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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旺财主”见好就收
古人说：日盈而蚀，月满则亏，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说得都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经商做买卖，也同样不可能一直如日中天。见好就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同股票持有者看着上涨的股票，哪舍得随便抛出?
祁县渠家从源字辈起进入黄金时代，当时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源潮，字星海，小名田喜，人称田喜财主。渠源祯(1842-1920)，字筱洲，小名旺儿，人称旺财主。渠源淦，字松坡，小名金儿，人称金财主。渠源洛，小名重儿，人称重财主。渠源祯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的财东，该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本银30万两，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11处，最盛时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6000余两。渠源潮是长盛川票号的财东。源祯、源潮、源淦、源洛还合组有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并在各省设有茶、盐、钱、当、绸缎、药材等商号。旺财主他是渠氏家庭中最善于经商和理财者，如同治年间他投资白银30万两入股在平遥南大街开办的百川通票号，后来柜上存入了满清旗人一笔3000万两的巨银，只保存银，不要利息。百川通大走财运，三年结账，每股分红1万余两，渠源祯每次分红10万两，连续分红三次，赚回了原本钱后，他断然将本银全部抽回。商界人士十分惊讶，有人问他，他也笑而不答。人们都知道，渠源祯是个脾气古怪的人，经常做出一些常人预料不到的事情。所以，大家议论了一阵，也就不提这回事了。
可是，没过几年，人们就惊奇地发现：百川通票号自渠源祯撤股后，经营情况一年不如一年，很快就垮下来了!这时，大家才都打心眼里佩服渠源祯。原来，渠源祯不仅精于计算，而且很重视国内政治风云变化对商业的影响。他明白：1902年，百川通的高额盈利是由于1900年西太后、光绪帝西逃时向票号借了款，回銮后对票号大加赞赏换来的。更何况其直接原因是百川通吸收了满族官僚的巨款。渠源祯认定：凡事否极泰来，乐极生悲。因此，他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免受后患。人们得知渠源祯撤股的真实原因后，对其更加尊敬和崇拜，祁县至今留传有“旺财主有眼力，经商不钻钱眼子”的民谣。
旺财主渠源祯还有一手是藏银备患。正是出于对形势的冷静分析，渠源祯产生了窖藏存银的念头。他将经营票号中赚回的一部分银子拿出来，让天合源钱铺为他铸成大型元宝。渠源祯先后在自己的住宅和三晋源号铺里秘密挖筑了两处银窖，把元宝藏人其中，但他究竟藏了多少元宝，谁也说不清楚，其后人在其住宅一下就挖出了300万两白银。渠源祯窖藏银是山西商人怕冒风险，落后、保守的典型表现。山西票商在取得“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的地位后，普遍不重视向近代工业投资，而把资金大量用在回乡起房盖屋，奢侈享受上，这是晋商共有的一种“短视”行为。旺财主的窖藏银多少反映了这种心态。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渠源祯窖藏存银后来竟起到了存银者想起到的作用，它支撑了渠家的商业和票业。特别是后来，其子渠本翘投资近代工业，赎矿办矿务局、捐款修铁路、兴办新式学校等，实质上都是窖藏银两在起作用。这不能不归于渠源祯的远见。
刚柔并济的讨债术
《军谶》中提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观点，《黄石公三略》作了发挥，认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这并不是一味只讲以弱制强，而强调刚柔强弱都要得当，做到“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张良的高明谋略，据说来自黄石公所授的《三略》。张良给刘邦筹划过许多关系到大业成败的重要谋略，其中以弱制强，刚柔并用之例颇多。如当秦主力与项羽会战时，刘邦决定由南阳人武关攻秦，张良反对硬拼，劝刘邦以重金招降大将贾坚。而当贾坚同意投降时，张良又恐士卒不从，乘敌懈怠之机，一举破之，结果直下咸阳，擒秦王子婴。后来楚汉相争，汉弱楚强，张良劝刘邦处处退让，以柔制刚，不但避开了鸿门宴，而且取得了汉中、边蜀之地。接着又火烧栈道，使项羽屡屡上当，刘邦转弱为强，终于以布衣取天下。
晋商经商活动中，讨债的事不免经常发生，长期的实践锤炼出一套刚柔并济的讨债术。天成亨票庄分庄掌柜任立诚就是其中一位纯熟运用这一策略的人才。他曾先后在天成亨的武汉、凉州、重庆等分庄中任职，每走一处，都留下了他讨还死债、呆债的故事。
任立诚刚到武汉任内时，就遇到一位难对付的债主，系两湖总督的小舅子。他仗着姐夫的势力，贷款到期拖欠不还，而且还拖欠了，蔚泰厚票号的款。武汉各票庄都十分讨厌他，可都畏惧权势，不敢公开向他讨债。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之事，任立诚占住这个理，无所畏惧，亲自出马，隔三差五上门索债。那家伙实在被逼急了，竟跑到总督衙门躲藏起来。有人劝任立诚算了，但他认为：总督本与票庄索有来往，多有相互依靠之处，有什么可怕?于是联络蔚泰厚掌柜宋星垣一起直人总督署内室，当着督署和夫人的面，说明索债情况。督署只得令小舅子乖乖偿还了债务。
攻下这个难关后，任立诚又料理了一笔呆债。债主姓刘，原本号中一执事，他挪用公款买官入仕。上任后把还款之事扔到脑后，任立诚对此大为恼火。他认为，此乃违反号规之举，岂可纵容!他亲自撰写了一份告官的状子，又给其人写了一份严词谴责且语重心长的私信，促其速归号款。这次，任立诚未亲自出马。但他要求讨债人上门后要立等提款，果然刘某见信后，迅速归欠，并向任立诚和天成亨财东承认错误，表示歉意。
任立诚抓清欠能够刚柔并用，因人而异，他还经常运用宽容的感化之策。他去凉州分号任职时，发现了一笔万两白银的旧欠，债主是在任的知县。任立诚便利用自己初接号事，例行拜访的机会，携厚礼登门。见而后，以清理账目为由，婉转提出了索债要求。此后，任立诚或亲自、或派人多次登门给这位县太爷馈赠，直到使这位县令深感不安。不久，这位县太爷便设法归还了这笔欠款。
29岁的大清银行行长
光绪三十年(1904年)，慈禧太后特诏一位29岁的山西商人进京，亲自接见并御赐其筹办户部银行。此人次年创办大清户部银行，后于光绪三十四年改组为大清银行，是第一任银行行长。他就是乔家大德恒票号培养出来的贾继英。
贾继英(1875—1944)是榆次县六堡村人，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后人大德恒票号当学徒，掌柜看他精明能干，善于应对，遂提拔他为“跑街”，常驻太原。此后，贾继英社会交往日广，在省城逐渐有了声望。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光绪等一班文武大臣仓皂出逃，逃到太原时，因手头拮据，不得不向省城金融界人士借银30万两。当时有的票号无法承担，有的票号则不愿承担此巨额款项，于是，他们纷纷恭维大德恒票号。他们深知，该票号是祁县乔家的财东，实力雄厚，且与清廷王公大臣交往密切，倘使该票号承诺下来，既可使自己解脱困境，又可为省城金融 界搏下面子。
大德恒票号当时在场的是驻并主事贾继英。按理，贾继英无权决定允与不允这样数目的银两，可以以此藉口推辞，但他想凡事必须从长计议，不可短视。此时大清江山断不会亡，自古以来皇室帝王从不会短欠下庶民百姓的钱，万一大清危在旦夕，票号也难以生存。他知晓光绪四年曾国荃扶晋时，也有过向祁县乔家借银30万两赈灾的先例。于是，他当众慨然承诺下这笔巨款。事后，贾继英立即向大德恒总号作了汇报，并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老板阎维藩暗暗赏识这位年轻人的远见卓识和胆略，并将此事交给他处理。慈禧和光绪一行经徐沟到祁县时，行宫就设在大德恒票号，受到该票号隆重接待，慈禧甚为满意。从此，贾继英和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开始书信往来，交往甚密。
1901年，慈禧一行回銮，待把紊乱了一年的朝政理顺后，便想起了山西票号，想起了大德恒。一个普通民间票号能有那么大的财力和气魄!一句话，30万两银子就凑齐了，就能供应几千人几千里地的路费!慈禧因感谢落难之中得到大德恒票号的支持和款待，于是将许多银钱陆续存入该票号，使其获利颇多。桂月亭和董福祥等大臣也多次向慈禧面荐贾继英，使慈禧对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04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太后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贾继英。
商场中，有时失，有时得，这是很自然的。得的时候要想到失，失的时候为了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从长计议就是不计一时得失，从长远打算，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失去长远目标；从长计议，在商场中往往是建立稳定的、互利互惠的关系的有效途径。
贾继英能出任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就是靠从长计议这一招的。辛亥革命后，尽管大清银行倒闭，但贾继英的名声已誉满商界。阎锡山统治山西时，还任用他做过晋胜银行行长。
倡导票号改革第一人
清末，正当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却遇到了新的危机。
一是来自现代银行的挑战。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他们所拥资力虽各不相同，但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便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
二是外国在华银行也极力与中国票号争夺汇兑业务。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年汇兑额约1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竞占一半，中国钱庄银号经办的约占30％，而票号经办的只占20％。
在这种情况下，李宏龄认为票号大势将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于是和游历过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京都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同时，致函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各地票庄纷纷来函，表示响应京都票庄的建议，要求改组票号。京都各票庄在李宏龄的带头下，也联名致函总号，陈述改组银行的必要。函中称：“……晚等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白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盖开办银行如押款、担保等事，票号所不便为者，银行皆照例为之，倒账可无虑也。况既为银行，如保护等事，票号所不能享之权利，银行独能享之，生意可发达也。兼之资本雄厚，人位众多，自可多设分庄，即外洋各埠皆可逐渐分设，挽回利权，难以数计。以我晋商之信用，票号之殷实，不难为中国第一商业。且权在票号，操纵仍可自如；人皆晋人，生计可保不绝。又何乐而不为哉?”
这封信还厘清了人们对改组银行的怀疑，说：“或虑出资后设有亏折，将何以处?不知银行可定为有限公司，即使折亏殆尽，不过其己出之资，不能再认赔累也。平时多积公积，即防亏折。又虑无人可用，不知银行为票号公开，每家不过酌拨数人，已足敷用，无庸再事搜罗也。又虑界限不清，生意难做，不知公开银行，正如我晋之开小号字号，作东另立账簿，另占地方，获利之后，按股匀分，绝不虑其混淆也。或问开银行后，即可保票号不废乎?不知正以票号不能久存，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
李宏龄还与同仁制订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
1、每家各出资本银三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
2、集股本500万两，每股100两，每月4厘行息。
3、银行应名为晋省汇丰银行，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
4、公举熟习商情，声望素孚之人充银行经理。
5、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占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可惜，由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而化为泡影。这样，一度执金融界牛耳的山西票号因拒绝参加筹办大清银行的计划，因而坐失良机，导致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于是，山西人在中国金融业的霸主地位渐被江浙商人取而代之。
(责编 岩春)
古人说：日盈而蚀，月满则亏，花无百日红，人无百日好。说得都是事物发展的规律。经商做买卖，也同样不可能一直如日中天。见好就收，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如同股票持有者看着上涨的股票，哪舍得随便抛出?
祁县渠家从源字辈起进入黄金时代，当时为晋中八大富户之一。渠源潮，字星海，小名田喜，人称田喜财主。渠源祯(1842-1920)，字筱洲，小名旺儿，人称旺财主。渠源淦，字松坡，小名金儿，人称金财主。渠源洛，小名重儿，人称重财主。渠源祯是著名的三晋源票号的财东，该号创设于同治初年，资本银30万两，在北京、天津、上海等地设分号11处，最盛时营业额达六七百万两，每股红利6000余两。渠源潮是长盛川票号的财东。源祯、源潮、源淦、源洛还合组有百川通票号，投资存义公票号，并在各省设有茶、盐、钱、当、绸缎、药材等商号。旺财主他是渠氏家庭中最善于经商和理财者，如同治年间他投资白银30万两入股在平遥南大街开办的百川通票号，后来柜上存入了满清旗人一笔3000万两的巨银，只保存银，不要利息。百川通大走财运，三年结账，每股分红1万余两，渠源祯每次分红10万两，连续分红三次，赚回了原本钱后，他断然将本银全部抽回。商界人士十分惊讶，有人问他，他也笑而不答。人们都知道，渠源祯是个脾气古怪的人，经常做出一些常人预料不到的事情。所以，大家议论了一阵，也就不提这回事了。
可是，没过几年，人们就惊奇地发现：百川通票号自渠源祯撤股后，经营情况一年不如一年，很快就垮下来了!这时，大家才都打心眼里佩服渠源祯。原来，渠源祯不仅精于计算，而且很重视国内政治风云变化对商业的影响。他明白：1902年，百川通的高额盈利是由于1900年西太后、光绪帝西逃时向票号借了款，回銮后对票号大加赞赏换来的。更何况其直接原因是百川通吸收了满族官僚的巨款。渠源祯认定：凡事否极泰来，乐极生悲。因此，他见好就收，急流勇退，免受后患。人们得知渠源祯撤股的真实原因后，对其更加尊敬和崇拜，祁县至今留传有“旺财主有眼力，经商不钻钱眼子”的民谣。
旺财主渠源祯还有一手是藏银备患。正是出于对形势的冷静分析，渠源祯产生了窖藏存银的念头。他将经营票号中赚回的一部分银子拿出来，让天合源钱铺为他铸成大型元宝。渠源祯先后在自己的住宅和三晋源号铺里秘密挖筑了两处银窖，把元宝藏人其中，但他究竟藏了多少元宝，谁也说不清楚，其后人在其住宅一下就挖出了300万两白银。渠源祯窖藏银是山西商人怕冒风险，落后、保守的典型表现。山西票商在取得“执全国金融之牛耳”的地位后，普遍不重视向近代工业投资，而把资金大量用在回乡起房盖屋，奢侈享受上，这是晋商共有的一种“短视”行为。旺财主的窖藏银多少反映了这种心态。然而值得玩味的是渠源祯窖藏存银后来竟起到了存银者想起到的作用，它支撑了渠家的商业和票业。特别是后来，其子渠本翘投资近代工业，赎矿办矿务局、捐款修铁路、兴办新式学校等，实质上都是窖藏银两在起作用。这不能不归于渠源祯的远见。
刚柔并济的讨债术
《军谶》中提出“柔能制刚，弱能制强”的观点，《黄石公三略》作了发挥，认为“柔者，德也；刚者，贼也。弱者人之所助，强者怨之所攻”，这并不是一味只讲以弱制强，而强调刚柔强弱都要得当，做到“柔有所设，刚有所施，弱有所用，强有所加。兼此四者，而制其宜”。
张良的高明谋略，据说来自黄石公所授的《三略》。张良给刘邦筹划过许多关系到大业成败的重要谋略，其中以弱制强，刚柔并用之例颇多。如当秦主力与项羽会战时，刘邦决定由南阳人武关攻秦，张良反对硬拼，劝刘邦以重金招降大将贾坚。而当贾坚同意投降时，张良又恐士卒不从，乘敌懈怠之机，一举破之，结果直下咸阳，擒秦王子婴。后来楚汉相争，汉弱楚强，张良劝刘邦处处退让，以柔制刚，不但避开了鸿门宴，而且取得了汉中、边蜀之地。接着又火烧栈道，使项羽屡屡上当，刘邦转弱为强，终于以布衣取天下。
晋商经商活动中，讨债的事不免经常发生，长期的实践锤炼出一套刚柔并济的讨债术。天成亨票庄分庄掌柜任立诚就是其中一位纯熟运用这一策略的人才。他曾先后在天成亨的武汉、凉州、重庆等分庄中任职，每走一处，都留下了他讨还死债、呆债的故事。
任立诚刚到武汉任内时，就遇到一位难对付的债主，系两湖总督的小舅子。他仗着姐夫的势力，贷款到期拖欠不还，而且还拖欠了，蔚泰厚票号的款。武汉各票庄都十分讨厌他，可都畏惧权势，不敢公开向他讨债。欠债还钱乃天经地义之事，任立诚占住这个理，无所畏惧，亲自出马，隔三差五上门索债。那家伙实在被逼急了，竟跑到总督衙门躲藏起来。有人劝任立诚算了，但他认为：总督本与票庄索有来往，多有相互依靠之处，有什么可怕?于是联络蔚泰厚掌柜宋星垣一起直人总督署内室，当着督署和夫人的面，说明索债情况。督署只得令小舅子乖乖偿还了债务。
攻下这个难关后，任立诚又料理了一笔呆债。债主姓刘，原本号中一执事，他挪用公款买官入仕。上任后把还款之事扔到脑后，任立诚对此大为恼火。他认为，此乃违反号规之举，岂可纵容!他亲自撰写了一份告官的状子，又给其人写了一份严词谴责且语重心长的私信，促其速归号款。这次，任立诚未亲自出马。但他要求讨债人上门后要立等提款，果然刘某见信后，迅速归欠，并向任立诚和天成亨财东承认错误，表示歉意。
任立诚抓清欠能够刚柔并用，因人而异，他还经常运用宽容的感化之策。他去凉州分号任职时，发现了一笔万两白银的旧欠，债主是在任的知县。任立诚便利用自己初接号事，例行拜访的机会，携厚礼登门。见而后，以清理账目为由，婉转提出了索债要求。此后，任立诚或亲自、或派人多次登门给这位县太爷馈赠，直到使这位县令深感不安。不久，这位县太爷便设法归还了这笔欠款。
29岁的大清银行行长
光绪三十年(1904年)，慈禧太后特诏一位29岁的山西商人进京，亲自接见并御赐其筹办户部银行。此人次年创办大清户部银行，后于光绪三十四年改组为大清银行，是第一任银行行长。他就是乔家大德恒票号培养出来的贾继英。
贾继英(1875—1944)是榆次县六堡村人，从小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后人大德恒票号当学徒，掌柜看他精明能干，善于应对，遂提拔他为“跑街”，常驻太原。此后，贾继英社会交往日广，在省城逐渐有了声望。
1900年八国联军侵入北京，慈禧、光绪等一班文武大臣仓皂出逃，逃到太原时，因手头拮据，不得不向省城金融界人士借银30万两。当时有的票号无法承担，有的票号则不愿承担此巨额款项，于是，他们纷纷恭维大德恒票号。他们深知，该票号是祁县乔家的财东，实力雄厚，且与清廷王公大臣交往密切，倘使该票号承诺下来，既可使自己解脱困境，又可为省城金融 界搏下面子。
大德恒票号当时在场的是驻并主事贾继英。按理，贾继英无权决定允与不允这样数目的银两，可以以此藉口推辞，但他想凡事必须从长计议，不可短视。此时大清江山断不会亡，自古以来皇室帝王从不会短欠下庶民百姓的钱，万一大清危在旦夕，票号也难以生存。他知晓光绪四年曾国荃扶晋时，也有过向祁县乔家借银30万两赈灾的先例。于是，他当众慨然承诺下这笔巨款。事后，贾继英立即向大德恒总号作了汇报，并陈述了自己的看法，老板阎维藩暗暗赏识这位年轻人的远见卓识和胆略，并将此事交给他处理。慈禧和光绪一行经徐沟到祁县时，行宫就设在大德恒票号，受到该票号隆重接待，慈禧甚为满意。从此，贾继英和随驾大臣桂月亭、董福祥等开始书信往来，交往甚密。
1901年，慈禧一行回銮，待把紊乱了一年的朝政理顺后，便想起了山西票号，想起了大德恒。一个普通民间票号能有那么大的财力和气魄!一句话，30万两银子就凑齐了，就能供应几千人几千里地的路费!慈禧因感谢落难之中得到大德恒票号的支持和款待，于是将许多银钱陆续存入该票号，使其获利颇多。桂月亭和董福祥等大臣也多次向慈禧面荐贾继英，使慈禧对其留下了很深的印象。1904年，清政府决定试办银行。慈禧太后想到的第一个人就是贾继英。
商场中，有时失，有时得，这是很自然的。得的时候要想到失，失的时候为了得，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从长计议就是不计一时得失，从长远打算，不能为了眼前的利益而失去长远目标；从长计议，在商场中往往是建立稳定的、互利互惠的关系的有效途径。
贾继英能出任中国第一任银行行长就是靠从长计议这一招的。辛亥革命后，尽管大清银行倒闭，但贾继英的名声已誉满商界。阎锡山统治山西时，还任用他做过晋胜银行行长。
倡导票号改革第一人
清末，正当票号业务繁盛之际，却遇到了新的危机。
一是来自现代银行的挑战。从1897年中国通商银行成立之后到1911年，国内一共设立了官办和商办银行17家。他们所拥资力虽各不相同，但都以开展汇兑为主要业务之一，这便使一向以汇兑业务为主的票号受到影响。
二是外国在华银行也极力与中国票号争夺汇兑业务。20世纪初，外国银行在华势力日益扩张，对票号的业务造成了很大的威胁。如天津对上海的棉纱款项年汇兑额约1000万两，其中由外国银行经办的竞占一半，中国钱庄银号经办的约占30％，而票号经办的只占20％。
在这种情况下，李宏龄认为票号大势将去，认定只有改组为银行才有出路，于是和游历过日本的祁县票商渠楚南一起，联合京都祁、太、平三帮票庄，致函山西总号，要求改组为银行。同时，致函各地票庄，征求意见。各地票庄纷纷来函，表示响应京都票庄的建议，要求改组票号。京都各票庄在李宏龄的带头下，也联名致函总号，陈述改组银行的必要。函中称：“……晚等焦灼万分，彷徨无措，连日会商，自非结成团体，白办银行，不足以资抵制，不足以保利权。盖开办银行如押款、担保等事，票号所不便为者，银行皆照例为之，倒账可无虑也。况既为银行，如保护等事，票号所不能享之权利，银行独能享之，生意可发达也。兼之资本雄厚，人位众多，自可多设分庄，即外洋各埠皆可逐渐分设，挽回利权，难以数计。以我晋商之信用，票号之殷实，不难为中国第一商业。且权在票号，操纵仍可自如；人皆晋人，生计可保不绝。又何乐而不为哉?”
这封信还厘清了人们对改组银行的怀疑，说：“或虑出资后设有亏折，将何以处?不知银行可定为有限公司，即使折亏殆尽，不过其己出之资，不能再认赔累也。平时多积公积，即防亏折。又虑无人可用，不知银行为票号公开，每家不过酌拨数人，已足敷用，无庸再事搜罗也。又虑界限不清，生意难做，不知公开银行，正如我晋之开小号字号，作东另立账簿，另占地方，获利之后，按股匀分，绝不虑其混淆也。或问开银行后，即可保票号不废乎?不知正以票号不能久存，故立银行以补救之，纵使票号尽废，有银行尚可延一线生机，否则同归于尽而已。”
李宏龄还与同仁制订了票号改组为银行的具体计划：
1、每家各出资本银三五万两，作为有限公司。
2、集股本500万两，每股100两，每月4厘行息。
3、银行应名为晋省汇丰银行，悉遵票号做法，略改其不便之处，以合银行规则。
4、公举熟习商情，声望素孚之人充银行经理。
5、银行成立后，除内地繁盛各处均占分庄外，可渐推及各国商埠，以保本国利权。
可惜，由李宏龄发动的这一票号改革计划，遭到了总号守旧者的极力反对而化为泡影。这样，一度执金融界牛耳的山西票号因拒绝参加筹办大清银行的计划，因而坐失良机，导致大清银行改由江浙绸缎商筹办。于是，山西人在中国金融业的霸主地位渐被江浙商人取而代之。
(责编 岩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