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5年10月，中央红军长征到达陕北，与红十五军团会师。陕甘革命根据地成为中央红军主力长征的落脚地，但是，当时陕北地瘠民贫的自然环境使红军无法找到足够的给养以补充自身，而山西的自然、经济条件优于陕北，红军在山西建立新根据地不仅可缓解陕北地区的资源压力，而且可以北上绥远，从而直抵抗日前线，实现对日作战。于是，中共中央在1935年12月的瓦窑堡会议上便提出了东征山西的计划。当时主持中共中央日常工作、在中央负总责的张闻天，在东征前夕，积极统一党内思想认识、推动政策转变、为保证东征胜利进行具体安排。东征战役发动后，在新根据地的巩固和打通国际路线等问题上，张闻天又进行了具体部署。此外，张闻天在这一时期还通过电报往来争取张国焘北上，为维护党的统一贡献了力量。

对红军东征态度的变化

　　1935年9月底的榜罗镇会议使中共中央改变原先到达苏联边界地区建立根据地的想法，进入陕北，“在陕北保卫和扩大苏区”。但随着陕北物资匮乏的缺点逐渐暴露，红军向外发展的需要逐渐提上日程。此时的红军需要维持部队生存和发展的必要物资，而苏联愿向中共伸出援手的消息也由莫斯科传到陕北。1935年11月底，林育英作为共产国际代表带回苏联方面关于援助中共的指示，斯大林表示：“红军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发展，并不反对靠近苏联。”在地理上应如何打通国际路线，起初张闻天与毛泽东产生了不同的看法。毛泽东认为陕、甘、晋是红军主要发展区域，待黄河结冰后东进山西，而张闻天则未将山西划入进军路线之中。张闻天最开始表示应扩大苏区，向关中和陇东地区发展，得到共产国际的援助信号后，张闻天认为“我们在陕（西）、甘（肃）、绥（远）、宁（夏）、新（疆）建立反日中心是历史任务”。毛泽东认为红军靠近苏联发展的根本方针没有问题，但时间上不宜过急，首先应在四个月内将红军增至1万人，其次在路线上“最好是走山西和绥远的道路”。张闻天思考后认为东出山西确实更有利，于是在1935年12月瓦窑堡召开的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支持毛泽东《关于军事战略问题的决议》。该《决议》指出红一方面军的两项任务是“打通苏联”和“巩固与扩大现有苏区”，为此必须做好向山西行动的准备。张闻天与毛泽东在东进山西的问题上达成共识。
　　红一方面军司令员彭德怀在接到东进山西的决定后表示出自己的两点顾虑，一是担心红军过度疲劳后渡不过黄河，二是担心东渡黄河后能否在国民党军队的威胁下保证同陕北根据地的联系。彭德怀的担心实际上代表了红军内部的一种观点，杨尚昆、林彪也对此表示顾虑。但若不过黄河，向张闻天提出的“陕、甘、綏、宁、新”地带发展，所面临的自然条件会更加恶劣，不仅如此，红军若向西进军还必须面对少数民族问题，若民族问题处理不当再加之兵源粮饷得不到补充，对红军而言便成为一种变相的自我消耗。考虑上述原因，张闻天、毛泽东联名复电彭德怀：向北没有出路，只有取阎锡山为对手。但彭德怀对东渡作战的担心也不无道理，因此复电在采纳彭德怀意见后指出：部队向回撤退无隔断之危险时东渡黄河计划是可行的。

　　东征计划确定后，张闻天对东征的目的又改变了看法。1936年1月31日在延长县召开西北革命军事委员会会议，张闻天在会议意见书中指出：“长征经验证明主力红军长期没有根据地时”，将“使我们发生极大的困难”，东征的目的是在山西建立新的苏区，从而依靠新苏区扩大红军两倍并保证同陕北的联系，作战区域应在汾水黄河之间并保证部队能够西渡返回。这种看法与张闻天1935年12月瓦窑堡会议上的观点相比趋于保守，那时他提出打通苏联与巩固苏区并行不悖，并且红军可以离开根据地从而深入山西作战，“但有可能打通国际而暂时离开苏区”，“我是反对长久停留一地的。五次反‘围剿’战争经验证明，这样做反而伤元气遭受损失。”之前张闻天认为红军无论如何首先应打出苏区从而接通国际路线，哪怕离开陕北，而现在变为在山西击退阎锡山并建立大块苏区，巩固红军在秦晋地区的生存与发展。
　　张闻天关于东征目的看法的转变与当时红军生存环境的改善有关。直到1935年末，中共对陕北周边军阀的统战工作还处于起步阶段，打败东北军的直罗镇战役刚过去不久，与陕北军阀高桂滋初步达成和平，同杨虎城也刚开始联系，陕北地区国民党军队是否会与红军合作还是未知，因此选择离开贫瘠的陕北，东出山西从而进入绥远并打通国际路线不失为一种选择。形势至1936年初开始发生变化。1936年1月20日李克农与张学良开始洛川会谈，张学良表示国民党内部也有人支持停止内战的主张，“如果活动（张学良赴甘肃、南京进行关于停战的斡旋—引者注）成功，两周之内他（张学良）就可以邀集阎锡山等共同与中共领袖讨论这样的问题。”随着对西北“剿总”副总司令张学良统战工作的顺利展开，中共部分领导人认为陕北苏区的政治形势开始有回旋余地，从而偏向于巩固和发展现有根据地，周恩来和博古于1月31日向张闻天、毛泽东及彭德怀致电：“现在的军事行动应是巩固和扩大根据地，而不是远离苏区，形成流动”。因此，离开陕北进而打通国际路线的需求便不那么紧迫了。
　　红军东渡黄河后捷报频传，从2月20日到3月初，“轻而易举地击溃了阎锡山5个团，俘虏1200余人，占领了石楼、中阳、孝义、汾西、隰县、永和六县近4000平方公里的地区。”除此之外，陕北苏区南线已分别同杨虎城部、东北军六十七军达成互不侵犯协定，北面也与陕北军阀高双成部暂时和解，后方的稳定与东征战役的顺利进行使张闻天对东征的态度又乐观起来，在1936年3月召开的晋西会议上，张闻天作《共产国际“七大”与我党抗日统一战线的方针》的报告，认为红军目前应向华北发展，向抗日前线发展，从而“争取红军对日作战，直接对抗”。在根据地发展的问题上，“扩大与巩固，现在应该特别着重于扩大”。

东渡黄河前布置各项准备工作

　　早在1936年1月10日，张闻天便主持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东征山西的作战方针及准备工作。由于1935年11月中央政治局会议决定军事问题由毛泽东为主席的中央军委（名义上称西北军委）全权负责，因此张闻天在除军事问题外的其他方面进行了安排和部署。
　　首先是关于扩大红军影响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工作。在青年人才补充的问题上，张闻天强调应转变青年团的工作方式，扩红应从团的方面进行组织动员，“不论一切，只要愿意都可入团”。在对富农的问题上，张闻天的认识有一个转变过程。1935年11月20日，林育英在讨论陕北土地问题的会议上表示应改变反对富农的方针，张闻天在会议上持反对态度，认为在白区斗争中对富农的妥协是暂时性的，根据地作为阶级斗争深入的地区还是应当反对富农，但林育英表示在“人民共和国”的口号下应注意反对富农的问题。在这次会议后张闻天对富农问题又进行了思考，很快转变了思想，赞成林育英的观点。这种快速转变不仅因其受共产国际七大精神的影响，而且是其在第五次反“围剿”失败后对“左”倾错误进行反思的延续。张闻天开始转变对富农的态度，让李维汉主持起草了《中共中央关于改变富农政策的决定》，保证对富农采取善意的中立态度，并在12月6日的中央政治局会议上亲自作了《改变对富农的策略》的报告，认为“过去苏区工作的经验表明，加紧反对富农，变成了消灭富农，以致动摇中农，影响到农村中不安定，以及中农对生产不发生兴趣”。为防止部分干部无法完全领会党的统一战线政策，张闻天于1936年1月27日又主持拟定了《中共中央为转变目前宣传工作给各级党部的信》，要求各级党部应纠正有些同志还在宣传的“杀尽地主富农”“杀尽反革命，杀尽团保甲”等错误口号。

　　红军东征前，向全国发表抗日救国通电，关于通电内容张闻天曾提出自己的修改意见。围绕同国民党一起建立国防政府这一问题，张闻天表示应取消国民党一党专政，停止内战并号召民众组织起来抗日反卖国贼。表述从“反蒋”到“反卖国贼”，意味着张闻天对统一战线问题的认识发生了变化。事实上，随着蒋介石“攘外必先安内”政策的实施，对日作战的红军受到国民党的军事压力又不得不面对国内战争，反日的同时还要反蒋。但1936年初两件事的发生使中共中央考虑改变反蒋口号：第一，张学良与中共代表李克农于1936年1月在洛川进行谈判，张学良表示接受抗日但拒绝反蒋;第二，受到国民党有关方面委托的两位中共地下党代表董健吾、张子华到达陕北，同中共商谈国共联合抗日问题。自此之后反蒋抗日的口号开始转变，逐步转向利用国民党内部各方面矛盾来促进统一战线的形成。张闻天在1935年11月17日《日本帝国主义的新进攻与民族革命战争的紧迫》一文中表示“抗日必须反蒋，反蒋必须抗日”，并且不应拒绝同一切反蒋军阀进行联合。这时的张闻天认为应联合的是那些既主张抗日又反对蒋介石的力量。张闻天在听取由林育英带回的共产国际七大关于建立反法西斯统一战线的精神之后，开始注重统一战线的灵活性和策略性，从而于1935年11月28日进一步表示：“我们现在主要是反蒋反日。但在谈判时，也不一定都要反日反蒋。只反日不反蒋，反日反张学良，或者反蒋不反日，我们说也可以。”直到东征前夕，经张闻天修改并于1936年2月21日向全国发表的通电便改变了过去的“反蒋”口号，代之以“抗日讨逆”“抗日反卖国贼”。张闻天对反蒋的模糊化处理并不代表其反蒋立场发生了变化，但在策略上不再以反蒋与否作为联合国民党内部势力的标准，从而扩大了统战对象范围，对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具有重要意义。

　　其次是关于东征部队各项细节工作的布置。在人员安排上，东征前夕中央组织部部长李维汉因病无法随军参战，于是张闻天调派李富春代之随军东渡。李富春在长征途中曾担任红军总政治部主任，政治工作出色，曾提出政治工作应联系群众，对红军的整顿和补充工作、行军工作及居民工作要分别制定行之有效的办法。正是由于对李富春工作能力的信任及东征山西后扩大红军的需要，张闻天两度致电，第一次由彭德怀、杨尚昆直接通知李富春：“因罗迈（即李维汉——引者注）病，决调你随方面军行动。朱理治同志留原职不动。你的任务面谈。”一周后未见李富春，张闻天再次致电周恩来，询问“富春是否已动身”。东征开始后，中共中央于石楼县设立方面军司令部，李富春率领地方工作委员会指挥了石楼全县的赤化工作。由于红军东征前夕对阎锡山部队的战斗力并不了解，同时对陕北根据地周边军阀的统战工作还在进行中，因此彭德怀担心主力红军无法回防而产生前方红军和后方根据地分割的危险。针对这一情况，毛泽东在1936年1月底指出：“一定要保证黄河各渡口在我手中，使我进退有据。”张闻天在2月初由延长县赴黄河西岸同彭德怀会晤，告知彭关于部队安全撤回河西的要求已被采纳。2月17日，张闻天同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周恩来：争取“东西两岸前后方之运输与渡河点之保持。”当时，尽管中央作出了东渡黄河的决定，但有的干部在思想上还是顾虑会再次失去来之不易的根据地，对此，张闻天于2月20日撰文《论红一方面军的东征》，这一战前动员性质的文章从对日作战、实现国防政府、开辟红军发展的新局面、最终将实现国内战争到民族革命战争的转变这几个方面阐述了红军东征的意义，为统一党内对东征的思想认识作出了重要贡献。最后，为支援前线，张闻天在渡河前夕还致电周恩来，要求动员2000名担架队员，从而保证伤员的运输。

晋西会议前后的各项决策部署

　　1936年2月22日，张闻天从陕西清涧县以西的辛关渡口过黄河随军东征，一个月后在石楼县参加了晋西会议，并在会议结束后返回中共中央机关所在地瓦窑堡，此后张闻天便一直在后方指导各项工作，直到5月初红军由山西回师陕北。这一时期以晋西会议为节点，在此之前，张闻天主要指导黄河两岸具体的地方工作，回到瓦窑堡后则开始注意对蒋态度及打通国际路线等宏观问题。
　　首先是晋西会议前对清涧、石楼两处战略要地各项工作的布置。清涧县位于黄河西岸，东临山西，西接瓦窑堡，是保证前方红军和后方根据地通道的重要地区。在东征初期，由于对敌情还未充分了解，在红军刚落脚山西之时，清涧作为瓦窑堡和晋西之间的缓冲地区，战略位置十分重要，但留守清涧的警卫营脱离群众，未能发挥动员沿河各县群众保护渡口的作用。因此，张闻天表示应对该问题进行及时处理，对沿河各县的工作也应继续加强。东征前在该地区进行的河防动员是红军落脚陕北后对黄河沿岸地区人力物力的一次重要调动，对全面抗战爆发后粉碎日军对黄河以西的进攻以及区域性剿匪锄奸工作都有着重要影响。
　　石楼位于晋西中部，南至隰县、永和，北至中阳，是开辟新根据地的核心地带，也是赤化山西全省的起点，毛泽东曾专门向主攻石楼的红十五军团指出：“石楼为东征战略要地，须尽一切方法夺取之。”2月下旬，石楼攻克，之后在城北设立方面军司令部，张闻天同毛泽东、彭德怀进驻石楼。在兵源补充问题上，张闻天致电后方：第一，红军初到山西，扩红工作需要过程，而当下后方能否保证3月份的兵源补充？第二，2月初由阎红彦和蔡树藩新组建的红三十军仅600人，须再补充600人，希望以延安脱离生产之部队进行补充。这时红军同东北军将领王以哲已达成在延安、甘泉两地停战的协定，因此前方希望从延安脱离生产的部队中抽调人员对三十军进行补充。第三，红校毕业的游击班全部补充至前线，后方大批训练游击队干部和地方干部。在贸易问题上，红军东征的胜利不仅能够实现黄河两岸的通商往来，而且是打破阎锡山对红军丑化宣传的重要机会。因此，张闻天向中华苏维埃西北办事处主席博古提出：“博主席转贸易局：照办三事：（一）优待山西过来的贩盐商人;（二）贸易局立即派人到义牒镇;（三）发动陕甘商贩到此。”红军需要贸易局的专业人才宣传中共的商业政策，而优待晋商以及发动陕甘商贩入晋的举措能够实现陕北和山西的经贸互动。
　　其次是在晋西会议后对东征胜利新形势下各问题的判断。晋西会议结束后，张闻天于4月初经义牒镇渡河回到瓦窑堡，6日主持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讨论新形势下对蒋介石的态度。在张闻天看来，蒋介石将国民党中央军派进山西是联合日本执行广田三原则（即日本外相广田弘毅于1936年1月提出的“对华三原则”：中国取缔一切排日运动;树立中、日、满经济合作;中日共同防共）的体现，红军当前的中心任务是“消灭蒋介石、阎锡山拦阻红军抗日去路，捣乱抗日后方的部队”，从而粉碎日本同蒋介石联合反共的计划，应由军委下达讨蒋令。国民党中央军进入山西虽然为红军继续东进带来了困难，但再转回“抗日必须反蒋”的政治口号在毛泽东、彭德懷看来显然是不明智的，当时张学良作为中共最大的统战对象，其政治态度是“同意抗日，但不同意讨蒋”，因此贸然发布讨蒋令可能会影响中共同张学良的关系。于是毛、彭复电张闻天：“目前不应发布讨蒋令”，“在停止内战旗帜下实行一致抗日，在讨日令旗帜下实行讨蒋，这是最便利于实行国内战争与实行讨蒋的政治旗帜，中心口号在停止内战。”事实上张闻天向军委去电后也认为发布讨蒋令不妥，便于次日去电将“讨蒋”又改为“抗日讨逆”。在抗日旗帜下不公开反蒋，不仅是统战工作的需要，也是中日民族矛盾上升为主要矛盾后国内阶级矛盾下降到次要地位的体现。
　　红军东征一个月后，为遏制红军锋芒，阎锡山将国民党中央军引入山西，与红军作战的军队由20多个团增加至50个团之多，红军的军事压力增加，而1936年4月下旬的一件事使张闻天再次将注意力放到西边，在后方对打通国际路线计划提前进行布置。4月24日，张闻天致电彭德怀、毛泽东：“国际最近派来七人，带现金、枪弹、电台经宁夏内蒙到安边，因行动不慎，为民团发现，激战甚久，因众寡不敌，六人牺牲，一人被捕。”同时电报指出，“为打通国际路线，拟加强西北一带工作。”在东征红军未回师的情况下，张闻天开始对后方各地区的部队提前进行部署：首先召开中共中央常委会议，决定三边地方部队会合南下各部向西行动一个时期，红军应转向西北，创造陕甘宁的西北局面为“发展的主要方面”，其次致电此时负责关中地区的林育英：“关中、华池、赤安（即保安）、三边地方部队会合造成西北局面以打通国际路线”。在张闻天表达拟打通国际路线想法后的第四天，毛泽东、彭德怀致电后方：“东面情况已根本的发生变化，丧失了继续作战的可能，为稳固计决定西渡。”5月初，东征红军回师陕北。东征战役为陕甘苏区缓解了军事、经济压力，但随着国民党中央军的介入，红军的生存问题并未得到根本解决，打通国际路线、北上抗日的想法亦未能实现，于是5月8日至9日在延长县召开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又作出了红军西征的决定，并表示当前主要任务是为了建立“西北国防政府”。建立“西北国防政府”便是联合以张学良为代表的主张抗日的西北国民党军队，形成抗日反蒋的新局面，而这一目的能否实现与打通国际路线成功与否密切相关。兵贵神速，张闻天在主力红军未回师之前便未雨绸缪，做好了红军西征的准备工作，为战役的发动赢得了时间。

东征前对张国焘北上的争取

　　1935年6月，红一方面军同红四方面军在长征途中于四川懋功会师，红四方面军主要领导人张国焘制造各种借口反对中央的北上计划，从而自行率领左路军（1935年8月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决定红军分左右两路北上阿坝、班佑，左路军由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及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朱德为总指挥，张国焘为政委，刘伯承为参谋长;右路军由红一方面军的两个军及红四方面军的两个军组成，中共中央及中革军委随右路军行动）南下川西北，并于1935年10月在四川里番县卓木碉另立“中央”，公然造成党的分裂。张国焘在1935年12月向中共中央发来电报：“乙、你们应以党北方局、陕甘政府和北路军，不得再冒用党中央名义……丁、你们应将北方局、北路军的政权组织状况报告前来，以便批准。”随着中共中央到达陕北以及林育英于1935年11月带回共产国际七大的指示，在党内负总责的张闻天开始通过电报往来争取张国焘北上，努力实现党和红军的统一。 　　张闻天在1936年1月10日讨论完东征山西的作战方针和准备工作后便在13日致电张国焘：“我们间的政治原则上争论，可待将来作最后的解决，但别立中央妨碍统一，徒为敌人所快，决非革命之利。此间对兄错误，未作任何组织结论，诚以兄是党与中国革命领导者之一，党应以慎重态度出之。”随着共产国际代表林育英到达瓦窑堡，中央在同张国焘分裂主义作斗争过程中得到了林育英的支持。此时代表着共产国际的林育英从维护中共中央权威的立场出发，向张国焘回电表明了自己的态度：（甲）共产国际完全同意中国党中央的政治路线，并认为中国党在共产国际队伍中，除联共外属于第一位，中国革命已成为世界革命伟大因素，中国红军在世界上有很高的地位，中央红军的万里长征是胜利了。（乙）兄处可即成立西南局，直属代表团。兄等对中央的原则上争论可提交共产国际解决。
　　当时在红四方面军中的朱德等人也对张国焘的分裂行径表示反对，朱德向张闻天表示：为保证对外统一，在名义上对分处南北的红四方面军和中央红军对外称为“南方局”和“北方局”，以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暂代中央职务。这一想法与林育英所讲的成立西南局异曲同工。此时，张国焘南下的决定使四方面军受到国民党中央军薛岳的截击，荥经之战使四方面军减员约5000人，军事失误和政治錯误使张国焘不得不有所收敛。张国焘在1936年1月27日复电张闻天，表示对1935年12月下旬瓦窑堡会议的决议“原则上同意”。张闻天为维护党的统一，言辞也极尽大度：“为统一对外步骤，此间除发表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主张外，并通电全国主张召集抗日救国代表大会，以产生国防政府与抗日联军，其内容办法另电告知。希兄方采取一致办法，以展开这一运动为盼。”张闻天于1936年2月14日，即东征前夕，同林育英再次致电朱德、张国焘：“兄等对政治决议既原则上同意，组织上亦用西南局，则对内对外均告统一，自是党与革命的利益，弟等一致欢迎。”张闻天的言辞不仅维护了中共中央的权威，也动摇了张国焘的分裂立场，为争取红四方面军北上发挥了作用。
　　正是张闻天与毛泽东、周恩来等中央领导同志紧密配合，保证了东征战役的顺利进行。红军东征前后张闻天的贡献主要有两方面：一方面，从红军东征这一军事行动来看，由于军委主要由毛泽东负责，因此张闻天通过安排各项日常工作来保证战役的顺利进行;另一方面，从党内政策转变的角度来看，张闻天对富农政策、反蒋态度等问题进行了说明，促进了新形势下党内统一战线策略的形成。除此之外，对张国焘的争取也表现出张闻天对党的团结与统一的迫切期盼。（责任编辑 黄艳）
　　作者：首都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硕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