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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的上海国际艺术节从定位而言取得了相当不易的成功。作为一个“巨人艺术节”，上海国际艺术节本身难以避免会被诟病没有针对性，然而，它却一直在调和与平衡着“艺术追求”和“公共服务”这一对矛盾。在艺术的发展历史上，对艺术的纯粹追求和满足公众的需求之间往往是鱼和熊掌无法兼得。上海国际艺术节正以执着的努力，诠释着“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这一宗旨。
从2015年10月16日到l1月16日，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徐徐落下帷幕。即使是以最为挑剔的眼光打量这个“巨型艺术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本届艺术节取得了相当不易的成功，尤其是基于主办方对艺术节的定位而言——它无疑较为圆满地实现了主办者既定的目标。
自1999年首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始，17年来，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艺术节，始终以“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作为办节的宗旨。在这一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定位之下，“上海国际艺术节”这块画布上，逐步书写上了“国际性”、“经典性”、“艺术性”、“创新性”、“观赏性”等一系列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词汇——几乎所有官方关于艺术的话语都能在这些词汇的背后找到影子或相似的表述。
在这一思路杠杆的撬动下，上海艺术节像个越滚越大的雪球，毫无悬念地成为当下艺术节中的庞然大物：它汇聚了舞台演出、展览博览、艺术教育、节目交易、论坛研讨等活动。它既要制定“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考虑“青年艺术创想周”，又要实施由“广场文化”变身而来的“艺术天空”，还要举办各种类型不同、数量不等的“节中节”（比如今年的“印度文化周”和“西藏文化周”）。在这其中，舞台演出的艺术种类则又包罗万象——音乐、歌剧、舞蹈、话剧、戏曲、杂技、魔术、综艺演出应有尽有；艺术普及活动除了“节中节”以外，还有“群众文化”和艺术“校园行”。它既要“荟萃一流经典”，又要“力推原创新作”、“传播创意文化”，还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惠民乐民项目”……此外，结合特定历史事件，与时俱进地量身定制一些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剧目，也是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大特色功能。比如，开幕演出中的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常规演出中的京剧《杨靖宇》、台州乱弹《戚继光》、沪剧《邓世昌》都与今年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关。
由此，在艺术节落幕之后，我们可以在各类新闻报道中看到以下被津津乐道的数据：
“艺术节共遴选46台剧目（93场），其中，境外节目共25台，境内节目为21台。参演剧节目中，原创与首演占整体演出剧节目的45%，为历届之最。15万观众走进剧场，平均出票率和上座率超过9成。”
“今年共有11项展（博）览项目，吸引超过65万人观摩。本届艺术节独有的‘艺术天空’系列演出共献演49（91场），吸引市民参与人数达到250多万。上海市各个区县推荐的优秀节目和公共文化传统项目中的优质节目也纳入‘艺术天空’舞台，502场活动共同支撑起展示市民文化的大舞台。”
“‘扶青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的邀约项目在上戏剧院等逾15个场馆共有70项162场演出，50多项大师讲座、工作坊、展览等文化活动，吸引观众10万多人次。”
“西藏文化周、印度文化周、无锡分会场、上海魔术节、宝山民间艺术节、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等一批节中节活动共吸引60余万人次观众参与。”
在这一系列令人眼热的数据后面，当然可以看到艺术节所取得的成绩和体会到组委会的艰辛。但透过这些数据，结合本届艺术节的各项活动，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些具有积极意义和建设性的思考？在赢得观众反响和社会效应之后，艺术节是否具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是否能回到艺术本身，思考上海国际艺术节对艺术自身、对观众、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品格的提升……等等，究竟有着何种积极价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以下问题显然无法回避。
“追大求全”与“特色定位”
上海国际艺术节迄今为止已举办了17届，如果我们轻轻地问一声：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即使是长期关注艺术节的人也不一定能概括出来。确实，上海国际艺术节体量日益庞大，且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中追求面面俱到的大而全，其结果是，自身的特色变得相当模糊，进而导致辨识度的相对缺乏。和当下全球知名的国际音乐节、艺术节相比，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那些专业艺术节——比如，德国的拜罗伊特音乐节（Bayreuther Festspiele）以上演瓦格纳歌剧闻名，每届都吸引成千上万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观众；而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则吸引了无数疯狂年轻人：今年6月底举办的音乐节，在2014年10月5日进行门票预售时，13.5万张门票竟然在25分钟内全部售罄。
即便与同类型的综合性艺术节相比，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辨识度也较低。比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内容也十分丰富，涵盖歌剧、芭蕾、古典音乐、戏剧以及视觉艺术。但它被认为是“最具创新精神、最具观众参与性的表演艺术盛会”，前者使它成为当代艺术最新趋势的风向标，后者则得益于它的两大经典节目：独具民族特色的军乐团表演和各个国际艺术节中的精选剧目。许多中国观众可能难以想象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军乐团表演是需要提前一年订票的，这就是品牌或者说辨识度的力量！
一个缺乏辨识度的艺术节，在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哪怕这种损失可以通过资金投入和扩大宣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但是如果在节目遴选和自身定位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无法做到独具特色，则其辨识度无法清晰明了并具备更大的影响力。
在一个艺术节越来越多的时代，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要的问题是缺乏鲜明的辨识度。追求大而全的思路，缺乏精准定位而使自身的特点被抹杀，进而使上海国际艺术节成为一个面面俱到、庞杂臃肿的“艺术集市”。
“艺术追求”与“公共服务” 当然，说艺术节完全缺乏特点也不尽客观，如主办方所言，艺术节是亲民、惠民、服务大众的——这一出发点本无可厚非，甚至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极容易收获喝彩的优点，问题是，对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高水准的、国际性的艺术节来说，被认为是一个亲民、惠民的艺术节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它与艺术节所追求的国际性和艺术经典性的目标有所偏差。作为中国最大、最顶尖、最多样的艺术平台，上海国际艺术节理应有更高的追求。这个追求就是对艺术的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追求”和“公共服务”是一对矛盾。在艺术的发展历史上，对艺术的纯粹追求和满足公众的需求之间往往是鱼和熊掌无法兼得。不过，上海国际艺术节多年来一直试图调和这二者。所以，我们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既可以看到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样西方歌剧史上的“巨无霸”，也能看到长宁沪剧团排演的沪剧《赵一曼》这样本土气息浓厚的“小清新”。此外，国际魔术节、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上海朱家角水乡音乐节、首届上海喜剧节等“节中节”也体现了公共服务的色彩。
可以说，上海国际艺术节和其他同类艺术节相比，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艺术的“两极分化”，它一直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徘徊，既试图推出高品质、高水准的经典艺术，又按不下为普通民众服务的雄心。
这种办节思路的另一结果是，艺术节在引进艺术作品的时候，实行的是“拿来主义”，而缺乏“节目设计”的思维。当然，几乎所有的音乐节或艺术节，都曾经历过这样“看什么好，拿什么来演”的阶段，即使是当下声名远扬的琉森音乐节，在1999年之前的几十年间亦是如此。但在1999年，当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迈克尔，哈弗林格（Michael Haefliger），成为琉森音乐节的“三驾马车”后，主办者完全改变了这一传统思路，对音乐节进行了清晰设计和精心的规划，最终成就了今天的琉森音乐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海国际艺术节如何突破自我，在“艺术追求”和“公共服务”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艺术节必须思考的问题。比如，在追求艺术的高标准方面，对一个国际化的艺术节来说，应该具有更高的视界和胸襟，引进更多具有创新性的艺术节目，而不必拘泥于已有的经典。
除了以上两对理念性的“问题”以外，在具体运营模式方面，上海国际艺术节也尚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宣传方面，拜网络和自媒体发达所赐，近年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宣传和以往的宣传不可同日而语。借助强大的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艺术节能迅速地实现信息的海量传播。但是，这种宣传和顶级艺术节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例如，萨尔茨堡艺术节的宣传周期是全年的，而上海国际艺术节似乎在开幕前短短几个月才开始宣传。不但宣传周期短，宣传方式、宣传细节也尚需转变思路。比如，是否考虑可以针对不同市场，对不同受众进行细分，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让观众各取所需，关注不同类型的演出？
当然，上述思考绝不是向上海国际艺术节所取得的成就“泼冷水”，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即使以最为挑剔的眼光来看，也必须承认艺术节获得的成功。在本文看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大亮点就是它的票价相对低廉。据官方报道，11月9日和10日，组委会在上海全市的21个社区点统一发售门票，这些门票涵盖了本届艺术节参演剧目及青年艺术创想周的部分演出项目，票价最低20元，最高200元。而优惠票数占了艺术节参演剧目总票量的10%。像“艺术天空”这样的广场演出，票价一元起，入场不设门槛。
显然，上海艺术节通过“低价票”降低了艺术欣赏的门槛，使更多人有机会进入艺术的殿堂，同时也收获了不错的上座率，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舞剧《十面埋伏》、大师版《牡丹亭》、帕尔曼独奏音乐会、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舞姬》等21部剧目出票率均达到了100%。
短期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投入，但从长期来看，它对提升民众的欣赏热情、培养观众群体以及提升上海整个城市的文化品格产生的良好社会效益，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国际艺术节确实是“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
从2015年10月16日到l1月16日，持续了整整一个月的“第十七届中国上海国际艺术节”徐徐落下帷幕。即使是以最为挑剔的眼光打量这个“巨型艺术节”的人，也不得不承认，本届艺术节取得了相当不易的成功，尤其是基于主办方对艺术节的定位而言——它无疑较为圆满地实现了主办者既定的目标。
自1999年首届上海国际艺术节开始，17年来，这个当代中国最大的综合性国际艺术节，始终以“艺术的盛会，人民大众的节日”作为办节的宗旨。在这一具有浓厚官方色彩的定位之下，“上海国际艺术节”这块画布上，逐步书写上了“国际性”、“经典性”、“艺术性”、“创新性”、“观赏性”等一系列中国观众耳熟能详的词汇——几乎所有官方关于艺术的话语都能在这些词汇的背后找到影子或相似的表述。
在这一思路杠杆的撬动下，上海艺术节像个越滚越大的雪球，毫无悬念地成为当下艺术节中的庞然大物：它汇聚了舞台演出、展览博览、艺术教育、节目交易、论坛研讨等活动。它既要制定“扶持青年艺术家计划”考虑“青年艺术创想周”，又要实施由“广场文化”变身而来的“艺术天空”，还要举办各种类型不同、数量不等的“节中节”（比如今年的“印度文化周”和“西藏文化周”）。在这其中，舞台演出的艺术种类则又包罗万象——音乐、歌剧、舞蹈、话剧、戏曲、杂技、魔术、综艺演出应有尽有；艺术普及活动除了“节中节”以外，还有“群众文化”和艺术“校园行”。它既要“荟萃一流经典”，又要“力推原创新作”、“传播创意文化”，还要“加强公共文化服务”，“提供惠民乐民项目”……此外，结合特定历史事件，与时俱进地量身定制一些弘扬社会“正能量”的剧目，也是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大特色功能。比如，开幕演出中的原创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常规演出中的京剧《杨靖宇》、台州乱弹《戚继光》、沪剧《邓世昌》都与今年纪念“抗战”和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有关。
由此，在艺术节落幕之后，我们可以在各类新闻报道中看到以下被津津乐道的数据：
“艺术节共遴选46台剧目（93场），其中，境外节目共25台，境内节目为21台。参演剧节目中，原创与首演占整体演出剧节目的45%，为历届之最。15万观众走进剧场，平均出票率和上座率超过9成。”
“今年共有11项展（博）览项目，吸引超过65万人观摩。本届艺术节独有的‘艺术天空’系列演出共献演49（91场），吸引市民参与人数达到250多万。上海市各个区县推荐的优秀节目和公共文化传统项目中的优质节目也纳入‘艺术天空’舞台，502场活动共同支撑起展示市民文化的大舞台。”
“‘扶青计划’暨青年艺术创想周的邀约项目在上戏剧院等逾15个场馆共有70项162场演出，50多项大师讲座、工作坊、展览等文化活动，吸引观众10万多人次。”
“西藏文化周、印度文化周、无锡分会场、上海魔术节、宝山民间艺术节、朱家角水乡音乐节等一批节中节活动共吸引60余万人次观众参与。”
在这一系列令人眼热的数据后面，当然可以看到艺术节所取得的成绩和体会到组委会的艰辛。但透过这些数据，结合本届艺术节的各项活动，我们是否可以作出一些具有积极意义和建设性的思考？在赢得观众反响和社会效应之后，艺术节是否具有进一步改进的空间？是否能回到艺术本身，思考上海国际艺术节对艺术自身、对观众、对上海这座城市文化品格的提升……等等，究竟有着何种积极价值？如果回答是肯定的，那么，以下问题显然无法回避。
“追大求全”与“特色定位”
上海国际艺术节迄今为止已举办了17届，如果我们轻轻地问一声：它最大的特色是什么？即使是长期关注艺术节的人也不一定能概括出来。确实，上海国际艺术节体量日益庞大，且在一种自觉或不自觉的意识中追求面面俱到的大而全，其结果是，自身的特色变得相当模糊，进而导致辨识度的相对缺乏。和当下全球知名的国际音乐节、艺术节相比，这一问题显得尤为突出。而那些专业艺术节——比如，德国的拜罗伊特音乐节（Bayreuther Festspiele）以上演瓦格纳歌剧闻名，每届都吸引成千上万来自全世界各地的观众；而英国的格拉斯顿伯里（Glastonbury）则吸引了无数疯狂年轻人：今年6月底举办的音乐节，在2014年10月5日进行门票预售时，13.5万张门票竟然在25分钟内全部售罄。
即便与同类型的综合性艺术节相比，上海国际艺术节的辨识度也较低。比如，爱丁堡国际艺术节（Edinburgh International Art Festival），内容也十分丰富，涵盖歌剧、芭蕾、古典音乐、戏剧以及视觉艺术。但它被认为是“最具创新精神、最具观众参与性的表演艺术盛会”，前者使它成为当代艺术最新趋势的风向标，后者则得益于它的两大经典节目：独具民族特色的军乐团表演和各个国际艺术节中的精选剧目。许多中国观众可能难以想象爱丁堡国际艺术节的军乐团表演是需要提前一年订票的，这就是品牌或者说辨识度的力量！
一个缺乏辨识度的艺术节，在知名度、美誉度和影响力等方面都会带来巨大的损失，哪怕这种损失可以通过资金投入和扩大宣传的方式在一定程度上进行弥补，但是如果在节目遴选和自身定位这两个最重要的方面，无法做到独具特色，则其辨识度无法清晰明了并具备更大的影响力。
在一个艺术节越来越多的时代，上海国际艺术节首要的问题是缺乏鲜明的辨识度。追求大而全的思路，缺乏精准定位而使自身的特点被抹杀，进而使上海国际艺术节成为一个面面俱到、庞杂臃肿的“艺术集市”。
“艺术追求”与“公共服务” 当然，说艺术节完全缺乏特点也不尽客观，如主办方所言，艺术节是亲民、惠民、服务大众的——这一出发点本无可厚非，甚至对当下的中国而言，这是一个极容易收获喝彩的优点，问题是，对上海国际艺术节这样高水准的、国际性的艺术节来说，被认为是一个亲民、惠民的艺术节并不是一件值得骄傲的事，它与艺术节所追求的国际性和艺术经典性的目标有所偏差。作为中国最大、最顶尖、最多样的艺术平台，上海国际艺术节理应有更高的追求。这个追求就是对艺术的追求。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艺术追求”和“公共服务”是一对矛盾。在艺术的发展历史上，对艺术的纯粹追求和满足公众的需求之间往往是鱼和熊掌无法兼得。不过，上海国际艺术节多年来一直试图调和这二者。所以，我们在上海国际艺术节上，既可以看到瓦格纳的《尼伯龙根的指环》这样西方歌剧史上的“巨无霸”，也能看到长宁沪剧团排演的沪剧《赵一曼》这样本土气息浓厚的“小清新”。此外，国际魔术节、宝山国际民间艺术节、上海朱家角水乡音乐节、首届上海喜剧节等“节中节”也体现了公共服务的色彩。
可以说，上海国际艺术节和其他同类艺术节相比，比较突出的一个特征就是艺术的“两极分化”，它一直在“阳春白雪”和“下里巴人”之间徘徊，既试图推出高品质、高水准的经典艺术，又按不下为普通民众服务的雄心。
这种办节思路的另一结果是，艺术节在引进艺术作品的时候，实行的是“拿来主义”，而缺乏“节目设计”的思维。当然，几乎所有的音乐节或艺术节，都曾经历过这样“看什么好，拿什么来演”的阶段，即使是当下声名远扬的琉森音乐节，在1999年之前的几十年间亦是如此。但在1999年，当克劳迪奥·阿巴多（Claudio Abbado）、皮埃尔，布列兹（Pierre Boulez）、迈克尔，哈弗林格（Michael Haefliger），成为琉森音乐节的“三驾马车”后，主办者完全改变了这一传统思路，对音乐节进行了清晰设计和精心的规划，最终成就了今天的琉森音乐节。
他山之石，可以攻玉。上海国际艺术节如何突破自我，在“艺术追求”和“公共服务”之间寻找到一个合适的平衡点，是艺术节必须思考的问题。比如，在追求艺术的高标准方面，对一个国际化的艺术节来说，应该具有更高的视界和胸襟，引进更多具有创新性的艺术节目，而不必拘泥于已有的经典。
除了以上两对理念性的“问题”以外，在具体运营模式方面，上海国际艺术节也尚有提升的空间。比如，宣传方面，拜网络和自媒体发达所赐，近年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宣传和以往的宣传不可同日而语。借助强大的电子媒介和数字媒介，艺术节能迅速地实现信息的海量传播。但是，这种宣传和顶级艺术节相比，仍有相当距离。例如，萨尔茨堡艺术节的宣传周期是全年的，而上海国际艺术节似乎在开幕前短短几个月才开始宣传。不但宣传周期短，宣传方式、宣传细节也尚需转变思路。比如，是否考虑可以针对不同市场，对不同受众进行细分，进行有针对性的宣传，以实现资源利用的最大化，让观众各取所需，关注不同类型的演出？
当然，上述思考绝不是向上海国际艺术节所取得的成就“泼冷水”，正如本文开篇所说，即使以最为挑剔的眼光来看，也必须承认艺术节获得的成功。在本文看来，上海国际艺术节的一大亮点就是它的票价相对低廉。据官方报道，11月9日和10日，组委会在上海全市的21个社区点统一发售门票，这些门票涵盖了本届艺术节参演剧目及青年艺术创想周的部分演出项目，票价最低20元，最高200元。而优惠票数占了艺术节参演剧目总票量的10%。像“艺术天空”这样的广场演出，票价一元起，入场不设门槛。
显然，上海艺术节通过“低价票”降低了艺术欣赏的门槛，使更多人有机会进入艺术的殿堂，同时也收获了不错的上座率，音乐剧《犹太人在上海》、舞剧《十面埋伏》、大师版《牡丹亭》、帕尔曼独奏音乐会、马林斯基剧院芭蕾舞团《舞姬》等21部剧目出票率均达到了100%。
短期看来，这是一种巨大的投入，但从长期来看，它对提升民众的欣赏热情、培养观众群体以及提升上海整个城市的文化品格产生的良好社会效益，无疑是大有裨益的。从这个意义上讲，上海国际艺术节确实是“艺术的盛会，人民的节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