据“联合国国际儿童基金会”的统计，印度的流浪儿童为50万左右，德里、孟买和加尔各答三大城市的流浪儿童都超过了10万人。这些年龄在5岁至15岁之间的儿童，大部分为孤儿、被遗弃者和离家出走者。他们大多衣衫褴褛，蓬头垢面，或劳作于城市最低层，干着与儿童不相称的重活；或占据着十字街口，以各种可怜悲惨的形式向路人乞讨。由于处境恶劣和缺乏营养，他们中许多人的身体状况日益恶化，有的成了疾病、特别是艾滋病的传播媒介。更有甚之，由于得不到家庭和社会的监护，他们中越来越多的人成了暴力和色情攻击的对象。
　　今年2月的一天，我看到一本叫做“Lifelines”的书， 其中的一个故事吸引了我:
　　15年前，在印度德里，一个叫丽塔·派尼克的中年妇女，在接触了众多无家可归的街头儿童后，发现这些儿童生活状况极令人同情。于是她开始用个人的力量关心和帮助他们，用不同的方法把教育引入他们的生活中。从此，当初在街头流浪的800名儿童有了自己的组织，有了受教育的机会，有了自己的银行，开始明白和维护自己的权利。而15年间丽塔也从个人发展到有70多名教员，11个联络点，一座办公楼，拥有国内外多方资助的颇有规模的“蝴蝶工程”。其受助儿童也达到了1100名左右。
　　本着想知道更多的有关这个组织的情况，3月底我专程前往印度德里访问了这个在印度家喻户晓的非盈利组织——“蝴蝶工程”组织。
　　
　　我的最大疑问：“他们为什么来联络点？你们教什么呢？”
　　
　　我在“蝴蝶工程”的办公室里见到了丽塔和其他两名员工，丽塔让其中一名员工扎维德带我去各个联络点看看。一路上，他向我解释说:“蝴蝶工程”没有教室，取而代之的是11个联络点，每个联络点有两名老师，他们和附近的街头儿童商量达成一致的时间，通常是生意清淡的时候，聚集在一起上课。这些联络点都是在商业繁忙区，比如火车站、市场、旅游点这些孩子们可以找到赚钱机会的地方。
　　在新德里的火车站，上午10点到12点，火车不多，散布在车站各个角落的捡垃圾的儿童开始背着空编织袋陆续往12号站台的联络点汇集，一男一女两名老师正和孩子们聊天。10分钟后，看孩子们来得差不多了，老师从背包里拿出一本教材，正要发话，突然远处传来一阵汽笛声，孩子们腾地一下从地上跳起来，抓起编织袋就向火车跑去。我看了看老师们，发现他们不惊不恼，一脸从容地坐在高高的麻袋上面。而远去的孩子们，已手脚麻利地跳上了奔跑的列车，在旅客下车之前，收拢留在车上的空矿泉水瓶。我打听到四个矿泉水瓶能卖1卢布，相当于人民币0.25元。火车离去，站台上剩下这三四十个捡矿泉水瓶的孩子和三四十只在站台顶棚观望他们的猴子。老师打开书本，准备重新开始……
　　城南的蔬菜批发市场在下午的阳光下发出阵阵腐烂的味道，我们一头钻进飞舞着成千上万苍蝇的塑料大棚里，找到了正在上课的一群孩子。每人身旁的编织袋里都露出几个印度特有的紫红色洋葱。他们主要靠捡摊主选剩的次等洋葱，拿到外面的市场去卖。
　　最后一个联络点在印度最大的清真寺Jama Masjid。这是一个旅游景点，从2号门进去，走一小段路就能看见右边有一片很大的空地，垃圾成堆，蚊蝇飞舞，人畜屎尿的恶臭让人窒息。这里聚集了大量无家可归的家庭，其中有贩毒的、卖淫的（包括人妖），或驱使自己的孩子去向游客要钱的。当我们来到空地的树阴下，一群不到10岁的女孩子，每人单手抱着一个婴儿向我们跑来，不禁心中一颤。放眼望去，四处尽是光着屁股乱跑的半大孩子。扎维德告诉我，女孩子在这种地方就是悲剧，除了当妓女没有别的出路。十三四岁时家里就让她们去卖淫挣钱。“那你们怎么帮助她们呢？”“如果出了问题，我们有一辆卫生医疗车，我们只能做到这些了。”
　　这一天跑下来后，我问扎维德：如果政府免费让这些打工的儿童去学校上学，他们会去吗？“如果都去上学了，谁去干活养家糊口呢？”他反问道，“在下层阶级里，大家都明白一条道理，不干活就要挨饿，所有的孩子从七八岁开始就要走上街头，挣自己的口粮。”
　　“那他们为什么来你们组织的联络点？你们教什么呢？”这是我一天下来最大的疑问。
　　他告诉我，虽然“蝴蝶工程”为每个联络点准备了一些普通学校用的教材，但上课内容要根据当天情况而定。孩子们如果遇到了什么麻烦，比方说被警察欺负了，那当天的课堂时间就是来讨论怎么解决问题，查寻相关的法律信息;如果一些孩子提出如何清算当天的收入时，这节课就成为数学课。如果孩子们问如何向外国游客销售纪念品，那就要教他们从“Where are you from？”（你从哪里来?）开始。
　　
　　自助银行、集体宿舍和BBC流动宣传车
　　
　　离开家庭的街头儿童因为过早地接触社会和成人世界，失去了应有的儿童时代。他们辛苦地挣钱糊口，有了钱，他们也会像成人一样去赌博、喝酒、抽烟，看黄色电影。
　　就此“蝴蝶工程”为他们设立了银行，他们给100%的年息试图让孩子们把每天赚的钱省下来存入银行，一开始没有人愿意，因为他们不清楚自己是否能活到那个时候，后来“蝴蝶工程”把利息改为半年期，这才有了“客户”。在旧德里车站边，“蝴蝶工程”为附近的40多名街头打工男孩找到了一个100多平方米的房间，里面设有银行和医疗保健室。银行由大人监督，孩子们自己管理。
　　为了保证他们的健康和安全，“蝴蝶工程”为他们提供晚餐，孩子们付3卢比（合人民币8角）能吃到一顿饱饭，吃完盘子一收，大家到门外排队，一个个搜身进屋，说是检查口袋里有没有烟或毒品。地上铺的毯子是“蝴蝶工程”提供的，100多平米的房间里很快躺满了四五十个劳累了一天的孩子们。
　　随后的几天，我跟着“蝴蝶工程”的BBC流动宣传车穿梭于各个联络点。这个名字来源于“蝴蝶儿童广播”（Butterflies Broadcasting Children），它收录了许多各种媒体对“蝴蝶工程”的报道及对街头儿童的采访。它谈论儿童的权利和受教育的意义，在11个联络点轮流播放。德里的交通极为拥挤，有时候从一个站到下一个站需要走一两个小时，老师们一般都自带午饭，渴了就花1卢布在路边的水摊灌满一瓶水。我对他们这么辛苦的工作颇为敬佩。
　　
　　“蝴蝶工程”的教育方式成功吗？
　　
　　我问广播站的站长如何来证明“蝴蝶工程”的教育方式成功了呢？他给我列了三条标准:
　　当孩子们相信成人的时候。
　　信任对于这些街头孩子来说是最难培养起来的一种关系。在他们的人生经历中，不仅警察、老板打他们，连自己的父母也提起鞭子抽他们。他们对“蝴蝶工程”员工的信任是显而易见的。这种信任的获得从一方面来说直接得益于教育者没有试图强加任何东西给孩子们，另一方面是教育者对孩子们的尊敬。他们没有把“蝴蝶工程”当成一个慈善机构来运营，而是遵循劳动者是有尊严的原则。
　　做有信心的人。
　　我在德里看到的街头儿童有着出乎人们想象的自信，在和他们的交谈中我明显地感到了这一点。他们乐观的生活态度也许是他们能生存下去的一个重要的心理因素。
　　不可或缺的民主教育。
　　在“蝴蝶工程”的民主教育实践里，有四个基本的原则：自由、信任、温暖和爱。丽塔提出信任是教育的前提，而教育不仅仅是为了学术，教育也是为了生存。事实表明这个观念对于世界上许多贫困儿童来说是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