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以七十年代新自由主义各种经济思潮的兴起及其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为主线，以七十年代后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为其主要内容，较全面而系统地介评了西方经济学的变化发展的轨迹与内涵。书中花了较大篇幅来介绍西方经济学的新发展，并加以自己的评论。如：作者全面地介绍了供给学派对供给因素的分析；供给学派关于税率大小及其对人的积极性的刺激；供给学派的国家干预理论等等。作者还评介了理性预期学派的AS—AD模型；理性预期学派的相对价格和浮动价格理论；卢卡斯产出模型即卢卡斯供给曲线和巴罗产出模型；理性预期学派有关政策有效性与无效性的讨论等等。这些都是目前西方经济学界普遍关心的课题，尤其是理性预期宏观经济学的前沿课题。
　　但是，作者并没有停留在介绍西方经济学自七十年代以来的最新进展上，而是通过对各种流派的比较分析，从中得出一些很有意义的结论。比如，作者全面分析了凯恩斯主义的兴衰和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兴起的历史背景，以及凯恩斯主义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将各种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潮同凯恩斯主义在分析方法、理论基础、内容、政策主张等各方面进行详尽的对比分析，指出了各自的优点及其缺陷。并且强调指出，虽然凯恩斯主义经济学已失去了主流派经济学的地位，虽然供给学派、理性预期学派以反凯恩斯主义的面目出现，并在一定程度上革了凯恩斯主义或“凯恩斯革命”的命，但无论是供给学派还是理性预期学派，还都不能完全取代凯恩斯主义，也并没有完全否定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相反，无论是在分析方法还是在政策主张方面，它们都不同程度地借鉴了凯恩斯经济学的一些东西。因此，凯恩斯主义的历史作用并没有完全消失，对“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是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种“否定之否定”，是一种“扬弃”，“它是在新的条件下对凯恩斯主义经济学的一次大的修正和发展”。
　　全书花了较大的篇幅，重点深入地分析了供给学派的学说、主张及其国家干预理论，并且明确指出，供给学派的经济学说是一种长期的经济增长理论。提出：中国应在理论上实行重大突破和理论创新，建立中国自己的供给学派；并借鉴东西方经验，探讨了中国的问题。作者指出，中国在发展社会主义有计划商品经济的过程中，应当坚持“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充分发挥市场机制对微、宏观经济的调节作用，同时也要改善政府的宏观管理和调节，调整国家干预的内容、方面和手段。作者还充满信心地认为：改革开放十年来，我国已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因而我们相信，中国一定会在实践上和理论上创造出“计划调节与市场调节相结合”的成功模式，为世界经济和国际经济学的发展做出贡献。
　　应当说明的一点是，在“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中，有功者当首推以米尔顿·弗里德曼为首的现代货币主义学派。正是他们，掀起了这场声势浩大的、影响深远的现代西方经济学的大革命，并从中分离出现今流行于西方经济学界的理性预期学派。但本书只简略地将货币主义一笔带过，将重点放在对供给学派等的分析上，这是很嫌不够的。除此以外，作者对理性预期学派在近两年的最新进展方面，如对“非均衡模型”和“均衡周期理论”的介绍较少，期望作者今后能有所补充。然瑕不掩瑜，无论是从内容上看，还是从结构、文字特色上看，我们都不得不承认，这是一部独具特色的佳作。
　　
　　(《凯恩斯革命的再革命》，薛进军著，湖南教育出版社《博士论丛》第二辑，一九八九年三月第一版，5.55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