候。我以前没有回顾的习惯，近来回顾却越来越多地骚扰着我，从近一些的十年前的事情渐渐地走得很远，走到了我自己还很年轻的时候，那遥远的广阔的天地，黑龙江，对当时的我来说那是天涯海角。
那时天涯海角上只有两个人，我和方方。方方那年18岁，跟我一样，她的高度也跟我一样了。刚到北安的时候，我比她高。尽管那时我跟她之间总是隔着很远的距离，这个距离相当于哈尔滨跟上海之间的火车路程，但我知道我比她高。即使在同龄的甚至比我大一两岁的男青年之间，我也顶多处于中间高度。那是16岁的事情了，我读过什么小说，说一个村子里两个族的人世代为仇，可是两个族却各出了一个情种，一男一女。那是悲剧的开始。这个故事好像远远不止一本小说里有。我也不知道，怎么会跟方方就走到了一起。的确，18岁的方方比16岁的方方显眼得多了，她身边远远近近地总会有几个同样来自哈尔滨的小青年转悠着，从一个发展到两个，从两个发展到三个，好像年龄是一个增大着的磁场。可是偏偏我跟她就走在了一起，偏偏在她和我18岁的顶峰阶段，而且一起走进了当时比我们俩都高的苞米地（后来大概只比我高了）。夏天的黑龙江。天特别的蓝，那当然是我们仰面朝天时才收获的印象。
除了天蓝，再就是太阳亮，再就是黑土地凉。我们都没有说话。我觉得我很需要黑土地的这种凉，就像电需要地线或者雷需要避雷针，否则我就有可能被太阳点着了。闭上眼睛，我发现了天地间的安静，没有一丝的风，可我却听见了呼吸声，感觉像是太阳发出的，远远的，轻轻的，悠长的，温柔的，节奏却越来越快。好像怕真的烧起来，我说话了，这地方好吧。她也说话了，你来过这里吧？她的话打断了太阳的呼吸，但只是打断，话一结束呼吸又恢复了，是她的呼吸，当然是她的呼吸，本来就是她的呼吸，只是更急促了。我说，你的意思是我布置的？然后我也听到了我的呼吸，也很急促，却仿佛是刚出现的。话一出口，我就翻过身去，压在她的身上，我说最后几个字时的嘴巴几乎碰到了她的嘴巴。她说，不是你难道是我？她一个翻身，把我压到了下面，用通红的脸笑着，她说话的嘴巴几乎碰到了我喘气的嘴巴。我说，我从来没来过这里。我却翻不过身去。没想到她的力气竟有那么大，当然也是因为她有了充分的准备了。我闭上了眼睛，摆出一副任人宰割的架势。我们的嘴巴都微微地开着，都发出短平快的气流，嘴巴的上端不时有些接触。
真没想到，我想。我问她，走走？我问她的时候，她在我面前站着，我当然也在她的面前站着，这么站着有一会儿了，从她的脸红我知道我的脸必然也是红的，就像她是我的镜子一样。她说，好的。周围没有人。我是偶然回来的，大家也就是所有的“战友们”都在麦田里。我偶然地碰到了她，在我们分场的边上。我从来没有离她这么近，虽然有很多次我们的目光跟发电报一样有过纠缠，或长或短。没有谁带路，我们是并排走着的，就这么走到这苞米地了，就这么走进来了，然后发现了这块空地，这里的苞米株被压倒了一片，上面还铺着不少从旁边什么地方搬来的苞米株。是啊，我想，显然是“安排”“布置”过的。可是，这不是思考问题的时候，呼吸和血液循环不允许思考。我终于翻了过去，又压在了她的身上，翻得很轻松，不知是否是她故意配合着的。我的嘴这回懂得享受了，慢慢地找著她的嘴，却被她推开了，好臭，她说。再香不过了，我说，我有些生气。她说，真的臭。我也闻到了。我在她的半推半就中离开了她的身体，她也坐了起来。那臭味忽然变得尖锐了，直往肺的最深处的格子里扎去。我拨开几株铺在地上的苞米，她叫了起来，那是恐怖电影里美国女士的标准叫声，那种抽象的放之天下而皆准的女人的叫。我叫得却很具体：“小孩！”黑土地上躺着一个小孩，准确地说是个婴儿，应该是刚出生的婴儿，看上去白白胖胖的，我把手里攥着的苞米株拉到一边，这婴儿翻了个身，跟我们刚才翻身一样地翻了个身，这一边全烂了，爬着好多的蛆，白白胖胖的。她奔到一边，那边传来了她的呕吐声。另一边传来了许多苞米株相碰的声音，还有人说话的声音。我忙奔到她身边，拉着她的手，把她从下蹲的位置上拉起来，拉着就走，她跌跌撞撞地一路发出恶心反胃的声音，一路没忘问干什么。然后她听见了，跟我一样听见了，是几个人在叫喊：“死婴！狗男女！一定还在附近！怪不得刚才有人叫喊！明明听见了叫喊！”那是哈尔滨口音的，我甚至听出了几个熟悉的人来。我几乎拉不动她了，她好像陷在软软的深深的黑土地里了。等到我不拉了，她却来拉我，我本来想说，还是不动的好，可是我没有说，我没敢说，我跟着她走了，走得很急，越走越急，我听见后面一片叫喊：“在那里！”然而那片叫喊声却往别的方向去了，而且分成了两路，两路都叫喊着，越叫越远。
我们坐在黑土地上，苞米中间，她那被我搂着的胳膊全是湿的，她贴着我的脸也是湿的。在这个时候，我却找回了自己的性别，发现我重新振作起来了，就像孙悟空摇摇身体，金箍棒就出现了。风来了，忽远忽近，然后不分远近拨出一种铺天盖地的簌簌的声音，我们也跟着发出那种簌簌的声音，当然那是她在簌簌地颤着，当然不会是我。我轻轻地在她的耳边说，没事了，起风了就更没事了。她点点头。只是好像是点头，准确地说，是她的头发在我的脸上扫动了一下子。我说，我们走吧。
往哪走？我说，离开这里。然后我知道了，那“往哪走”不是她说的。彭卫东弯着腰挡住了阳光，俯瞰着我们，一脸领袖的慈悲关怀。彭卫东是当地人，是我们分场的革委会副主任。另一个声音说，方方？那是余冬青，哈尔滨青年，方方的铁杆追求者之一，他的话是走音了的。另一个声音说，狗男！这位及时合上牙缝把后面那个“女”字活生生堵在口腔内部的叫杨远东，是方方的铁杆追求者之二。
那是我来到黑龙江后第三次蹲小号了。上海有一句话说“过一过二不过三”，同样的事情最多重复两遍，第三遍的结果就绝不会一样了。如果说前两次我是死里逃生，那么这次我就是死定了。也许。不一定。不，这不是我的命运，绝不，否则就不是我！
所谓小号，自然跟正规的监狱是不一样的。在我的想象里，监狱大概也不过如此吧。这是分场场部办公楼里唯一的两间半地下室之一，所谓半地下室，就是从正常的窗子里看出去看到的是别人的上半身，而如果爬到平行的高度从半地下室的窗子看出去，就只能看见别人的臭脚丫子了。当然，在下面待着并仰着脖子，那是只能想象臭脚丫子及其包装。好几次，上面响着玻璃上的喷水声，一个北方声音喊着，小子，热茶来了。另一个北方声音喊着，小子，再来一杯。每次都会从不严实的小窗子周围流下一些液体来。几天下来，那小窗附近的尿臊味就越来越浓郁，浓得挥之不去，化之不开了。这里有一张木板搭的小床，对于习惯了几十个人一排炕的我来说，这却是难得的享受。除了每天有几个人特意跑到小窗口尿尿，每天有人送一次饭（第二天我才明白了：这一次饭你分几次吃那是你自己的事），这里倒是清静。闲了下来，我就设想我会怎么个死法，死了以后会是什么样子。我经常会想起白白胖胖的形象，那小脑袋，小屁股，那些爬行自由的蛆。 那几天我唯一见得到的人是镇宁路港督。镇宁路港督是真的港督，北方话叫白痴或者低能儿。有人说，上海知青办怎么会把港督送到乡下来的。有人说，那一定是开后门的，他家里讨厌他，到黑龙江来有吃的还有钱拿。他就是给我送饭的人。因为他别的什么都试过，可是什么都不会做，比如割个小麦半小时就能在自己手上割出十几个口子，或者把从深井里摇上来的桶里的水全浇在井边让那里结起厚厚的冰，然后提着空水桶回来，后来人家就让他给蹲小号的人送饭，好在咱们的小号一年四季几乎得排着日子往里面住人，没几天空闲的。第一天，他傻傻地笑着进来，傻傻地笑着说“吃粪了”，我踹了他一脚，告诉他要说“开饭了”；第二天，他进来傻傻笑着说“开粪了”，我踹了他一脚，告诉他要说“请你吃饭”；第三天，他傻傻地进来笑着说“请你吃粪”，我踹了他一脚，深思熟虑地告诉他要说“我吃饭”；第四天，他傻傻笑着进来说“我吃粪”，我一想还是不对，只无精打采地说了一句“对，你吃粪我吃饭”，却再也没有胃口了，尽管胃壁相互磨得生疼。
直到第二天傍晚，我才见到了镇宁路港督以外的另一个人。这个一进门就捏鼻子有损劳动人民形象的人叫管玉莲，她是我们卫东分场革委会副主任彭卫东的老婆兼上司，也就是说，她是革委会正主任。我以前每次看到他们俩站在一起，都会想，人说做夫妻会越做越像，可是连脸型都像的，那还真是难得。他们俩都是方脸，而且都长着一颗黑痣，虽然不在同一边脸，却正好是男左女右，需要的时候可以用“文革”后一度时兴的那种贴面舞方式沟通思想。管玉莲是一个人进来的，进来后就摆出了想走的样子，那臭味显然把她给熏晕了，所以，她放开鼻子后和重新捏上鼻子前的第一句话是，咋样？还习惯不？我想，这意思是我应该习惯，应该有八年抗战的思想准备？那也好，活个八年九年意味着不至于立马死亡。我说，管主任，拿我怎么样没关系，可是人家谈方方还是小姑娘。说这话的时候我感觉有一股豪气从胸里升起。我说，管主任，那婴儿早就死了，都长蛆了。她的手撤离了我的肩膀，因为她进来的时候我是坐在那只又低又小的小凳子上的，我本来要站起来，可是当时就被她的手按住了。她说，可是你们也许是因为不放心而回去看看的呢？农村是个广阔的天地，咋哪不能去，干啥非得到那疙瘩去呢？临走时，她在我的面前转过身去，转得那么的“贴切”，那肥大的臀漫不经意地经过我的鼻子前方时甚至还漫不经意地撅了一下子。她撅这一下子的时候跟下蛋似的撂下一句话，好好想想。
我不知道她让我想的是什么。半天我才从潮湿阴冷的半地下室的地上爬起来，我是爬到那木板小床上的，一身冷汗，手脚僵硬。那天我做的梦是关于我的死法的，那几天我经常设想我会怎么死，但死到梦里去还是第一次，而这一次跟哪一次都不一样。至于管玉莲让我“好好想想”的时候为什么要撅腚，我当时还真没有去想。去想这事那是后来的事情了。后来我还想，她把我按在小凳子上，不让我站起来或者就是为了给那个最后的撅腚礼做铺垫的吧？那个梦我直到今天还记得，说来不好意思：我是被臭死的。一个白白胖胖的大屁股向我撅来，遮住了苞米地上空放着耀眼的光的太阳，遮住了所有的光线，无穷无尽的白白胖胖的蛆从那里掉下来，然后在我身上进进出出，如入无人之境，我居然能看到这一切，看着我怎么在深呼吸中并且正是由于无法遏制的深呼吸而被臭死，我用最后的力量抵抗臭气以致身体不断地缩小着，最后一眼我看到的是自己变得白白胖胖的小脸和白白胖胖的小屁股，在越来越白、越来越胖的小虫覆盖下咽下了最后一口气，那一口气是臭气发出的一个骄傲的宣告：它已经占领了我的最后一个细胞。
我吱吱地醒了，以至于我发现自己靠在门上就睡着了，同时发现晓闪刚经过我身边，显然上完了厕所回来，她梦游般地晃着，对靠在门上甚至把门靠出声音来的我视而不见或者没有看见或者觉得很正常，我就应该是靠在那里的，就跟她和动动应该是躺在那里一样正常，她晃到床上，胳膊重新放到动动身上，脸重新放到动动旁边，然后就不动了，而动动仍然保持着四仰八叉的姿势，显然在这期间一动也没有动过。白白的大大的小脸。三岁了，我们家的小皇帝，动动，都是小孩子。假如那个死婴还活着。我不想去想这遥远的事，我拼命地使劲地把这想法推开，这却跟那臭气一样不可阻挡，假如他或者她还活着，应该有二十岁了。我走向客厅里的沙发。我希望能在沙发上梦见库当大街，可是却怎么也睡不着了。
1999年
斯坦和晓闪争吵已经成了这幢楼里不可或缺的内容，就像它是当初装修的时候就装在了楼里的那样。楼上和楼下的邻居们有时候会用捷克语或者德语或者土耳其语相互地询问：今天怎么会这样安静的？但一般过不多久，他们就相对微笑着摇头，这种摇头仿佛是一种肯定：这幢楼毕竟还是这幢楼，听见了吗那声音，而且他们已经知道，在大多数情况下是女的嗓门大，大多数情况下甚至根本听不到男的的声音。有时候，男的到中国或者别的什么地方去了，一去几天，几天后或者十几天后，邻居们就说，听，那个唐先生回来了。听话的人如果是哪个偶然到这些邻居家里来的客人，他或者她就会说，你是说女士吧，然后这些邻居就笑了。因为大嗓门的女声一旦响起，说明的确是那位男生也在场。
这里的邻居们从国籍和来源上说很杂，正因为杂而显得特別的宽容，也许因为谁也搞不清别的民族的习惯应该是什么样的，而且他们自己有时候嗓门也会很大，至少比德国人嗓门大。他们说，德国人嗓门只在两种情况下比谁都大，那就是做爱和笑的时候。
对斯坦来说，这种吵闹或者说是晓闪发出的指责、批评就好像是一种嫁妆，跟着她娉婷的青春的身段就进了家门了，但一开始的时候压在哪个陪嫁的箱子底下，而箱子也被塞到了床底下哪个角落里，直到哪一天终于想到并打开这个箱子了，这东西就再也塞不回箱子里去，它就这样满屋地走着，得意扬扬地颠着步子，在不断的突破中不断地等待着下一个突破口。比如今天他就说了一句实在忍不住的话：“我们大概五百年前就是冤家吧。”然后他就听到电视里在说北爱尔兰独立什么的，他想，我们俩大概在五百年前一个是爱尔兰人，一个是英国人。他已经有了一种罕见的本领，就是在比如说他刚才那话说出去后晓闪必然以超大嗓门吼叫的情况下，也就是说在这种吼叫中他居然可以思考问题，而根本就听不见那超大嗓门发出的声音里有着什么样的内容。 其实，今天的气氛本来特别的好，晓闪甚至给他提出建议。他不记得晓闪什么时候给他提过这种业务方面的建议，这当然是因为业务现在弄到家里来了，要不然曉闪可能永远也不会管他业务方面的事情的。晓闪的建议是，能不能租一个店面把这些“么事”卖出去。他就笑了，因为晓闪总是把他那个东西叫成“么事”的。晓闪那本来难得温暖的脸又冷冰冰了，“你笑什么笑？”斯坦把她一把拉到沙发上他的身边，把她的手拉过来：“这个么事你要卖出去倒算了，还要放到店里去卖？”
楼下的德国男人和加纳女人先是吓了一跳，德国男人问加纳女人，“人家中国人叫，你干嘛也叫。”加纳女人说：“可是他们平时总是女的叫，就是那个闪闪。今天是男的叫，就是那个坦坦。”然后德国男人问加纳女人，“现在你又是怎么了？噢呀，你疯了，还坦坦。噢，噢呀。”加纳女人说：“噢呀，噢呀，噢呀呀。现在，噢呀，是中国女人在叫，噢呀呀，我们也叫，噢呀。”德国男人说：“不对，噢呀。太棒了你，噢呀，闪闪叫的是啊呀，啊呀。你太棒了。啊呀。”加纳女人说：“噢，噢，那是中国话，啊呀。你叫她闪闪，啊呀，你干嘛叫得啊呀这么肉麻啊呀。那是中国话啊呀，德国话是噢，噢噢，噢噢噢噢。”
楼上的捷克男人和捷克女人摇摇头，捷克女人说：“今天他们叫得太不像话了。”捷克男人拿了把锤子当当当当地去敲暖气片，“女人叫就算了，怎么中国男人也会叫得跟割了他那个东西一样。”捷克女人说：“行了别敲了，现在是那个女人在叫了，这么早就叫得这么响。”捷克男人说：“她平时不是这么叫的，平时是骂人那种叫的，今天这是怎么啦？好像不是一个女人在叫唉，不光是中国女人，好像整幢楼都在叫唉。”捷克女人说：“你干什么，现在才几点？你还没有洗澡呢。”捷克男人说：“是整幢楼唉，我们不能缺席呀。我没说错吧？你早就等着我了。”捷克女人说：“你自己看看，看看，是谁在等着谁啊？”
路上的行人不是很多，德国行人一般也只顾走自己的路，几乎没有好奇心。可是这不多的行人却纷纷站了下来，而且都是在摇头以后走开的，有的人走到马路对面了还在摇着头，好像忽然发现天太冷了，不摇就会冻住了，于是一时就停不下来了。
斯坦之所以大呼，晓闪之所以大叫，有几个方面的原因：第一个原因是晓闪没料到平时要多疲软有多疲软的斯坦，今天忽然会变得这么强硬，所以，晓闪挣扎着站起来，然后踢那一脚的力气相对来说用得太大了，而斯坦那是真的疼了，以致他发出的那声惨叫把他自己和晓闪都吓坏了。第二个原因是今天晚上晓烁把静静和动动都带到晚妮娘娘店里去了，家里只有他们俩在。第三个原因是他们接下来太猛烈，猛烈到了几年来没有过的程度，晓闪一开始是要试试斯坦是否被她踢断了，所以很温柔，接下来发现那一脚让他脑震荡一样的疯狂，上海人把那东西也叫“小头”的，相对于楼上的“大头”，所以那东西也会震荡，导致晓闪真的忍不住要叫。第四个原因是这种过于猛烈，导致大沙发旁边堆得高高的纸箱砸在了斯坦身上，在翻了一个身推开一个纸箱后，新往下掉的两个纸箱又砸在了晓闪身上，虽然感觉不到疼，但是一种应该要感觉到疼的想法加强了晓闪的叫的力度，使她的叫声不仅更加高昂起来，而且混合着上气不接下气的笑，造成叫声变化多端和起伏高昂。
之后他们才发现今天晚上这幢楼格外的热闹，楼上楼下甚至那住着一对老人的隔壁都有叫声或者说放开的呻吟。斯坦笑了，但他的笑很快就停了下来，因为他看见晓闪哭了。斯坦说：“你又怎么啦？”晓闪说：“啥个叫又怎么啦？你自己看看这个房间，还是房间吗？”斯坦说：“我不是在想办法吗？”晓闪说：“你想个鬼！你再想下去，我们就在一大堆金银财宝里饿死了！”斯坦不说话了，似乎被她的语言忽然变得有些诗意震撼了。晓闪说：“这些东西能吃吗？”斯坦保持着不说话状态。晓闪继续说话：“侬讲呀！碰到事情侬就港掉了？侬哑子啊？”她说话的声音越来越高，后来又变成了平时那种吵架的叫声。在这个过程里，他们并不知道楼上楼下和隔壁又都安静了下来，那是一种在平常状态叫声出现后，自然要回归于平常状态的安静，一种试着进入睡眠的状态，或者穿着裤子内衣也罢，没穿裤子内衣也罢，走向卫生间的过程中摇头摆尾的状态。她的叫喊一直持续到斯坦摔上门消失在冬天的夜幕里五分钟之后，以及她听到暖气片被楼上楼下同时敲得震耳，于是她也敲了两分钟作为反击之后。
在晓闪终于安静下来，也就是说整幢房子终于安静下来的时候，在她呆呆地看着一屋子东倒西歪的纸箱，连翻过这些东西走到哪张椅子那里去坐下的念头都不能发生的时候，斯坦走进了他的办公室，穿过堆到天花板的纸箱中间的小道，在被纸箱们挡得昏暗至极的灯光里找到他的写字台和他的老板转椅坐了下来。这还真不能怪他。这些纸箱漂洋过海来到这里的时候已经是11月中旬了，原来订了两个集装箱的德国公司说，太晚了，已经是冬天了，该买的都已经买了，谁还要啊。再加上原来没订却附加着到来的那两个集装箱。斯坦跟汉堡港吵了两天，可是那仓储的天文数字费用一个零都不肯划掉，人家说仓库根本就不够用。斯坦跟贾黑明轻声细气地讨论了三天，贾黑明说，没错，我们的订单是6月就发出了，可是我是10月才收到货的，收到后一天也没敢耽误啊。斯坦跟贾黑明说话只能是轻声细气的，而且许多话要点到为止，甚至点不到就止，因为贾黑明是贾共识的儿子，而斯坦的未来，说得形象一点是存在贾共识的肚子里的，一旦贾共识肠道受阻，斯坦那是连一点未来气味都闻不到。于是，斯坦只能再次向浦江借了钱，让物流公司把货运到柏林。办公室里实在堆不下了，剩下的自然只能占据家庭空间。
斯坦也是想了些办法的了，比如在办公室玻璃窗上贴上大大的德国字：“喷血出售羽绒衫”。他觉得中国商家常用的“吐血”不够生动，有必要升半个级别。第二天下午就来了两个人。第一个人说，“每个纸箱10马克”。斯坦请他离开，“对不起，我每件成本都不止10个马克。”第二个人是一个警察，是在办公室门口跟第一个人迎面错身而入的。这位警察请他解释“血”的含义，然后告诉他，这么写，给人的印象是玛菲亚就是黑手党在办事而不是做生意。他说，“中文是这么说的。”警察说，“对不起，您写的好像是德文。”他慢条斯理地当着警察的面就把那纸撕了下来。当然，撕掉的只是“血”这个词。于是窗子上那句用大大的字母写着的话就成了“喷射着出售羽绒衫”。 坐在被高高的纸箱遮得昏昏沉沉密不透风的小空间里，斯坦确实是想到了刚才电视里关于北爱尔兰自治权的新闻的。他也不知道自己的身体在百忙之中怎么会单单注意到那么几句话。简化成中文后，那个地方简称是“南北爱”。这也许是斯坦没有想到的。但跟他的思路却偶然地对上了，这思路也是这些天来，这相当一段时间来反复出现的，因此也是相当必然的：他又沉浸到那遥远的青春旅程里去，从南方走向北方，从童男走向“爱”。他不知道那是不是爱，也许那只是无聊，而他的第一个女人居然是那个想起来就让他浑身不舒服的老女人。
也许一切在那开开停停，足足走了三天四夜的火车上就开始了。上海到黑龙江北安虽然很远，却没有这么远。可是在那个时代，运送那些毛头小男孩和中发小女孩的列车时刻表以外的所谓专列，就需要那么长的时间，就像是火车自己也不愿意到那个遥远寒冷的地方去，或者是受了充满车厢的情绪的影响，从火车悄不作声地跟上海真如站站台错开时，那一片哭声就开始了，那时的火车为了防止送行的爸爸、妈妈、哥哥、姐姐们在汽笛长鸣中放声大哭，从哪天开始就不再拉汽笛，可是汽笛不叫了，火车却是终究要移动的，火车移动，哭声也是终究要响起来的，何况没有了汽笛声的掩盖，火车内外甚至天地之间听得见的也就是哭声了。哭声自然早就没有了，火车还没有到几公里外的南翔就没有了，但那种无声无息从火车身上传染到了小乘客们身上，而小乘客们的无声无息让火车没了劲头，开不了多远就停了好几次，经常一停就是一两个小时。头两天他精神特别的好，居然一点都睡不着，到了第三天晚上他却睡得天昏地暗，就在走向厕所的路上和从厕所回来的路上也整个没有醒过。整个挤得满满的充满了男性女性青春荷尔蒙气味的车厢，从错开上海真如站的站台以来就没有醒来过。直到他在一片笑声叫声里眯缝着眼睛，然后站起来，然后跌跌撞撞地继续走路，然后再次靠在椅背上，车厢和列车才醒了过来，醒在他再次掉入睡眠的深渊之前。
在再次掉入睡眠里之前，有许多片断在他的周围飞翔着，就像树林里的小鸟、昆虫和树叶那样的飞翔，却一丝风都没有。透过这一切，他看见的是一张美丽的像下山前的太阳一样红的女孩子脸。一个男性的声音很洪亮：“你们都跑我们这里来干什么，都回去，回去，什么事情也没有的。”许多人从旁边的车厢涌了过来。在这深夜里。许多人在提问题，许多人看着他。在他走回自己座位和坐下来以后的整个过程里，一个女性的声音傳了过来，很成熟的：“他不会的，他还这么小。”这一个男的和这一个女的后来走到了一起，他们俩都是老高中的，是男生里面和女生里面年龄最大的，已经都过了二十岁了，在他的眼里那就是很老的了。他确实还“这么小”，他那时刚过了十六岁生日。另一个女生说：“吓死我了。他把我推开，就把头埋到她肚子底下去了。”另一个女生说：“肯定是太吃力了（太累了）。”鸟的声音里面飘着昆虫的声音，还有树叶的声音，有叫的有笑的，一丝风都没有。那么多人从别的车厢涌来，后来他想起来了，那说明这车厢里是多么热闹。两天多的旅程没有声音，一下子全爆发出来了那样。他记得那张跟下山前太阳一样红的脸是美丽的，那是一种羞，这是他当时的感觉，同时是一种幸福感，这是他后来的感觉。他没有吻那张脸，他甚至只记得那是美丽的，但这张美丽的脸具体是怎么样的，他却一点都不知道。从叫声里和非常破碎、简单，像树叶一样飞着的记忆里，他明白自己从厕所回来后就在女孩子们那里躺下了，应该是扒开了一个女孩子，把头也就是脑袋埋到另一个女孩子的肚子上（他们却说是肚子底下）去了。而那个女孩子把两腿分开了。应该有春天的气息，花的草的气息。
到农场后，当男生站成一排，女生站成一排，斜对着站着听革委会副主任彭卫东训话的时候，当男生和女生在收工的路上迎面错过的时候，他看到许多女生看着他笑，其中也有几个女生脸跟下山前的太阳一样红，他使劲地去辨认以及回忆，但根本不可能想起来那个女生是哪个。直到那天到水房打完水想要往回走，那个女生面对面地站着看着他，脸涨得跟红太阳一样地看着他而脚不往前挪动的时候，他真想问：是你吗？可是他没有问。他们俩一人手里拿着一个热水瓶，相互看看，走两步，再看看，再走两步，就这样走出了连队的“屯子”，手里各拿着一个热水瓶。后来他们当然说话了，至于说的是什么，斯坦是一点都不记得了。他唯一记得的是，他到最后也不知道她的名字，他没有问，他也不知道她是不是知道他的名字。
所谓“最后”，指的是他们被抓回连队的“屯子”之前。其实，他们就是在朝着场部的方向走去，走在泥土的，但却足够宽阔的道路上。当一帮人大呼小叫地从“屯子”那里追过来的时候，他们还很好奇，站了下来，还相互笑笑，觉得今天一定是有什么戏可以看了，一点都没有自己会是主角的感觉，直到他们俩的胳膊都被反拧得很高很高，脑袋都被压得很低很低的时候，就像“文革”初期他们造反的哥哥姐姐们反拧别人的那样。
他们就这样被拧回了分场，然后被分开了。于是，他第一次住进了小号。他想了很久。当他跟火车上的经历联系起来时，他第一次产生了这回小命要玩完的想法。然后他被拧到了舞台上。他是第一次到舞台上。以前他都是在舞台下面往上看的，包括“文革”初期红卫兵斗牛鬼蛇神，他年龄太小，也只能在台下面看。这次他被拧到舞台上，面对底下挤得满满的观众，有一种面对许多镜子的感觉，他想看看他在他们的眼睛里是什么样的，但他的脑袋马上就被压得更低。然后他听到彭卫东说到他的名字，紧接着说到的是那同样被带到了台上在他可以想象得到的近处站着的女孩的名字。这是他第一次听到她的名字，他还以为那是双名的，她叫“圆圆”。他知道她的名和姓里都没有这个“圆”字，都是另外的字，也就是说第一个字是“袁”第二个字是“媛”的时候，那已经是好多年以后的事情了，而且发生在上海，准确地说，是在胜军的婚礼上，换句话说，袁媛成了胜军的妻子，比成为他的阿嫂早了将近十年。奇怪的是，那婚礼上，老战友兼新郎胜军的两个妹妹晓闪和晓烁根本没有给他留下什么印象。一方面自然是因为晓闪比他小了十岁，晓烁当然就是更小的毛丫头了，用那时也只不过二十几岁的他做个减法，结果可想而知。他后来问过晓闪，那次婚礼她参加了吗？她居然反问，你参加了？他对她没有印象，他觉得是应该的，可是她对他也没有印象，多少有点让他不舒服。 彭卫东副主任给他和“圆圆”宣布的罪状是以上山下乡为名，行资产阶级腐化堕落、糜烂丑恶、流氓地痞、混账王八蛋之实，动摇知识青年的军心，破坏伟大导师、伟大领袖、伟大统帅，还有伟大什么来着的毛主席的战略部署。他当时如果不是刚到农村什么都不懂再加上有点紧张，他应该能指出彭主任的言论是反毛主席的，从而让会议的方向掉个个儿，因为“伟大什么来着”这种说法是非常恶毒的，是无产阶级革命人民绝对不能容忍的，可是他只是说：“我们只是散散步。”彭主任说：“散步？还只是？把罪证带上来！”于是他又看到了那两个热水瓶。彭主任说：“散步？散步带这俩玩意儿干什么？”下面哗的一片笑声，他发现那笑声是从右面那一片人群里发出来的，左面那一片有人笑了两声马上就停了下来，然后右面那一片有几个人在大喊，都是哈尔滨口音：“冲洗现场！”“洗澡！”“洗刷罪证！”然后彭主任说：“都对，不过没说全。这俩玩意儿是什么形状的？”底下没了声音，显然不知道主任的意思。彭主任的声音变得得意起来，“把瓶塞拿出来，再看看，是什么形状的？”右面那一片大笑，有人叫着：“圆的！”大笑 。“是圆圆！”大笑。“圆圆的洞！”大笑。他听到身边不远处传来哭声，是女孩子圆圆在哭。他喊道：“你们要干什么？”于是他的脑袋被大力地压得更低了，同时他看见了下方彭主任的两只鞋子。彭主任说：“我们要干什么，还是你要干……什么？”他在“干”字后面停了一会儿，于是右面一片笑得都快把屋顶掀掉了。那时候，刚到农场，斯坦根本还不知道“干”这个字的北方内容，否则他说不定也会在最不该笑的时候笑起来的。他不光看见了彭主任的脚，他还看见了彭主任肥大的裤子，他甚至闻到了一股跟他住的那个上海427弄地上的鸡屎有点像但更强烈的臭味。他听见彭主任的声音从上空降落：“你叫什么名字？”彭主任沒有等待他的回答，把宽松的裤子的反面也就是更臭的一面转到了他的面前，用他的正面问不一定闻得到他的臭味的台下面：“他叫什么名字？”这回台下右面那一片理解得够快，有人叫喊着：“唐！三！贵！”另一个大声提问：“哪个跪？”好几个人同声喊：“下！跪！”一片人乱糟糟地喊：“让他跪三跪！”这时，左边人群里一个人大叫起来：“你们干什么？”他这一喊，右面居然一下子没了动静。他又喊：“放开他们！你们欺负上海人！”他的声音不但站了起来，而且在向舞台冲来。彭主任的屁股离开了斯坦，向台边挪去。他还没来得及说话，左边好几个人喊了起来：“放开他们！”“放开他们！”每叫一次，声音就增加一些厚度，然后也有了要把屋顶掀掉的气势，有了一种没有间隙的，也就是说几乎是全体参与的雄浑，从大提琴低音巴斯萨克斯管到钢琴小提琴小号全有了。过了一会儿，这一会儿也许很短暂，但给人的印象是很长的时间，右边也有了叫喊声，却好像全是大提琴中提琴低音巴斯加上鼓和锣，没有尖锐的温柔的乐器。礼堂里乱成了一片，整个失去了主旋律。在这一片混乱里，斯坦的耳朵隐隐约约捕捉到彭主任的话的片段，比如“反了你们！”还有“把他们押下去！”
左边第一个站出来叫喊的人，他听清了，他在短暂的很快被再次压下去的抬头过程中也看清了。那人就是胜军，齐胜军。这是他首次从小号里出来后第一时间询问得知的，在台上的时候他并不知道他的名字。他们原来根本就是不认识的，跟其他坐着一列火车来的所有人一样。
这是后来他一点都没有嫉妒的感觉，能够坦然地参加胜军和袁媛的婚礼，并用他当时几乎全部的积蓄购买礼品的原因。但当然不是全部的原因。其实，他早已没有了嫉妒的理由。本来在那里男连和女连之间就很少有接触，他见到她的机会就更少，偶然见到，有几次也很近，她的眼皮会马上降落或者瞳仁会马上滑开，他们俩之间再也没有说过话。在她眼皮降落或者瞳仁滑开的前后，斯坦几次怀疑，她究竟是不是火车上那个有着下山前的太阳一样的脸的女孩。太阳是美丽的，而她跟美丽的太阳有着相当不近的距离。直到在胜军的婚礼上，当她和胜军端着酒杯走到他的面前时，他们俩的眼睛才终于对接上了，而这时她的脸又像那下山前的太阳了。只有在这时，斯坦才觉得她可能还真是她，只是真实中的她像卸了妆，卸了火车上的昏睡和小鸟和昆虫和树叶和让王子不顾一切要吻她的那种动力。
他是一星期后从小号里放出来的。彭卫东对他的老婆兼领导管玉莲说，如果马上就放，那帮初来乍到的上海知青，不但没有通过这个行动被镇住，而且今后可真的要反了天了；如果关的时间太长，可是便宜了他了，因为正是秋收大忙的时候。管玉莲只是点点头，随你了。那时管玉莲根本不想管那么多，而斯坦还没有走到管玉莲眼睛里去，顶多还是一个太小的小孩子。这些对话自然没有传到斯坦的耳朵里去。反正他是在觉得自己已经被遗忘的时候忽然被放了出来，并且直接被扔到了脱谷机旁遮天蔽日以及蔽月亮蔽星星的所谓二十四小时连轴转的灰尘里去的。在灰尘里，他才发现了一个问题：在这一个礼拜里，没有人出卖过他。上海知青一个个都挺够朋友的。换句话说，如果有人向分场革委会反映了火车上那个故事，那他不但出不来，而且还不是一个非正规的小号关得下的了。那个时代，许多事情可大可小，村长一高兴，可以把法官都拉出去枪毙掉。
后来谁说过，他是圆的不成，搞方的。这话也没有传到斯坦耳朵里去，但其实他也是这么想过的，先是圆圆，后是方方，还真的有点巧，尽管“圆圆”那两个字全然不是那么回事，而方方也不是姓方。结果是，圆的不成，方的也不成，而且不管是圆的还是方的，路牌指着的就是小号。
铃声。田野里收工的铃声，连长朱明嘉在地头摇着。上海街上自行车的铃声，好几辆朝他逼来等着他让出道来。这铃声响得很顽固，直到斯坦从黑龙江和上海终于回到柏林。他费了一些劲才抬起头来，找了一会儿才找到了电话，找到了电话才回忆起自己在哪里。房间里很昏暗，晓烁的背后是堆到天花板的纸箱，电话机在晓烁的侧后方。“你来了？”他用被睡意泡得大大松松的舌头问。晓烁笑着侧了一下身，好像是让他进一步明确响着铃声的电话机的位置。他不知道他是什么时候伏在写字台上睡着的，更不知道晓烁是什么时候进来，什么时候坐上桌子，并且把他的脑袋放在她的两腿间的，他只知道，他抬起头来的时候脑袋跟她的牛仔裤港湾有些摩擦。他从她的右后侧拿起电话听筒来的时候，晓烁侧着身微微抬起的正后侧发出了清脆的划破空气的声音。听筒里传来的是晓闪的声音：“你说什么？”他说：“不是我。不是的。那是。尸比。”百忙之中，他急中生智地自以为聪明地临时把一个粗字一分为二，避开了他一辈子始终想要避开，最想要避开的“俗”。可是晓闪当然不能理解：“什么比？你骂人？”他越描越黑：“不是的，不是那个比。是第三声的比。”晓闪说：“什么第三者？哪个第三者？”他的舌头有点打架了：“不是的，第三声，不是第三者的声音。”晓闪有了新发现：“你干什么啊？笑得这么娘娘腔。”斯坦不能说是“你妹妹在笑”，是“你妹妹”使劲地忍着笑却还是没有完全忍住，使那笑挣扎在空气里，显得很怪。他伸手去捂她，手却去了他的脑袋刚离开的那个地方，就是那坐着的身体的港湾，像是按了一个机器人的机关，导致两条机器腿立即自动合拢来，两只机器手自动伸过来，从四个方向卡着他的手。晓闪喊着：“圆的什么啊？”斯坦想，整个乱套了，他刚才大概说圆的洞了，或者是说圆圆了，可见他的脑子还在从遥远的地方往回收的过程中，同时在跟现实的景象与感觉重叠着。他无法回答，便只能提问：“你还没睡？”晓闪说：“睡不着。”他觉得这话是在道歉。晓闪又说：“早点回来吧。”他不记得晓闪说过这样的话，用这样的声音。于是他的胸口有点闷，眼睛有点潮。他往回抽他的手，那手在感觉里也有点潮，而且显然有渐渐会淹没在潮水里的感觉。看上去这么文雅的女孩，他想，她是故意的，否则隔着厚厚的牛仔裤怎么可能呢。而且她是她的妹妹，他想。他说：“我不可以的。”他这话说得很坚决，于是那手终于抽了出来。晓闪说：“什么？你不可以？”晓闪的声音一下子恢复了跟平时大多数时候那样的分贝，那种震得耳膜疼的响。 挂了电话后，他对晓烁说：“那是你姐姐。”晓烁没有说她当然知道，也没有说谢谢阿哥提醒，她什么也没有说，甚至没有看着他。他说：“回家吧。”见她仍不说话，他站了起来，向门外走去，她却在门口超过了他，还回头看了一眼。这一眼在碰到他面孔之前就像被一根线拉了回去，让那脸以更深的色调从周围的昏暗中凸现出来。这是那个羞，这是那个红。他的记忆又蠢蠢地动了起来，跟当年火车上一样。摇摇晃晃地就走错了地方还睡着了，摇摇晃晃又站起来离开了那里。他关了办公室的灯，却忘了关办公室的门。在马路上冷得刺骨的风里他想起来了，但他没有回去。他想：菩萨保佑，最好明天早晨办公室里空了，所有纸箱全部不见了，比如半夜来一辆卡车，停在办公楼的门口，而他就有了一个借口。在那种情况下，晓闪还会反过来安慰他。这他已经有经验了。
2000年
我说，老板娘。她纠正说，老板。我说，好，老板，我能问一下吗？你的饭店为什么会取名叫“锦江饭店”？她眨眼睛的时候睫毛显得特别的长，非常生动，我也不知道，我买下来的时候饭店就叫这个名字。她眨了一会儿眼睛而没有等到我下一句话，就走到了静静旁边，弯下腰去，把那让我无法不接受邀请尽情去看的部位撅得很美。她在告诉静静鱼缸里那是什么鱼，而静静在点着更上面的鱼提问时还要跳起来。我的心里多少有点失望，听口音她就不是上海人，而我到这里来当然是因为这家中餐馆叫“锦江饭店”，它让我想起我小时候，經常故意经过却只能探着头往里面的花园看，还会被穿着枣红色制服的看门人驱逐的上海并列于西郊宾馆和兴国宾馆的毛泽东下榻的最高档宾馆，和我亲自住过的前面加了个“新”字的超级高楼。再加上那天年轻的老板（娘）隔着窗子给了我一种美丽的导致事后身体振兴的震撼。这是我今天选择这里的原因。他们都还没有来，包括晓闪和动动。当然，我跟他们说的是六点半，而现在刚过五点半。我提前近一个小时来还带着静静当借口的原始动机已经有点淡出的意思。当着面的老板（娘）没有那么美，甚至很普通，那睫毛在近距离观察中有随时会有脱落的危险，只是转过身去弯下腰来的形感还是很不错的，比当年那个我的“第一个”那可还是强得太多了。
那是我第二次关小号的日子，也是我们分场革委会主任也就是彭卫东的老婆兼上司管玉莲跟我第一次单独面对面的日子。那时我到黑龙江已经一年半了，我还不到十八岁。不知道是土政策还是国家政策，反正我们都不能回家探亲。好几个人都逃到北安火车站甚至上了火车，最远的都快到哈尔滨了，可到头来一个接一个地被“提溜”（读diliu）回来。
我注定跟搜捕有关，是被动态的有关。我的设备相当的齐全，除了那几天省下来的几个窝窝头和那个装备两节四号电池的小电筒（那里管它叫电棒）是土生土长的东西，前者来自食堂，后者来自分场里唯一的商店也就是小而空旷的小卖部，其他东西都是许多人一辈子可能都没有见到过的，我说的是在那个年代。一个铜的罗盘就是指南针，一把货真价实有三道血槽的三角匕首，好像也是铜的，一张摊开来老大的地图。这张地图的稀罕之处是，它上面不但有黑龙江，上面和右面，总共一半左右是苏联的远东地区，包括大海，苏联的地名还都是用俄语和中文双语标明的。我从来没有在新华书店里看到过这样一张地图。地图显得很旧，但上面的中文是用简体字写的，也就是说不会太旧，我猜这可能是军用地图。谁知道呢？这些东西都是抄家物资。我真的没有想到过，就在我们427弄这种穷得冒烟的地方还有人家会被抄的，而且就在我家隔壁。他们说这一家的男大人以前是当海员的，新中国成立前就是，全世界都去过了，也就是说尽去的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国家，所以，也许是显然是肯定是帝国主义的间谍。那天，宝钗傻呆呆地坐在门里靠门的地方，一张竹椅上。这个帝国主义间谍的女儿居然叫宝钗（这明显是个封建主义的而不是资本主义或者帝国主义的名字），比我大几岁有限。我是第一批去看抄家热闹的，也就是说当时就是我一个人。红卫兵在她家里喊着，敲着地板墙壁，把一些东西堆在中间，包括几本书，还有一个铜的痰盂。这时，大脸苍白的宝钗把她的大脸（她脸盘真的很大，再加上她比我大的、那有限的、但在小时候就很要紧的几岁，所以显得更大）向我转过来，很快又转了回去，然后她竹椅上的大屁股后面就多出了一堆纸，这堆东西真的像是她生出来的，慢慢地随着她大屁股的扭动竹椅子的呻吟越来越多地露出来了，好像是纸包着一些东西，不大的一包。然后她又向我晃了一下大脸。我懂了，就把那包东西从那大屁股底下抽出来。抽出来的时候，她身子挺了一下还发出了一个像是笑又不像是笑的咕噜怪声，也许是屁股底下的抽出让她有点痒，有点享受（后者是我几年后回忆时的想法）。于是，我就拿着这堆我当时觉得一定是臭烘烘的东西回家去了。在我往家里走的时候，大批量的抄家参观团才欢呼着正式涌来，其中有几个经常跟我玩官兵捉强盗的还欢呼我的名字，吓得我慌忙中把这包东西塞到我自己一定同样臭烘烘的裤裆里去了。进了家关上门，这东西正好从我宽大的睡裤裤脚管里掉出来。打开一看，才明白这些还真可能是间谍罪证。一个铜的指南针，一把铜匕首，而包着这两个小东西的被我捏成一团扔掉后又捡回来的东西是一张大地图。就凭这张大地图（后来我用妈妈那烧得火红的熨斗把它烫平的时候还烧焦了一块），我到黑龙江来之前可能是唯一清楚北安在什么地方，北安周围都是些什么地方的上海知青了。
我一开始的时候并没有走远。我是站在一个坡地上，那里正好能看见分场的灯光亮起来，好像全部亮起来了，还有很多火把，狗吠人叫，一片欢腾，我看见那些火把和手电向几个方向散开，然后是蹦蹦车嘣嘣嘣嘣的声音，他们是这样用象声法叫那橡胶大轮子拖拉机的。我的印象里这地方的夜晚从来就没有这么热闹过，就像大家枯燥没劲了几十年以后终于发现了一个好玩的游戏，大家都开心得不得了。在嘣嘣声去远了后，其他几个方向的火把和手电就开始往回撤，然后相当一部分跟着蹦蹦车的方向去了，只剩下一小部分还在附近转悠。我抬头看见了星星，我只认识那七颗北斗星。他们做梦也想不到，我根本就不往场部同时也是北安的方向走，而是反方向，就是我们平时说的看山跑死马的五大连池那遥远的几座山的方向。我早想好了，往北安跑的人都被他们抓回来了，我偏往西北跑，五大连池那里，肯定也有什么车到齐齐哈尔去的，再不行我干脆往满洲里的方向去，等风声过了再折向上海。星星距离我很近，还发着绿莹莹的光。我想起来了，这应该是狼，肯定是狼，而且是好几头狼。我知道我不能跑，一跑就会带动它们跟着我跑，非要看我往哪跑，能跑到哪里去不可，可是，我还是跑了起来，而且越跑越快。 也不知道过了多长时间。在我再也跑不动而坐下来的时候，我听到了狼悲伤的叫声，但那叫声很远。在这叫声里，星星都掉了下去。也许是阴天了，初秋的风很大。我终于掏出了指南针，确定我面对的差不多正是北方，然后我掏出那窝窝头。还不太硬，可还是那么难吃，说什么肚子饿的时候什么都香，都是屁话。老城隍庙的小笼馒头，那能比的吗，还有大光明电影院旁边又一村的鸡鸭血汤，大世界对面鲜得来的排骨年糕，淮海路沧浪亭的鳝糊面，甚至长宁路、江苏路、四川北路、杨树浦路油里咬出萝卜脆的油炖子，甚至那哪里都有的烘山芋、爆炒米花，尤其陕西北路那家小店的生煎，半夜里也让我排在大多数人比我高，不比我高的只有两个嘻嘻哈哈的偶尔用眼角瞟得我在心里翻跟斗的小姑娘的行列里。甚至那遍地鸡屎的弄堂也是充满了温暖的，毕竟从一些人家窗子里个别时候还有梅干菜烧肉的味道，骄傲地示威地飞进所有路过的鼻孔。何况出了弄堂，那就是大上海，大上海，大上海，那是洋房，法国梧桐，那是自行车铃声的铺天盖地，是公共汽车上脸红脖子粗的每日吵架。就连以前觉得最无聊最俗的东西在遥远的广阔天地里都充满了诱惑力。我坚决地站了起来，念了一句电影台词：向大上海，进军！狼叫应声而起，我激烈的心跳应狼叫而起，我又念了一遍，更响了：向大上海，进军！我的声音转了调了，大概古代人说的长啸就是这样。狼没有再叫，也许是蒙了，一时想不明白这是什么动物的叫声。我坚决地重新地迈开了我的步子，用我那小手电，这里叫电棒的东西，照亮着我脚下那越来越快地移动的一小块。
我是被架着醒的，或者说是被扭着双臂扯起来的时候醒的，当时我有一种腾云驾雾的感觉，不过这个“腾”字或许应该写成胳膊疼那个“疼”字。他们都比我高许多，而在一年半前他们还跟我差不多高。余冬青说，睡好了？金晓德说，车上接着睡。二毛子米思峨笑得很有中国人味道，不好意思啊，打扰了。杨远东说，我们可是一晚上没睡。
我在这帮熟人的推动下爬上了蹦蹦车，才上了一个坡，就看见了一个红瓦房顶和好几个一片片麦秸铺的大房顶。我说，挺像咱分场的嘛。我这话本来不带问号，不指望他们答复的，可是米思峨却说了，跟坡上睡了这一个晚上，连自个的家也不认识啦？我说，我哪睡啦？我跑了一个晚上！腿都跑断啦！我真恨自己的年轻。后来想想，如果当时我不说这话，我就认了，就说我在房间里太闷，所以跑到坡上睡了，也许就不会进小号了。他们说，他说他跑了一个晚上，他居然说他跑了一个晚上。然后，他们挨个挤到我面前来看我，在蹦蹦车的蹦蹦里一个一个蹦着颠着歪着扭着看我，像看一个不明飞行物，接着就蹦着颠着地笑起来，记得是余冬青还差点笑到了车下去被杨远东拉了回来。我知道他们相信我的话了，我当时还为他们相信我的话而高兴，甚至还跟着他们前倾后仰，左倒右斜地笑。
我说，干杯！儿子动动和女儿静静也说干杯。音果说的是干拜。晓烁捅了一下她的男朋友说，是干杯。他捅了一下他的女朋友说，斯干拜。刚进门的晚妮喊着，不等我啊。晓闪说，你说两句啊。浦江说，就是嘛，说两句，为什么请我们吃饭。郭老师或者郭总南海说，我说你会发财的吧，我早就看准了的。凌德青说，你可要带着我们奔向资本主义伟大理想啊。我笑着站了起来，站起来的我就比他们都高大了。我说，说两句？好，说两句。第一句是，看到动动和静静，就知道我跟晓闪这些年来多么有成就，我最大的成就体现在了他们身上。于是全体鼓掌，晓闪笑开了花，就跟铁树开花那样的珍贵，至少几年或者十几年才开一次，我确实不记得最近一次她笑得这么山花烂漫是什么时候了。整个饭店都往这里看，吧台前站着的老板（娘）的眼睫毛上下翻飞。第二句是，我清了清嗓继续说，这里好几位都是我亲爱的债主，我心里清楚，都是在我最困难的时候帮助了我的，我绝不会忘记你们的。当然，我现在刚刚起步，一个月才一个集装箱，以后会一个月十个二十个，不是还你们钱这么简单的事，到那一天，也许就是明年这个时候，我要请在座的各位一起到上海去，请大家在东方明珠旋转餐厅大吃一顿，我说话算话。全体鼓掌。我记得是我带的头。
这一年即使不能用辉煌来形容，至少也可以说是輝煌的起点。那些滑雪衫几乎是送出去的，到头来还是给了那个10马克买一箱的家伙。他叫施奈德。在那其间跟他吃了几次饭，结成了一种朋友不像朋友，伙伴不像伙伴的关系。那些日子，贾黑明天天打电话来管我要钱，说那么多滑雪衫至少也要收回成本费吧，我说，就是这么回事，几乎是送出去的，你怎么叫喊也没有用。本来我以为跟他的关系到头了，跟他爸爸贾共识的关系也悬了。没想这家伙接下来说要送几个集装箱的毛衣来。他爸爸贾共识也继续接受我的邀请吃饭，也谈到毛衣，又说毛衣的事情他只是顺便说说，对中德经济发展他动口不动手。我说，还是不要发来吧，我先看看市场。然后我就去看市场了，我还带着那老掉牙但看上去蛮像样的佳能相机。我走进了中档以上的服装市场。第一次拍照，在营业员女士们一阵交头接耳以及我一阵微笑点头之后，一个西装笔挺的男士走来了，自称是这里的经理。他问我是哪家杂志社的，我说我是业余服装爱好者。他说，对不起，在这里拍照是不允许的，如果继续拍，我们就叫警察来。还有一次，那是另一家店，我其实只是对着橱窗拍，他们还真把警察叫来了。我说我只是在马路上拍照，警察微笑着说请您打开照相机。我说，打开了，那么我什么都看不到，你们也什么都看不到了，让我把胶卷拍完了吧。警察就微笑着把照相机一把拿了过去，给我直接示范了打开照相机后盖的要领。然后我就到店里去买那些样子好看的毛衣，拿到家里拍完照让晓烁去退货。退货一开始是顺利的，后来就不顺利了。有的店跟晓烁说，你上次好像已经退过了么，另一家店对她说：不记得你到店里来买过东西嘛，我们店一天就进来这么几个人，所以，每个人我们都有印象的。甚至买货后来也不顺利了，有一家店对我说：对不起，我们不能卖给您，因为您每次都退货，对，退货的不是您，但货我们是有印象的也有记录的，另一家店的女老板说话更客气：请您到别的店去吧，当然，您也可以留下护照或者身份证，以便我们交给检察院或者法院。
可是三个月后，第一批仿德毛衣就来了，当然也可能是仿法仿意仿英仿西，谁知道呢？第一批就来了两个集装箱，把我吓了一跳。好在房地产大老板雷文斯基说，反正他在库当大街的一幢大房子空着，我可以先把货放在那里。更好在这批货真的飞快地就出了手。施奈德谈起三拨人争夺最后剩下的那三十箱争得全没了商人的风度，最后还是他做主一家十箱， 那叫眉飞色舞。一大批订单也紧跟着来了。这当然是因为这些货看上去符合今年的潮流不说，跟那些看上去几乎一模一样有仿造我们的产品嫌疑的名牌货（这是施奈德的话，他老做这生意，当然知道实际上是怎么回事）相比，进货价只相当于人家的三分之一。他这话其实是说漏了嘴了，因为他从我这里收购的价格只相当于通常进口批发价的六分之一。那两个集装箱，我的利润总共还不到一千马克。他也许忘记了或者不清楚中国人的精明，上海人的超精明（很多时候我还是把自己归入上海人之列的，虽然我在上海人眼里是江北人），所以，他笑得无忧无虑，我笑得更是毫无心机。 我们的摄影工作场地开始离开柏林，到了不太远的一些大城市，包括莱比锡、汉堡、汉诺威，更经常地采取一个买货一个退货的战略，在大一些的人挤一些的商场里有时也直接拍摄。晓烁在这方面变得更精明了，有时她托一些朋友熟人做这事，给人家一点小意思或者吃一顿饭，而我更多地走向买方市场。我在施奈德公司附近或者直接在雷文斯基的仓库那里等候那些客户，或查看提单，同时也在柏林及附近逢服装店和服装公司就进，还打了很多电话，见了许多老板。于是我有了自己的客户网，我批发给这些客户的价格比施奈德更低。虽然不时有些退货的，有更多抱怨的，说这些毛衣这里开线了，那里打结，这里太高，那里倾斜或者洗一次就严重掉色，但通过价格上的进一步通融，问题还都解决了。施奈德慢慢地当然就察觉了，因为他的客户明显减少了，销量大大下降，他也不傻，他到提货的地方就是雷文斯基那幢房子那里也去埋伏了几次，而且理所当然地有所发现。于是，他请我吃饭，愁眉苦脸地对我说，有几家德国和意大利工厂找到他这里来了，说是我们的产品有剽窃仿造之嫌，说要检举，要起诉，他现在还顶在那里，不说货是从我这里来的，只能希望我的员工和朋友们不会出卖我，可是，如果检察院或者有关部门找他，他怕总有一天他会顶不住。我知道他这是警告我，说如果我不收敛我的广泛撒网，他就会去告发我。我问他是哪些公司找他，果然他说，很多，记不清了，反正你就不用管了。是暂时不用管了，以后可就不好说了。我在肚子里笑着，可是我举起酒杯的时候比他更愁眉苦脸。
说实在的，我还真得感谢他的提醒。一方面，我就不信真的会有什么大问题，毕竟是劳动的成果，谁有本事谁生产，谁有本事谁销售对不对，再说了，还真像施奈德说的，凭什么说是我剽窃你，而不是你剽窃我呢？另一方面，我也告诉贾黑明，一定要请厂方在照片的基础上做一些修改，这里加点什么，那里减些什么，颜色上也做些改变。其实，我这几个月都稳定在每个月售出两三个集装箱了，月税前利润也已上万，从订单情况看，下两个月还会再翻一番。当然，我面对着郭南海、潘浦江、凌德青这些债主知道应该说到什么程度。不是我不想把钱还给他们，而是我的当务之急是扩大再生产或者说再销售，我已经联系了各地的几个德国人，都是有批发销售毛衣的经验的，我也联系了一些中国学生，我要在各地建一些点，还要把范围扩大到服装的其他领域中去，实际上许多费用已经花出去了，至少计划出去了。再加上贾黑明还要跟我瓜分利润，虽然我知道他在中国那头已经赚了一笔了，可是我不在乎给他锦上添花，还有财政局会从我这里收去多少，我实在也是心中没数。
我举杯的频率是很高的，用北方话说我也确实喝得有点高了，这个高的表现是，那本来已经变得非常普通的老板娘的长相重新变得接近于仙女，那只知眨动不知疲劳的睫毛变得极真实极天然。晓闪的脸也变得跟十二年前的今天一样的红一样的嫩。那天我再次放那已经有些磨损尖叫的《北京人在纽约》录像带，她没骂，她已经有一段时间不骂了，甚至不大声地叫喊了，她居然在我旁边坐了下来。我摸着她的后腰以下部位问：“今天是怎么了？”她说：“我有点相信了。”她没说她相信什么。我也没问，而是耐心地亲她的脸直到亲出她十二年前的样子。
管玉莲的脸即使在二十多年前也跟她没法比的。不过我也没有想到，平时远远的总是坐得高高的革委会主任的脸也跟少女一样会红。当然，她是在我跪在她面前后变成红脸的。那是我生平第一次主动下跪，我并不认为是因为害怕，而是因为我有一种特别强的求生欲或者说理想欲，我觉得我这一生是一定会做出点什么了不起的事情来的，而绝不能早早地就结束这个前景。我认为这不是怕死，至少可以解释成不甘心死。这次我真的觉得很危险了。管玉莲的老公、革委会副主任彭卫东在台上给我一种上次耗子跑了这回终于让他这个大猫抓住了，可以让他一口一口慢慢地分几天几星期吃掉的感觉。他举起我的所谓罪证喊着：同志們哪，你们看看，这是什么？是指北针！北边是哪里？是苏修！同志们！还有这个，同志们哪，这是苏修的地图！看见没，这一块做出暗色记号来的，正是中苏边境，显然就是苏修约定了派人接应的地方！（我说，这是熨斗烫的）。听见没有，同志们，这还是用熨斗烫的！这还了得！还要用熨斗烫！阶级斗争是火热滚烫，你死我活的啊，同志们！（我说，我是为了压平地图）。同志们，听听，听听！满怀阶级仇民族恨卖国热情哪这是！今天他用熨斗压地图，明天就会带来苏修的坦克，真真地压我们祖国的土地，真真地从我们革命人民的身体上压过去！（我说，这针指的不是北方，是南方，是指南针）他说，这个唐三贵还真说对了，这个指北针还真的跟别的指北针不一样，那针还真的是指向南面的。南面是哪里，是毛主席，是党中央，是我们伟大祖国的首都北京！这是要干嘛，同志们！这是要带着苏修打到我们伟大的首都去，同志们！就像当年吴三桂领着清兵入关那样！于是台下响起了一片愤怒的吼声：打倒苏联修正主义！打倒一切反动派和他们的走狗！打倒吴三桂和唐三贵！不知谁发明了这最后一个口号，明显引发了全体（说一口标准东北话的）革命人民的兴趣，于是后来翻来覆去地就只喊这一个口号了，里面自然会夹杂一些不符合革命人民精神面貌的笑。许多话在后来的回忆中能让我发笑，尤其是指南针被他叫成指北针，可偏偏让他叫对了，因为在被抓回来关进小号之后，在他们想起搜查我的东西之前，我拿出那指南针的时候发现，这个指南针的针真的像这东西的中国名字一样是指着南边而不是北边的。于是我明白了我为什么奔了一个晚上最后返回原地的主要原因。可是这再真实不过的指南针却偏偏被他叫作指北针。好在我那天及时地把那把匕首塞给了送饭的港督，我说，送你个小东西，不过你不能给别人看到，被别人看到，它就不是你的了。他说，噢，就高高兴兴地玩着弄着往外走，被我追上去塞回到他口袋里，他忽然哭着喊着奔了出去。现在看来，港督虽港，但毕竟没有把那好玩的小东西交出去。就像有一句上海话说的，这叫港进不港出。
这次我被关进小号，跟上次的季节一样，也就是说正是秋收大忙刚开始的时候。跟上次不一样的是，这次居然没人管我，更没人把我放出去了。虽然用不着干那些最累的活，可却弄得我本来还有些上蹿下跳的心跟一条沉到了玻璃缸底下光张着嘴吐不了几个泡泡的鱼似的，尤其在两个公安来了一次之后。他们进来以后就掩上了鼻子，一个问了一声：就是他？另一个问的是：他就是吴三桂或者唐三贵？由于两个问题是紧连着的，给他们开门的本地人老张只能在最后连说两个“对”。然后另一个公安说，行了，关上吧。他们就没有进来。这回，我想，真的是要完蛋了，公安警察都来了，而且来了都不屑进来。我每天想一遍那两道一扫而过的眼光，就跟冷水淋浴似的，从头冷到脚，一天冷似一天。 当管玉莲在一个月后忽然一个人走进来的时候，我发现我都站不起来了。我当时坐在我的床上，管玉莲走到我面前还有一米的地方站了下来，说，告诉你一个好消息。我想她是说，你的末日到了。然后她说，你还不知道吧，中央指示。我居然腾的一下站了起来，自己都不知道是哪来的力量，就像电影里那些国民党当官的听到“委员长到”的叫声那样，也许是因为没想到我这事都闹到党中央毛主席那儿去了。那个年代任何事都会发生，都不是奇迹。她说，中央下达了知识青年回家探亲的规定，现在农忙过去了，上海和哈尔滨的知青都已经走了一多半了，外面阳光明媚，可是你却将在这黑暗的牢房里默默地死去。她居然引用了一句当时特别流行的阿尔巴尼亚电影台词，当然，特别流行是因为那时看来看去就那几部电影，一般群众都能背下一部半部的，更别说是可以坐着蹦蹦车到场部和别的分场去，想看几遍看几遍的革委会主任了。我一点都没有觉得好笑，我连哭的念头都来不及产生，而是严肃地向前跨了一步，我自己觉得是跨了一步，她大概是吓了一跳，不知道我想干什么，自然而然地往后退了一步。这一步跨出我才发现我的腿已经绝对地僵硬了，抽筋了，然后就双膝着地了，带响的。她说，你这是干什么？我说，我想回家，我想探亲，（我要阳光）。我虽然跪下了，可我仍然说不出那个从小到大就说不出口的“求”字来，似乎膝盖比嘴巴容易拐弯，或许因为膝盖跟嘴相比离心远得多，已经出了心的管理半径。 然后我就闻到了那股味道，也许跟她老公的味道没什么不同，只是淡一些，可我总觉得不一样，有点“闻”所未“闻”的感觉。大概人家说的骚娘们的味道就是这样的，这是我后来的想法。当时我只发现那味道变强烈了，因为她走到了我的面前。我听见一些动静在我上方发出，看见她在解开她的腰带，同时她在说，只要你听话。她那男式的宽大的军裤在往下掉。然后她一把把裤子提了起来，其实我什么也没有看见，我的头在这之前已经仰了起来，在为革委会主任的脸也会变得那么红而惊讶。与此同时，或者比这早一些的时候，小号的门被推开了，我一听那带顿号的脚步就知道是港督。提着裤子的管玉莲这时做了一件让我半天没想通的事情：她一手提着裤子，一手把那根麻绳做的腰带从腰间整个抽了出来，然后抽在了我的背后，连续抽了好几下，那声音很响，可是并不痛或者是我失去了痛感。我听见港督在说，对，对。可是他并没有退出去，而是以他那股傻劲呆劲盯着管玉莲主任的屁股看，看来他刚才一定是“有所看见”，发现她的屁股跟他日常“能见度”之内的那个不太一样，一直看到管主任重新把腰带系好，转身从他身边走出去。门都关上了，港督才把剩下的话说完了，不，不起。当时我已经就势坐在了地上。我想，对不起，我是起不来了。
我不知道为什么会想起管玉莲和这一段小号日子的。如果没有搞错，我是怀着骄傲的心情回忆的，那是“我也有今天”的感叹，尽管这种回忆会引起不太好的嗅觉。后来我想，这大概是个预兆，相当于右眼皮跳。今天晚上，我的心情其实始终是绝对好的，静静、晚妮和晓烁的痴笑，郭南海、潘浦江有一句没一句的，没有任何意义的话在我听来都是欢呼，玻璃杯相碰后的清脆回声持续不断，直接进入下一次的相碰直似没有尽头一般。
2001年
晓闪以前经常说，你会发财，蟹也会笑了。我现在经常问她，蟹笑了吗？我问她这个问题一般是在她笑得很开心的时候。这种时候她很想憋住，可是她就是这样一个人，做不来假的，“憋”相当于笑在她的身体里大爆发的酝酿，那时候她会笑得嘴角的泡沫都冒了出来。我就说，你好像真的属蟹的噢。直到她终于把笑停了下来，她还是要说的，你这算发财了吗？光听你说每个月多少个集装箱进来，多少钱进来，可是我们家里除了到饭店吃几顿饭，我没有看到钱呢。我说，现在我们是发展壮大的时期，你等着吧，以后你会从早到晚吐泡沫的。她接下来当然还会用她的小拳头擂我，但那个劲头是带着上海人说的那种嗲味道的，这是跟以前有本质上区别的地方。
虽然是冬天，高速公路上还有雪的印子，可是太阳很亮。这次从阿姆斯特丹回来，我干脆把汽车里的录音机关了，自己一路高唱。旁边沙沙的声音就像柏林街头那些印第安人唱歌的时候总有一个人摇着葫芦，里面像是装着沙子。我这是带着大闸蟹回家回柏林的，满满一纸箱的蟹窸窸窣窣地不停地在纸箱里攀登别的蟹。在我唱累了停下来的时候，我就听那爬的声音，我特意把这个纸箱放在副驾驶座上，那是一种感觉，一种刺激，我甚至感觉到最底下的那只蟹怎么一步步地一格一格爬到最顶上去，把原来压着它的那些全部地翻过去压到底下去，上面的吐著兴奋的泡沫，下面的吐着气愤的泡沫。这就叫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底下三十年顶上。
从柏林到阿姆斯特丹几乎是一条直线，高速公路上的直线距离近700公里。可我在这条直线上已不知往返了多少次了，都是在一天之内，顶多延续到第二天早晨。有时我看着我用黄色阅读笔画在地图上的这条直线，自己就会笑起来。这个颜色可以说是黄的，也可以说是金的，有了黄就会有金，有了金也能有黄。第一次受贾共识委托带着A委（这确实不能说得那么具体了，否则会有大麻烦的）黄主任来的时候，我只是陪着他进了酒吧。第二次载着贾共识和黄主任来的时候，我们进的是号称世界第一豪华青楼的Yab Yum。后来，2007年，阿姆斯特丹政府关闭了这个地方，拒绝发放新的营业许可证，据说不是因为这里是风流所在，而是因为这地方成了洗钱的黑窝。可想而知，来的都是金的成色绝对高的主，房地产商，股票玩家，大投资人，他们白天为金奔忙，晚上抛金取乐。黄主任和贾共识在那些大理石、黄金、各色的头发和眼睛的真正美女面前，脸红得接近于可爱。大人物的这种接近可爱的或者说从高级现代人的做作，一下退回原始人的纯朴的表情，平时在百人千人万人面前绝对是看不到的。可是他们没有说“这不好吧”。他们好像已经说不出话来了。我问黄主任，要什么样的，他微微开启着的嘴缝全让喘气占领了。我恭敬地又问了一句，纯金的，24K？这话其实是我发明的，可是黄主任显然明白了，把那对进门后就一直闪着欣赏之光赞美之亮的眼睛转到了我这里来，而贾共识代替他回答了，对对。他们俩都带着“纯金”的进了房间，黄主任带的是那脸红起来回答说“是的”的女孩，贾共识带的是那回答说你们可以先有个“路克”（英语）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