戴皮帽的猴子
　　巴黎圣母院毁于大火，令全世界深感痛惜，法国总统马克龙在第一时间宣布将对这座哥特式教堂进行重修，各国专家纷纷献计献策，引发了公众对于文物建筑修复问题的进一步关注。
　　由此联想到西班牙东北部有一个名叫博哈拉的小镇，镇上的桑图亚里奥·德·米塞里科迪亚教堂中保存着十九世纪画家埃利加斯·加西亚·马丁内斯所绘的《戴荆冠的耶稣》壁画，笔法细腻传神，在美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因为当地气候潮湿，壁画出现斑驳脱落现象，文物部门四处筹集资金，并聘请专家前来修复，却发现这幅传世名画已经被改绘成一幅变形的卡通画，人物面容好像一只猿猴，原本耶稣头上树枝编织的荆冠变成包着耳朵的皮帽，仿佛穿越版《西游记》的插图。如此珍宝惨遭毁容，全镇一片哗然。这个戏法不是孙悟空变的，而是一位81岁高龄的老妇塞希莉娅·希梅内斯好心所为。老太太看见壁画破损，着急上火，自掏腰包买了画笔和颜料，直接闯进教堂对原作大肆涂抹，完成了这幅令人啼笑皆非的杰作。
　　此事轰动一时，居然为默默无闻的小镇吸引了大批游客，“戴皮帽的猴子”形象被印在各种纪念品上，十分畅销，也算对当地的经济发展有所贡献。但被破坏的壁画如何重新恢复，仍是文物专家所面临的棘手难题。这个故事说明一个浅显的道理：文物建筑不是谁都可以修的。类似老太太这种行为，既是法盲，也是文盲，会对文化遗产造成难以挽回的损害。
　　进入网络时代以来，文物建筑保护逐渐成为公众普遍关注的对象，特别是一些修复工程屡屡成为热议的焦点。前几年有一位在山西古寺中从事壁画修复工作的姑娘的微博迅速走红，却有人指责其修复方式是对古代壁画的破坏，不比西班牙老太太高明多少。有“最美野长城”之誉的辽宁绥中县小河口长城修成抹平的山道，其照片被网友曝光后，引发激烈争论。又有媒体报道安徽凤阳明中都城墙维修工程存在“野蛮施工”现象，直接导致政府主管部门的介入。山西大同古城的重建工程更是一直处于舆论的漩涡之中。
　　毫无疑问，这种社会关注是巨大的进步，对于文化遗产保护有很好的监督和促进意义。

　　修还是不修，是个问题
　　不过，对于公众而言，除了热情而外，多了解一点关于文物建筑修复的知识也很有必要。
　　历史上人类建造过无数的建筑，随着时间的流逝，绝大多数都已经灰飞烟灭，只有少数能够幸存下来，成为文物建筑。这些建筑经历了各种各样的磨难和考验，自然界的地震、洪水、潮气、虫害、风化以及人类社会的战争、纵火和其他许多有意、无意的破坏行为都会造成残损，难免伤痕累累，亟待修复。
　　古埃及、波斯帝国和古希腊、古罗马都曾经有意识地对一些古老的建筑物进行保护和维修，例如金字塔、神庙和宫殿，但往往是随意的自发举措，并未形成完整的体系，更多的古迹依然不断遭到破坏。在欧洲中世纪，包括罗马大竞技场在内的大量古典建筑成为采石场和原料基地，被挖得千疮百孔。
　　现代意义上的文物保护事业发端于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学者重新认识古典时期的灿烂文化，推崇文物建筑的艺术价值，罗马教皇颁布了古迹保护的法令，委任“画圣”拉斐尔为首位文物保护官。许多文物建筑得到修复，并逐渐成为一项专门的工作。十八世纪以后考古学突飞猛进，越来越多的古建筑被发现，同时也出现了很多新的科技手段，进一步推动了文物建筑修复事业的发展。
　　文物建筑修复看上去很酷，其实是一项专业性极强的精细活，涉及勘察、研究、设计、施工、监督、管理以及后续维护等多个环节，包含木、石、土、砖、瓦、油彩等不同材料，需要建筑、结构、考古、美术等不同专业工作者的合作参与，复杂而艰苦。通常而言，修一座老房子所耗的人力、物力远远超过盖一座新房子，所需工期也长得多。
　　就文物建筑的修复思想而言，在18世纪末至19世纪中叶欧洲已经形成了3个主要的流派。法国作为当时欧洲文化中心，提倡“风格派修复”，力图将文物建筑从残损状态恢复到鼎盛时期的原貌，追求纯洁而统一的风格。这种方式具有强烈的理想主义特点——很多古建筑历经不同时期的改建与修缮，实际上其初始面貌早已难以辨别，因此在实施过程中往往凭借修复者的主观想象来强求完美，武断地拆除旧物，添加新物，结果很可能会对古迹造成种种新的损伤。1844年～1864年，由建筑师维奥勒-勒-杜克（Viollet-le-Duc）主持的巴黎圣母院重修工程正是“风格派修复”的代表作，奠定了这座教堂的现存面貌，影响很大，但在当时即已受到较多的质疑。
　　英国是世界上第一个进入工业化社会的国家，一度热衷以类似“风格派”的方式来修复境內的哥特式教堂，但很快遇到更多的反对意见。以约翰·罗斯金和威廉·莫里斯为代表的理论家倡导“反修复运动”，认为历史建筑神圣不可侵犯，所谓“完美的修复”实际上是以虚假的手法来毁灭真正的文物。

　　罗斯金还提出，对古建筑只能小心维护保养，不能施加任何物质性的修缮和干预，宁可让它有一天寿终正寝，也不能以虚伪的替代品躯壳苟活于世。受此观念影响，很多英国学者推崇“废墟之美”，最大限度地尊重历史的真实，甚至赞美“诗意般的死亡”。这种理论实际上放弃了一切积极修复的行为，未免过于保守，走向了一个极端。莫里斯的观点对此有一定的修正，认为可以采用“保护性整修”的方法来替代“修复”，将真实的历史遗迹原地保存，加强日常维护，适当加以修缮，但绝不是为了恢复到某个历史样式，而是为了防止进一步的破坏，其间不能采用任何新的材料和工艺。
　　在很长时间里，法国的“风格派”和英国的“反修复派”各执一端，争论不休。一些学者开始思考二者的得失利弊，认为前者过于主观妄为，后者过于消极无为，文物建筑修复需要找到更合适的方式，于是以意大利为代表的“文献式修复”理论随之兴起。
　　文献式修复
　　意大利是古罗马文化的发源地，拥有全欧洲数量最多的古建筑，1861年正式建国后成为西方文化遗产保护的中心。这一学派借鉴语言文献学的理论，将古建筑视为记录历史信息的某种文献，是社会史、文化史的重要见证，其“原状”不仅包括最初建造时的状态，也包含后世添加的各种信息。

　　修复的目的是维持其物质性的存续以避免消亡，在修复之前需要先做认真的勘察和分析，在修复过程中不能片面追求“纯净而统一”的历史原貌，更不能凭想象去编造已经缺失的部分，而是尊重其一切实物原形，包括残损状态。这种理论认为可以采用新的材料和技术，但新添加的部分必须与旧物严格加以区分;同时尽量保护其原有的自然环境和人文环境。罗马古城中的很多历史建筑采用这种方式进行修复，无论万神庙那样的完整巨构还是卡拉卡拉浴场那样的残垣断壁都得到科学而有效的保护。
　　“文献式修复”是文物建筑修复理论新的里程碑，经过长期实践检验之后，逐渐成为当今世界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主流。1964年5月第二届历史古迹建筑师及技师国际会议在意大利威尼斯召开，通过了《国际古迹保护与修复宪章》，此即著名的《威尼斯宪章》，共分6节16条，明确了历史古迹的定义，强调保护与修复古迹的宗旨是“把它们既作为历史见证，又作为艺术品予以保护”，其保护与修复“必须求助于对研究和保护考古遗迹有利的一切科学技术”，而修复过程是“一项高度专业性的工作，其目的旨在保存和展示古迹的美学和历史价值，并以尊重原始材料和确凿文献为依据。一旦出现臆测，必须立即予以停止。此外，即便如此，任何不可避免的添加都必须与该建筑的构成有所区别，并且必须有现代标记”。
　　应该说，《威尼斯宪章》实际上完整体现了意大利“文献式修复”理论的基本思想，至今仍被视为全世界范围内最重要的文化遗产保护准则。后来，国际遗产保护组织又通过了一系列的宪章、公约和宣言，进一步完善了文物建筑保护与修复的体系。同时，世界各国均有文物建筑保护方面的立法，有相应的专业工作者、研究机构和民间组织从各个层面推动文物保护和修复事业的开展。
　　中国实践
　　中国虽然是历史悠久的文明古國，但长期以来并不将建筑视为文物，古人往往喜欢拆旧建新，以“重修庙宇，再塑金身”为荣，相对缺乏对陈旧古建的尊重。直至民国时期，才出现真正意义上的文物建筑保护组织和相关修复实践，但在当时混乱的时局背景下，难以有效开展相应的工作。新中国成立后，国家重视文物保护工作，建立了文物普查和登记制度，颁布一系列的法律法规，培养了大量的专业人员，对许多古建筑进行了保护和修复。但由于政治运动和经济建设的冲击，很多珍贵的古迹遭到毁灭，同时在保护和修复过程中也存在着许多问题，仍然需要不断反思和改进。
　　中国当前的文物建筑保护工作已经与国际接轨，并受到《威尼斯宪章》等准则的重要影响。就修复而言，通常需要遵循以下几条重要的原则：第一是“最小干预原则”，即尽量保持建筑物的原状，保留其原有构件，用最少的添加物和最简单的技术手段来延续文物建筑的生命，而不是将其修复得完美无缺。对此著名学者梁思成先生有一个很好的比喻，说文物建筑修复就好像是为一位生病的老人做手术，目的是让他“延年益寿”，并非让他“返老还童”。第二条是“可读性原则”，意思是文物建筑的所有信息都应该是可辨别的，其各种历史构件及其存在状态都是真实的，残缺的地方尽量不加填补，新添加的构件与原物有明显区别。古建筑经过时光的洗礼，必然存在种种斑驳伤痕，其陈旧之感往往别有一种沧桑之美，类似青铜器上的锈迹或家具上的包浆，只要不影响其存续，都应该加以保留。如果将它们修得焕然一新，就好像将青铜器打磨得一片光亮，丧失了原来可读的历史信息。第三条是“可逆性原则”，指在文物建筑修复过程中采用的各种手段，包括支撑物、附加物，都应该是“可去除的”，不能对文物本体造成新的损害。文物不可再生，一旦损坏即无法挽回，既然任何修复手段都不能保证绝对正确，那么至少应该保留日后纠正的可能性。
　　在实际工程中，这些原则未必都能得到很好的贯彻。很多古建筑维修工程仍然企图恢复其艺术风貌的完整性，往往将后世改建、修缮的痕迹抹去，将之复原到某个“完美”状态，其理念类似法国的“风格派修复”，典型例子如山西五台南禅寺大殿被重新改成唐代样式，福建福州华林寺大殿将清代所建外廊拆除，看似重现纯净的唐风宋韵，却牺牲了大量有价值的历史信息。又如很多古建筑在维修时使用不可逆的环氧树脂和水泥，虽然能起到一定的保护和加固作用，但往往外观效果不佳，而且会引发新的破坏，不少古塔的基座用水泥填充后就出现开裂现象，而且难以消除。

　　同时必须承认，中国古建筑大多以木结构为主，与以砖石体系为主的西方古建筑存在较大差异，某些国际准则在实践中也会遇到水土不服的问题，例如有专家提出木构件容易糟朽，很多时候拆散落架、替换旧构件和重新粉饰彩画是必要的，不可能完全维持原物原状;某些后世改建、添加的东西并无价值，且对文物建筑有所损害，并非不可去除。这些观点在行业内也颇有争议，只能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难以一概而论。
　　现在如果要在中國修一座文物建筑，大致程序是这样的：先由相应的文物主管部门委托专家对建筑进行详细的勘察和研究，考证其历史沿革，评估其历史价值、文化价值、艺术价值，发现其存在的各种残损和病害问题，然后设计维修方案，在由专门的施工单位组织施工。其间每一个设计环节和施工环节都必须符合《文物保护法》以及相应的法规、条例，由文物部门组织评审、监督和验收，所有参与的工作人员、机构和单位都必须具备相应的资质。
　　这套体系本身是相当完整严密的，但在执行过程中却难以做到毫不打折。除了文物部门已经确定的一定级别的文物建筑之外，还有很多历史建筑并不在文物保护单位名单之内，特别是一些破旧的民居、厂房，通常还在使用之中，或需要改造后另作他用，对其修复既要参照一些通行的准则，也要考虑其实际功能，难度很大。
　　一点反思
　　近几十年来，中国有很多文物建筑修复的成功案例，比如早年的西安小雁塔，近年的故宫乾隆花园倦勤斋，都堪称经典样板。但更多的项目存在着各种各样的缺点，甚至完全失败。究其原因，除了设计者本身的水平局限之外，还有主政官员的错误指挥、施工周期太短、资金问题、施工人员操作不当、缺乏有效的管理和监督，等等。项目既可能因为资金不足使用廉价材料和错误工艺，也可能因为资金太充裕而导致维修过度;施工人员常常是工程中的薄弱环节，一些频频发生的“野蛮修复”多数是施工不当的结果。
　　要想根治这些问题，首先需要进一步完善相关的程序，减少行政干预，严格按照文物建筑修复的科学规律做事，提供合理的资金和时间保证，严格监管，同时也有待于专业人员素质的提高和全民保护意识的培养。“戴皮帽的猴子”和国内的许多失败案例都告诉我们，在很多时候“修坏了”比不修的后果更为恶劣，会留下难以弥补的千古遗憾，不可不慎。随着科技发展，未来一定会找到更多更好的方法对文物建筑进行修复，相关理念也可能出现新的变化，但最需要普及和提升的，依然是对于文化遗产的敬畏和珍爱之心，以及严谨科学的工作态度。
　　（摘自“丝绸之路”公众号）（编辑/小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