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曹操人生道路的选项，历史上曾经有两种说法。一种是孙盛《异同杂语》的“治世之能臣，乱世之奸雄”，另一种是《后汉书》的“清平之奸贼，乱世之英雄”，或者《世说新语》的“乱世之英雄，治世之奸贼”。现在看来，至少在公元190年到公元200年这十年间，曹操堪称“乱世之英雄”。因为几乎只有曹操，才决心在这个国家危难、民族危亡的时候，以区区一己之躯，担负起天下的兴亡。如果说还有人这样做的话，那就是孙权的父亲孙坚。但和曹操相比，孙坚还要略逊一筹。因为曹操不但有担当，还有谋略。那么，曹操做了哪些事，证明他棋高一着呢？
　　
　　我們来看看曹操的作为。
　　从公元191年（汉献帝初平二年）到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曹操主要做了三件事，即略地、募兵和屯田。曹操能做成这三件事，又与黄巾起义有关。东汉末年，政治腐败，民不聊生，走投无路的农民头戴黄巾，在太平道教团首领的带领下，以“苍天已死，黄天当立”为口号发动了起义。这是不折不扣的官逼民反，但在曹操他们看来则是大逆不道，必须予以剿灭。不过，东汉朝廷和官场实在太腐败了，于是黄巾军便在贪官污吏们争权夺利的时候发展壮大起来，成了气候。公元192年（汉献帝初平三年），原本聚集在青州（治所在今山东省淄博市）的黄巾军一百万人进入兖州（故治在今山东省金乡县），兖州太守刘岱不听鲍信的劝告，被黄巾军所杀。鲍信就和陈宫迎奉当时已被袁绍任命为东郡太守的曹操来代理兖州牧。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世语》，陈宫对曹操说，现在兖州没有主宰，朝廷又无法任命，请太守前往署理，“资之以收天下，此霸王之业也”。陈宫又对兖州的官吏们说：“曹东郡命世之才也，若迎以牧州，必宁生民。”鲍信等人也都同意。于是曹操得兖州，有了一个重要的根据地。
　　曹操代理兖州牧以后，就带兵和黄巾军作战。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这个时候，曹操的军事力量是不如黄巾军的。黄巾军有战士三十万，加上随军人员共一百万，曹操只有上千人，而且老兵少，新兵多，因此“举军皆惧”。为了打赢这场战争，曹操披坚执锐，亲巡将士，宣布奖惩条例，又向黄巾军宣布优待俘虏政策和投降以后的出路（开示降路），然后巧设奇兵以战胜之。结果黄巾军向曹操投降。黄巾军是一种奇怪的军队，队伍当中除了战士，还有随军的家属和农民，甚至耕牛和农具，所以号称百万。曹操把投降的黄巾军当中比较有战斗力的编成队伍，号称“青州兵”，于是曹操又有了一支战斗队。
　　代理兖州牧，就有了根据地;收编青州兵，就有了战斗队。这样一来，曹操就在关东的心脏地区站住了脚。但是，他也面临着一个严重的问题，就是这么多人如何养活，如何安置。于是，曹操在公元196年（汉献帝建安元年）接受谋士们的建议，开始实行屯田制。
　　当时，由于连年战争，许多土地已成为无主田亩。曹操就将其收归地方政府，一部分交给军士和黄巾降卒耕种，名为军屯;一部分招募失地农民耕种，名为民屯;耕牛和农具则由政府提供，同时收取五到六成的地租。这就叫“屯田”。所谓“屯”，就是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可谓当时的“生产建设兵团”，曹操的军政府变成了农场主。
　　这是一笔极其合算的买卖。第一，土地是业主遗弃的，耕牛和农具是从黄巾军那里收缴来的，曹操不花一分钱，可谓无本生意。第二，地租高达五到六成，比汉初的十五分之一不知高出多少，可谓牟取暴利。但是，战士和农民从此有饭吃，大家也都愿意。第三，居住方式军事化，耕作方式集体化，等于建立了一个军民合一的新社会，建设了一支耕战合一的新军队。这支队伍，平时能干，急时能战。他这个“生产建设兵团”，也既是粮库，又是兵源，岂非左右逢源？第四，屯田制度在解决了粮草和兵源问题的同时，还解决了令人头疼的流民以及由此造成的治安问题，岂非一举多得？
　　所以，曹操做的这件事，证明他在这个天下大乱的时代，不愧为一个深谋远虑的政治家和顶天立地的大英雄。据《三国志·武帝纪》裴松之注引《魏书》，曹操在决定实行屯田制度的时候说：“定国之术，在于强兵足食。”兵不强，食不足，又哪里能够克敌制胜？可惜诸侯们没有这个战略眼光。《魏书》说：“诸军并起，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饱则弃余，瓦解流离，无敌自破者不可胜数。”这句话什么意思呢？就是说在天下大乱，诸侯并起的时候，除了曹操，没有一支军队有一个长远的打算（无终岁之计）。“饥则寇略”，肚子饿了就去抢老百姓的;“饱则弃余”，吃饱了以后就把多余的粮食都扔了。最后是什么呢？最后是分崩离析，不攻自破。因为你如果断了粮，你就没有战斗力了。实际上，就在曹操的军民官兵丰衣足食的时候，袁绍的士兵在河北吃桑葚，袁术的士兵在江淮吃河蚌，连桑葚和河蚌都没有吃的就吃人，到处都是惨不忍睹的景象（民人相食，州里萧条）。这样的人，怎么可能和曹操争雄？和他们相比，曹操又怎么可能不是英雄？
　　从首倡义兵，到屯田备战，曹操已经由一个血气方刚的青年将领成长为一个胸有成竹的政治高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