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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 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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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3年修改后《刑事诉诉法》专节规定技术侦查措施，内含于其中的监听之必要性与正当性自得到立法确认毋庸置疑。但是，刚刚合法化的监听立法仍然稚嫩，尤其是如何在手段合法化后进行有效管控不致让其成潘多拉魔盒人人自危、尽量在保护私权与打击犯罪两大价值取向之间取得平衡，自台湾关说案和美国棱镜门事件之后，更成为各界普遍关注的焦点。监听鼻祖美国和监听规范相对完善的台湾仍会在运行中走样，不得不让人更深入审视监听制
【出 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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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检察官
【发表日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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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4年1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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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准确定罪，精确量刑。是国家发动刑事诉讼的司法追求。刑事裁判包括定罪和量刑两个部分，分别对应于刑罚的罪刑法定及罪刑相适应原则，因此量刑公正是司法公正的题中之义。纵观各国量刑程序。无论是英美法系国家的分离式定罪量刑程序，还是大陆法系国家的一体化定罪量刑程序，都力图通过控辩双方的有效辩论来实现量刑程序的公开公正。在英美国家，刑事审判设置了独立的量刑听证程序，包括检察官、被告人及其辩护律师
安东尼奥·高迪是西班牙建筑师，巴塞罗那很多著名的建筑物，都出自高迪之手。 翻開本刊第18期第26～27页，将两本杂志上下拼接。看看高迪设计的各种建筑吧！ 1852年 高迪出生于西班牙加泰罗尼亚的一个小城雷乌斯。 高迪进入巴塞罗那建筑学校就读。那时候，高迪便参与了巴塞罗那若干“奇观”的建造。 高迪从小就渴望成为建筑师。因为对大自然的热爱，他的很多建筑构思都来自大自然。
北京市人民检察院甄贞副检察长，作为女性，她穿着入时、得体，使检察长这个身份在她的身上有了另一种诠释。她热爱生活，很有女人味，同时还有着一种学者的睿智，让这个严肃的职业拥有了学者的气息和一份女性特有的柔美。作为全国政协委员，无党派人士，她参政议政的热情非常高，近年来围绕法治建设领域中的重点难点问题，深入调研，提出包括《关于人民监督员制度立法议案》、《关于建设制定现金管理法的议案》、《关于刑事被害人救
《环球时报》2009年8月21日刊登了标题为《探访WTO争端解决机构》的文章,该文报道,加入WTO以来,中国在WTO作为起诉方发起4起争端解决案件,被诉16起,但是败诉多,勝诉少。对此,有人认为造成中国败多胜少的原因主要有三:一是中国缺乏法制的传统,不习惯打官司;二是在语言和规则的运用上存在障碍;三是我国律师在国际诉讼案例中缺乏必要的专业能力和素养。笔者认为,这样的分析不够准确。中国在WTO提起的
长期以来,中国法学界和司法界一直存在着一种通过变法修律来推动制度变革的思路,并希冀依此解决社会生活中存在的难题、矛盾和冲突。在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新律师法之前,无论是法学界还是律师界,都在从事推动立法机关修改刑事诉讼法的工作,以为只要说服立法机关完成了刑事诉讼法的“再修改”工作,那么,诸如律师“会见难”、“阅卷难”和“调查取证难”的问题也就不难得到解决了。立法机关对律师法所作的修改,其实就是在这种立
作为检察机关的监所检察部门．强化被监管人的人权保障显得尤为迫切和需要。下面，笔者结合汕头市两级检察机关监所检察部门的工作实际。谈谈看守所被监管人(包括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余刑一年左右的罪犯)的人权保障问题。 一、监所检察部门保障被监管人人权行之有效的做法 笔者所在的汕头市下辖四个看守所、一个劳教所，均设置了派驻检察室。总结近年来的工作实践可以发现．强化以下工作制度和措施可以有效地保障被
基于西方法律传统在现代社会出现的整体性危机，伯尔曼重新审视和考查了法律与宗教在西方法律传统形成与整个发展过程中的彼此紧张并相互渗透、赖存与影响的关系，以此重新唤起人们对法律的情感与忠诚，唤起对终极目的与生活意义的信仰，以寻找出解决危机之良策。为此，伯尔曼使用了最广义上的法律概念，在该意义上，从“法律必须被信仰，否则它将形同虚设”中无法推导出“法律信仰”之命题，如将其中的“法律”理解为国家制定法，将
司法与民意及媒体的关系中呈现出来的都是政治现象和政治关系，属于“政治力学”。考察这种复杂关系的深层，其本质是权利冲突。诸如公民基本权利、原被告权利、媒体监督权等权利围绕着司法权而产生冲突演变成政治角力关系。我们可以通过权利配置，把前面那些复杂的政治角力关系还原为法律角力关系——法律上的权利关系。在这个问题中，出现了四项权利间的冲突问题：媒体的言论权、公民的监督权、法院的独立审判权以及被告人被公正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