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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科技价值系统由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和价值理性系统组成。前者指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含义及其功能，后者指科技对于社会主体的多方面意义和价值(理性认知、探索创造、经济利益、社会道德等价值)。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建设具有重要影响，因此必须重视剖析并矫正其当前工作存在的诸种失谐现象，实现科技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及其与社会其他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
[关键词]科技；价值；失谐；矫正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10-0099-03
一、科技价值系统及其失谐
本文所论“科技价值系统”，是指涵盖科教文卫领域并辐射社会生活的具有普遍影响范围、典型概括意义的综合价值系统。它由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和价值理性系统组成。
从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来看，它主要是指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含义及其功能。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广义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狭义单指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广义包括生产技术与非生产技术；狭义单指生产技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一方面相互区别，即科学是精神活动，技术是生产性实践活动；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自然，技术则是改造自然；科学表现为知识体系，技术还包括能力形态、物质形态；科学的成果是发现，技术的成果是发明。另一方面又相互联系，即科学规律为技术提供原理基础；技术进步为科学研究提供方向和手段。很显然，科技的功能具有二重性：其积极方面，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用现代科技武装的人是竞争获胜的关键。因而“科教兴国”战略是现代化事业全面胜利的前提；其消极方面却伴随着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生态失调乃至军事科技尤其是核武器运动发展已经足以毁灭地球。
从科技的价值理性系统来看，它主要是指科技对于社会主体的多方面意义和价值，包括理性认知价值、探索创造价值、经济利益价值、社会道德价值等等。它由若干分支系统所构成，即相应的价值观念系统、价值制度系统、价值行为系统等，并分别指导、渗透、影响着科教文卫领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价值观念、制度设计安排、社会行为选择等；并进而渗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运行状态和发展前途。这种影响是双重的：科技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将促进上述领域的运行和发展；而这一系统的失谐错位则将起着相反的阻碍作用。其失谐与否的程度与所由产生的影响程度呈正比关系。
科技价值系统的状态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乃至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它折射出我国社会价值观的状态、水平及其发展变化的图景，而我国时下社会价值观方面存在着的种种迷惘、错失，也正反映着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
科技价值系统失谐表现之一：表层价值与深层价值失谐。作为科技价值表层的物质成果层面、知识技能层面和局部功利层面不断获得人为强化，而作为科技价值深层的灵魂精神层面、道德责任层面、社会关怀层面却不断淡化甚至蜕化。“科技”已然成为工业时代和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关键词，成为妇孺皆知的第一生产力。但是对于科技内涵及其社会功能甚至“科教兴国”的认知、理解与操作却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急功近利的发展祈求和浮躁夸饰的社会心理往往在科技的表层价值与深层价值之间厚此薄彼、顾此失彼乃至舍此逐彼。人们普遍看重的是科技的当下实用价值和经济报偿，并不在乎它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的意义与价值；社会往往认同的是科技带来的物化成果，并不在乎它背后隐藏的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许多企业可以为了假冒伪劣而不惜铤而走险，许多院校可以为了贸易文凭而敢于以身试法，许多医院可以为了牟取暴利而丧尽良知。而更多的“正统”途径往往表现出对于科技表层价值的不懈追求：企业、医院科技研发的市场牟利之求天经地义，教育自身职责之外的“产业化”躁动此起彼伏，学校的问题更是不胜枚举：暗箱操作违规收费、盲目归并拼命膨胀、升格攀比不择手段、完全根据社会用人的即时之求而设置专业，甚至不顾社会之求而想当然地添置专业，或者仅仅为了学校自身的利益而滥设专业……凡此种种短期行为，却往往被冠之以“科技创新”、“教育发展”等美名。无怪乎越来越多的人士在为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大学的质量而忧心忡忡，为大学生在付出巨大经济投入之后“毕业即失业”的处境而不无担忧。
科技价值系统失谐表现之 ：知识价值与技能价值失谐。一是在科学与技术系统中厚此薄彼。过去的重科学轻技术之风，导致社会在经费投入、人才培养乃至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方面都偏重和倾斜于科研，以致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率很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很低，技术人员的缺口很大。而时下却从另一个极端重犯错误，不过表现为开始重技术而轻科学。人们梦寐以求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对技术人才求贤若渴，其身价似乎一夜倍增。二是在科学知识系统中厚此薄彼，当前的主要倾向是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党中央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决定可以说正是针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对科学知识系统的肢解。然而事实上真正落实还任重道远。高校学科专业的兴衰荣枯充分说明了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和人们的明显趋避取舍。三是在自然科学系统中厚此薄彼，即重应用科学轻基础科学。科学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厚积薄发的过程，而急功近利的驱动是容不得长期积淀的。因此我们的许多科学成果往往缺乏坚实的发展后劲，我们的许多科学人才也往往难以成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四是在价值取舍上重當下价值轻可持续价值。表现在教育上和社会心态、行业需求上则是重工轻理、重理轻文，而且从文者与从理工者之间往往“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表现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上、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上则是重利轻义、重物轻人。急功近利的社会需求在浮躁之中顾不上前瞻自身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辨不清自身需求的虚假性和真实性、实然性与应然性。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甚至饮鸩止渴已经深深渗入曲解发展的狂热追求之中，一些领域和地方不啻复现急躁冒进的科技大跃进、教育大泡沫的沉沉迷梦之中。如此等等。
科技价值系统失谐表现之三：观念价值与制度及行为价值失谐。如在一些领域存在着的众所周知的不胜枚举之例：“科研”及其“成果”及其“鉴定”、“评估”的系列性腐败变质；“技术职称”与背离科学规律的“科研指标”的强行丝丝入扣；“科技评奖”与“毛遂自荐”在制度上的如胶似漆；“科研能力”与“人际攻关”的价值功能互换；混迹“科研”自甘堕落与身在“江湖”“逼良为娼”的难分难辨；新技术、新产品的恶意抢注等等。其结果是刺激催生出一种好大喜功、惟利是图的病态科技观，助长了技术主义的迅速蔓延，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它使人们对于居里夫人的价值观似乎越来越难以认同理解，却对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的各 种假冒伪劣、剽窃抄袭甚至丧心病狂的谋财害命习以为常。人们有理由相信，假如孔夫子今日在世，或许会因其“述而不作”而难以在高校立足；恩格新恐怕也会因其学历尴尬而无缘与马克思比肩。
二、科技价值系统失谐探因
探究失谐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上述种种问题，说到底就是割裂了科技价值系统，突出并强化了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漠视并弱化了科技的价值理性系统，并且赋予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以特殊甚至是唯一的经济价值地位，实质上取代、消解了科技的全面的价值理性意义。而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社会历史根源。中国的社会历史历来以重人文轻科技的传统而闻名于世。长期的科技欠缺，使我们在日益闭锁的国策之中相对于西方国家而每况愈下。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试图予以根本性的扭转，党的“八大”所确立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说明了党和国家对于科技的高度重视。然而十年“文革”不仅停滞了这一宏伟目标，而且对于科技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不啻毁灭性的打击，也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雪上加霜。社会历史的发展无论多么坎坷曲折，注定要完成“查漏补缺”的历史任务。因此后来的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特别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使中国很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性变化。但是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国际环境，我们仍然存在若干差距。因此，矫枉过正自然登场；而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竞争性与发展紧迫性，强化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刺激了人们跃跃欲试的欲望，扩张了人们急求成功的亢奋。这种本能、欲望和亢奋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科技作用的二重化，成就了短期行为的功利化，但是却元法消解其矛盾的存在和进一步加剧；社会转型期的迷惘和盲点，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和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不容深思熟虑，“时间就是金钱”，成功就是尺度，获利就是胜利。社会的物质化、物欲化、功利化、浮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迅速蔓延。成功所赖以依靠的强大力量，似乎渐渐集中于科技一身，于是工具理性升值，价值理性贬损。因此，工业化时代所面临的科技价值系统失衡，其实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过这一历史印记。当然问题在于后来者能不能避开或者会不会减少重蹈覆辙之弊。
其次是认识心理根源。重人文而轻科技的历史惯性同时也形成了社会认知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某种带有极端性的观点倾向，又可以在另一条件下表现为与之相反的另种极端性观点倾向。因而非此即彼似乎是我们难以逃离的一个历史性认识怪圈。尤其是与现代性相_联系，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获得了迅速的扩张。另一方面是社会心理的盲目趋时性。科技既是工业化时代的新宠，又是现代社会的时娱乐方式无不打上科技的烙印。离开科技的依赖，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科技向人们提供的物性满足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大的物性需求。因而科技作为现代人享受优裕的工具。几乎深入人们的神经。而依赖科技急于求成的社会心态，成为社会日益涌动的潮流。
再次，从体制方面来看，改革的滞后也是原因之一。科技的现实贡献与特殊功能掩盖了相与伴随的负面阴影，坚定了人们从制度上予以确认的自信与决心。因此，在科教文卫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评价机制，都深深打下科技的烙印。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在整个评价机制之中获得压倒性优势地位，它渗入价值评价的目的与结果、标准与尺度、方法和手段。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通用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丢失、遗忘了涉及自身的密码，即便是本人的真实身份也难以获得确认。尤其是举世闻名的“科研任务”、“科研指标”、“科研实力”、“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等词汇，应当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乃是旷世空前的关键词甚至“生命线”，成为知识界特别是教育界的最高奋斗目标和引领旗帜。然而说到“科研成果”以及“科研评审”、“科研鉴定”，则又是一个大可以见仁见智的话语领域。无论恰当与否，也无论反对者有多少，这一套评价机制是不能撼动的。既然不能撼动，人们只有皈依，但是同时也就开辟了一个科技腐败、学术腐败的新里程。其实平心而论，科技作为某种评价标准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也要将其价值理性系统纳入。不过由于这种纳入难以适应短期行为方式的功利性要求，因此真正进入评价机制的仍然还将是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
以上诸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反映在精神层面，则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原因，即是科技价值观失谐与错位，特别是科学精神的缺失；以及科技与人文精神、审美精神之间的失谐。
三、科技价值系统的矫正
对于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我们认为应予矫正而不是重建。所谓矫正的涵义，即是努力实现科技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进而实现科技价值系统与社会其他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
矫正的主要途径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精神指导，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确立全面、完整、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真正确立科学精神。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里充分说明科技的工具理性价值系统必须上升到更高的价值境界。价值具有多重涵义，一般指事物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作用和意义，是一个关系范畴。其特点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的本质、评价标准及创造途径等的根本观点。其内容一方面是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另一方面是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价值观具有客观性、社会性、主客体二重性的特点。科技价值观应当是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协调的统一体，其核心应当是作为科技价值系统指导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应当包含着科学求真精神、科学奉献精神、科学道德精神、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批判精神，以及科学求善和科学求美精神。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指导的科技价值观。是一种关于科技价值的本质、评价标准及其创造途径的完整观点体系。因而反映这种价值观的科技价值系统，是一个内涵丰富、彼此协调的统一体。
其次是历史借鉴，即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反思我们所应避免的错失，借鉴我们所应吸取的经验。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和谐发展经验之中，承传中国道德精神就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日本当代伦理学，是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对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国民道德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而其中伦理学家山田孝雄的“人格实现说”，就包含着对中国孔孟老庄到朱熹等伦理思想的认真借鉴和吸收；新加坡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過程中，随着经济的起飞，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和保持正确的价值导向，防止现代化后的西化，引导人们全面发展，享受美好的人生。新加坡前教育部长吴庆瑞认为，东亚 “四小龙”的经济成功的共同点是：都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儒家道德价值观的熏陶，从而培养出了具备一些儒家良好行为准则的人。当然，新加坡对于儒家道德的继承，是经过改造取舍而赋予现代意义的。他们十分重视构建“和谐至上”的人际关系，运用丰富的道德资源和价值观念来补充和谐调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努力把握现代化进程的正确方向。由此可见，在我国现代化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科技但不能惟科技论，不能盲目地单一性地吸引外资和国外的科技、管理、人才并指望因此可以走上通往理想的大道，而应当广泛吸收全人类的真善美资源，构建我们自身所需要的和谐统一的价值系统，特别是科技价值系统。
第三是体制保证，即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深化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科教文化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协调、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和谐统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和谐统一，亦即整个社会形态的和谐统一、人的和谐统一。如果改革的目的只在于单方面地刺激和提升某种竞争能力，例如经济指标(GDP)，或者科技指标(论文发表数量及刊物级别、科技项目批准经费及申请级别等)等，都不过是一种短期行为的设计。其暂时带来的表面成就，都是以整个价值系统的失谐为代价的，科技的负面阴影过分扩大必将招致社会险象。因此改革必须贯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紧紧围绕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来设计改革、评价改革、校正改革。尤其是科教文卫领域的改革，更应体现人文关怀，凸现人的价值。不能背离科学规律鼓励“科研”，否则本应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力量对象化的科技成果，就会质变为压抑、扭曲人的异己力量。其结果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会成为阻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荒诞藩篱和凶恶魔爪。它将不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抄袭剽窃高手，不断毁灭渐将接近科学辉煌之颠的学者，撕毁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和中国人的儒雅形象。
因此这里特别值得指出：一是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应首先进行改革理念的深层思考，用以人为本的道德感帮助制度的合理化、人性化设计；二是要真正科学地设计评价体制。如政治评价上不能只看政绩是否出彩而不看是否亲民务实，经济评价上不能只看效益结果而不看过程手段，學校教育评价上不能助长教学与科研本末倒置、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本末倒置、人的培养与物的配置本末倒置、教师的教书育人职责与其文凭职称之求本末倒置、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本末倒置，如此等等；三是科教文卫领域的学者和工作者不应趋附于某些体制以太多功利性的响应。如果真有某些人指斥的“学术逼良为娼”压力，也应当自觉选择拒绝为“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境界不应在今天失落。
第四是生态支持，即大力进行社会舆论、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等价值取向的教化和优化。我国舆论界、宣传界、教育界、科技界、学术界、文化界的能量其实是无比巨大的。这里拥有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和重要示范作用的社会精英，只要大家坚持认同科学的价值系统，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至于大众的教育引导，固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大众媒体倘能予以反复的“CIS”式的宣传影响，把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广告之利让出一些作为社会风尚的宣传教育地盘。是一定大有裨益的。而这需要各级政府更多地发挥和体现国家的职能。同时，也应提倡学者走出书斋，走向民众，尝试运用一种民众熟悉和认同的话语与之对话，把学术研究与现实“疗救”结合起来，把精深的学理与民众的智慧结合起来，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最为普通的道理——解决最困难问题的方法，其实往往也会是最简单的。
[责任编辑：秦玉珍]
[关键词]科技；价值；失谐；矫正
[中图分类号]F12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2-7408(2007)10-0099-03
一、科技价值系统及其失谐
本文所论“科技价值系统”，是指涵盖科教文卫领域并辐射社会生活的具有普遍影响范围、典型概括意义的综合价值系统。它由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和价值理性系统组成。
从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来看，它主要是指科学和技术两个层面的含义及其功能。科学是系统化的知识体系，广义包括自然科学、社会科学、思维科学；狭义单指自然科学(基础科学、应用科学)。技术广义包括生产技术与非生产技术；狭义单指生产技术。科学与技术的关系，一方面相互区别，即科学是精神活动，技术是生产性实践活动；科学的目的是认识自然，技术则是改造自然；科学表现为知识体系，技术还包括能力形态、物质形态；科学的成果是发现，技术的成果是发明。另一方面又相互联系，即科学规律为技术提供原理基础；技术进步为科学研究提供方向和手段。很显然，科技的功能具有二重性：其积极方面，已成为推动社会发展的第一生产力，是当代和未来社会发展的关键，用现代科技武装的人是竞争获胜的关键。因而“科教兴国”战略是现代化事业全面胜利的前提；其消极方面却伴随着资源消耗、环境恶化、生态失调乃至军事科技尤其是核武器运动发展已经足以毁灭地球。
从科技的价值理性系统来看，它主要是指科技对于社会主体的多方面意义和价值，包括理性认知价值、探索创造价值、经济利益价值、社会道德价值等等。它由若干分支系统所构成，即相应的价值观念系统、价值制度系统、价值行为系统等，并分别指导、渗透、影响着科教文卫领域及社会生活的精神价值观念、制度设计安排、社会行为选择等；并进而渗透、影响着社会生活的经济领域、政治领域、文化领域的运行状态和发展前途。这种影响是双重的：科技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将促进上述领域的运行和发展；而这一系统的失谐错位则将起着相反的阻碍作用。其失谐与否的程度与所由产生的影响程度呈正比关系。
科技价值系统的状态对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建设乃至和谐文化建设和社会主义和谐社会的建设，都是不容忽视的重要问题。它折射出我国社会价值观的状态、水平及其发展变化的图景，而我国时下社会价值观方面存在着的种种迷惘、错失，也正反映着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
科技价值系统失谐表现之一：表层价值与深层价值失谐。作为科技价值表层的物质成果层面、知识技能层面和局部功利层面不断获得人为强化，而作为科技价值深层的灵魂精神层面、道德责任层面、社会关怀层面却不断淡化甚至蜕化。“科技”已然成为工业时代和现代化奋斗目标的关键词，成为妇孺皆知的第一生产力。但是对于科技内涵及其社会功能甚至“科教兴国”的认知、理解与操作却见仁见智各不相同。急功近利的发展祈求和浮躁夸饰的社会心理往往在科技的表层价值与深层价值之间厚此薄彼、顾此失彼乃至舍此逐彼。人们普遍看重的是科技的当下实用价值和经济报偿，并不在乎它作为“人类把握世界的方式”之一的意义与价值；社会往往认同的是科技带来的物化成果，并不在乎它背后隐藏的究竟是福音还是灾祸。许多企业可以为了假冒伪劣而不惜铤而走险，许多院校可以为了贸易文凭而敢于以身试法，许多医院可以为了牟取暴利而丧尽良知。而更多的“正统”途径往往表现出对于科技表层价值的不懈追求：企业、医院科技研发的市场牟利之求天经地义，教育自身职责之外的“产业化”躁动此起彼伏，学校的问题更是不胜枚举：暗箱操作违规收费、盲目归并拼命膨胀、升格攀比不择手段、完全根据社会用人的即时之求而设置专业，甚至不顾社会之求而想当然地添置专业，或者仅仅为了学校自身的利益而滥设专业……凡此种种短期行为，却往往被冠之以“科技创新”、“教育发展”等美名。无怪乎越来越多的人士在为我们的教育尤其是大学的质量而忧心忡忡，为大学生在付出巨大经济投入之后“毕业即失业”的处境而不无担忧。
科技价值系统失谐表现之 ：知识价值与技能价值失谐。一是在科学与技术系统中厚此薄彼。过去的重科学轻技术之风，导致社会在经费投入、人才培养乃至工作条件和生活待遇等方面都偏重和倾斜于科研，以致科研成果的技术转化率很低，技术革新的积极性很低，技术人员的缺口很大。而时下却从另一个极端重犯错误，不过表现为开始重技术而轻科学。人们梦寐以求新发明、新技术、新产品，对技术人才求贤若渴，其身价似乎一夜倍增。二是在科学知识系统中厚此薄彼，当前的主要倾向是重自然科学轻社会科学和思维科学。党中央关于繁荣哲学社会科学的重大决定可以说正是针对于目前中国社会对科学知识系统的肢解。然而事实上真正落实还任重道远。高校学科专业的兴衰荣枯充分说明了社会的普遍价值取向和人们的明显趋避取舍。三是在自然科学系统中厚此薄彼，即重应用科学轻基础科学。科学的道路在某种意义上说就是厚积薄发的过程，而急功近利的驱动是容不得长期积淀的。因此我们的许多科学成果往往缺乏坚实的发展后劲，我们的许多科学人才也往往难以成为真正的学术大师。四是在价值取舍上重當下价值轻可持续价值。表现在教育上和社会心态、行业需求上则是重工轻理、重理轻文，而且从文者与从理工者之间往往“鸡犬之声相闻”而“老死不相往来”；表现在经济价值与社会价值关系上、人与物以及人与自然关系上则是重利轻义、重物轻人。急功近利的社会需求在浮躁之中顾不上前瞻自身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辨不清自身需求的虚假性和真实性、实然性与应然性。杀鸡取卵、竭泽而渔甚至饮鸩止渴已经深深渗入曲解发展的狂热追求之中，一些领域和地方不啻复现急躁冒进的科技大跃进、教育大泡沫的沉沉迷梦之中。如此等等。
科技价值系统失谐表现之三：观念价值与制度及行为价值失谐。如在一些领域存在着的众所周知的不胜枚举之例：“科研”及其“成果”及其“鉴定”、“评估”的系列性腐败变质；“技术职称”与背离科学规律的“科研指标”的强行丝丝入扣；“科技评奖”与“毛遂自荐”在制度上的如胶似漆；“科研能力”与“人际攻关”的价值功能互换；混迹“科研”自甘堕落与身在“江湖”“逼良为娼”的难分难辨；新技术、新产品的恶意抢注等等。其结果是刺激催生出一种好大喜功、惟利是图的病态科技观，助长了技术主义的迅速蔓延，反过来又进一步加深了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它使人们对于居里夫人的价值观似乎越来越难以认同理解，却对于利用现代科技手段进行的各 种假冒伪劣、剽窃抄袭甚至丧心病狂的谋财害命习以为常。人们有理由相信，假如孔夫子今日在世，或许会因其“述而不作”而难以在高校立足；恩格新恐怕也会因其学历尴尬而无缘与马克思比肩。
二、科技价值系统失谐探因
探究失谐的原因是解决问题的前提：上述种种问题，说到底就是割裂了科技价值系统，突出并强化了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漠视并弱化了科技的价值理性系统，并且赋予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以特殊甚至是唯一的经济价值地位，实质上取代、消解了科技的全面的价值理性意义。而造成问题的原因是多方面的。
首先是社会历史根源。中国的社会历史历来以重人文轻科技的传统而闻名于世。长期的科技欠缺，使我们在日益闭锁的国策之中相对于西方国家而每况愈下。新中国成立之初，曾经试图予以根本性的扭转，党的“八大”所确立的“四个现代化”建设目标说明了党和国家对于科技的高度重视。然而十年“文革”不仅停滞了这一宏伟目标，而且对于科技尤其是自然科学和技术不啻毁灭性的打击，也使中国的国际竞争力雪上加霜。社会历史的发展无论多么坎坷曲折，注定要完成“查漏补缺”的历史任务。因此后来的新时代随着改革开放的春风。特别是邓小平关于“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的科学论断，使中国很快发生了前所未有的重大历史性变化。但是面临着挑战与机遇并存的国际环境，我们仍然存在若干差距。因此，矫枉过正自然登场；而工业化进程中的社会竞争性与发展紧迫性，强化了人们趋利避害的本能，刺激了人们跃跃欲试的欲望，扩张了人们急求成功的亢奋。这种本能、欲望和亢奋在一定程度上掩盖了科技作用的二重化，成就了短期行为的功利化，但是却元法消解其矛盾的存在和进一步加剧；社会转型期的迷惘和盲点，以从未有过的速度和方式呈现在人们面前，不容深思熟虑，“时间就是金钱”，成功就是尺度，获利就是胜利。社会的物质化、物欲化、功利化、浮躁化以前所未有的规模和程度迅速蔓延。成功所赖以依靠的强大力量，似乎渐渐集中于科技一身，于是工具理性升值，价值理性贬损。因此，工业化时代所面临的科技价值系统失衡，其实并非中国所独有的现象，几乎所有的发达国家都有过这一历史印记。当然问题在于后来者能不能避开或者会不会减少重蹈覆辙之弊。
其次是认识心理根源。重人文而轻科技的历史惯性同时也形成了社会认知的片面性。这种片面性既可以在一定条件下表现为某种带有极端性的观点倾向，又可以在另一条件下表现为与之相反的另种极端性观点倾向。因而非此即彼似乎是我们难以逃离的一个历史性认识怪圈。尤其是与现代性相_联系，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获得了迅速的扩张。另一方面是社会心理的盲目趋时性。科技既是工业化时代的新宠，又是现代社会的时娱乐方式无不打上科技的烙印。离开科技的依赖，对于现代人来说是不可思议的。而科技向人们提供的物性满足又进一步刺激了更大的物性需求。因而科技作为现代人享受优裕的工具。几乎深入人们的神经。而依赖科技急于求成的社会心态，成为社会日益涌动的潮流。
再次，从体制方面来看，改革的滞后也是原因之一。科技的现实贡献与特殊功能掩盖了相与伴随的负面阴影，坚定了人们从制度上予以确认的自信与决心。因此，在科教文卫领域乃至整个社会的评价机制，都深深打下科技的烙印。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在整个评价机制之中获得压倒性优势地位，它渗入价值评价的目的与结果、标准与尺度、方法和手段。标准化、规范化、数字化几乎成为这个时代的通用方法，在日常生活中如果丢失、遗忘了涉及自身的密码，即便是本人的真实身份也难以获得确认。尤其是举世闻名的“科研任务”、“科研指标”、“科研实力”、“科研项目”、“科研经费”等词汇，应当说在我们这个时代乃是旷世空前的关键词甚至“生命线”，成为知识界特别是教育界的最高奋斗目标和引领旗帜。然而说到“科研成果”以及“科研评审”、“科研鉴定”，则又是一个大可以见仁见智的话语领域。无论恰当与否，也无论反对者有多少，这一套评价机制是不能撼动的。既然不能撼动，人们只有皈依，但是同时也就开辟了一个科技腐败、学术腐败的新里程。其实平心而论，科技作为某种评价标准也未尝不可，但是必须也要将其价值理性系统纳入。不过由于这种纳入难以适应短期行为方式的功利性要求，因此真正进入评价机制的仍然还将是科技的工具理性系统。
以上诸种因素之间是相互影响的，而反映在精神层面，则形成了一个重要的价值观原因，即是科技价值观失谐与错位，特别是科学精神的缺失；以及科技与人文精神、审美精神之间的失谐。
三、科技价值系统的矫正
对于科技价值系统的失谐，我们认为应予矫正而不是重建。所谓矫正的涵义，即是努力实现科技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进而实现科技价值系统与社会其他价值系统的和谐统一。
矫正的主要途径拟包括以下四个方面。
首先是精神指导，即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为指导，确立全面、完整、正确的科技价值观，真正确立科学精神。中央十六届六中全会《决定》指出：“建设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形成全民族奋发向上的精神力量和团结和睦的精神纽带。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社会主义荣辱观，构成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基本内容。”这里充分说明科技的工具理性价值系统必须上升到更高的价值境界。价值具有多重涵义，一般指事物具有满足人的需要的属性、作用和意义，是一个关系范畴。其特点具有相对性和历史性。价值观是人们关于价值的本质、评价标准及创造途径等的根本观点。其内容一方面是价值取向、价值追求和价值目标；另一方面是价值尺度和价值准则，价值观具有客观性、社会性、主客体二重性的特点。科技价值观应当是作为工具理性和价值理性相协调的统一体，其核心应当是作为科技价值系统指导的科学精神。科学精神应当包含着科学求真精神、科学奉献精神、科学道德精神、科学创新精神、科学批判精神，以及科学求善和科学求美精神。以科学精神为核心指导的科技价值观。是一种关于科技价值的本质、评价标准及其创造途径的完整观点体系。因而反映这种价值观的科技价值系统，是一个内涵丰富、彼此协调的统一体。
其次是历史借鉴，即从发达国家的工业化道路反思我们所应避免的错失，借鉴我们所应吸取的经验。日本和新加坡等国家的和谐发展经验之中，承传中国道德精神就是极为重要的一项内容。日本当代伦理学，是与战后日本经济的恢复和高速发展联系在一起的，可以说是对战后日本经济高速发展时期的国民道德的系统化和理论化。而其中伦理学家山田孝雄的“人格实现说”，就包含着对中国孔孟老庄到朱熹等伦理思想的认真借鉴和吸收；新加坡在实现工业化和现代化的過程中，随着经济的起飞，所面临的问题是如何确立和保持正确的价值导向，防止现代化后的西化，引导人们全面发展，享受美好的人生。新加坡前教育部长吴庆瑞认为，东亚 “四小龙”的经济成功的共同点是：都同样深受儒家思想的影响，接受了儒家道德价值观的熏陶，从而培养出了具备一些儒家良好行为准则的人。当然，新加坡对于儒家道德的继承，是经过改造取舍而赋予现代意义的。他们十分重视构建“和谐至上”的人际关系，运用丰富的道德资源和价值观念来补充和谐调科技的进步和经济的发展，从而努力把握现代化进程的正确方向。由此可见，在我国现代化的奋斗过程中，我们应当重视科技但不能惟科技论，不能盲目地单一性地吸引外资和国外的科技、管理、人才并指望因此可以走上通往理想的大道，而应当广泛吸收全人类的真善美资源，构建我们自身所需要的和谐统一的价值系统，特别是科技价值系统。
第三是体制保证，即以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深化体制改革，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特别是科教文化体制改革。体制改革，本质上是社会主义制度的一种自我协调、自我发展、自我完善过程，其目的就是要实现生产关系与生产力的和谐统一、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的和谐统一，亦即整个社会形态的和谐统一、人的和谐统一。如果改革的目的只在于单方面地刺激和提升某种竞争能力，例如经济指标(GDP)，或者科技指标(论文发表数量及刊物级别、科技项目批准经费及申请级别等)等，都不过是一种短期行为的设计。其暂时带来的表面成就，都是以整个价值系统的失谐为代价的，科技的负面阴影过分扩大必将招致社会险象。因此改革必须贯注科学精神和人文精神，紧紧围绕人的和谐与社会的和谐来设计改革、评价改革、校正改革。尤其是科教文卫领域的改革，更应体现人文关怀，凸现人的价值。不能背离科学规律鼓励“科研”，否则本应作为人的本质力量和创造力量对象化的科技成果，就会质变为压抑、扭曲人的异己力量。其结果不仅“欲速则不达”，而且会成为阻碍科学甚至反科学的荒诞藩篱和凶恶魔爪。它将不断产生出越来越多的抄袭剽窃高手，不断毁灭渐将接近科学辉煌之颠的学者，撕毁中华传统的优秀文化和中国人的儒雅形象。
因此这里特别值得指出：一是体制改革的设计者应首先进行改革理念的深层思考，用以人为本的道德感帮助制度的合理化、人性化设计；二是要真正科学地设计评价体制。如政治评价上不能只看政绩是否出彩而不看是否亲民务实，经济评价上不能只看效益结果而不看过程手段，學校教育评价上不能助长教学与科研本末倒置、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本末倒置、人的培养与物的配置本末倒置、教师的教书育人职责与其文凭职称之求本末倒置、教师与行政管理人员本末倒置，如此等等；三是科教文卫领域的学者和工作者不应趋附于某些体制以太多功利性的响应。如果真有某些人指斥的“学术逼良为娼”压力，也应当自觉选择拒绝为“娼”。中国传统知识分子“达则兼济天下，穷则独善其身”的境界不应在今天失落。
第四是生态支持，即大力进行社会舆论、社会心理、社会风尚等价值取向的教化和优化。我国舆论界、宣传界、教育界、科技界、学术界、文化界的能量其实是无比巨大的。这里拥有一大批具有广泛影响和重要示范作用的社会精英，只要大家坚持认同科学的价值系统，就一定会全力以赴地发挥巨大的积极作用。至于大众的教育引导，固然是一个长期的过程，但是大众媒体倘能予以反复的“CIS”式的宣传影响，把铺天盖地、无休无止的广告之利让出一些作为社会风尚的宣传教育地盘。是一定大有裨益的。而这需要各级政府更多地发挥和体现国家的职能。同时，也应提倡学者走出书斋，走向民众，尝试运用一种民众熟悉和认同的话语与之对话，把学术研究与现实“疗救”结合起来，把精深的学理与民众的智慧结合起来，可能就会发现一个最为普通的道理——解决最困难问题的方法，其实往往也会是最简单的。
[责任编辑：秦玉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