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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活在别处”，19世纪法国天才诗人兰波的这句诗所指向的“另一种生活”，一度为后人所心向往之。距离产生美，似乎只有在别处，才能体验到真正意义上的“生活”，才能领略动人的“风景”。人们的这种审美心态，不仅仅见于旅途中，也存之于获取资讯的过程中。略为不同之处在于，后者在对别处风景感到惊羡之余，稍稍多了一丝愤慨与哀怨。
这种“别处的风景”，既有与“此岸”处于同一时间维度的“彼岸”，也有对逝去的美好传统的追忆。人们对别处风景的艳羡，往往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很多时候，“别处的风景”，俨然一面哈哈镜。透过这面镜子，人们观看到的是被扭曲了的现实，由此而生出对彼岸风景的“羡慕嫉妒恨”。这大约是近年来国人在观看彼岸风景时，所形成的一种独特景观。
比如，香港特首曾荫权一物业的客厅外廊，因违规使用大型玻璃嵌板而被屋宇署发信要求清拆。曾荫权当即允诺遵从命令尽快清拆。同样在香港，港府规定节庆宴费用标准——公务午宴和晚宴开支上限分别是人均350港元、450港元。这个标准能吃什么呢?有嘉宾称十道菜多为普通菜蔬，最贵菜是条斑鱼。
又如，印度两名“海龟”因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而开办了一家名叫“我行贿了”的反腐网站。对此，印度政府非常重视，并据网站披露的信息对相关官员予以逮捕。而咱这里的3家类似反腐网站，却不被官方承认，被定性为非法网站。
再如，俄罗斯机长利特维诺夫曾拒绝为等候梅津采夫州长而推迟起飞。虽然他的抗争没能奏效，但事后结果却令人满意：不仅检察机构调查此事是否有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而且梅津采夫遭受到其执政党主席及同僚的严厉谴责，甚至要求其辞职。迫于压力，梅向乘客道歉，并电话邀约这位机长喝西伯利亚花草茶。
不难发现，上述这几件事有着这么一些“亮点”：其一，公职人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执法者秉公执法，不忌惮权力，而位高者不摆官架，不以权压人;其二，行政权力对监督政府的民间组织持欢迎态度，并与其建立一种较为融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视其为“不稳定因素”予以打压;其三，政府官员面对社会关切，既不沉默作壁上观，也未敷衍塞责玩弄技巧，更未封堵言路，而是积极、迅速介入事态;其四，“权力”尊重和善待“权利”，积极解决公众的合理诉求。凡此种种表现，无不促成了皆大欢喜的多赢局面，体现了权力者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的执政水平。
揆诸我们这里的现实，多少有些黯然。且不说领导违规使用一点建筑材料，君不见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违规大建别墅自肥，又何曾见到相关部门的一纸清拆令?即便有清拆令，加上媒体狂轰滥炸、舆论口水滔天，那些违规建筑不依然稳若泰山么?在公款消费上，是个地球人都知道这里的官员最幸福。一些官员长期吃遍了山珍海味，以至于像重庆落马村官廖德云，面对有鱼有肉的机关食堂饭菜都不屑一顾：“吃的啥子哟，棒棒饭也端给我吃!”这当然不是说人家矫情，而是一种后天性条件反射。官员的胃已“进化”成这样了，公款消费能不居高不下么?
至于说对权力的态度，不管是若干年前的“让领导先走”，还是前段时间宁波机场的“让领导先飞”，以及苍南县限价房“让领导先住”……在我们这里，“为领导服务”素来被视为一种“常识”，一种引以为傲的荣誉。服务者们深知，只有为领导“服务好”，领导才会把你“服务好”。而相较于国外官员因丑闻缠身而惴惴不安、如临大敌，我们这里的官员是很淡定的：“走”得轻松自如、“飞”得心安理得、“住”得高枕无忧、“吃”得理所当然……道歉或调查往往是浮云、走过场，不给你穿小鞋是你的幸运。
如果说，前述事例中的“亮点”，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或许是常态，而在我们这里，与之相反的做法则是另一种常态：官员或政府出现丑闻，往往视舆情为“敌情”，“防火防盗防记者”，能捂则捂，能压就压;实在捂不住，便忙不迭撇清责任，推出“临时工”，上演“提线木偶”剧。对于丑闻，在一些官员眼里，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
当然，美的风景只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彼岸并非完美无缺，而此岸也并非一无是处。近年来，随着国人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政府的回应姿态，尽管仍显被动和消极，但也应看到，各级政府回应的速度、方式、态度有所改善，其执政理念和治理水平也在缓慢提升。用休谟的“无赖假设”原理来审视权力的这种“回应成效”，显然是正常现象。须知，“权力”对“权利”的尊重，不是自发产生的;同样，权力要关进笼子里，也从来不是靠掌权者的伦理自觉，而是源于权力制衡机制，或者说是“权利”对“权力”的倒逼。
毋庸讳言，在同一片天空下，人的权利这道风景，应当没有区别。“别处风景”中最美的一角——政治文明，不应仅仅在他处;而且，我们的“宿命”，也不注定只能用彼岸风景来装饰虚幻的梦。用罗丹的话说，我们身边也应有“最美的风景”。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人老是处于眺望的状态，于身心是不利的。显然，对于“何时不再眺望别处的风景”这一命题，既需要每一个公民去发现、创造，更需要执政者为之创造培育美好风景的土壤。
摘自《中国选举与治理》
这种“别处的风景”，既有与“此岸”处于同一时间维度的“彼岸”，也有对逝去的美好传统的追忆。人们对别处风景的艳羡，往往源于对现实的不满。很多时候，“别处的风景”，俨然一面哈哈镜。透过这面镜子，人们观看到的是被扭曲了的现实，由此而生出对彼岸风景的“羡慕嫉妒恨”。这大约是近年来国人在观看彼岸风景时，所形成的一种独特景观。
比如，香港特首曾荫权一物业的客厅外廊，因违规使用大型玻璃嵌板而被屋宇署发信要求清拆。曾荫权当即允诺遵从命令尽快清拆。同样在香港，港府规定节庆宴费用标准——公务午宴和晚宴开支上限分别是人均350港元、450港元。这个标准能吃什么呢?有嘉宾称十道菜多为普通菜蔬，最贵菜是条斑鱼。
又如，印度两名“海龟”因对腐败现象深恶痛绝，而开办了一家名叫“我行贿了”的反腐网站。对此，印度政府非常重视，并据网站披露的信息对相关官员予以逮捕。而咱这里的3家类似反腐网站，却不被官方承认，被定性为非法网站。
再如，俄罗斯机长利特维诺夫曾拒绝为等候梅津采夫州长而推迟起飞。虽然他的抗争没能奏效，但事后结果却令人满意：不仅检察机构调查此事是否有消费者权益受到侵犯，而且梅津采夫遭受到其执政党主席及同僚的严厉谴责，甚至要求其辞职。迫于压力，梅向乘客道歉，并电话邀约这位机长喝西伯利亚花草茶。
不难发现，上述这几件事有着这么一些“亮点”：其一，公职人员奉公守法，廉洁自律。执法者秉公执法，不忌惮权力，而位高者不摆官架，不以权压人;其二，行政权力对监督政府的民间组织持欢迎态度，并与其建立一种较为融洽的合作关系，而不是视其为“不稳定因素”予以打压;其三，政府官员面对社会关切，既不沉默作壁上观，也未敷衍塞责玩弄技巧，更未封堵言路，而是积极、迅速介入事态;其四，“权力”尊重和善待“权利”，积极解决公众的合理诉求。凡此种种表现，无不促成了皆大欢喜的多赢局面，体现了权力者在良性互动中寻求“善治”的执政水平。
揆诸我们这里的现实，多少有些黯然。且不说领导违规使用一点建筑材料，君不见在一些地方，领导干部违规大建别墅自肥，又何曾见到相关部门的一纸清拆令?即便有清拆令，加上媒体狂轰滥炸、舆论口水滔天，那些违规建筑不依然稳若泰山么?在公款消费上，是个地球人都知道这里的官员最幸福。一些官员长期吃遍了山珍海味，以至于像重庆落马村官廖德云，面对有鱼有肉的机关食堂饭菜都不屑一顾：“吃的啥子哟，棒棒饭也端给我吃!”这当然不是说人家矫情，而是一种后天性条件反射。官员的胃已“进化”成这样了，公款消费能不居高不下么?
至于说对权力的态度，不管是若干年前的“让领导先走”，还是前段时间宁波机场的“让领导先飞”，以及苍南县限价房“让领导先住”……在我们这里，“为领导服务”素来被视为一种“常识”，一种引以为傲的荣誉。服务者们深知，只有为领导“服务好”，领导才会把你“服务好”。而相较于国外官员因丑闻缠身而惴惴不安、如临大敌，我们这里的官员是很淡定的：“走”得轻松自如、“飞”得心安理得、“住”得高枕无忧、“吃”得理所当然……道歉或调查往往是浮云、走过场，不给你穿小鞋是你的幸运。
如果说，前述事例中的“亮点”，在一些国家或地区或许是常态，而在我们这里，与之相反的做法则是另一种常态：官员或政府出现丑闻，往往视舆情为“敌情”，“防火防盗防记者”，能捂则捂，能压就压;实在捂不住，便忙不迭撇清责任，推出“临时工”，上演“提线木偶”剧。对于丑闻，在一些官员眼里，搞定就是稳定，摆平就是水平。
当然，美的风景只是相对而言。也就是说，彼岸并非完美无缺，而此岸也并非一无是处。近年来，随着国人权利意识的日益觉醒，在汹涌的舆论压力下，政府的回应姿态，尽管仍显被动和消极，但也应看到，各级政府回应的速度、方式、态度有所改善，其执政理念和治理水平也在缓慢提升。用休谟的“无赖假设”原理来审视权力的这种“回应成效”，显然是正常现象。须知，“权力”对“权利”的尊重，不是自发产生的;同样，权力要关进笼子里，也从来不是靠掌权者的伦理自觉，而是源于权力制衡机制，或者说是“权利”对“权力”的倒逼。
毋庸讳言，在同一片天空下，人的权利这道风景，应当没有区别。“别处风景”中最美的一角——政治文明，不应仅仅在他处;而且，我们的“宿命”，也不注定只能用彼岸风景来装饰虚幻的梦。用罗丹的话说，我们身边也应有“最美的风景”。毕竟，远水解不了近渴，人老是处于眺望的状态，于身心是不利的。显然，对于“何时不再眺望别处的风景”这一命题，既需要每一个公民去发现、创造，更需要执政者为之创造培育美好风景的土壤。
摘自《中国选举与治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