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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儒林外史》是我国文学史上一部杰出的现实主义长篇讽刺小说，它不但在思想内容上有所创新和发展，而且在艺术上以其独具匠心的讽刺手法，突破了前人的藩篱，成功地将讽刺触入人物的灵魂深处，成就了中国古代文学史上讽刺艺术的最高峰。本文对《儒林外史》小说的讽刺手法进行初步探索。
关键词：《儒林外史》；吴敬梓；讽刺手法；科举制度
问世于“康乾盛世”的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历来被誉为中国讽刺文学中的扛鼎之作，它不但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尤其是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而且将他锐利的笔触深入到被科举制度折磨、毒害的人物的扭曲的灵魂深处，“还他们以丑恶的、可笑可鄙的真面目”[1]，描绘了一幅真实而生动的中国封建末期社会生活的的历史画卷。作者吴敬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高，不仅内容上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上注重讽刺的尖锐性，而且在思想上注重讽刺的深刻性，使其讽刺的艺术成就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云“追昊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2]”，足见《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高。
一、悲喜交融
何其芳评论《儒林外史》说：“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3]，《儒林外史》中的人物看似喜剧上演，实则悲剧潜伏其后，也正是这种实现了悲剧性和戏剧性的高度融合，才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范进，范进考了几十年，在胡须花白之际遇上了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主考官周进，戏剧性地高中，结果却欢喜得疯了，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文人醉心科举的心理状态。他受尽社会的奚落和生命的煎熬，可仍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因为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可登天。这些描写使人初读觉好笑，再读生怜悯，继而是深深的悲愤。读者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传达出作者对当时那个病态社会的批判：科举让人变得不像是人。
二、对比应用
吴敬梓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习惯运用对比的方式，在不经意间将讽刺效果加以强化。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来将自己的谎言否定，达到自相矛盾的效果，使其行为的卑鄙龌龊和言辞的冠冕堂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刻画出强烈的讽刺效果。例如梅玖在周进落魄潦倒时，对周进极尽所能地奚落、挖苦，让周进万分难堪，但周进中进士后，梅玖却在范进阅卷时说自己是周进的门生，说周进最喜欢他，还要叫和尚把周进当年在庙里写的对联揭下来裱，朝周进的长生禄牌叩头。这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对照，将其势利、俗气的灵魂完完本本地展现了出来，淋漓尽致地书写出了科举制度下的丑陋，揭示士子们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功名利禄画等号的心理。
三、白描手法
近代艺术大师罗丹曾在其《艺术论》中精辟地指出：“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尚的境地，都是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4]”，《儒林外史》正是不以情节的曲折和矛盾的激烈取胜，而以人物的活脱和讽刺的深刻见长。吴敬梓先生“往往自己隐藏着爱憎，让人物自己去显出丑相来，用人物自己的显得可笑可鄙、可悲可叹的言行形成尖锐的讽刺[5]”，用忠于生活原型的手法，很少夸张和修饰，而在情节发展中，在人物的言行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讽刺，正如鲁迅所说“全篇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6]”。在作品第四回中，范进与张静斋在高要县打秋风的宴席上竟把元末的进士刘基当成本朝洪武三年的进士，并把宋代的赵匡胤夜访大臣赵普的事按在明朝开国功臣刘基的头上，作者直书其事，不加断语，用好象毫不着力的描写把这些儒生孤陋寡闻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四、适度夸张
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儒林外史》在現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上加以适度的夸张，以真实去合理地暴露丑恶，而不流于“溢恶”，以此极尽讽刺之能事。年过花甲、屡试不第、受尽屈辱的周进，头撞贡院的号版，“只伏着号板哭个不住[7]”，“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8]”；三十多年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过着清贫苦寒的日子的范进在终成大事时竟喜极发疯；家中有“有十多万银子”，“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成行[9]”的严监生竟然吝啬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儒林人士的各种夸张之态实乃不胜枚举。正是通过这种适度的夸张，生动的描绘出了人物的种种丑态，让人捧腹大笑之余更深感腐朽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
《儒林外史》是中国“第一部有意识地从儒家的思想观点出发而写作的讽刺小说”[10]，继承古代史家“不虚美，不掩善”、“寓褒贬，别善恶[11]”的传统史笔，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现状，又融入讽刺的文风，鞭挞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文人们的丑恶行径，进而抨击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而《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较前代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一个新高峰。
参考文献：
[1]纪秀卿.谈《儒林外史》中讽刺的运用[J].大连大学学报，1995（2）
[2][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A].鲁迅全集（第八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何其芳.论《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罗丹.傅雷译.《罗丹艺术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纪秀卿.谈《儒林外史》中讽刺的运用[J].大连大学学报，
[7][8][9]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0]转引自夏志清[美]《儒林论》，见《儒林外史学刊》，黄山书社1998年版
[11]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J].《人民文学》，1954
关键词：《儒林外史》；吴敬梓；讽刺手法；科举制度
问世于“康乾盛世”的的长篇小说《儒林外史》历来被誉为中国讽刺文学中的扛鼎之作，它不但对封建社会的黑暗政治，尤其是科举制度进行了尖锐的讽刺和批判，而且将他锐利的笔触深入到被科举制度折磨、毒害的人物的扭曲的灵魂深处，“还他们以丑恶的、可笑可鄙的真面目”[1]，描绘了一幅真实而生动的中国封建末期社会生活的的历史画卷。作者吴敬梓在继承前人的基础上进行创新提高，不仅内容上注重人物形象的塑造，方法上注重讽刺的尖锐性，而且在思想上注重讽刺的深刻性，使其讽刺的艺术成就达到了难以企及的高峰。鲁迅先生在《中国小说史略》中也云“追昊敬梓《儒林外史》出，乃秉持公心，指摘时弊，机锋所向，尤在士林，其文又戚而能谐，婉而多讽，于是说部中乃始有足称讽刺之书[2]”，足见《儒林外史》讽刺艺术之高。
一、悲喜交融
何其芳评论《儒林外史》说：“混合着痛苦的憎恶和明朗的笑”[3]，《儒林外史》中的人物看似喜剧上演，实则悲剧潜伏其后，也正是这种实现了悲剧性和戏剧性的高度融合，才取得了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其中最著名的当属范进，范进考了几十年，在胡须花白之际遇上了与他有相似经历的主考官周进，戏剧性地高中，结果却欢喜得疯了，充分展现了当时社会文人醉心科举的心理状态。他受尽社会的奚落和生命的煎熬，可仍沉溺其中不能自拔，因为如若考中，转眼间一步可登天。这些描写使人初读觉好笑，再读生怜悯，继而是深深的悲愤。读者透过喜剧性形象直接逼视到悲剧性的社会本质，传达出作者对当时那个病态社会的批判：科举让人变得不像是人。
二、对比应用
吴敬梓在塑造人物形象时习惯运用对比的方式，在不经意间将讽刺效果加以强化。在《儒林外史》中，吴敬梓通过人物自己的行动来将自己的谎言否定，达到自相矛盾的效果，使其行为的卑鄙龌龊和言辞的冠冕堂皇形成了鲜明的对比，从而刻画出强烈的讽刺效果。例如梅玖在周进落魄潦倒时，对周进极尽所能地奚落、挖苦，让周进万分难堪，但周进中进士后，梅玖却在范进阅卷时说自己是周进的门生，说周进最喜欢他，还要叫和尚把周进当年在庙里写的对联揭下来裱，朝周进的长生禄牌叩头。这前后截然不同的态度的对照，将其势利、俗气的灵魂完完本本地展现了出来，淋漓尽致地书写出了科举制度下的丑陋，揭示士子们将个人价值的实现与功名利禄画等号的心理。
三、白描手法
近代艺术大师罗丹曾在其《艺术论》中精辟地指出：“艺术上最大的困难和最高尚的境地，都是自然地、朴素地描绘和写作[4]”，《儒林外史》正是不以情节的曲折和矛盾的激烈取胜，而以人物的活脱和讽刺的深刻见长。吴敬梓先生“往往自己隐藏着爱憎，让人物自己去显出丑相来，用人物自己的显得可笑可鄙、可悲可叹的言行形成尖锐的讽刺[5]”，用忠于生活原型的手法，很少夸张和修饰，而在情节发展中，在人物的言行中自然而然地流露出讽刺，正如鲁迅所说“全篇无一贬词而情伪毕露[6]”。在作品第四回中，范进与张静斋在高要县打秋风的宴席上竟把元末的进士刘基当成本朝洪武三年的进士，并把宋代的赵匡胤夜访大臣赵普的事按在明朝开国功臣刘基的头上，作者直书其事，不加断语，用好象毫不着力的描写把这些儒生孤陋寡闻和装腔作势的丑态活脱脱地表现出来。
四、适度夸张
艺术的真实并不排斥夸张，《儒林外史》在現实主义的写作手法上加以适度的夸张，以真实去合理地暴露丑恶，而不流于“溢恶”，以此极尽讽刺之能事。年过花甲、屡试不第、受尽屈辱的周进，头撞贡院的号版，“只伏着号板哭个不住[7]”，“直哭到口里吐出鲜血来[8]”；三十多年忍气吞声，唯唯诺诺，过着清贫苦寒的日子的范进在终成大事时竟喜极发疯；家中有“有十多万银子”，“钱过北斗，米烂陈仓，僮仆成群，牛成行[9]”的严监生竟然吝啬两根灯草而迟迟不肯断气。儒林人士的各种夸张之态实乃不胜枚举。正是通过这种适度的夸张，生动的描绘出了人物的种种丑态，让人捧腹大笑之余更深感腐朽科举制度下的社会的荒谬与人心的伪妄。
《儒林外史》是中国“第一部有意识地从儒家的思想观点出发而写作的讽刺小说”[10]，继承古代史家“不虚美，不掩善”、“寓褒贬，别善恶[11]”的传统史笔，以批判现实主义的创作态度，全面反映了那个时代的知识阶层乃至整个社会的现状，又融入讽刺的文风，鞭挞了在科举制度毒害下的文人们的丑恶行径，进而抨击了腐朽的封建社会，具有深刻的社会意义。而《儒林外史》的讽刺手法。较前代有了巨大的进步和发展，成为中国古代讽刺艺术的一个新高峰。
参考文献：
[1]纪秀卿.谈《儒林外史》中讽刺的运用[J].大连大学学报，1995（2）
[2][6]鲁迅.中国小说史略[A].鲁迅全集（第八卷）[C].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61
[3]何其芳.论《红楼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4]罗丹.傅雷译.《罗丹艺术论》[M].广西：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5]纪秀卿.谈《儒林外史》中讽刺的运用[J].大连大学学报，
[7][8][9]吴敬梓.儒林外史[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58
[10]转引自夏志清[美]《儒林论》，见《儒林外史学刊》，黄山书社1998年版
[11]吴组缃.《儒林外史》的思想与艺术[J].《人民文学》，195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