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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化部队就是足以适应未来战场需求的部队”并非不证自明的真理，但是，实现战场数字化，并将数字化单元嵌入美国陆军部队，的确会影响其作战方式和作战理论，在这种状况下，传统的训练方法已不能完全适用。对此，拥有数字化装备的一线基层官兵感受最直接，反应最迅速，同时，疑问也最多。可以说，本文的三问正是他们初上数字化战场时猝然遭遇的问题…
如何应对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
1997年，美国陆军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举行了计算机模拟的“数字化师先期作战实验演习”，参演者之一是美国陆军第一个数字化师——第4机步师，对抗方则是非数字化部队。演习结束后，参演双方再一次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装备，眩人耳目的新软件对数字化部队的能力进行评估时，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
一位来自国家训练中心的参演者如是表达了自己的观察结论：“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转，在其推动下，我们的官兵能够很好地掌握数字化技能。但是，他们也需要对他们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非数字化技能开展经常性训练。在残酷战场的高压状态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使用自己习惯的技能即非数字化技能。”
实际上，在有关数字化部队的构想中，各界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数字化能为作战部队带来极大益处，数字化士兵将成其为必然，数字化装备将成其为必然。数字化部队的训练只需要考虑装备充分或完全数字化情况下如何操控新装备的问题，但经过演习检验后，大家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如何面对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也就是说，出现“逆向数字化”即降级情形或数字化装备无法使用时，数字化部队将如何应对。
指战员既需要掌握数字化技能，也需要掌握非数字化技能。譬如既要熟练运用卫星导航，又要具备军事地形学基础知识和识图用图能力。在数字化大潮的涌动下，即使是已经充分掌握了非数字化技能的指战员，更多时候也是在使用数字化装备，随着对传统装备使用频率的减少，这些技能必然逐渐退化。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陆军针对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调整了训练科目，进行了大量针对性训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科目莫过于M1A2坦克的数字化装备突然“失聪”和“失明”后的应对之策。
编号为171-126-1130的训练科目属于美国陆军M1A2坦克乘员的单兵初级训练科目，内容是“通过指挥员集成显示器收发战术报告和标注透明图”。在数字化条件下，M1A2坦克乘员可以通过指挥员集成显示器和车际信息系统准备和收发战术报告，并标注透明图。同时，定位系统和导航系统将自动生成网格位置。
当定位系统和导航系统“失明”即无法自动化生成网格位置时，M1A2坦克乘员可以通过轻型精确GPS接收器或者其它装甲车辆获取网格位置，但战术报告和透明图标注都必须通过手工作业完成：当无线电“失聪”后，可以通过指挥员集成显示器完成数字化战术报告和透明图，但无法收发。在这两种情形下，战术报告和透明图都必须手工作业，均需完成“准备排火力计划”等11项手工作业程序。如果不是确信“手工作业等非数字化技能对于部队在数字化战场赢得胜利非常重要”这样的言语来自美军专门研究机构的结论，笔者也会和不少读者同样感到错愕。
在强调手工作业等非数字化技能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意识到的则是，即使是那些经过严格训练，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非数字化技能的坦克乘员，如果缺乏经常性训练，也很难守得住自己的看家本领——有时候可能会变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我们仔细观瞻近20年前美国陆军应对数字化战场上非数字化环境的对策时，这样一种感受油然而上心头：无论是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的陆军部队，当它决意要从传统形态迈向数字化部队的那一刻起，绝不可忘怀或放弃非数字化技能。至少，数字化技能和非数字化技能的地位应当并重。
究竟有没有指导数字化部队作战训练的数字化条令？
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是美国陆军数字化部队在训练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但数字化部队的性质决定了其核心能力仍是以数字化部队的形态遂行作战任务。
数字化部队的仗究竟怎么打？美国陆军有句脍炙人口的口号“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仗”，这口号倒也天下同理，但如果没有打仗和训练的基本依据——作战条令，指导打仗和训练，口号只能是句口号。
“美军究竟有没有数字化部队适用的作战条令？”这是个严肃的问题。1994年，美国陆军装甲兵学校的约翰·约翰斯顿中校断言：“我们赖以为继的最基本的作战条令得变。我们的作战方式将随数字化部队的出现发生极大变化，比如，在传统的防御作战中，数字化将使我们实现前所未有的快速机动，达成集中兵力之效果”。孰料，到了1998年，美国陆军仍未颁布数字化部队适用的条令，实际上，连明确地告诉大家“何谓数字化部队作战条令”都没能做到。
这么说也许有些刻薄。的确，1995年12月，美国陆军装甲兵学校出版了“诺克斯堡增补材料”（Fort Knox Supplemental Material）FKSM72-2-1《数字化营特遣队营部》，1996年1月，该学校出版了“诺克斯堡特别文本”（Fort Knox Special Text）ST71-1-1《数字化连的战术、技术和程序》。这两种手册均从理论高度阐述了数字化部队的作战问题。但问题在于，当数字化已经从纸面走向战场的时候，仅从理论层面深刻解读数字化的目的和意义是远远不够的。部队想要看到一本能告诉他们“仗怎么打，兵怎么练”的作战条令。
美军的一项研究称，陆军作战条令没有跟上数字化发展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条令编修者在升级旧版作战条令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数字化系统的实际功能和潜在作用，只是把“数字化部队行动”这个名词写进了条令。这个结论听起来顿为滑稽，但事实就是如此，还没有转过弯的美国人可能的确没想明白数字化究竟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有什么意义。
美军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如果数字化部队拥有了“数字化条令”，各类数字化系统方能较好地发挥其效益，反之，假如仅仅有个充斥“数字化名词”而无“数字化实质”的条令，那么，有无数字化系统，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意义不大。 最吊诡的是，如问题一所云，美国陆军已经意识到了“如何应对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但作战条令中却没有相关内容，如在出现“逆向数字化”即降级情形或数字化装备无法使用时，数字化部队将如何应对。
数字化条令的“出产”能否跟得上作战训练需求？
我们认为，本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有其相互联系。首先，数字化的确重要，那么，当军队从根深蒂固的非数字化状态转型为数字化状态后，会情不自禁地考虑“如果数字化失效该怎么办”。其次，如果有应对之策，能否将这种应对之策程式化即形成“标准作业流程”（Standard Operatillg Procedure）或更高层次的指导规范。第三，如果能够形成规范，这种规范能否有效发挥作用。
规范要发挥作用，首先要保证的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拿到规范”。研究表明，美国陆军对此颇有微词。数字化部队出现后，仍有人毫不留情地说：“自二战以来，美军传递信息的模式就始终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的理解，论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使用者可以通过因特网获取美国陆军作战条令，颁发者可以制作CD将相应条令下发部队，但是，由于陆军数字化条令的“生产”流程仍然基于纸质文本出版系统，“出产”的效率和速度远低于“下发”，也许条令编纂者还在殚精竭虑如何将条令尽善尽美，但条令尚未编纂成形就已经落后于数字化战场对数字化部队作战训练的需求了。
数字化部队刚刚粉墨登场的时候，美国陆军共有以下几种条令性质的出版物用于指导部队训练，分别是：指导技术手册（Technical Manuals）、野战手册（Fiehl Manuals）、士兵训练出版物（Soldier Training Publication）和训练支援任务包（Training Support Packages），它们“从婴儿到坟墓”的全寿命周期严格遵循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出版规定。在一步一动的刻板规范对条令出版的规范之下，几乎每一部条令的内容都是如此繁琐冗长，仅此一项就让绝大多数基层官兵望而生畏。1998年，研究者就数字化条令的“出产”能否跟得上作战训练需求问题提出的首条建议是：评估和完善当前的条令出版模式，使之适应数字化陆军作战训练需求。这条建议的落实经历了漫长的10年时间，2009年，美国陆军提出“2015年条令”（Doctrine 2015）计划，并据此完成了美国陆军建军以来的首次条令评估，至于“2015年条令”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恐仍需“听其言，观其行”。
知易行难。有关数字化部队训练似乎已经被说“滥”了，但是，如何把认识和理论从云端落到实处，指导数字化部队为适应未来形势任务需求开展扎实有效的实战化训练仍需时日。即使是最早建设数字化部队的美国陆军，在数字化部队的训练问题上，在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后，真正前进的不过是一小步。
如何应对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
1997年，美国陆军在德克萨斯州胡德堡举行了计算机模拟的“数字化师先期作战实验演习”，参演者之一是美国陆军第一个数字化师——第4机步师，对抗方则是非数字化部队。演习结束后，参演双方再一次面对层出不穷的新装备，眩人耳目的新软件对数字化部队的能力进行评估时，却出现了始料未及的问题。
一位来自国家训练中心的参演者如是表达了自己的观察结论：“数字化趋势不可逆转，在其推动下，我们的官兵能够很好地掌握数字化技能。但是，他们也需要对他们安身立命的看家本领——非数字化技能开展经常性训练。在残酷战场的高压状态下，他们会自然而然地使用自己习惯的技能即非数字化技能。”
实际上，在有关数字化部队的构想中，各界都无一例外地认为数字化能为作战部队带来极大益处，数字化士兵将成其为必然，数字化装备将成其为必然。数字化部队的训练只需要考虑装备充分或完全数字化情况下如何操控新装备的问题，但经过演习检验后，大家考虑得更多的则是如何面对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也就是说，出现“逆向数字化”即降级情形或数字化装备无法使用时，数字化部队将如何应对。
指战员既需要掌握数字化技能，也需要掌握非数字化技能。譬如既要熟练运用卫星导航，又要具备军事地形学基础知识和识图用图能力。在数字化大潮的涌动下，即使是已经充分掌握了非数字化技能的指战员，更多时候也是在使用数字化装备，随着对传统装备使用频率的减少，这些技能必然逐渐退化。
为了避免出现这种情况，美国陆军针对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调整了训练科目，进行了大量针对性训练。其中最有代表性的科目莫过于M1A2坦克的数字化装备突然“失聪”和“失明”后的应对之策。
编号为171-126-1130的训练科目属于美国陆军M1A2坦克乘员的单兵初级训练科目，内容是“通过指挥员集成显示器收发战术报告和标注透明图”。在数字化条件下，M1A2坦克乘员可以通过指挥员集成显示器和车际信息系统准备和收发战术报告，并标注透明图。同时，定位系统和导航系统将自动生成网格位置。
当定位系统和导航系统“失明”即无法自动化生成网格位置时，M1A2坦克乘员可以通过轻型精确GPS接收器或者其它装甲车辆获取网格位置，但战术报告和透明图标注都必须通过手工作业完成：当无线电“失聪”后，可以通过指挥员集成显示器完成数字化战术报告和透明图，但无法收发。在这两种情形下，战术报告和透明图都必须手工作业，均需完成“准备排火力计划”等11项手工作业程序。如果不是确信“手工作业等非数字化技能对于部队在数字化战场赢得胜利非常重要”这样的言语来自美军专门研究机构的结论，笔者也会和不少读者同样感到错愕。
在强调手工作业等非数字化技能重要性的同时，还必须意识到的则是，即使是那些经过严格训练，已经熟练掌握了这些非数字化技能的坦克乘员，如果缺乏经常性训练，也很难守得住自己的看家本领——有时候可能会变成最后一根救命稻草。
当我们仔细观瞻近20年前美国陆军应对数字化战场上非数字化环境的对策时，这样一种感受油然而上心头：无论是处于什么发展阶段的陆军部队，当它决意要从传统形态迈向数字化部队的那一刻起，绝不可忘怀或放弃非数字化技能。至少，数字化技能和非数字化技能的地位应当并重。
究竟有没有指导数字化部队作战训练的数字化条令？
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是美国陆军数字化部队在训练中遇到的首要问题，但数字化部队的性质决定了其核心能力仍是以数字化部队的形态遂行作战任务。
数字化部队的仗究竟怎么打？美国陆军有句脍炙人口的口号“像打仗一样训练，像训练一样打仗”，这口号倒也天下同理，但如果没有打仗和训练的基本依据——作战条令，指导打仗和训练，口号只能是句口号。
“美军究竟有没有数字化部队适用的作战条令？”这是个严肃的问题。1994年，美国陆军装甲兵学校的约翰·约翰斯顿中校断言：“我们赖以为继的最基本的作战条令得变。我们的作战方式将随数字化部队的出现发生极大变化，比如，在传统的防御作战中，数字化将使我们实现前所未有的快速机动，达成集中兵力之效果”。孰料，到了1998年，美国陆军仍未颁布数字化部队适用的条令，实际上，连明确地告诉大家“何谓数字化部队作战条令”都没能做到。
这么说也许有些刻薄。的确，1995年12月，美国陆军装甲兵学校出版了“诺克斯堡增补材料”（Fort Knox Supplemental Material）FKSM72-2-1《数字化营特遣队营部》，1996年1月，该学校出版了“诺克斯堡特别文本”（Fort Knox Special Text）ST71-1-1《数字化连的战术、技术和程序》。这两种手册均从理论高度阐述了数字化部队的作战问题。但问题在于，当数字化已经从纸面走向战场的时候，仅从理论层面深刻解读数字化的目的和意义是远远不够的。部队想要看到一本能告诉他们“仗怎么打，兵怎么练”的作战条令。
美军的一项研究称，陆军作战条令没有跟上数字化发展的原因其实非常简单：条令编修者在升级旧版作战条令时根本就没有考虑过数字化系统的实际功能和潜在作用，只是把“数字化部队行动”这个名词写进了条令。这个结论听起来顿为滑稽，但事实就是如此，还没有转过弯的美国人可能的确没想明白数字化究竟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有什么意义。
美军的研究进一步表明，如果数字化部队拥有了“数字化条令”，各类数字化系统方能较好地发挥其效益，反之，假如仅仅有个充斥“数字化名词”而无“数字化实质”的条令，那么，有无数字化系统，对部队战斗力的提升意义不大。 最吊诡的是，如问题一所云，美国陆军已经意识到了“如何应对数字化战场上的非数字化环境”，但作战条令中却没有相关内容，如在出现“逆向数字化”即降级情形或数字化装备无法使用时，数字化部队将如何应对。
数字化条令的“出产”能否跟得上作战训练需求？
我们认为，本文中提出的三个问题有其相互联系。首先，数字化的确重要，那么，当军队从根深蒂固的非数字化状态转型为数字化状态后，会情不自禁地考虑“如果数字化失效该怎么办”。其次，如果有应对之策，能否将这种应对之策程式化即形成“标准作业流程”（Standard Operatillg Procedure）或更高层次的指导规范。第三，如果能够形成规范，这种规范能否有效发挥作用。
规范要发挥作用，首先要保证的是“正确的人在正确的时间和正确的地点拿到规范”。研究表明，美国陆军对此颇有微词。数字化部队出现后，仍有人毫不留情地说：“自二战以来，美军传递信息的模式就始终没有发生变化”。我们的理解，论者所要表达的意思是，使用者可以通过因特网获取美国陆军作战条令，颁发者可以制作CD将相应条令下发部队，但是，由于陆军数字化条令的“生产”流程仍然基于纸质文本出版系统，“出产”的效率和速度远低于“下发”，也许条令编纂者还在殚精竭虑如何将条令尽善尽美，但条令尚未编纂成形就已经落后于数字化战场对数字化部队作战训练的需求了。
数字化部队刚刚粉墨登场的时候，美国陆军共有以下几种条令性质的出版物用于指导部队训练，分别是：指导技术手册（Technical Manuals）、野战手册（Fiehl Manuals）、士兵训练出版物（Soldier Training Publication）和训练支援任务包（Training Support Packages），它们“从婴儿到坟墓”的全寿命周期严格遵循美国陆军训练与条令司令部的出版规定。在一步一动的刻板规范对条令出版的规范之下，几乎每一部条令的内容都是如此繁琐冗长，仅此一项就让绝大多数基层官兵望而生畏。1998年，研究者就数字化条令的“出产”能否跟得上作战训练需求问题提出的首条建议是：评估和完善当前的条令出版模式，使之适应数字化陆军作战训练需求。这条建议的落实经历了漫长的10年时间，2009年，美国陆军提出“2015年条令”（Doctrine 2015）计划，并据此完成了美国陆军建军以来的首次条令评估，至于“2015年条令”是否能达到预期效果，恐仍需“听其言，观其行”。
知易行难。有关数字化部队训练似乎已经被说“滥”了，但是，如何把认识和理论从云端落到实处，指导数字化部队为适应未来形势任务需求开展扎实有效的实战化训练仍需时日。即使是最早建设数字化部队的美国陆军，在数字化部队的训练问题上，在付出极大的努力和漫长的时间后，真正前进的不过是一小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