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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12月30日下午，中共中央政治局举行第十二次集体学习，主题是研究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像过去的学习会一样，中共中央总书记习近平在主持时发表了讲话，从公开的新闻报道看，一些说法令人耳目一新，最抢眼的恐怕就是讲话结束时的落地一句——“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堪称撞响黄钟大吕，不仅强有力提振整个讲话，而且与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颇显呼应，更重要的是，此一句落地清音有余，婉转唱响了中华民族甚至中华文明的昂扬自信：中华民族之所以应该也能够伟大复兴，乃因为中华文明原本就是有骨气和底气的，不仅值得每一位中国人为之自豪，恐怕也值得每一位对中华文明有真切认知的地球人为之自豪。
如何判定文明的优劣
无论是担任党的总书记面对国内外记者演讲，还是担任国家主席面对人大代表讲话，也包括在别的场合，习近平都提到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应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不仅反映了习总在思想理论上的高度自信，而且彰显了习总对中华历史及文化的高度自觉。事实上，作为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超巨型文明，中华文明值得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深思并回味。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写到中华文明时，一开篇就以十分谨慎的笔调提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经受了时间及历史的检验。为什么别的文明一个个衰亡了呢？判断文明优劣的标准在哪？难道不是时间及历史的检验？
不管一种文明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完全可置之不理，但都可以肯定，该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唯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
如果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应该可以肯定，该文明内部格局已达至博弈均衡，否则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应该表示尊重！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更应该表示尊重！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绝对应该尊重！
如何判断文明或文化的优劣呢？显然只能是实践的标准——本质在时间的市场淘汰！但问题是：实践的标准要多大或多久才合适呢？从眼前看，甚至从100年到300年看，落后就要挨打，人类都应该学习甚至崇拜西方文化；但放到500年呢？西方文化可能经不起检验，数据显示，气候变化主要是西方国家历史的碳排量造成的——如果地球人早都像西方人一样生活，今天不只是气候变化，可能早已经“后天”了。
中华文明或许“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物质上不怎么让人刺激，但经受了时间及历史的考验，五千年绵延不绝，单凭这一点，就值得今天的人类深刻反思和借鉴。享誉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21种主要文化作过系统研究，在全球问题上“大长中华志气”，曰：“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曾经的“天朝上国”
中华文明曾有着自己的坚强骨气和恢宏底气。当年大英帝国曾派马戛尔尼勋爵访华，请求通商贸易，乾隆大帝答复英国国王一道旨，其中有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今天看，乾隆皇帝的确坐井观天，但某种程度上也算实话实说。在当时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所能及的范围，中华的确是抚驭四海，万邦来朝。
不得不说的是，中华文明的超凡自信并不是封闭的，更非夜郎自大。汉唐盛世时，长安差不多就是世界的首都。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众所周知的“唐僧取经”不是明证？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龙何谓？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现在差不多一致认为，龙是不同的图腾动物和合而成，是灵物的集美综合体。
更值得一说的是，中华江山可改朝换代，甚至易汉族之姓，但中华文明始终岿然不动，外来文化最终都被中华文明所吸取和同化。甚至外来宗教亦难逃此“劫”，即便是最具个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被同化的现象。事实上，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谈天下论天下的，在中华的字典里，没有狭隘的国家、民族和宗教概念，它是天下主义的。
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非凡自尊深入人心，以至于极端化和教条化。一个小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一点，利马窦是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者，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之无愧的先驱，为传播所谓的“福音”，他对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作过了解，深知中华子民的“天朝上国”情结，在绘制新世界地图时，特别将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位置转移，从而使中华大地正处于图的中央，用心何其良苦。
在今天看来，利马窦转移子午线有点匪夷所思，但应该不是简单的奉迎。事实上，在利马窦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华简直就是欧洲一代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国，整个18世纪堪称欧洲的“中国世纪”。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伏尔泰就曾经感慨：“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这不是孤立的现象，“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尔巴哈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不夸张地讲，是中华与中华哲学启蒙并壮大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包括政治上的公务员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看不见的手”，都可以找到中华哲学的渊源。
如何判定文明的优劣
无论是担任党的总书记面对国内外记者演讲，还是担任国家主席面对人大代表讲话，也包括在别的场合，习近平都提到中华五千年绵延不绝的文明。应该说，这是不同寻常的，不仅反映了习总在思想理论上的高度自信，而且彰显了习总对中华历史及文化的高度自觉。事实上，作为古代文明中唯一幸存下来的超巨型文明，中华文明值得哲学社会科学各领域学者深思并回味。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理阿诺斯在写到中华文明时，一开篇就以十分谨慎的笔调提到中华文明五千年绵延不绝，经受了时间及历史的检验。为什么别的文明一个个衰亡了呢？判断文明优劣的标准在哪？难道不是时间及历史的检验？
不管一种文明的内部具体如何，封建主义也好，资本主义也好；专制也好，民主也好；科学也好，愚昧也好；有宗教也好，无信仰也好；黑人种也好，白人种也好；大陆型也好，海洋型也好；内省文化也好，外向文化也好；窝里斗也好，其他种种也好，完全可置之不理，但都可以肯定，该文明的总格局是人与人的博弈——只要是人的文明，任一文明的总格局都是人与人的博弈；这一总格局与任何其他因素无关，唯一只与人性人心人情紧密相关。
如果从外部看到某一文明长时间大体稳定，甚至一直处于大体稳定的状态，应该可以肯定，该文明内部格局已达至博弈均衡，否则不可能老是大体稳定。对这样的文明，应该表示尊重！如果这样的文明不属于小文明—小文明可能会存在特殊性—而是巨型文明，甚至是超巨型文明，更应该表示尊重！中华文明正是这样的文明，一者五千年绵延不绝，大体一直稳定；一者超巨型，人口和面积都是超巨型的，绝对应该尊重！
如何判断文明或文化的优劣呢？显然只能是实践的标准——本质在时间的市场淘汰！但问题是：实践的标准要多大或多久才合适呢？从眼前看，甚至从100年到300年看，落后就要挨打，人类都应该学习甚至崇拜西方文化；但放到500年呢？西方文化可能经不起检验，数据显示，气候变化主要是西方国家历史的碳排量造成的——如果地球人早都像西方人一样生活，今天不只是气候变化，可能早已经“后天”了。
中华文明或许“古道西风瘦马，小桥流水人家”，物质上不怎么让人刺激，但经受了时间及历史的考验，五千年绵延不绝，单凭这一点，就值得今天的人类深刻反思和借鉴。享誉世界的英国历史学家汤因比，对人类历史上先后出现过的21种主要文化作过系统研究，在全球问题上“大长中华志气”，曰：“世界统一是避免人类集体自杀之路。在这点上，现在各民族中具有最充分准备的，是培育了独特思维方法的中华民族。”
曾经的“天朝上国”
中华文明曾有着自己的坚强骨气和恢宏底气。当年大英帝国曾派马戛尔尼勋爵访华，请求通商贸易，乾隆大帝答复英国国王一道旨，其中有言：“天朝抚有四海，惟励精图治，办理政务，奇珍异宝，并不贵重。尔国王此次赍进各物，念其诚心远献，特谕该管衙门收纳。其实天朝德威远被，万国来王，种种贵重之物，梯航毕集，无所不有。”今天看，乾隆皇帝的确坐井观天，但某种程度上也算实话实说。在当时农业文明、自然经济交通技术所能及的范围，中华的确是抚驭四海，万邦来朝。
不得不说的是，中华文明的超凡自信并不是封闭的，更非夜郎自大。汉唐盛世时，长安差不多就是世界的首都。中华民族是一个非常善于学习的民族，众所周知的“唐僧取经”不是明证？中华民族号称“龙的传人”，龙何谓？历史学家和考古学家现在差不多一致认为，龙是不同的图腾动物和合而成，是灵物的集美综合体。
更值得一说的是，中华江山可改朝换代，甚至易汉族之姓，但中华文明始终岿然不动，外来文化最终都被中华文明所吸取和同化。甚至外来宗教亦难逃此“劫”，即便是最具个性的宗教，比如伊斯兰教，也不同程度地存在被同化的现象。事实上，中华文明从一开始就是谈天下论天下的，在中华的字典里，没有狭隘的国家、民族和宗教概念，它是天下主义的。
正因为如此，中华文明的非凡自尊深入人心，以至于极端化和教条化。一个小故事很能够说明这一点，利马窦是耶稣会在华传教事业的奠基者，亦是东西方文化交流当之无愧的先驱，为传播所谓的“福音”，他对中华文明的方方面面作过了解，深知中华子民的“天朝上国”情结，在绘制新世界地图时，特别将地图上的第一条子午线的投影位置转移，从而使中华大地正处于图的中央，用心何其良苦。
在今天看来，利马窦转移子午线有点匪夷所思，但应该不是简单的奉迎。事实上，在利马窦之后的一个多世纪里，中华简直就是欧洲一代启蒙思想家心目中的理想国，整个18世纪堪称欧洲的“中国世纪”。被誉为“法兰西思想之王”的伏尔泰就曾经感慨：“中国是全世界最优美、最古老、最广大、人口最多和治理最好的国家。”他甚至叹息：“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这不是孤立的现象，“百科全书派”的另一位代表人物霍尔巴哈也旗帜鲜明地提出：“欧洲政府非学中国不可”，因为“中国可算是世界上所知唯一将政治的根本法与道德相结合的国家”。不夸张地讲，是中华与中华哲学启蒙并壮大了欧洲的启蒙运动，包括政治上的公务员制度和经济制度上“看不见的手”，都可以找到中华哲学的渊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