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世纪70年代以后，前往中国的日本官民逐渐增多，或是学者、作家，或是政客以及军人等，他们在中国各地游历、考察、参观，将自己的旅行见闻以文字的形式记录下来。近年来学术界对域外来华日本人士相关游记文本研究越来越多，但大多是以来华日本人的中国观为切入角度进行论述，对这些文本所反映的近代中国社会镜像尚不够重视。笔者不揣浅陋，本文即以日本明治时期游记——《中国文明记》为中心进行研究，分析他者视角下的清末北京城，以期丰富近代城市史研究的诸多面相，从中窥探到20世纪初北京城市的社会风貌。

一、宇野哲人与《中国文明记》

　　中日两国一衣带水，有着上千年的交往传统与历史。自隋唐开始，日本便派遣留学生、僧侣等赴中国学习传统文化、制度和技术。16世纪中叶，因日本逐渐闭关锁国，使中日之间的来往交流渐渐断绝。1853年日本被迫“打开”国门后，开始主动向西方学习，同时派遣官方人员访问中国。1862年一艘名为“千岁丸”的船承载着51名日本人停留在中国上海，进行了历时两个月的考察。1868年日本进行明治维新，建立君主立宪政体，发展资本主义，中日两国也渐渐加强了彼此间除商贸之外的联系。1870年日本明治政府派遣外交大臣前来中国，希望清政府与之定约通商，建立正式的外交关系。之后双方签订《中日修好条规》和通商章程，约定：“两国既经通好，所有沿海各口岸，彼此均应指定处所，准听商民来往贸易，并另立通商章程，以便两国商民永远遵守。”[1]又在《中日通商章程》中将上海、镇江、宁波、九江、汉口、天津、牛庄、芝罘（烟台）、广州、汕头、福州、厦门、台湾、淡水等地作为中国对日本开放的口岸，允许商民来往贸易。随后前往中国的日本人渐渐增多，身份不同，其目的也多种多样。
　　受甲午战争的影响，日本的中国观一再变化：“形成、巩固的‘蔑华观’升级、病变为‘东洋盟主观’与‘中国亡国观’，进而形成‘侵略客体观’。”[2]1894年甲午中日战争爆发，清政府战败并签订《马关条约》，清朝被迫割地赔款、出卖大量主权，中日两国的国力和国际地位也发生逆转。日本的民族优越感日盛，自负、蔑视中国的情绪代替了以往的“景仰”与学习之情，据载，战后日本儿童的歌谣都满含蔑视之意：“中国佬，拖辫子，打败仗，逃跑了，躲进山里不敢出来。”[3]因此这一时期，不少来华游历、探险、参观旅行的日本人往往把中国描述成是落后、鄙陋、肮脏的，同日本的进步、文明、开化的形象相对比，尽管这些游记受时代和主观的局限性，不乏对中国有某些偏见、谬误，但其中还是详细描绘了中国的山川名胜、社会生活、城市形象等等，是研究近代中国城市与社会生活的重要资料。
　　宇野哲人（1875-1974），字季明，号澄江。1900年毕业于东京帝国文科大学汉学科。毕业后进入研究生院，专攻中国近世哲学史，是日本新儒学的代表人物。自1906年2月起到1909年在中国游历。他认为：“千数百年来，与我国交往甚密，一衣带水之中国，对其国情形，早已应该有所了解，而事实上却颇不明了。”[4]日本人或通过古代的书籍认为中国是理想之国，或因为自身知识、经验贫乏，动辄谩骂中国人忘恩背德，不可理喻。为更好了解中国，宇野哲人以时间为序，如实记录在北京、山东、西安、长沙、武汉、南京、苏州、杭州等地的纪行，以及对中国文化、中国社会的思考。
　　1906年宇野哲人从日本横滨乘船出发，经大沽口进入天津，继而乘火车到达北京。他积极主动学习汉语，在北京居留一年半之久，游览了许多名胜古迹如文庙、国子监、雍和宫、贡院、钦天监、回回营、琉璃厂、天坛、法源寺，以及近郊的白云观、圆明园、万寿山、十三陵、万里长城等等，并详细记述了北京的城墙、房屋、街道、风俗节日等情况。

二、北京的城市印象

　　宇野哲人十分重视在北京城的考察与体验，认为虽然中国南北风气差异大，但北京是中国的中心，将北京之旅视为了解真实的中国起点，只有先熟知北京，而后遍历各地，才能更好地了解整个中国。

　　北京，位于北纬39°54′，东经116°25′，历史上被称为“蓟”、幽州、燕京、中都、汗八里等。1644年清世祖定都北京，但城池规模、结构均沿袭明制，其城墙、城门、望楼与明代几乎相同。北京城分为内外二城，内城东西稍长，呈不规则长方形，外城环抱内城南部，为东西长的长方形。外城环京师南面，环抱东西角楼，长二十八里，有永定门、左安门、右安門、广渠门、广宁门、东便门、西便门七座城门。内城在京城中，周长四十里，有正阳门、崇文门、宣武门、安定门、德胜门、朝阳门、东直门、阜成门、西直门九座城门。清朝定鼎中原之后，又在内城中分设八旗，充当皇室警卫，即在中央为皇城，皇宫四周为八旗驻地。内外城均有城墙，宇野哲人曾登城墙感慨其壮观，“最能将北京之大观收入双眼。最引人注目者，乃内城中央与正阳门相接之皇宫，高甍相连，金光耀眼。”[5]但八国联军侵华战争后，随着中国主权的丧失，正阳门、崇文门旁分别安设了美国、德国的炮台，朝向皇宫，且中国人不可随便参观，而允许外国人自由登临城墙。
　　内城虽是皇城重地，也有商人提供城内官民日常消费所需日用品，多集中在东四牌楼、西四牌楼、棋盘街、后门大街等。后因清政府决定改修道路，北京街道两旁的摊贩多被取缔，只有后门大街保存原貌，宇野哲人与朋友曾前去体验。市内的露店摊贩“多是掘地埋柱之小屋，墙壁等用砖垒成，其间亦杂有张幕而成者。”因这些摊贩、小店设在道路两旁，使得街道过于拥挤狭窄，当他们初次进入街区“均有为其恶臭所熏之感受……行不及五六街区，已觉闷郁，难以呼吸，匆忙退出。”[6] 　　外城的市街在内城城墙以南，天桥以北，在此区域之外随着靠近东西城墙，寺庙、田园、荒地逐渐增多。前门大街及其左右为百货辐辏之地，是北京的商业中心区。街道上店铺鳞次栉比，车马往来如织。附近有大栅栏、观音寺街、劝业场、剧场、餐饮、药店、首饰店、东西洋杂货店等等，在琉璃厂多卖书籍、古董、文房四宝等物品。
　　宇野哲人对市井摊贩及其叫卖声也有描述，如抽签卖货，即在竹笼中装糖果点心、水果及杂货，商家“右手持皮底竹筒，竹筒中放有竹签，摇动之，则有咚咚之声，”来抽签的人“持若干铜钱来，在右侧竹筒中抽出一签，换得高价满意货物时，则沾沾自喜离去，亦有满脸失望空手而归者。”[7]是商家利用顾客求富的心理所从事的买卖，在日本多是吸引孩童，但在北京城内参与的人很多，作者认为这反映了中国人投机心很强。还有夏季酸梅汤的叫卖：“右手摇金属铃，口中吆喝冰盏儿，是夏日卖饮料之人。铃类似两重金属杯，敲击后声音悠远，极其巧妙，以此招徕顾客。”[8]街市上有卖熟肉、油果子、油面饽饽等摊贩，油饽饽多在晚上叫卖，口中呼叫“油饽饽”，边走边卖。还有挑着担子沿途做理发生意的剃头小贩，他们敲击“叫头”发出“锵……锵”之声，描绘了一幅生动有趣的市井风俗画。

三、北京的道路交通

　　北京城内旧制大街划分为三部分，中间最宽的一部分为甬道，比两侧的路面高三尺左右。如果有天子行幸，会在甬道上撒黄土，成为御道。车马多行于甬道，而两侧的道路宽度不足甬道一半，分布着商铺、露店小贩。1901年工部右侍郎胡燏芬上书光绪帝：“请创设工巡局，以期整顿地面事。”[9]《德胜彰义门道路工程文》就记载了1906年改修德胜门、彰义门附近道路的整修情况：“京师内外城道路，将次修理平坦，而十六门以外尚付阙如。查德胜、彰义两门外臣衙门，设有习艺所、教养局二处，当经札饬该局所委员雇觅工人，带领苦力，先将该两门外年久失修之大道节次填筑，以利行旅。唯彰义门外为各省饷车孔道，尤关紧要。大街石工浩大，无从动手，而土路中散置石块，现已雇工移归石道两旁，俾土石界限分明，庶无阻碍。”[10]在政府支持下，有许多街道路况都进一步改善，1906年前后西珠市口大街、西柳井街、虎坊桥大街、正阳门大街、户部街、西安门外大街、鼓楼大街等陆续修建，其长度和宽度都有增加。
　　经过改修的道路，中央为车马道，两侧为人行道。“其间设沟渠，宰柳树，安路灯。苦力们不断撒（洒）水，防止尘埃飞扬。均是先进文明之设备。”[11]但在胡同、小巷中，道路亦不便利，宇野哲人曾经三次在雨后乘人力车到胡同访友，“于潦水中颠簸，浑身上下通湿，犹如落汤鸡一般。遇到雨天，车夫们大致皆闭门不出，叫也不来。”[12]这与北京胡同、小巷的特点有关：“这些个胡同先不整齐，有横着的胡同，有直着的胡同，有斜着的胡同，就有曲曲弯弯的胡同……再说小巷里的街道有宽的，有窄的，那宽点的街道也不过有个一丈多点，那窄点的胡同连车都不能走。那宽点的胡同，要是对面来了车，走到中间，是常常的闹麻烦。”[13]街道卫生也急需改善。“道路之上亦极其肮脏。彼等家中并非没有便所，然于彼等而言，于青天白日之下出恭，远较狭窄穷迫臭气熏天之便所为强。……若清晨路过街头，则有扫除之人，肩挑木桶清洁道路，而左右人家屡屡将马桶中污水倾倒路上。”[14]不仅如此，早在1901年就有报刊曾刊登过北京街道的卫生问题：“华官接手，诸事多办得好，外国人也多有称赞，独有打扫街道，太不讲究，地面上驴溺、马粪垃圾、污泥、渐渐又积起来了。”[15]
　　19世纪末20世纪初，北京城内交通工具新旧杂糅，既有火车、人力车、自行车、洋式马车，也有轿子、马车、骡驮等。市中虽然已有人力车，但轿子、马车、骡车等仍作为交通工具被使用。乘坐人力车的多为下等人或学生，官员一般不肯乘坐，车钱“中国人一日七八吊至十吊，外国人一日约一元五角，包月为十二三元，但不供车夫膳食。”[16]传统的马车较重，又无弹簧，若道路凹凸不平，车身颠簸厉害。后来有了洋式马车，多供王公、富豪乘用。中层以下的中国人，往来代步亦多用驴。宇野哲人和好友曾游览万里长城，所用交通工具“驴之数凡六，供骑者五，驮大行李者一，马夫二人从之。”[17]此外，关内外（北京—奉天）铁路、京汉（北京—汉口）铁路、京张（北京—张家口）铁路已陆续修建或通车，也极大方便时人的出行，缩短了时空距离。

四、北京的节日风俗

　　1906年清人富察敦崇所著的《燕京岁时杂记》出版，是清末较早的一本记录北京社会风俗的著作，但在这本书中所记载的衣着饮食等风俗多来自上层社会，对北京城内普通民众的生活细节关注明显不够。宇野哲人1906年在旅居北京期间，于《中国文明记》中用了很大的篇幅去记述当时北京的节日和习俗，绝大多数是一般家庭的习俗，如腊八粥、祭灶、除夕、元旦、上元节等，与《燕京岁时杂记》恰可互为补充。宇野哲人称腊八粥为“百果粥”：“以白米、老米、黄米、小米、高粱等为主，加入绿豆、小豆、扁豆及莲实、栗子、胡桃、西瓜子、南瓜子、榛子、杏仁、龙眼与蜜饯之枣，宛如我国正月十一日所食之小豆粥。若加入少许白砂糖，则其味更美。”[18]每至腊八，无论是王公大臣，还是一般百姓，都会做腊八粥供奉先祖，并以此作为礼物，赠送亲戚朋友。
　　为了迎接春节，京内百姓一般会做一些迎春的准备。街市非常热闹，“祭灶前后，市中顿然生色，上下开始忙于迎春之准备。东西两庙之庙会，平常皆是两日，至年末亦变为四日。其外城之内，随處建起年市，开始出卖种种之年货。”[19]在这样喜气洋洋的氛围中，宇野哲人难免忆起日本的新年，日本民众多会在门前装饰松树或松枝，以及在门前悬挂色彩鲜艳的稻草绳。他也提到两国文化差异比较大，如在北京松树是墓地的标志，所以并不会将松枝置于门前作为喜庆迎新的象征，但人们会贴春联、门神等作为装饰物。
　　到了除夕夜，彻夜不寝，是所谓“日月其除，坐以待旦”之意。城内随处响起爆竹声，各家正堂中供着孔子、关帝，当夜亦迎回灶神，一般会在诸神前摆供五具蜜供及种种糖果与水果。在蜜供上贴着“天官赐福、招财童子、利市仙官、喜报三元、福寿五天人”纸人，祈祷全家幸福之意。到夜半十二时，由家中大家长带头，不分老幼，均在神前集合祭拜，行三跪九叩礼。“于子初后焚香接神，燃爆竹以致敬，连霄达巷，络绎不休。”[20]除夕过后即为正月初一，又称“元旦”。这一天大部分店铺紧闭歇业，街道上的店铺、商家大多会在门上插黄龙旗或挂红布，以表庆祝之意。宇野哲人也入乡随俗，在初二外出拜访相熟的中国人，观察人们外出拜年，有身份者多乘马车前往，双方举止周到妥帖，如拜访者“至造访者门前，随从者自名刺夹中抽出比信封更大之红纸名刺，递于立于门内之主人家仆人。仆人接过名刺，双手捧着恭恭敬敬来至马车旁，对来访者呈上谢辞。”[21]

　　上元节即元宵节。《燕京岁时记》记载“每至灯节，内廷筵宴，放烟火，市肆张灯。而六街之灯以东四牌楼及地安门为最盛，工部次之，兵部又次之，他处皆不及也。”[22]外出看灯，称逛灯。宇野哲人特意往前门外大栅栏附近赏灯会，非常热闹，逛灯人如山如海，真所谓无立锥之地。灯笼样式多且制作精巧，有绢糊的、玻璃罩的、羊角灯等，灯罩上绘有《春秋列国》《三国演义》《红楼梦》等历史故事，或是花鸟山水。“灯笼下或垂红色流苏，或结五色绸缎。千万只灯笼一时点火，光辉灿烂，耀人眼目，与时没时隐之月亮相映生辉。其美观，口笔无用，书不尽，道不完。”[23]让人流连忘返。

结语

　　受甲午战争后日本国内环境的影响，在《中国文明记》一书中，宇野哲人也曾将北京与日本对比，流露出些许对中国当前社会状况、国民性的轻视，但恰好也反映了日本学人近代中国观的变化。本书共分为两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在华北、黄河中下游、长江流域的纪行，第二部分是宇野哲人对中国家族制度、婚姻、社会事业、革命及国民思想等所感所想，在他的游记中，超过一半的内容记述了北京的社会面貌，是近代北京历史文化与记忆的重要组成部分。他对北京城的书写，不仅只局限于城墙、城廓、街道、房屋建筑等外在城市面貌，也有市井商贩、风俗节日等日常社会生活情状的记述，包括记录北京的四季交替及感受：北京的春季大抵每至午后多风沙天气；夏天的北京除了天气酷热，还有跳蚤、蚊虫、臭虫、白蛉之害；秋季气温宜人，适合骑马远足；冬季寒冷，降雪少。以及城内常见的娱乐活动如“飞鸟之技”、听戏等休闲方式。他既感慨于北京名胜古迹悠久的文化内涵，也描绘了期间的破败之景：如战后圆明园的断壁残垣、汤山行宫轩倾壁颓，野草茫茫。
　　因此，通过宇野哲人对北京城市的书写与描摹，借用他者的视野，进一步窥探到20世纪初北京社会的诸多面相以及外国人视角下的“北京自画像”：衰弱、落后，传统习俗和习惯依然占据主导，但也有近代道路、交通方式等进步因素。1901年为挽救统治危机，清政府开始主动学习资本主义国家，自上而下发动清末新政——改革官制、编练新军、兴学堂、派留学生、废科举等，作为近代化的探索与实践之一，晚清社会有了与传统不一样的改变。如罗荣渠先生所言：“纵观中国现代变革的全过程，鸦片战争以后，中国传统的发展轨道已被打破，开始被纳入现代世界发展的大潮之中，因此中国的半边缘化与革命化，实质上都是中国现代化总进程中旧体制向新体制转变的特殊形式。”[24]
　　*本研究受中央民族大学博士研究生自主科研项目（项目编号：BBZZKY—2019054）资助。
　　参考文献：
　　[1]王铁崖.中外旧约章汇编第1册[M].三联书店， 1957：317.
　　[2]王美平.甲午战争前后日本对华观的变迁—以报刊舆论为中心[J].历史研究，2012（01）.
　　[3][日]依田熹家.日本帝国主义和中国[M].卞立强等译，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24.
　　[4][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序”1-2.
　　[5]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1997： 9.
　　[6][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17.
　　[7][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18-19.
　　[8][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21.
　　[9] 03—5518—043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奏为筹议京师善后请创设工巡局以期整顿地面事[Z].光绪二十八年正月三十.
　　[10]吴廷燮等纂.北京市志稿卷一[M].北京燕山出版社，1998：145.
　　[11][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14.
　　[12][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15.
　　[13][14]说北京小巷的街道得将就着修治[J].敝帚千金，1906（19）：19.
　　[15]中外新闻：北京又变垃圾场[J].杭州白话报，1901（11）：2.
　　[16]清末北京志资料[M].张宗平，吕永和译，北京燕山出版社，1994：414.
　　[17][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122.
　　[18][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44.
　　[19][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46.
　　[20]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出版社，1961：43.
　　[21][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53.
　　[22]富察敦崇.燕京岁时记[M].北京出版社，1961：46.
　　[23][日]宇野哲人.中国文明记[M]//小島晋治監修.幕末明治中国见闻录集成第8卷[M].東京：ゆまに書房， 1997：55.
　　[24]羅荣渠.现代化新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04： 257.
　　作者单位：中央民族大学历史文化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