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纸张整洁、了解出版倾向，数《中国出版》；论可读性，数《博览群书》，同时它最有功于书店的奖金增幅表；《文汇读书周报》最快捷；轻灵的风格是《解放日报》读书专版的一贯作风，而《新民晚报·读书乐》充满爱书人的轶事；《书品》的读者多半是爱用“百无一用”形容清贫自甘生活的文史爱好者；《中国读书评论》则最注重贴近现实。对《读书》有多种说法，都觉得形容跛脚，不如一句：旧杂志可以当新杂志读。
　　在长沙古籍书店，旧杂志堆中你能遇上任何杂志，包括《读书》，但《读书》永远是过客，不会成难民。在近年杂志中，我们陆续读到写冯友兰、丁文江、周作人、聂绀弩、胡风、鲁迅，还有文物一般新出土的杨度、林纾的文章，我真要感叹杨绛先生《干校六记》中的一句议论：“可惜能用粗绳子缠捆保护的，只不过是木箱铁箱等粗重行李；这些木箱、铁箱，确也不如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仅仅是提起这些文化人的名字，已足够使我们相信，世事无常、心态万幻之中，永有比“血肉之躯经得起折磨”的一种深刻、深情在。我们的事业要是与他们相知相系，该多有几分摩顶放踵、咬得菜根则百事可为的自信才是。
　　又曾读孙楷第先生《沧州后集》(中华书局85年版)。卷五有《评南宋初河北新道教考》一篇书评，论及他的老师陈垣先生：“先生论全真刊经事，后而发挥其旨云：“全真家可贵，贵其能读书而不仕也。若不读书而不仕，则滔滔者天下皆是，安用全真乎？若因不仕而不读书，则不一二世变为愚昧无知之人，此统治者所求而得也。”
　　《读书》毕竟是由思想的芦苇造出的一艘艘船，它未必不能稳泛沧溟，常在我们心海。如此万象为宾客的阔大境界属于《读书》，再要说“天下雨娘嫁人”的话儿，就有点象猪悟能取经路上闹脾气想分东西散伙——是耍猴哥儿了。得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