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二十四五年前画过一幅油画，后来送给朋友，他带到香港来，在1987年我加题了些字在上面：
　　一九六七年余住北京新巷，鄙陋非余所愿也。有窗而无光，有声而不能发；言必四顾，行必蹒跚，求自保也。室有窗而为邻墙所堵，度日如夜，故作此以自慰，然未敢奢求如今日光景耳。好友南去，以此壮行。黄永玉补记于一九八七年。
　　我想，油画如果有点意义，题些字在上头亦无妨。
　　“文革”期间，我住的那些房子被人霸占了。只留下很小一些地方给我一家四口住。白天也要开着灯，否则过不了日子。于是我故意地画一个大大的、外头开着鲜花的的窗口的油画舒展心胸，也增添居住的情趣。
　　“文革”之后接着是“猫头鹰案”，周围压力如果不是有点幽默感，是很难支撑的。
　　阿Q自从向吴妈求爱失败后，未庄所有的老少妇女在街上见到阿Q也都四散奔逃，表示在跟阿Q划清界限，保持自己神圣的贞节。
　　我那时的友谊关系也是如此。大多朋友都不来往了。有的公开在会上和我明确界限；有的友情不减而只是为了害怕沾染干系；这都需要我用幽默感和自爱心去深深体谅他们的。
　　我不是阿Q“一失掉卵泡就唱歌”这样的人：他开朗无心，而且具备自排遣的本领和心胸。
　　幸亏还剩下几个“孑遗”式的朋友。他们都没有当年那批广大的朋友显赫；花匠，郎中，工人，旅店服务员……诸如此类，甚至有胆子极小的小报编辑。有的公然堂而皇之大白天走进“罐斋”来看我，有的只能在晚上天黑以后戴着大口罩冲进屋来。
　　绀驽老人有句诗“手提肝胆照阴晴”，说的就是这一类朋友。
　　我的这些朋友，我画的那张“窗口”，还有考验我们友谊和信念的那几页可笑的历史，最是令人难忘。
　　我一生经历的窗口太多了。
　　两三岁时，在“古椿书屋”，爷爷房里有一个带窗台有矮栏杆和可以坐卧的窗台的大窗，窗外是一个七八尺不到的小园子，栽满了长着青嫩绿色的大刺、开又白又香小花的矮棘树，除了蜜蜂和蝴蝶，连猫也挤不进去。爷爷给他取了个朴实的名字：“棘园”。
　　下雨、落雪、阳春天气，坐在窗台上一路从棘园看过去，白矮墙和黑瓦檐，张家李家的屋角、影壁、北门的城垛，染坊晒布的高木架，看不见的还有北门河，河对面的喜鹊坡，你还可以想象那一带的声音……那是第一个认识的世界。
　　1939年流浪的时候，住在朋友开面馆的阁楼上，每天毫不知前途的刻着木刻、看着书。一尺见方的窗子，床横着窗口，楼下生意劲时，柴火一旺，小阁楼便烟雾腾天不见五指。小窗外一式没有想象力的瓦屋顶。我正读着郑振铎编的《世界文学大纲》的英国文学部分，见到那个假想的16岁诗人查泰顿自杀的油画照片，斜躺在矮床上，张开的右手里还留着一片残稿，正面一个小小的窗口。我几乎跳起来！我也16岁，我也有一个窗口，天哪！我是不是要死了？
　　1943年在江西信丰县民众教育馆工作，说是工作，其实什么工作也没做。不做工作而白拿薪俸岂不惭愧？不惭愧！那一点钱干什么也赚得到。这样的处境居然还第一次结识了女朋友。
　　我的房间在楼上贴街的部位，另一个方向才有一扇大窗，对着几十亩草地和树林，每天早上太阳啦！雾啦！小学生唱歌啦！鸡叫啦！都灌进我那没有窗门框的窗洞里来。
　　女朋友也在民众教育馆工作，大清早见她从老远冉冉而来，我便吹起法国小号欢迎。弄得同事们都逐渐明白，女朋友的上班跟我的号声大有牵连。
　　1948年我跟这位女朋友（也即是拙荆）在九龙荔枝角九华径找到一个新的窗口。窗口很大，屋子那么小那么窄，只容得下一张床和一张小工作台。是一间隔板房。隔壁住的是个怕老婆的家伙，一天24小时，每颗时间细胞无不浸透了一个“怕”字，所以使我们每天的见闻十分开心。
　　我们窄小的天地间最值得自豪、最阔气的就是这扇窗子。我们买了漂亮的印度浓花窗纱来打扮它，骄傲地称这可栖身之处为“破落美丽的天堂”。
　　从这里开始，我们踌躇满志地到北方去了。
　　几十年后，我们又重新回到出发的地点香港来。
　　以我们几十年光阴换回满满行囊的故事。
　　只要活着，故事还不会完；窗口虽美，却永远总是一种过渡……眼前，我们有一长列窗口，长到一口气也走不完。它白天夜晚都很美，仍然像过去如梦般的真实可靠……明天的窗口，谁知道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