连续读了远人的几个短篇,发现远人的小说有个特点,即着重写小人物的心态,而且这种小人物的心态带有某种共性,几乎可以看作普通人的常态,耐人寻味的常态。
　　比如《死结》,就写了一个男人不平衡的心态。马建国之所以强暴了自己的养女,并上吊自杀,并非他真的过得多么不好,过得不好的比比皆是。他就是不平衡,觉得自己作为一个男人枉过了一生,连一个真正像样的女人都没有碰过。他得有所弥补,所以他走了一条绝路。这就是马建国心头的“死结”。再比如《消灭蚊子》,离了婚的大男人林自勉之所以如此萎顿,真实的原因也不是性饥渴,而是他老婆给他戴上了绿帽子。他无法接受这个事实,他觉得冤,于是他塌陷了,精神崩溃。这同样是个心态问题。天下戴绿帽子的男人多的是,并非个个如他不能释怀。“我还是不是一个男人?”林自勉自己这样发问,这是个难以回答而又意味深长的问题。
　　心态不完全等同于心理。按照词典上的解释,心态是一种心理状态,但心理却不是心态。在我看来,心理是内心深处的一种活动,是对某种事物的反应,是有条件的;心态却不一样,可以完全无中生有,甚至是一种无意识,一种社会无意识,可以遗传。人们常说端正心态,心态不佳,这个需要端正的心态,也许当事人完全察觉不出来。比如很多人盼望自己的子女成才,学校考试,恨不得每次都第一名,满分,少人家半分都受不了。其实这不是为了孩子,而是为了自己的虚荣。虚荣便是一种普遍存在的社会心态。
　　《一起吃饭,一起喝酒》同样是一篇心态小说。这篇小说根本没有什么外部冲突,没有什么原因可以激起主人公小军(“我”)的厌恶情绪,但小军就是厌恶,就是反感,就是渴望爆发。从表面看,小军的几个同学对他都非常友善,10年了,还无时不刻地惦念着他,关心着他,从他的工作到他的婚姻,想方设法帮助他。但小军似乎并不领情,小军烦的恰恰是这个。小军有个很奇怪的心态,他不愿意别人关心他,死也好,活也罢,都是他自己的事,他不愿意成为别人怜悯的对象。这种很奇怪的心理恰恰源于一种很普遍的心态,即不愿意用自己的不幸或平庸去衬托他人的成就,让别人,尤其是同学或朋友,在自己身上获得一种精神的满足。这不能完全理解为一种自卑,一种变态,这是一种不甘心作陪衬的自尊!越是强人越如此。
　　虽然我们可以从社会的角度给小军的心态找原因,小军的厌世感的确与社会的不公或其他什么有关。但小军毕竟还有自己的一点追求和坚守,他受不了的还是同学的那副嘴脸,那些高高在上的腔调,还有世人的无聊。比如那位发现喝一瓶啤酒,竟然屙出两瓶尿液来的食客,多无聊,纯粹吃饱了没事干!可这样的人该有多少?满世界都是这种人,你有个好心态才怪!
　　那么这就要说到小军的几个同学了,他们的心态就很正常吗?先说朱投,那真是一个“猪头”,竟然分不清百分之十和十分之一是多少,一副猥猥琐琐的样子,看了叫人恶心。什么原因?还不是因为在同学的公司里掇了个饭碗?同学成了领导、上司,自尊心就没了,聪明也没了,连正常的思维都没了,他在同学面前哪还有正常的心态?这种心态的改变让我们看到了世态炎凉,看到了奴才是怎么成长起来的,多少给人一点悲哀。再看田茂和林国强,发了点财,腰杆就挺直了,说话的腔调也变了,动不动就“对吧”,像个大领导,小军最烦的就是这个。你以为你是谁?我爹呀?就是爹也不能这样高高在上吧?这可不能怪小军的心态出问题,田茂和林国强就是有优越感,不能平等待人。“贫者不食嗟来之食”,田茂和林国强一定忘了古训!
　　心态问题不是个对错问题,不是个善恶问题,心态需要平衡,需要调适。许多社会丑恶和犯罪都是心态惹的祸。所以心态问题是个特别值得关注的大问题!
　　教科书上说,小说有三要素:人物、情节、环境。写人物是小说的当行本色。但写人物不一定非得写性格不可。汪曾祺不写性格,他写的是人物的品,品比性格更高一个层次。远人另辟蹊径,他开掘的是人物的心态,很微妙、很内在的一种东西,表面波澜不惊,内里却紧张激烈。而且借写人物心态,折射社会无意识,揭示人性的复杂性。而更有意味的是,远人并不刻意玩什么深沉和深刻,他的笔调倒是轻松的,带点小幽默,偶尔来一下调侃,来一下玩世不恭。但我们看得出,他的内心深处充满热情。
　　
　　夏元明,男,著名文学评论家,现居湖北黄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