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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续四年来，每年的中央一号文件都将农村信息化摆在极其重要的地位，但在应用层面，农村信息化却有所降温。为何呈现差异化局面？农村信息化将何去何从？近日，本报总编辑孙定与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委员、原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方瑜展开了深入讨论。
农村信息化
“7年磨剑”
孙定: 农村信息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手段。您一直从事着农村信息化工作，在这个领域德高望重，能否请您为我们勾勒一下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脉落？
方瑜: 农村信息化在政府文件中正式提出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从2001年起,农业部启动“‘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计划用3年～5年的时间，建立起覆盖全国省、市、县、大多数乡镇以及有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和经营大户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网络。
当时，我参加了这个行动计划的起草工作，从那开始，“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正式出现在政府文件中。
2003年，在“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主旋律下，各地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实践探索案例，特别是将电脑、呼叫中心和电视结合在一起的“三电合一”模式，开始在全国推广。
到了2005年，“农村信息化”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农业部、科技部、原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都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农村信息化呈现出繁荣景象。一号文件调动了社会各方资源和积极性，农村信息化一下子成为社会各界、各部门关注的话题，农村信息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辐射开来。
在这一阶段，农村信息化的突出形式是信息服务站，各地纷纷树试点、买电脑。信息服务站作为信息资源的有效载体，在农村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今年以来，一些地区信息服务站开始遇到瓶颈，呈现“变味”和“变冷”的趋势，这预示着农村信息化即将进入资源整合的新阶段，没有了应用和信息资源“第一公里”的整合，“最后一公里”只能成为无源之水; 缺少有效的推进机制，信息化将成为无本之木，最终沦为面子工程。
孙定: 那么，您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农村信息化打下了哪些基础？
方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这也决定了农村信息化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彻底改变农村全貌。
这7年农业信息化最大的成果在于，农村改变了旧有意识，奠定了信息服务理念，农民对于信息服务从以前的漠不关心变成热切渴求，信息化完全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政府责任最为重要
孙定: 经过了7年的探索，农村信息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多半是试点开花，从全国范围看，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您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方瑜: 从2001年开始起草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起，我们就对农村信息化的长期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信息化是伴随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我们不可能期望农村信息化能在短时间内全面完成，但在某些应用领域或局部地区取得较大突破是有可能的。
从吉林、宁夏等地成功运作的农村综合呼叫中心来看，农村信息化已经颠覆了传统农技推广的自上而下“我推你学”的灌输模式，建立了面向农民需求的“你问我答”的咨询服务模式。
信息服务方式的改变更明显地突出了信息资源的重要地位，农民需要哪些信息服务？如何整理农民迫切需要的信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体制保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整合？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谁能解决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政府责任，农村信息化工作内容中，农业市场科技信息服务、农村党员远程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小学远程教育，以及优生优育服务等服务都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在农村的延伸。为农村信息化打造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定: 从去年到今年，农村信息化呈现出过热和过冷的现象。您认为，出现这种过冷和过热的原因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挺身而出是不是特别重要？
方瑜: 您说得很对，是到了更加彰显政府责任的时候了。
首先说说“热”的问题。农民信息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带来了信息服务站的急速增加。然而，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上上下下热衷的信息服务站差不多是一种做法——配电脑和上网，而怎么开发对农民特别有效的应用和相应的信息资源，如何建立长效运行机制，考虑得不周到，力度也不大。一旦缺乏有效的应用，农民得不到实惠，对信息应用的热情就会减弱，服务站就会埋藏下“变味”的隐患。
再来说说为什么“冷”。我倒认为厂商由热变冷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他们开始理智地思考农村市场，学会冷静对待。
我想再次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培育农村市场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不是只靠IT厂商就能做到的。政府首先要为农村信息化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调节社会各方利益，而不是因为企业手里有钱就盲目牵引，这样，短期煽动起来的“淘金热”迟早会有降温的一天。
现在企业开始冷静下来，政府也应该冷静下来，深入思考如何确立政府在农村信息化中的责任，如何整合农村信息资源，如何更好地将公共服务落到实处。
中央地方各司其职
孙定: 从目前农村信息化体制来看，基本上还是多部门推进，条块分割，这种体制为农村信息化埋下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隐患。您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下，什么样的运作方式是比较有效的？
方瑜: 您说得很对，现有的体制确实给资源整合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正如刚才所说的，有些省在农村信息化的推进方式上进行了不懈探索，走出了一条整合资源、低成本高效益的路子。从吉林、宁夏等地涌现出来的优秀案例来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建立省级的信息平台和呼叫中心，实现“平台上移、服务下延”，达到“一网多用、一站多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首先看看吉林省，吉林省的突出特点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在全省范围统一建立了12316农村信息服务热线平台，实现网络服务到村，信息咨询到户。在省级的大平台上，12316的规模效应得以体现，全省农民对12316的认知程度达到了70%。
省级的平台建设带来了各部门服务的整合，原来呼叫中心是由农委等4个部门联合做的，规模效应起来后，其他部门也愿意借用这个大平台推进各自的农村信息化服务，现在已形成40个部门联动服务，12316成为全省农村信息化的中枢，而且各部门、各县市不再重复建设，资源共享。
与吉林省由一个部门带动多个部门整合的方式不同，宁夏省采取的是强势领导，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成立了农村信息化领导小组，由自治区书记担任组长，并拟定了“抓整合、促共享、推应用”的发展思路，统一建设了全区统一的信息平台，在全国首先实现了村村通网络、村村有信息服务站的目标。更为可贵的是宁夏通过实施政府支持、公益服务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措施，实现多方共赢，初步形成了农村信息化的长效机制，成为农村信息化的亮点。
宁夏的经验为我们带来了信心，这说明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村信息化完全可以步入高标准、高效益、多功能、低成本的建设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孙定: 您刚才谈到了以省级为主的推动模式，这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探索。那么，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做？又该如何权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方瑜: 您的问题切中了要害，这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工协作的问题。我认为，解决农村信息化难题在于如何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一方面要特别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放手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去做;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协调指导地方工作，特别是支持地方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二是做好全局性公共资源支持，特别是组织公共信息资源开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分清了，资源整合就能比较顺畅地推行。
中央政府需要在更高层次上的资源整合上发挥作用，我国在全局公共信息资源开发上还没有完全破题。现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严峻，信息风云变幻，比如对油料、棉花等大宗农产品信息的预测和预警不是一个省市的力量就能做到的，需要从全国和全球市场的角度，各部门合作开发，像这样的全局性公共信息资源开发，需要中央政府投入资金集中人力物力来做。
各省市的地方信息资源具有特殊性，海南的香蕉和宁夏的枸杞肯定有很多不同，这类地方性的信息资源开发全由中央来做肯定不现实，也不具有针对性，而交给各省市去做就能充分调动地方的农业信息资源。
所以，在信息资源开发上，中央与地方应做好协调。在现有的体制下，划清权责、各司其职，就能有效地防止资源浪费，在最大限度内促进农村信息化良性成长。
资源整合的四种境界
资源整合是农村信息化不可避免的挑战，不过，也不可操之过急。从简单到复杂，方瑜认为，资源整合应该循序渐进。
服务场所的整合是资源整合的初级阶段，也是现在各地普遍采用的方式，成都的信息服务站集合了村务服务、信息咨询、政务查询等多种手段，实现了农业、党建、文化等信息服务场所合一。
传播渠道的整合是资源整合的第二步，农业部一直主推的三电合一模式就是传播渠道整合的代表，而宁夏已经通过IPTV在传播渠道整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了网络、语音、电视的整合。
如果说服务场所、传播渠道的整合代表了现在资源整合的主流，牵涉到体制机制的服务体系整合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有农村信息服务队伍，这些队伍下到农村该如何实现条条的整合？信息服务体系的整合将资源整合推入攻坚阶段。
信息平台整合是资源整合的最大挑战，方瑜认为，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主要指的是门户网站和呼叫中心，平台整合就是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相对集约，资源共享。吉林、宁夏平台整合就为农村信息化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益发展的途径。
“平台上移、服务下延标志着资源整合进入了一个高境界，这也将对旧有的机制提出严峻挑战。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政府部门不能回避的问题。”方瑜说。（文/何源）
深入田间地头
写完这篇文章后，我拿起手机给方瑜打电话，一直不通。过了两个小时，方瑜发来短信: “我正在宁夏，村里信号不好，晚上再联系！”
虽然从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的职务退下来了，方瑜却还是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民，他还是深入一线，关注农村信息化的最新进展。退休已多年，方瑜还一直被业界尊称为“方主任”、“方老师”。
今年5月，我和报社另一位记者操作《农村信息化命系整合》的选题，采访了很多省市，却依然为找不着头绪而苦恼，于是向方瑜求教。听了我们的疑惑，方瑜很快将采访的案例划归为资源整合的几个阶段，并深入谈了每一种做法的经验和教训，一下子令我们茅塞顿开。我们不由感慨道: “专家就是专家，一下子能将这么复杂的案例整齐划一。”
殊不知，我们所走过的农村，方瑜都去过，而他所推荐的吉林、宁夏模式，更是多次深入田间地头调研的成果。专家的理论和经验就是这样凝结出来的。
方瑜经常对我说，农村信息化是一项苦活、累活，需要动脑力，更要动脚力。为此，我们从事农村信息化报道的记者也坚持“行万里路”。要深刻地了解农民疾苦、了解农民对信息手段的需求，就要深入农村，深入农民，农村信息化没有捷径可走。（文/何源）
农村信息化
“7年磨剑”
孙定: 农村信息化是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有效手段。您一直从事着农村信息化工作，在这个领域德高望重，能否请您为我们勾勒一下农村信息化的发展脉落？
方瑜: 农村信息化在政府文件中正式提出的时间最早可以追溯到2001年。从2001年起,农业部启动“‘十五’农村市场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计划用3年～5年的时间，建立起覆盖全国省、市、县、大多数乡镇以及有条件的农业产业化龙头企业、农产品批发市场、中介组织和经营大户的农村市场信息服务网络。
当时，我参加了这个行动计划的起草工作，从那开始，“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正式出现在政府文件中。
2003年，在“打通信息服务最后一公里”的主旋律下，各地涌现出很多优秀的实践探索案例，特别是将电脑、呼叫中心和电视结合在一起的“三电合一”模式，开始在全国推广。
到了2005年，“农村信息化”第一次出现在中央一号文件中，农业部、科技部、原信息产业部、文化部、商务部等国家部委都以各种形式参与进来，农村信息化呈现出繁荣景象。一号文件调动了社会各方资源和积极性，农村信息化一下子成为社会各界、各部门关注的话题，农村信息化也以前所未有的广度和深度辐射开来。
在这一阶段，农村信息化的突出形式是信息服务站，各地纷纷树试点、买电脑。信息服务站作为信息资源的有效载体，在农村确实起到了重要作用。然而，今年以来，一些地区信息服务站开始遇到瓶颈，呈现“变味”和“变冷”的趋势，这预示着农村信息化即将进入资源整合的新阶段，没有了应用和信息资源“第一公里”的整合，“最后一公里”只能成为无源之水; 缺少有效的推进机制，信息化将成为无本之木，最终沦为面子工程。
孙定: 那么，您认为经过多年的发展，目前农村信息化打下了哪些基础？
方瑜: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是一个漫长而艰苦的过程，这也决定了农村信息化不可能短时间就能彻底改变农村全貌。
这7年农业信息化最大的成果在于，农村改变了旧有意识，奠定了信息服务理念，农民对于信息服务从以前的漠不关心变成热切渴求，信息化完全能够成为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的重要推动力。
政府责任最为重要
孙定: 经过了7年的探索，农村信息化虽然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但多半是试点开花，从全国范围看，还存在着发展不平衡的现象。您认为，出现这种局面的原因是什么？
方瑜: 从2001年开始起草信息服务行动计划起，我们就对农村信息化的长期性有一个清醒的认识，信息化是伴随我国整个现代化进程的，我们不可能期望农村信息化能在短时间内全面完成，但在某些应用领域或局部地区取得较大突破是有可能的。
从吉林、宁夏等地成功运作的农村综合呼叫中心来看，农村信息化已经颠覆了传统农技推广的自上而下“我推你学”的灌输模式，建立了面向农民需求的“你问我答”的咨询服务模式。
信息服务方式的改变更明显地突出了信息资源的重要地位，农民需要哪些信息服务？如何整理农民迫切需要的信息？如何建立一套有效体制保障信息资源的开发和整合？这些都是必须面对的问题。谁能解决这些问题？说到底，还是政府责任，农村信息化工作内容中，农业市场科技信息服务、农村党员远程教育、文化信息资源共享、中小学远程教育，以及优生优育服务等服务都是政府公共服务和社会管理在农村的延伸。为农村信息化打造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是政府不可推卸的责任。
孙定: 从去年到今年，农村信息化呈现出过热和过冷的现象。您认为，出现这种过冷和过热的原因是什么？在这种情况下，政府挺身而出是不是特别重要？
方瑜: 您说得很对，是到了更加彰显政府责任的时候了。
首先说说“热”的问题。农民信息需求呈现爆发式增长，带来了信息服务站的急速增加。然而，仔细研究我们会发现，上上下下热衷的信息服务站差不多是一种做法——配电脑和上网，而怎么开发对农民特别有效的应用和相应的信息资源，如何建立长效运行机制，考虑得不周到，力度也不大。一旦缺乏有效的应用，农民得不到实惠，对信息应用的热情就会减弱，服务站就会埋藏下“变味”的隐患。
再来说说为什么“冷”。我倒认为厂商由热变冷是一件好事，这说明他们开始理智地思考农村市场，学会冷静对待。
我想再次强调政府的公共服务责任。培育农村市场是社会共同的责任，不是只靠IT厂商就能做到的。政府首先要为农村信息化提供良好的公共服务环境，调节社会各方利益，而不是因为企业手里有钱就盲目牵引，这样，短期煽动起来的“淘金热”迟早会有降温的一天。
现在企业开始冷静下来，政府也应该冷静下来，深入思考如何确立政府在农村信息化中的责任，如何整合农村信息资源，如何更好地将公共服务落到实处。
中央地方各司其职
孙定: 从目前农村信息化体制来看，基本上还是多部门推进，条块分割，这种体制为农村信息化埋下了重复建设、资源浪费的隐患。您认为，在现有的体制下，什么样的运作方式是比较有效的？
方瑜: 您说得很对，现有的体制确实给资源整合带来了不小的挑战。正如刚才所说的，有些省在农村信息化的推进方式上进行了不懈探索，走出了一条整合资源、低成本高效益的路子。从吉林、宁夏等地涌现出来的优秀案例来看，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建立省级的信息平台和呼叫中心，实现“平台上移、服务下延”，达到“一网多用、一站多能”，是一种非常有效的方法。
首先看看吉林省，吉林省的突出特点是由政府出面组织，充分调动企业和社会各界的积极性，在全省范围统一建立了12316农村信息服务热线平台，实现网络服务到村，信息咨询到户。在省级的大平台上，12316的规模效应得以体现，全省农民对12316的认知程度达到了70%。
省级的平台建设带来了各部门服务的整合，原来呼叫中心是由农委等4个部门联合做的，规模效应起来后，其他部门也愿意借用这个大平台推进各自的农村信息化服务，现在已形成40个部门联动服务，12316成为全省农村信息化的中枢，而且各部门、各县市不再重复建设，资源共享。
与吉林省由一个部门带动多个部门整合的方式不同，宁夏省采取的是强势领导，顶层设计从一开始就成立了农村信息化领导小组，由自治区书记担任组长，并拟定了“抓整合、促共享、推应用”的发展思路，统一建设了全区统一的信息平台，在全国首先实现了村村通网络、村村有信息服务站的目标。更为可贵的是宁夏通过实施政府支持、公益服务和市场化运作相结合的措施，实现多方共赢，初步形成了农村信息化的长效机制，成为农村信息化的亮点。
宁夏的经验为我们带来了信心，这说明在经济文化发展相对落后的地区，农村信息化完全可以步入高标准、高效益、多功能、低成本的建设之路，实现跨越式发展。
孙定: 您刚才谈到了以省级为主的推动模式，这是充分发挥地方政府积极性的探索。那么，中央政府应该如何做？又该如何权衡中央和地方的关系？
方瑜: 您的问题切中了要害，这是中央和地方如何分工协作的问题。我认为，解决农村信息化难题在于如何分清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的职责，一方面要特别重视发挥地方政府的作用，放手让地方政府因地制宜地去做; 另一方面，中央政府要做好两件事，一是协调指导地方工作，特别是支持地方整合各方面的资源; 二是做好全局性公共资源支持，特别是组织公共信息资源开发。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权责分清了，资源整合就能比较顺畅地推行。
中央政府需要在更高层次上的资源整合上发挥作用，我国在全局公共信息资源开发上还没有完全破题。现在世界农产品市场严峻，信息风云变幻，比如对油料、棉花等大宗农产品信息的预测和预警不是一个省市的力量就能做到的，需要从全国和全球市场的角度，各部门合作开发，像这样的全局性公共信息资源开发，需要中央政府投入资金集中人力物力来做。
各省市的地方信息资源具有特殊性，海南的香蕉和宁夏的枸杞肯定有很多不同，这类地方性的信息资源开发全由中央来做肯定不现实，也不具有针对性，而交给各省市去做就能充分调动地方的农业信息资源。
所以，在信息资源开发上，中央与地方应做好协调。在现有的体制下，划清权责、各司其职，就能有效地防止资源浪费，在最大限度内促进农村信息化良性成长。
资源整合的四种境界
资源整合是农村信息化不可避免的挑战，不过，也不可操之过急。从简单到复杂，方瑜认为，资源整合应该循序渐进。
服务场所的整合是资源整合的初级阶段，也是现在各地普遍采用的方式，成都的信息服务站集合了村务服务、信息咨询、政务查询等多种手段，实现了农业、党建、文化等信息服务场所合一。
传播渠道的整合是资源整合的第二步，农业部一直主推的三电合一模式就是传播渠道整合的代表，而宁夏已经通过IPTV在传播渠道整合的基础上更进一步，实现了网络、语音、电视的整合。
如果说服务场所、传播渠道的整合代表了现在资源整合的主流，牵涉到体制机制的服务体系整合做起来就不那么容易了，现在政府各部门都有农村信息服务队伍，这些队伍下到农村该如何实现条条的整合？信息服务体系的整合将资源整合推入攻坚阶段。
信息平台整合是资源整合的最大挑战，方瑜认为，农村综合信息服务平台主要指的是门户网站和呼叫中心，平台整合就是将二者有机结合在一起，相对集约，资源共享。吉林、宁夏平台整合就为农村信息化提供了低成本、高效益发展的途径。
“平台上移、服务下延标志着资源整合进入了一个高境界，这也将对旧有的机制提出严峻挑战。无论如何，这些都是政府部门不能回避的问题。”方瑜说。（文/何源）
深入田间地头
写完这篇文章后，我拿起手机给方瑜打电话，一直不通。过了两个小时，方瑜发来短信: “我正在宁夏，村里信号不好，晚上再联系！”
虽然从农业部信息中心主任的职务退下来了，方瑜却还是没有离开过农村，没有离开过农民，他还是深入一线，关注农村信息化的最新进展。退休已多年，方瑜还一直被业界尊称为“方主任”、“方老师”。
今年5月，我和报社另一位记者操作《农村信息化命系整合》的选题，采访了很多省市，却依然为找不着头绪而苦恼，于是向方瑜求教。听了我们的疑惑，方瑜很快将采访的案例划归为资源整合的几个阶段，并深入谈了每一种做法的经验和教训，一下子令我们茅塞顿开。我们不由感慨道: “专家就是专家，一下子能将这么复杂的案例整齐划一。”
殊不知，我们所走过的农村，方瑜都去过，而他所推荐的吉林、宁夏模式，更是多次深入田间地头调研的成果。专家的理论和经验就是这样凝结出来的。
方瑜经常对我说，农村信息化是一项苦活、累活，需要动脑力，更要动脚力。为此，我们从事农村信息化报道的记者也坚持“行万里路”。要深刻地了解农民疾苦、了解农民对信息手段的需求，就要深入农村，深入农民，农村信息化没有捷径可走。（文/何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