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闪动在祁连山传统文化中的生态智慧
对于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许多人来说，祁连山并不陌生。这座横亘在中国西部甘肃和青海之间的著名山脉，虽然他们的脚步从未抵达，但那首耳熟能详的匈奴民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早已让他们深深感到这座大山举足轻重的分量。
祁连山并非是一座孤独的山岭，而是由多个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它的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300公里，山峰平均海拔4000～6000米，山间谷地平均海拔3000～5000米。从河西走廊向南眺望，高耸入云的祁连山白雪皑皑，恍若与天连在一起，难怪远古时被匈奴人称为天山。众多雪山、冰川以及发源于此的河流，滋养了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孕育出了河西走廊珍贵的绿洲。可以说，没有祁连山就没有河西走廊，没有河西走廊就没有新疆。同时，蓄有约1320亿立方米储水量的西北重要水源，好似一个巨大的固体水库，将祁连山脚下广袤的土地，变成了水草丰茂的草原，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有一首青海人民经久传唱的歌谣，形象地展现了祁连草原的富饶和丰美：“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浩浩，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这里有成群的骏马，千万匹马牛和羊，马儿肥牛儿壮，羊儿的毛好似雪花亮。”的确，在高原生活多年，吃过的羊肉已不计其数，但祁连羊肉的美味实在让我难忘。
人们说，祁连山是我国极其重要的冰川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是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维持河西走廊绿洲稳定、保障北方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而我觉得对祁连山的生态价值与意义概括最为形象的一句话是：祁连山是伸向荒漠的一座湿岛。
江河是大地的血脉，孕育了人类灿烂的文明。祁连山冰川雪岭汇聚成的一条条河流，在为寒冷干旱的西部内陆区提供了源源不断水源的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你很难想象，辽远广袤的苍茫大地上，数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印迹。从拉洞元山出土的石斧、石刀，你会惊奇地发现，如此漫长的时光之前，我们的先祖已经制作出了精致的生活用具，可以明证当时在祁连山地区生活的古人，具备了一定的手工制作能力。
作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点，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先民是古羌人，漫长岁月无数朝代的更迭中，长达363年吐谷浑立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繁荣;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陇西;隋炀帝统兵征讨吐谷浑;西路军成功突围马步芳军队重围;解放军将士翻越飞雪景阳岭挺进新疆等，都在祁连留下了足迹。还有著名的丝绸之路留下众多中西文化交流的古迹和关口、城镇、寺院，无不闪耀着远古文明的光芒，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融点和兵家必爭的地理要冲。历史在一幕幕惊心动魄、波澜起伏的演绎中，逐步完成了不同民族的进入、迁徙，文化的融合，繁衍生息，共荣共生，最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祁连山文化。
翻开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前行的轨迹便清晰可见。可以说，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源头，而祁连山又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藏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古老而悠久的藏民族文化。它“是藏族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诠释和积淀，它不仅是藏族、土族、蒙古族等人民的精神寄托，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于他们来说，文化和宗教并无明显的分界线，整个藏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即源自于藏传佛教，离开了藏传佛教，藏族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同时，祁连山还是多民族的集聚地，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形成了祁连山宗教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在祁连山地域广博的土地上，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随处可见。从流传了近400年的古老剧种门源珠固藏戏，到蕴含了地域传统习俗和鲜明民族特征的阿柔婚俗;从流光溢彩、花团锦簇的祁连山少数民族服饰，和阿柔逗曲、郭米则柔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到飘溢着浓郁民族气息的托茂人和达玉部落文化、民族射箭、宗教民族建筑、蒙古族那达慕、民族饮食等等，可以说在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飞速变幻中，这些绚烂夺目的祁连山文化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追溯源远流长的祁连山文化，我们不难发现生态思想在远古时期就已萌芽。那时候，人类的脚步还停滞在原始社会，完全依赖自然万物得以生存。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如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都无法理解和解释，久而久之，就为它们包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于是神话和图腾崇拜就产生了，这是远古时期原始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由于野生动物是原始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所以与其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他们需要猎杀相对弱小的动物，但同时生命又随时受到凶猛动物的威胁。因而他们最早的图腾崇拜主要是野生动物，以此来寻求庇护，以免受到伤害。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愈加依赖，便越来越感受到自然无法抗拒的力量，随之开始对天、地、山、水、植物等产生崇拜，认为万物皆由神灵主宰，掌握着人们的吉凶祸福，与此同时也表达出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人类对自然界最初的认识，尽管没有文字表述，但已属于一种文化现象。
梳理祁连山地域远去的历史，可以看出宗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祁连山生态文化的萌芽更是密不可分。传入青海藏地最早的宗教是苯教，尽管这个藏族的原始宗教后来几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我们也很难看到苯教的寺院，苯教中的神山崇拜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却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以及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中。佛教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禁止杀生等仪轨也深入藏民族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藏民族的思想意识。
千百年来，世居在祁连山地区的藏民族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赐予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始终恪守着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天人合一”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在藏民族的心目中，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主宰的神灵，他们把自然界神灵化，又把神灵人格化。在祁连山地区，几乎每一座大的山脉、每一条大的江河、每一处大的湖泊，都被赋予了美丽的神话和传说。行走在祁连山大地，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神山圣湖无处不在，藏族同胞仿佛就生活在神山圣湖环绕的神灵世界之中。 比如神秘古老的青海湖祭海仪式，在每年农历六月举行，是环青海湖地区规模最大的民间祭祀活动。我在参与拍摄一部纪录片时有幸目睹了其整个过程。场面宏大、神圣，低沉的法号，喇嘛的诵经，飞舞的风马旗，虔诚的掷宝瓶，都让人领略到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当地民众祈福五谷丰登、天下和谐的美好愿望。同样，祭鄂博的活动也是祭祀当地的山神，在喇嘛们的念经声中，点燃煨桑台的柏树枝，献上哈达，围绕着鄂博转圈、磕头，祈求山神保佑风调雨顺、牛羊肥壮。
水是万物的生命之源，人類的生存离不开水。生活在祁连山的游牧民族，主要是逐水而居，而土是孕育万物的母亲。由此我们从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他们对水的珍惜。在藏族聚居区，每到藏历的大年初一，妇女早起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河里背水，清澈的河水要赶在旭日东升时刚好舀满，这被叫做“日出新水”最圣洁的水。男主人也在太阳升起前，去附近的神山捧回一把神土，背回家的新水和捧回的神土，首先要敬献给佛龛里的神，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新年的第一碗芬芳的奶茶。同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族的禁忌习俗，自然禁忌产生于对自然的崇敬、感激、畏惧和顺从之情，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保持自然的完整，进而保护其生命力，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平稳发展。他们禁忌触动神山，包括神山上的一草一木;禁忌杀生，包括猎捕珍稀野生动物;禁忌污染神湖神水，包括将污秽之物扔进河里，在河水边大小便、吐痰等;禁忌捕捞河水中的动物、在草地上随意挖掘……从中可以看到藏族人民对生命赖以生存的水和土地的敬重。
在祁连山的某些寺院和藏族居民家里，你常常能看到壁画和生活用具上有这样的构图：一头白象的背上坐着一只猿猴，猴的肩膀上立着一只兔子，兔子脑袋上又顶着一只小鸟。藏传佛教文化里，它被称为《和气四瑞图》，寓意是这四种动物互相尊重、和睦共处，能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藏民族的环保意识，还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上，水里的鱼，天上的飞禽，地上除牛羊之外，食肉动物等都在他们的禁食之列。许多年前，祁连山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族群众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简朴而环保，日常主食是自己种植的青稞和牧养的牛羊，一件羊皮袄，白天当衣穿，夜里当被盖，烧的是牛粪，住的是就地取材的石木结构的小屋和牛毛编织的黑帐篷，取之自然，还予自然。
世世代代曾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年中至少有两次搬迁，这种轮牧制的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平衡十分有益，让牧场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合理限制家畜数量的增长，使其不超出草原牧草生长的限度，从而让千百年来的草原生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祁连山能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多样的自然景观、丰饶的动植物资源绝非偶然，那是因为受到了藏民族珍爱万物、善待大自然传统理念影响的结果。由此可见，藏民族传统文化中所流淌出来的环保理念源远流长，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祁连山特殊的生态环境，以及藏民族环保理念，形成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但这套文化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保持文化与自然的相适应。正是在这套文化体系的作用下，才使祁连山生存和发展了上千年，至今仍然保持着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基本格局。尽管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祁连山传统的生态文化也在渐行渐远，但是面向未来，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祁连山藏族生态文化中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必将复兴，其中的古老智慧必将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及全球化市场体系相结合，在这片江河滋养的辽远大地上愈加璀璨鲜活，生生不息。
全球生态危机催生出的生态文化
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生态”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这个源于古希腊的字眼，最初的意思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生存环境。在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后，它在我们的视域里愈加醒目和更有分量。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前，已经依次走过了原始社会、农业文明社会和工业文明社会，而伴随人类历史前行的脚步则离不开文化，也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狩猎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从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印迹可以看出，人类在创造着巨大财富和灿烂文化的同时，和自然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工业革命后的200年间，世界的变化天翻地覆。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在一点点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从原始社会对自然的敬畏，到农耕社会对自然合理有度地利用，再到工业文明社会人类对自然近乎疯狂的掠夺，让地球不堪重负，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匮乏。我们在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财富和便捷的同时，也开始品尝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结出的恶果。它一幕幕地在我们的眼前上演，面目可憎又清晰可见。比如核辐射和核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森林植被退化、海洋污染、生物灭绝加剧、土地荒漠化、河流干涸、各种新型瘟疫泛滥、稀有物种濒临灭绝、极端天气频发、塑料垃圾泛滥等等，以至于地球上越来越难以找到一条清澈的河流、一块无污染的土地、一片纯净的蓝天。这些生态灾难无时无刻不在侵害着我们的生活，威胁着我们的健康。迫使人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过度消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重新认识到自己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物种，必须要与自然界共存共生，必须要重新选择人类的前行路途。21世纪这个新时代注定不同寻常，在人类面临如何走出生存困境的重要关口，生态文明必将取代工业文明，人类将开启绿色低碳的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生态文化是在人类陷入生存严重危机的时刻崛起的，它是时代的产物。“生态文化旨在改变工业文化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重新确立自然的价值;要改变传统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发展生态产业，倡导适度消费，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宣裕方）
生态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佩切伊提出。让人惭愧的是，很多年里，我竟然不知道1968年4月在意大利罗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直到我的目光与《增长的极限》相遇。这本写于1972年的文字，是一份在世界反响极大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依据计算机模型模拟的方法，通过对关乎世界未来的五大因素——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的趋势发展的研究，指出人类如果按照既有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将会在今后100年内发生。佩切伊认为：生态文化即是人类通过技术圈的入侵，榨取生物圈的结果，破坏了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人类自救的唯一选择就是要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形成一种新的形势的文化。 生态文化在国外起始较早，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现代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滥用，让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尤其是进入21世纪，生态文化已上升为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真知灼见。比如我们熟知的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正是倡导一种与现代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简朴的生活方式。随着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日益提高，人们的欲望也不断膨胀，如今我们面临的现实正是百余年前梭罗曾经的忧虑。還有美国著名作家、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创作的《沙乡年鉴》，是他对于自然、土地和人类的关系与命运的观察思考，倡导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呼吁人们善待土地。利奥波德用他智慧的语言告知世人，土地的伦理范畴包含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以及大地上存在的一切。土地的伦理观就是让人放弃征服者的姿态，与每一个伦理范畴内的成员平等相处。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名为《寂静的春天》的科普著作，在这本书中，卡逊以生动严肃的笔触，描写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人类造成不堪重负的灾难。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
该书一出版，就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同时也引发了长久的生态争论，但事实证明，它唤醒了全球环保意识的觉醒。还有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撰写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随着这些研究著作的出版发表，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以工业发展、财富积累为目的的人类活动已经给自身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峻的危机。此后，各发达国家纷纷把生态治理提上了重要日程。联合国举办的三个国际性会议也明示了世界对于人类未来环境生态的关切。一个是“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第二个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3项文件，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人类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三个是2002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是继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之后，联合国举办的关于全球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迄今为止在非洲大陆召开的最大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强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预示着人类已经迈入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我国对生态文化的研究要晚于西方，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步开始，一些西方生态学的专著陆续介绍到我国，引起学术界对全球环境的思考和关注。国外专家学者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诸多成果，为我国开展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成果也逐渐面世。1973年8月，第一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1974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当代环保事业有了第一个环保机构。1978年2月，环境保护首次纳入我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的明确规定，为生态环境法制建设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2012年11月，“美丽中国”被写入十八大报告，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再一次刷新了中国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特别是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给生态文化的兴起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也提出了明确任务和要求。党的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及其战略部署，尤其是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进一步为生态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开始逐步完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建设生态文化，实现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生态文化日益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很多高校开设了生态文化相关的课程，学者们也纷纷举办生态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讲座。学术界在学习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立足传统文化和本国国情，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诸多研究成果从各自角度对生态文化的内涵、缘起、发展脉络和建设途径进行了深度解读和探讨，“生态”一词，差不多是近几年在各个媒体闪动频率最多的词语。“在影响生态的一切因素中，最大的力量是文化，它包含了指导我们进行生态环境创造的一切思想、方法、组织和规划等意识和行为，也包括一切文化设施。”（杨立新）一些省份先后提出了生态立省战略，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来发展生态文化。与此同时，区域生态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特别是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的现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必须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为前提，建设具有涉藏地区特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实现高原涉藏地区自然、人文、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使高原成为生态文明区。一些藏族学者，从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探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这些都为青藏生态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路径。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具有适应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这是世界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和共同规律，也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 但毕竟生态文化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及根深蒂固的追逐利益的价值观念，可以看出生态文化建设依然薄弱，对策和措施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从理论到实践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途要走，生态文化的理念还没有真正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制约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但我们相信，当代中国以生态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祁连山国家公园语境下的生态文化
2017年9月，中国政府批准建设祁连山国家公园，是中国十大国家公园之一，主要职责为保护祁连山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突出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要求开展保护和治理，打造以生态保护、生态文化和生态科研为主的三大生态高地。
为什么要如此强调生态文化？我们说，祁连山国家公园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公园建设和悠久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都与其他国家公园有所不同。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独特壮观的自然景致、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及多姿多彩的人文资源，更重要的是，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在悠长的岁月中创造的传统文化，都是发展生态文化的重要基础。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生态文化所倡导的理念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有机构成。生态文化是当代人类文化的创新，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它强调以人为本和尊重自然，但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无为。生态文化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也不是征服的对象，而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生态文化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苏雪芹）“生态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态文化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现代中国绿色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同時也为和谐世界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东方智慧。”而祁连山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黄河重要的水源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大力发展生态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生态价值。其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但能使全球受惠，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群众的生存状况得以提升，同时，代表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生态文化，必然会推动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当下社会，具备生态道德和生态行为已成为现代文明人不可或缺的素质，而生态素质的形成和生态知识的传播又离不开文化教育。近几年，可以明显感觉到生态教育宣传的效果，草原上的垃圾少了，人们不再随意地丢弃垃圾，很多民间组织更是自觉地组织起来捡拾垃圾。可见，生态意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祁连山国家公园地处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生态文化的开展，还能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族团结。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中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而且对顺利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产品是近些年新兴的一个概念，即自然资源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茂盛的森林、适宜的气候等看似与人类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产品，还包括通过清洁生产、循环利用、降耗减排等途径，减少对生态资源的消耗生产出来的有机食品、绿色农产品、生态工业品、生态旅游等物质产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美好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对生态环境的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接踵而来的生态危机逐渐加大了人们对消费生态产品的欲望。那么未来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如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实现资源保护和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的双赢局面呢？
我们说，生态文化是推动生态产品发展的源动力。祁连山国家公园域内广袤的大地上，所拥有的众多独一无二的生态与文化资源，覆盖了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等多个领域，异彩纷呈，博大精深，所彰显的无尽魅力对海内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都是我们培植祁连山生态文化的沃土，并由此促进祁连山文化产业、生态文化产品的形成与发展。关于生态文化产业，有专家是这样定义的：“生态文化产品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判断人与自然界，与天、与地、与江河湖海、与森林和动植物等关系的价值观，使广大消费者更直观地受到生态文化的熏陶和感化，思想、情感发生变化，形成尊重自然的人格修养和行为方式。”因此，在祁连山地区可发展的生态文化产品类型里，我们首先可以考虑优先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它将是未来全球旅游业发展最迅速的领域。这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是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完全不同于以往人们热衷的景区旅游，这些景点除了川流不息的游客，还有许多人造景观和为游客服务的各种设施。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压力也逐渐升级，在喧嚣嘈杂及空气污浊的都市里奔波，人们愈加渴望回到清新恬静的大自然怀抱。祁连山的地理、资源和人文优势恰好能迎合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它既能在人们走进自然、融入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中，陶冶情操，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领悟人与自然的亲情，又能为当地产生经济效益。这样不但刺激了生态文化产品的消费，也会极大地激发当地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使更多的原创产品不断涌现，促成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因而生态旅游应该成为祁连山重要生态文化产业。
但由于祁连山生态旅游对象是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原生性文化，其资源的原始性、脆弱性和稀缺性决定了在开发生态旅游时必须把保护放在首位，在保护好现有资源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开发和利用。我认为要解决好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将生态文化融入和渗透其中。祁连山辽阔丰美的草原上世代生息着游牧民族，他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直观地感悟到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所创造的文化，将生态智慧贯穿在其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活动中，它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延续生命的血脉，更是当地发展生态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我曾经走进祁连山，深深地被其绚烂鲜活的民族文化所吸引，那些传说、古迹、村落、歌舞，受国家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手工艺品，甚至是颇具特色的当地少数民族的餐饮，其生态文化所具有的多样性和不可替代性，还可以在文学、艺术及影视上寻求突破等等。这些传统的文化产业资源在融入现代生态文化元素的前提下，均能转变成当地的生态旅游资源，或者也可以称其为自然体验。但要注意的是，必须保全原汁原味的生态景观，才能吸引旅游者来此探寻的热情。
融入现代生态文化内容有多种途径，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域内，可以举办野生动植物科普知识展览和建立自然教育培训基地。自然教育是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最有效的方法，是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最直观的途径。特别是此次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引发了人类对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考，也让我国的自然教育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除此，还可以引入一些能为当地原生态景观起到保护作用的现代技术，如太阳能蓄电、处理垃圾设施等。
总之，祁连山国家公园是国家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过程中，生态保护是前提和基础，生态产业转型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生态产业转型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本途径，产业转型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基本准绳、以当地的区域环境承载力为依据、以自然生态环境的最优保护为目标，因地置产，因时置产;生态富民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最终目的，生态富民能够有效地提升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群众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生态保护事业，珍惜身边的生态资源，推动当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人类必然由后工业化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进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发展的轨道。而生态文化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智慧、融合现代文明成果与时代精神的文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文化，必将成为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文化。
“这里有无数的湖泊、瀑布和平滑如丝的草地，这里有最静穆的大森林、最高的花岗岩穹丘、最深的冰蚀峡谷以及最为炫目的水晶质地表……”这是世界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中的描述。我想，当悠远的时光流淌到了今天，作为大自然一分子的人类，必须担负起自己的生态责任。而让每一位国民都能热爱自然、信仰自然，这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文化建设追求的最终目标。
作者简介：唐涓，编审，《三江源生态》杂志主编，出版文学作品多部。
对于生活在中国大地上的许多人来说，祁连山并不陌生。这座横亘在中国西部甘肃和青海之间的著名山脉，虽然他们的脚步从未抵达，但那首耳熟能详的匈奴民歌“失我祁连山，使我六畜不蕃息;失我焉支山，使我嫁妇无颜色”，早已让他们深深感到这座大山举足轻重的分量。
祁连山并非是一座孤独的山岭，而是由多个西北东南走向的平行山脉和宽谷组成。它的东西长约1000公里，南北宽约300公里，山峰平均海拔4000～6000米，山间谷地平均海拔3000～5000米。从河西走廊向南眺望，高耸入云的祁连山白雪皑皑，恍若与天连在一起，难怪远古时被匈奴人称为天山。众多雪山、冰川以及发源于此的河流，滋养了这片大地上的万物生灵，孕育出了河西走廊珍贵的绿洲。可以说，没有祁连山就没有河西走廊，没有河西走廊就没有新疆。同时，蓄有约1320亿立方米储水量的西北重要水源，好似一个巨大的固体水库，将祁连山脚下广袤的土地，变成了水草丰茂的草原，被《中国国家地理》杂志评为“中国最美六大草原”之一。有一首青海人民经久传唱的歌谣，形象地展现了祁连草原的富饶和丰美：“青海青，黄河黄，更有那滔滔的金沙江，雪浩浩，山苍苍，祁连山下好牧场。这里有成群的骏马，千万匹马牛和羊，马儿肥牛儿壮，羊儿的毛好似雪花亮。”的确，在高原生活多年，吃过的羊肉已不计其数，但祁连羊肉的美味实在让我难忘。
人们说，祁连山是我国极其重要的冰川和水源涵养生态功能区，是维护青藏高原生态平衡、维持河西走廊绿洲稳定、保障北方地区生态安全的天然屏障。而我觉得对祁连山的生态价值与意义概括最为形象的一句话是：祁连山是伸向荒漠的一座湿岛。
江河是大地的血脉，孕育了人类灿烂的文明。祁连山冰川雪岭汇聚成的一条条河流，在为寒冷干旱的西部内陆区提供了源源不断水源的同时，也成为中华文化的发祥地之一。你很难想象，辽远广袤的苍茫大地上，数万年前，就已经有了人类活动的印迹。从拉洞元山出土的石斧、石刀，你会惊奇地发现，如此漫长的时光之前，我们的先祖已经制作出了精致的生活用具，可以明证当时在祁连山地区生活的古人，具备了一定的手工制作能力。
作为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的交汇点，最早居住在这里的先民是古羌人，漫长岁月无数朝代的更迭中，长达363年吐谷浑立国时期商业贸易的繁荣;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率军出陇西;隋炀帝统兵征讨吐谷浑;西路军成功突围马步芳军队重围;解放军将士翻越飞雪景阳岭挺进新疆等，都在祁连留下了足迹。还有著名的丝绸之路留下众多中西文化交流的古迹和关口、城镇、寺院，无不闪耀着远古文明的光芒，使这里成为中国历史上东西方文化交融点和兵家必爭的地理要冲。历史在一幕幕惊心动魄、波澜起伏的演绎中，逐步完成了不同民族的进入、迁徙，文化的融合，繁衍生息，共荣共生，最终创造了独具特色的祁连山文化。
翻开人类发展史，人类文明前行的轨迹便清晰可见。可以说，宗教是人类文化的源头，而祁连山又是藏传佛教文化的一个重要部分。藏传佛教在其漫长的发展过程中，逐渐融入了古老而悠久的藏民族文化。它“是藏族人民对自身历史与文化的诠释和积淀，它不仅是藏族、土族、蒙古族等人民的精神寄托，更与他们的日常生活息息相关。对于他们来说，文化和宗教并无明显的分界线，整个藏族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即源自于藏传佛教，离开了藏传佛教，藏族文化也就无从谈起”。同时，祁连山还是多民族的集聚地，各民族的融合，促进了不同文化的相互交融，形成了祁连山宗教文化的多元和丰富。
在祁连山地域广博的土地上，色彩斑斓的民族文化随处可见。从流传了近400年的古老剧种门源珠固藏戏，到蕴含了地域传统习俗和鲜明民族特征的阿柔婚俗;从流光溢彩、花团锦簇的祁连山少数民族服饰，和阿柔逗曲、郭米则柔等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到飘溢着浓郁民族气息的托茂人和达玉部落文化、民族射箭、宗教民族建筑、蒙古族那达慕、民族饮食等等，可以说在当今时代日新月异的飞速变幻中，这些绚烂夺目的祁连山文化愈加显得弥足珍贵。
追溯源远流长的祁连山文化，我们不难发现生态思想在远古时期就已萌芽。那时候，人类的脚步还停滞在原始社会，完全依赖自然万物得以生存。自然界中千变万化的自然现象，如风霜雨雪、电闪雷鸣以及各种自然灾害，都无法理解和解释，久而久之，就为它们包裹上了一层神秘色彩，于是神话和图腾崇拜就产生了，这是远古时期原始人与自然关系的产物。由于野生动物是原始人最主要的食物来源，所以与其形成了十分复杂的关系。他们需要猎杀相对弱小的动物，但同时生命又随时受到凶猛动物的威胁。因而他们最早的图腾崇拜主要是野生动物，以此来寻求庇护，以免受到伤害。随着人类对自然的愈加依赖，便越来越感受到自然无法抗拒的力量，随之开始对天、地、山、水、植物等产生崇拜，认为万物皆由神灵主宰，掌握着人们的吉凶祸福，与此同时也表达出他们对自然的敬畏之情。人类对自然界最初的认识，尽管没有文字表述，但已属于一种文化现象。
梳理祁连山地域远去的历史，可以看出宗教是人类文明进程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对于祁连山生态文化的萌芽更是密不可分。传入青海藏地最早的宗教是苯教，尽管这个藏族的原始宗教后来几乎已经淡出人们的视野，如今我们也很难看到苯教的寺院，苯教中的神山崇拜和人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意识却融入了藏传佛教的各个教派，以及藏族同胞的风俗习惯中。佛教的慈悲为怀、普度众生、六道轮回、因果报应、禁止杀生等仪轨也深入藏民族心中，潜移默化地影响着藏民族的思想意识。
千百年来，世居在祁连山地区的藏民族主要依靠自然资源的赐予维持自身生存，他们始终恪守着属于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我们知道，“天人合一”是藏民族传统文化的核心。在藏民族的心目中，天地间的万物都是有生命的，都有主宰的神灵，他们把自然界神灵化，又把神灵人格化。在祁连山地区，几乎每一座大的山脉、每一条大的江河、每一处大的湖泊，都被赋予了美丽的神话和传说。行走在祁连山大地，能够真切地感受到神山圣湖无处不在，藏族同胞仿佛就生活在神山圣湖环绕的神灵世界之中。 比如神秘古老的青海湖祭海仪式，在每年农历六月举行，是环青海湖地区规模最大的民间祭祀活动。我在参与拍摄一部纪录片时有幸目睹了其整个过程。场面宏大、神圣，低沉的法号，喇嘛的诵经，飞舞的风马旗，虔诚的掷宝瓶，都让人领略到浓厚的宗教色彩和当地民众祈福五谷丰登、天下和谐的美好愿望。同样，祭鄂博的活动也是祭祀当地的山神，在喇嘛们的念经声中，点燃煨桑台的柏树枝，献上哈达，围绕着鄂博转圈、磕头，祈求山神保佑风调雨顺、牛羊肥壮。
水是万物的生命之源，人類的生存离不开水。生活在祁连山的游牧民族，主要是逐水而居，而土是孕育万物的母亲。由此我们从藏族同胞的日常生活中，看到他们对水的珍惜。在藏族聚居区，每到藏历的大年初一，妇女早起的头一件事就是去河里背水，清澈的河水要赶在旭日东升时刚好舀满，这被叫做“日出新水”最圣洁的水。男主人也在太阳升起前，去附近的神山捧回一把神土，背回家的新水和捧回的神土，首先要敬献给佛龛里的神，然后，一家人围坐在一起，品尝新年的第一碗芬芳的奶茶。同时，特别值得一提的是藏族的禁忌习俗，自然禁忌产生于对自然的崇敬、感激、畏惧和顺从之情，其核心是不能触动自然，保持自然的完整，进而保护其生命力，维护自然生态环境的和谐平稳发展。他们禁忌触动神山，包括神山上的一草一木;禁忌杀生，包括猎捕珍稀野生动物;禁忌污染神湖神水，包括将污秽之物扔进河里，在河水边大小便、吐痰等;禁忌捕捞河水中的动物、在草地上随意挖掘……从中可以看到藏族人民对生命赖以生存的水和土地的敬重。
在祁连山的某些寺院和藏族居民家里，你常常能看到壁画和生活用具上有这样的构图：一头白象的背上坐着一只猿猴，猴的肩膀上立着一只兔子，兔子脑袋上又顶着一只小鸟。藏传佛教文化里，它被称为《和气四瑞图》，寓意是这四种动物互相尊重、和睦共处，能使地方安宁、人寿年丰。藏民族的环保意识，还体现在他们日常生活的饮食上，水里的鱼，天上的飞禽，地上除牛羊之外，食肉动物等都在他们的禁食之列。许多年前，祁连山地区交通很不便利，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藏族群众基本过着自给自足的生活，简朴而环保，日常主食是自己种植的青稞和牧养的牛羊，一件羊皮袄，白天当衣穿，夜里当被盖，烧的是牛粪，住的是就地取材的石木结构的小屋和牛毛编织的黑帐篷，取之自然，还予自然。
世世代代曾逐水草而居的游牧民族一年中至少有两次搬迁，这种轮牧制的生产方式对草原生态的平衡十分有益，让牧场得到了休养生息的机会，同时合理限制家畜数量的增长，使其不超出草原牧草生长的限度，从而让千百年来的草原生态得到了很好的保护。祁连山能拥有独特的生态系统、多样的自然景观、丰饶的动植物资源绝非偶然，那是因为受到了藏民族珍爱万物、善待大自然传统理念影响的结果。由此可见，藏民族传统文化中所流淌出来的环保理念源远流长，推动了这一地区的生态环境保护。
祁连山特殊的生态环境，以及藏民族环保理念，形成了一整套与自然环境良性互动的生态文化体系。但这套文化体系并非一成不变，它会随着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的变化而变化，以保持文化与自然的相适应。正是在这套文化体系的作用下，才使祁连山生存和发展了上千年，至今仍然保持着民族文化与自然环境和谐发展的基本格局。尽管在外来文化的影响和经济利益的驱动下，祁连山传统的生态文化也在渐行渐远，但是面向未来，在可持续发展成为全球共识、成为国家发展的基本国策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大背景下，祁连山藏族生态文化中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必将复兴，其中的古老智慧必将与现代化的科学技术及全球化市场体系相结合，在这片江河滋养的辽远大地上愈加璀璨鲜活，生生不息。
全球生态危机催生出的生态文化
对于当下的我们而言，“生态”不再是一个陌生的词语。这个源于古希腊的字眼，最初的意思是指家或者人类的生存环境。在经过漫长岁月的积淀后，它在我们的视域里愈加醒目和更有分量。在人类进入21世纪之前，已经依次走过了原始社会、农业文明社会和工业文明社会，而伴随人类历史前行的脚步则离不开文化，也就是不同历史时期的狩猎文化、农耕文化、工业文化。从人类在不同历史时期发展的印迹可以看出，人类在创造着巨大财富和灿烂文化的同时，和自然的关系也在发生着变化。工业革命后的200年间，世界的变化天翻地覆。现代科技突飞猛进的高速发展，在一点点改变着人类的生活方式，从原始社会对自然的敬畏，到农耕社会对自然合理有度地利用，再到工业文明社会人类对自然近乎疯狂的掠夺，让地球不堪重负，有限的资源越来越匮乏。我们在享受着现代科技带来的财富和便捷的同时，也开始品尝日益严重的生态危机结出的恶果。它一幕幕地在我们的眼前上演，面目可憎又清晰可见。比如核辐射和核污染、全球气候变暖、森林植被退化、海洋污染、生物灭绝加剧、土地荒漠化、河流干涸、各种新型瘟疫泛滥、稀有物种濒临灭绝、极端天气频发、塑料垃圾泛滥等等，以至于地球上越来越难以找到一条清澈的河流、一块无污染的土地、一片纯净的蓝天。这些生态灾难无时无刻不在侵害着我们的生活，威胁着我们的健康。迫使人类终于意识到了自己对自然资源的过度索取、过度消费，付出了巨大的代价。终于重新认识到自己只是大自然的一个物种，必须要与自然界共存共生，必须要重新选择人类的前行路途。21世纪这个新时代注定不同寻常，在人类面临如何走出生存困境的重要关口，生态文明必将取代工业文明，人类将开启绿色低碳的新的生活方式。可以说，生态文化是在人类陷入生存严重危机的时刻崛起的，它是时代的产物。“生态文化旨在改变工业文化所奉行的人类中心主义价值观，重新确立自然的价值;要改变传统的以牺牲环境求发展的生产方式和高消费的生活方式，发展生态产业，倡导适度消费，寻求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宣裕方）
生态文化的概念最早由罗马俱乐部的创始人佩切伊提出。让人惭愧的是，很多年里，我竟然不知道1968年4月在意大利罗马就成立了这样一个组织。直到我的目光与《增长的极限》相遇。这本写于1972年的文字，是一份在世界反响极大的研究报告。这份报告依据计算机模型模拟的方法，通过对关乎世界未来的五大因素——世界人口、工业化、污染、粮食生产和资源消耗的趋势发展的研究，指出人类如果按照既有的趋势发展下去，这个星球上增长的极限将会在今后100年内发生。佩切伊认为：生态文化即是人类通过技术圈的入侵，榨取生物圈的结果，破坏了自己明天的生活基础，人类自救的唯一选择就是要进行符合时代要求的那种文化革命，形成一种新的形势的文化。 生态文化在国外起始较早，工业革命之后，人类对现代技术的过度依赖和滥用，让一些有识之士深感忧虑，尤其是进入21世纪，生态文化已上升为促进资源环境与经济社会协调发展、绿色发展、和谐发展和可持续发展的热点问题。他们以不同的方式表达了自己对人与自然关系的重新认识和真知灼见。比如我们熟知的美国作家梭罗的《瓦尔登湖》，正是倡导一种与现代日益丰富的物质生活相对立的简朴的生活方式。随着世界经济飞速发展，物质文明日益提高，人们的欲望也不断膨胀，如今我们面临的现实正是百余年前梭罗曾经的忧虑。還有美国著名作家、著名生态学家和环境保护主义的先驱——奥尔多·利奥波德创作的《沙乡年鉴》，是他对于自然、土地和人类的关系与命运的观察思考，倡导一种开放的“土地伦理”，呼吁人们善待土地。利奥波德用他智慧的语言告知世人，土地的伦理范畴包含土壤、水、植物和动物，以及大地上存在的一切。土地的伦理观就是让人放弃征服者的姿态，与每一个伦理范畴内的成员平等相处。1962年，美国海洋生态学家蕾切尔·卡逊出版了名为《寂静的春天》的科普著作，在这本书中，卡逊以生动严肃的笔触，描写因过度使用化学药品和肥料而导致环境污染、生态破坏，最终给人类造成不堪重负的灾难。阐述了农药对环境的污染，用生态学的原理分析了这些化学杀虫剂对人类赖以生存的生态系统带来的危害，指出人类用自己制造的毒药来提高农业产量，无异于饮鸩止渴，人类应该走“另外的路”。
该书一出版，就在世界引起极大反响，很快被译成多种文字出版，同时也引发了长久的生态争论，但事实证明，它唤醒了全球环保意识的觉醒。还有由挪威首相布伦特兰夫人领导的联合国世界环境与发展委员会，在1987年撰写的报告《我们共同的未来》，报告首次提出了“可持续发展”这个概念，并定义为“既满足当代人的需要，又不对后代人满足其需要的能力构成危害的发展”。
随着这些研究著作的出版发表，国际社会普遍认识到以工业发展、财富积累为目的的人类活动已经给自身的生态环境带来了严峻的危机。此后，各发达国家纷纷把生态治理提上了重要日程。联合国举办的三个国际性会议也明示了世界对于人类未来环境生态的关切。一个是“人类环境会议”，于1972年6月在瑞典斯德哥尔摩举行，这是世界各国政府共同讨论当代环境问题、探讨保护全球环境战略的第一次国际会议。会议通过了《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宣言》，呼吁各国政府和人民为维护和改善人类环境，造福全体人民、造福后代而共同努力，并提出将每年的6月5日定为“世界环境日”。
第二个是1992年6月在巴西里约热内卢召开“环境与发展大会”，所通过的《关于环境与发展的里约热内卢宣言》《21世纪议程》和《关于森林问题的原则声明》3项文件，具有积极意义，标志着人类在环境保护与可持续发展进程上迈出了重要的一步。
第三个是2002年8月在南非约翰内斯堡举行的“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这是继1992年里约热内卢地球峰会之后，联合国举办的关于全球环境问题最重要的国际会议，也是迄今为止在非洲大陆召开的最大一次国际会议。会议强调经济发展、社会进步、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的三大支柱。通过了《约翰内斯堡可持续发展宣言》和《可持续发展世界首脑会议执行计划》。预示着人类已经迈入了生态文明的新时代。
我国对生态文化的研究要晚于西方，从上世纪70年代起步开始，一些西方生态学的专著陆续介绍到我国，引起学术界对全球环境的思考和关注。国外专家学者关于生态文化研究的诸多成果，为我国开展生态文化理论研究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研究成果也逐渐面世。1973年8月，第一届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在北京召开。1974年10月，国务院环境保护领导小组正式成立。从此，中国当代环保事业有了第一个环保机构。1978年2月，环境保护首次纳入我国宪法，其中规定：“国家保护环境和自然资源，防治污染和其他公害。”这是新中国历史上第一次对环境保护做出的明确规定，为生态环境法制建设事业发展奠定了基础。1983年12月国务院召开了第二次全国环境保护会议，宣布环境保护是中国现代化建设中的一项战略任务，成为一项基本国策。党的十五大报告明确提出实施可持续发展战略。十七大报告进一步明确提出了建设生态文明的新要求，并将“到2020年成为生态环境良好的国家”作为全面建设小康社会的重要目标之一。2012年11月，“美丽中国”被写入十八大报告，报告提出，要把生态文明建设放在突出地位，融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社会建设各方面和全过程，努力建设美丽中国，实现中华民族永续发展。这再一次刷新了中国发展理念。党的十八大把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五位一体”总体布局，特别是2015年5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关于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意见》明确提出“坚持把培育生态文化作为重要支撑”，给生态文化的兴起发展带来了历史性机遇，也提出了明确任务和要求。党的十九大关于文化建设和生态文明建设的宏伟蓝图及其战略部署，尤其是2018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生态环境保护大会上的重要讲话中提出“加快建立健全以生态价值观念为准则的生态文化体系”，进一步为生态文化的发展指明了方向，标志着我国生态文明建设顶层设计已经形成，生态文明建设制度体系开始逐步完善。
进入20世纪90年代之后，随着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与生态环境不断恶化的矛盾日益尖锐，建设生态文化，实现生态文明，走可持续发展道路，是历史的必然选择。因此，生态文化日益受到学术界和社会的高度重视，很多高校开设了生态文化相关的课程，学者们也纷纷举办生态文化和可持续发展的讲座。学术界在学习引进国外研究成果的同时，立足传统文化和本国国情，进行了非常有价值的探索。诸多研究成果从各自角度对生态文化的内涵、缘起、发展脉络和建设途径进行了深度解读和探讨，“生态”一词，差不多是近几年在各个媒体闪动频率最多的词语。“在影响生态的一切因素中，最大的力量是文化，它包含了指导我们进行生态环境创造的一切思想、方法、组织和规划等意识和行为，也包括一切文化设施。”（杨立新）一些省份先后提出了生态立省战略，制定政策和采取措施，来发展生态文化。与此同时，区域生态文化建设越来越成为学者关注的对象，特别是青藏高原脆弱的生态环境受到严重威胁的现状，受到社会的广泛关注。有学者认为：必须以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人文生态为前提，建设具有涉藏地区特色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生态文明，实现高原涉藏地区自然、人文、经济与社会的和谐发展，使高原成为生态文明区。一些藏族学者，从藏民族的宗教信仰和传统文化探讨对生态环境保护的意义，这些都为青藏生态文化的研究提供了非常好的研究路径。少数民族和土著居民具有适应自然、保护环境的生态文化，这是世界上的一种普遍现象和共同规律，也是促进全球可持续发展的宝贵财富和重要资源。 但毕竟生态文化在我国还属于新生事物，面对不断恶化的生存环境及根深蒂固的追逐利益的价值观念，可以看出生态文化建设依然薄弱，对策和措施还缺乏系统性和完整性，从理论到实践中间还有很长的一段路途要走，生态文化的理念还没有真正渗透到人们的日常生活中，还没有足够的力量制约人们对自然资源的破坏，进而影响整个社会的价值取向。但我们相信，当代中国以生态文化成为主流文化的时代正在到来。
祁连山国家公园语境下的生态文化
2017年9月，中国政府批准建设祁连山国家公园，是中国十大国家公园之一，主要职责为保护祁连山生物多样性和自然生态系统原真性、完整性。祁连山国家公园青海片区以体制机制改革为重点，突出整体保护和系统修复，按照山水林田湖草生命共同体的要求开展保护和治理，打造以生态保护、生态文化和生态科研为主的三大生态高地。
为什么要如此强调生态文化？我们说，祁连山国家公园内人与自然的关系、国家公园建设和悠久的民族文化之间的关系，都与其他国家公园有所不同。祁连山国家公园拥有独特壮观的自然景致、博大精深的历史文化及多姿多彩的人文资源，更重要的是，这里居住的少数民族在悠长的岁月中创造的传统文化，都是发展生态文化的重要基础。而“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为核心的生态文化是和谐社会的润滑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重要组成，生态文化所倡导的理念当然也就是社会主义价值体系的有机构成。生态文化是当代人类文化的创新，是代表时代前进方向、体现时代精神的文化。它强调以人为本和尊重自然，但反对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和极端生态中心主义。极端人类中心主义制造了严重的人类生存危机，极端生态中心主义却过分强调人在自然面前的无为。生态文化认为人是价值的中心，但不是自然的主宰，自然也不是征服的对象，而是人生存发展的基础;生态文化以尊重和维护生态环境为出发点，要求人与自然、人与人、经济与社会的协调发展，以生产发展、生活富裕、生态良好和人的全面发展为价值取向。”（苏雪芹）“生态文化是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在悠久的历史长河中，逐渐形成了中华民族独有的生态文化思想体系。这一思想体系不仅是中华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也是现代中国绿色发展不竭的动力源泉，同時也为和谐世界与人类的可持续发展提供了重要的东方智慧。”而祁连山作为中国西部重要的生态安全屏障、黄河重要的水源地和生物多样性保护的优先区域，大力发展生态文化，具有无可比拟的生态价值。其生态环境的改善，不但能使全球受惠，促进当地经济的可持续发展，使群众的生存状况得以提升，同时，代表人类文化前进方向的生态文化，必然会推动该地区的文化教育事业。在当下社会，具备生态道德和生态行为已成为现代文明人不可或缺的素质，而生态素质的形成和生态知识的传播又离不开文化教育。近几年，可以明显感觉到生态教育宣传的效果，草原上的垃圾少了，人们不再随意地丢弃垃圾，很多民间组织更是自觉地组织起来捡拾垃圾。可见，生态意识已经开始深入人心。祁连山国家公园地处少数民族的聚集地，生态文化的开展，还能促进社会和谐，增强民族团结。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中保护和传承少数民族传统生态文化，不仅有利于保护自然生态环境，而且对顺利推进祁连山国家公园建设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生态产品是近些年新兴的一个概念，即自然资源提供的产品和服务。包括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茂盛的森林、适宜的气候等看似与人类劳动没有直接关系的自然产品，还包括通过清洁生产、循环利用、降耗减排等途径，减少对生态资源的消耗生产出来的有机食品、绿色农产品、生态工业品、生态旅游等物质产品。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美好生活当中的一部分就是对生态环境的需要。改革开放四十多年来，我国经济的快速发展极大地满足了人们的物质需求，但接踵而来的生态危机逐渐加大了人们对消费生态产品的欲望。那么未来在祁连山国家公园，如何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前提下，推动生态产品的价值转化，实现资源保护和绿色经济协调发展的双赢局面呢？
我们说，生态文化是推动生态产品发展的源动力。祁连山国家公园域内广袤的大地上，所拥有的众多独一无二的生态与文化资源，覆盖了自然、地理、历史、民族、宗教等多个领域，异彩纷呈，博大精深，所彰显的无尽魅力对海内外具有强大的吸引力。这些得天独厚的优势，都是我们培植祁连山生态文化的沃土，并由此促进祁连山文化产业、生态文化产品的形成与发展。关于生态文化产业，有专家是这样定义的：“生态文化产品具有深刻的精神内涵，为人们提供了一系列关于判断人与自然界，与天、与地、与江河湖海、与森林和动植物等关系的价值观，使广大消费者更直观地受到生态文化的熏陶和感化，思想、情感发生变化，形成尊重自然的人格修养和行为方式。”因此，在祁连山地区可发展的生态文化产品类型里，我们首先可以考虑优先发展生态旅游。生态旅游如今在全世界范围内得到广泛认同，它将是未来全球旅游业发展最迅速的领域。这种全新的旅游方式，是在可持续发展观指导下发展起来的，完全不同于以往人们热衷的景区旅游，这些景点除了川流不息的游客，还有许多人造景观和为游客服务的各种设施。随着社会经济的迅猛发展，人们生活节奏加快，压力也逐渐升级，在喧嚣嘈杂及空气污浊的都市里奔波，人们愈加渴望回到清新恬静的大自然怀抱。祁连山的地理、资源和人文优势恰好能迎合人们的这种心理需求，它既能在人们走进自然、融入自然、感受自然的过程中，陶冶情操，拉近人与自然的关系，领悟人与自然的亲情，又能为当地产生经济效益。这样不但刺激了生态文化产品的消费，也会极大地激发当地人民群众的创造性，使更多的原创产品不断涌现，促成生态文化产业发展的良性循环。因而生态旅游应该成为祁连山重要生态文化产业。
但由于祁连山生态旅游对象是与当地自然环境相和谐的原生性文化，其资源的原始性、脆弱性和稀缺性决定了在开发生态旅游时必须把保护放在首位，在保护好现有资源的前提下，进行适度的开发和利用。我认为要解决好生态旅游的可持续发展问题，必须将生态文化融入和渗透其中。祁连山辽阔丰美的草原上世代生息着游牧民族，他们在长期与大自然相处的过程中，直观地感悟到人与自然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的关系，因而所创造的文化，将生态智慧贯穿在其所有的物质和精神活动中，它是一个民族得以生存、延续生命的血脉，更是当地发展生态文化产业的重要基础。我曾经走进祁连山，深深地被其绚烂鲜活的民族文化所吸引，那些传说、古迹、村落、歌舞，受国家保护的非物质文化遗产民间手工艺品，甚至是颇具特色的当地少数民族的餐饮，其生态文化所具有的多样性和不可替代性，还可以在文学、艺术及影视上寻求突破等等。这些传统的文化产业资源在融入现代生态文化元素的前提下，均能转变成当地的生态旅游资源，或者也可以称其为自然体验。但要注意的是，必须保全原汁原味的生态景观，才能吸引旅游者来此探寻的热情。
融入现代生态文化内容有多种途径，在祁连山自然保护区域内，可以举办野生动植物科普知识展览和建立自然教育培训基地。自然教育是人们认识自然、了解自然最有效的方法，是推动全社会形成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最直观的途径。特别是此次全球暴发的新冠肺炎疫情，更加引发了人类对如何与自然和谐相处的思考，也让我国的自然教育迎来了蓬勃发展的机遇。除此，还可以引入一些能为当地原生态景观起到保护作用的现代技术，如太阳能蓄电、处理垃圾设施等。
总之，祁连山国家公园是国家生态保护的重点区域。“国家公园等自然保护地在实现生态产品价值的转化过程中，生态保护是前提和基础，生态产业转型必须以生态保护为基本原则;生态产业转型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基本途径，产业转型必须以法律法规为基本准绳、以当地的区域环境承载力为依据、以自然生态环境的最优保护为目标，因地置产，因时置产;生态富民是生态产品价值转化的最终目的，生态富民能够有效地提升当地群众的环保意识，增强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使群众更加积极地投身于生态保护事业，珍惜身边的生态资源，推动当地生态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21世纪，人类必然由后工业化时代走向生态文明时代，进入实施可持续发展的循环经济和生态经济发展的轨道。而生态文化是传承中华民族优秀传统文化与生态智慧、融合现代文明成果与时代精神的文化，是促进人与自然和谐共存、协同发展的文化，必将成为支撑生态文明建设的主流文化。
“这里有无数的湖泊、瀑布和平滑如丝的草地，这里有最静穆的大森林、最高的花岗岩穹丘、最深的冰蚀峡谷以及最为炫目的水晶质地表……”这是世界早期环保运动的领袖、国家公园之父约翰·缪尔在《我们的国家公园》一书中的描述。我想，当悠远的时光流淌到了今天，作为大自然一分子的人类，必须担负起自己的生态责任。而让每一位国民都能热爱自然、信仰自然，这也是祁连山国家公园生态文化建设追求的最终目标。
作者简介：唐涓，编审，《三江源生态》杂志主编，出版文学作品多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