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持有“台独”立场的党外运动大老康宁祥曾这样形容郝伯村，“他就像斗牛场上的公牛，只要有人亮出台湾独立的红旗，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台海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岸关系由原来的对抗格局，演变到立足“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等共同认知基础上合作发展、共创双赢的格局。这一转变是致力推动两岸交流、矢志民族发展和国家统一的两岸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郝伯村就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
反“台独”的斗士
郝伯村素以坚定的反“台独”立场著称，他在多种场合一再强调，“我反台独，才是爱台湾，因为台独会给台湾带来最大的灾难”。持有“台独”立场的党外运动大老康宁祥曾形容他“就像斗牛场上的公牛，只要有人亮出台湾独立的红旗，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1990年，李登辉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不久，就委任当时任“参谋总长”的郝伯村担任“行政院长”，以取代国民党另一大老李焕。郝伯村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在大陆政策与“台独”问题上与李登辉存在的明显分歧，成为后来李登辉与郝伯村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利用郝伯村的反“台独”立场来平息岛内对李登辉的“台独”疑虑，为权力巩固争取时间，是李登辉启用郝伯村的意图之一。启用郝伯村担任“行政院长”是李登辉巩固个人权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对李登辉而言可以收到一石数鸟之效。首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激烈斗争中，启用作为“非主流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郝伯村可以安抚“非主流派”，平息“非主流派”在“行政院长”人选问题上的疑虑，进而分化、瓦解“非主流派”。其次，可以削夺郝伯村的军权。李登辉上台初期，在军中的渊源不深，而郝伯村长期握有兵权，在军中自成体系，性格上对李登辉又不是十分顺从，直接威胁到了李对军队的掌控。将郝伯村调任“行政院长”，等于切断了郝伯村与军界的联系，便于李登辉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此外，因为郝伯村对于财经等领域相对陌生，被认为难以在“行政院长”职位上有所作为，有利于李登辉控制“行政院”，也为下一步替换掉郝伯村埋下了伏笔。
在“行政院长”任上，郝伯村与李登辉之间在大陆政策与“台独”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显现。李登辉上台之初，在地位尚不稳固的情况下，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其“台独”立场。但是随着权力的巩固，李登辉的“台独”面目逐渐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1993年在台湾当局“国民大会”闭幕式上，面对“台独”势力的攻击，郝伯村甚至喊出了“消灭台独”的口号。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显示，郝伯村在日记中曾说，“一个中国的问题，还应该怀疑、还应该做学术研究吗”？郝伯村在“立法院”回答陈水扁关于李登辉搞“台独”的质询时明确宣称，“我不相信中华民国的‘总统’会主张台独，如果主张‘台独’，他担任‘总统’的法律基础何在”？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李登辉“台独”路线的立场。
郝伯村反“台独”的立场使其遭受到了极端“台独”势力的全力攻击，有“台独”分子叫嚣“为了维持台湾人的李总统，必须要反对郝伯村”，郝伯村也因此被攻击为“出卖台湾的外省人集团总龙头”。因为李登辉与郝伯村之间矛盾不断加深，加之郝伯村的利用价值已经消失殆尽，1993年2月郝伯村在李登辉的压力下被迫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在台湾岛内更是引起了强烈反弹。郝伯村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表示，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愚不可及，台湾多数人主张维持现状，接受“一国两制”，并表示坚决反对“两国论”。
郝伯村这种反“台独”的立场在其家庭教育中贯彻得也很彻底。郝伯村之子、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曾描述父亲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什么都许，就是不许台独”。在长期家庭熏陶下，郝龙斌行事作风颇有其父风格。2007年，上任台北市长不久的郝龙斌强硬应对陈水扁将“中正纪念堂”改为“台湾民主纪念堂”的“正名风波”，不但拆除已经悬挂上去的用来遮挡“中正纪念堂”的幕布，而且反戈一击，把“总统府”前的广场改成“反贪腐民主广场”，表明了不妥协的态度。
推动两岸合作与交流
台湾问题是中國内战的延续，作为“国军”原“参谋总长”的郝伯村是国共内战的亲历者，也是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亲历者。在两岸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的语境下，共谋发展、合作共赢的诉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取代了国共之间的对抗和敌视情结。
台海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岛内政治人物对两岸关系的判断，除了不顾一切地坚持“台独”意识形态者以外，理性的政治人物必然会从形势的发展出发，寻求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处置之道。早在1990年，为了合作打击两岸间的违法犯罪活动，两岸民间团体签订了第一个书面协议《金门协议》。台湾方面提出协议的签署地在“战地”金门，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创意就是由时任“行政院长”的郝伯村提出。现在两岸签署的协议越来越多，回过头来再看当时《金门协议》的签署过程，当时的破冰之举实为不易。
郝伯村显然早就注意到了台海局势这种缓慢却又是结构性的变化，他曾经要求“陆委会”研究大陆经济发展对台湾的影响及因应之道。郝伯村宣称，“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台湾今后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应该密切关注大陆未来的发展动态，并且妥为因应”。《金门协议》签署后不久，时任“行政院长”的郝伯村批准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该会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1991年3月9日举行开幕式并正式挂牌运行。海基会的主要功能是接受台湾当局“陆委会”委托，办理两岸交流所衍生的各项事务，为两岸交流与合作提供协商平台。1993年3月，也就是郝伯村去职后的一个月，第一次“汪辜会谈”成功举行。
去职后的郝伯村也密切关注着两岸关系的发展，1999年郝伯村在阔别61年后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携家人赴江苏盐城扫墓祭祖并对祖国大陆进行参访。在上海期间，郝伯村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会面，谈及两岸关系时说，“多交流才能彼此了解，差距与误解也会自然减少。如果两岸只是在那里放话却不交流，光是前提就建立不起来，政治谈判要如何谈”？其实这也代表了台湾岛内关心两岸发展、谋求两岸问题解决之道的诸多政治人物的共同诉求。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与李登辉的“主流派”政治立场相区隔，国民党“非主流派”以许历农为首组成了“新同盟会”，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强化两岸沟通。他们在政治理念上，主张“立足台湾、放眼大陆”，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湾“独立”，认为两岸交流是必然的趋势，而且在行动上大力推动两岸交流向前发展。
2001年7月，郝伯村率领20余位被台湾媒体称为“郝系将领”的退役军官赴广西桂林旅游。这批将领中包括陈守山、周仲南、乌钺、言守谦、李建中等五名上将以及孔学敏、孙平、李肇中等一批中将、少将等。据台湾媒体报道，郝伯村此次桂林之行系透过幕僚联系，全程均下榻于桂林山水酒店，按照郝伯村的话说，这是一次“高尔夫球之旅”。这次台湾退役将领到大陆参访行程虽然比较低调，活动范围也比较小，但无疑对后来相同模式的两岸交流产生了正面推动效果。
在两岸交流中，两岸人民心灵的沟通和对两岸共同文化的认知，是两岸共赢格局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此，台湾岛内致力于两岸交流者大都有相同的认知。2010年，由大陆民间绘制、长逾800米的“浩气长流
自上个世纪80年代以来，台海局势发生了很大变化，两岸关系由原来的对抗格局，演变到立足“九二共识”和反对“台独”等共同认知基础上合作发展、共创双赢的格局。这一转变是致力推动两岸交流、矢志民族发展和国家统一的两岸人民共同努力的结果，其中郝伯村就是两岸关系发展的一个重要推手。
反“台独”的斗士
郝伯村素以坚定的反“台独”立场著称，他在多种场合一再强调，“我反台独，才是爱台湾，因为台独会给台湾带来最大的灾难”。持有“台独”立场的党外运动大老康宁祥曾形容他“就像斗牛场上的公牛，只要有人亮出台湾独立的红旗，他就会不顾一切地冲过去”。1990年，李登辉担任台湾最高领导人不久，就委任当时任“参谋总长”的郝伯村担任“行政院长”，以取代国民党另一大老李焕。郝伯村在担任“行政院长”期间，在大陆政策与“台独”问题上与李登辉存在的明显分歧，成为后来李登辉与郝伯村关系破裂的原因之一。
利用郝伯村的反“台独”立场来平息岛内对李登辉的“台独”疑虑，为权力巩固争取时间，是李登辉启用郝伯村的意图之一。启用郝伯村担任“行政院长”是李登辉巩固个人权力的一个重要步骤，对李登辉而言可以收到一石数鸟之效。首先，在上世纪90年代初国民党内“主流派”与“非主流派”的激烈斗争中，启用作为“非主流派”重要代表人物的郝伯村可以安抚“非主流派”，平息“非主流派”在“行政院长”人选问题上的疑虑，进而分化、瓦解“非主流派”。其次，可以削夺郝伯村的军权。李登辉上台初期，在军中的渊源不深，而郝伯村长期握有兵权，在军中自成体系，性格上对李登辉又不是十分顺从，直接威胁到了李对军队的掌控。将郝伯村调任“行政院长”，等于切断了郝伯村与军界的联系，便于李登辉加强对军队的控制。此外，因为郝伯村对于财经等领域相对陌生，被认为难以在“行政院长”职位上有所作为，有利于李登辉控制“行政院”，也为下一步替换掉郝伯村埋下了伏笔。
在“行政院长”任上，郝伯村与李登辉之间在大陆政策与“台独”问题上的分歧日益显现。李登辉上台之初，在地位尚不稳固的情况下，一直小心翼翼地隐藏其“台独”立场。但是随着权力的巩固，李登辉的“台独”面目逐渐表现出来，他们之间的分歧也越来越明显。1993年在台湾当局“国民大会”闭幕式上，面对“台独”势力的攻击，郝伯村甚至喊出了“消灭台独”的口号。据已经披露的资料显示，郝伯村在日记中曾说，“一个中国的问题，还应该怀疑、还应该做学术研究吗”？郝伯村在“立法院”回答陈水扁关于李登辉搞“台独”的质询时明确宣称，“我不相信中华民国的‘总统’会主张台独，如果主张‘台独’，他担任‘总统’的法律基础何在”？旗帜鲜明地表达了反对李登辉“台独”路线的立场。
郝伯村反“台独”的立场使其遭受到了极端“台独”势力的全力攻击，有“台独”分子叫嚣“为了维持台湾人的李总统，必须要反对郝伯村”，郝伯村也因此被攻击为“出卖台湾的外省人集团总龙头”。因为李登辉与郝伯村之间矛盾不断加深，加之郝伯村的利用价值已经消失殆尽，1993年2月郝伯村在李登辉的压力下被迫辞去了“行政院长”职务。
李登辉提出“两国论”后，世界舆论一片哗然，在台湾岛内更是引起了强烈反弹。郝伯村在接受台湾媒体访问时表示，李登辉提出的“两国论”愚不可及，台湾多数人主张维持现状，接受“一国两制”，并表示坚决反对“两国论”。
郝伯村这种反“台独”的立场在其家庭教育中贯彻得也很彻底。郝伯村之子、现任台北市长郝龙斌曾描述父亲对他们的要求就是“什么都许，就是不许台独”。在长期家庭熏陶下，郝龙斌行事作风颇有其父风格。2007年，上任台北市长不久的郝龙斌强硬应对陈水扁将“中正纪念堂”改为“台湾民主纪念堂”的“正名风波”，不但拆除已经悬挂上去的用来遮挡“中正纪念堂”的幕布，而且反戈一击，把“总统府”前的广场改成“反贪腐民主广场”，表明了不妥协的态度。
推动两岸合作与交流
台湾问题是中國内战的延续，作为“国军”原“参谋总长”的郝伯村是国共内战的亲历者，也是两岸关系发展变化的亲历者。在两岸交流与合作不断扩大的语境下，共谋发展、合作共赢的诉求已经在一定程度上逐渐取代了国共之间的对抗和敌视情结。
台海形势的变化必然会影响到岛内政治人物对两岸关系的判断，除了不顾一切地坚持“台独”意识形态者以外，理性的政治人物必然会从形势的发展出发，寻求新形势下两岸关系的处置之道。早在1990年，为了合作打击两岸间的违法犯罪活动，两岸民间团体签订了第一个书面协议《金门协议》。台湾方面提出协议的签署地在“战地”金门，这个出乎许多人意料的创意就是由时任“行政院长”的郝伯村提出。现在两岸签署的协议越来越多，回过头来再看当时《金门协议》的签署过程，当时的破冰之举实为不易。
郝伯村显然早就注意到了台海局势这种缓慢却又是结构性的变化，他曾经要求“陆委会”研究大陆经济发展对台湾的影响及因应之道。郝伯村宣称，“大陆地区的经济发展直接关系到台湾今后生存与发展的空间”，“因此应该密切关注大陆未来的发展动态，并且妥为因应”。《金门协议》签署后不久，时任“行政院长”的郝伯村批准成立了“海峡交流基金会”（“海基会”），该会于1990年11月21日成立，1991年3月9日举行开幕式并正式挂牌运行。海基会的主要功能是接受台湾当局“陆委会”委托，办理两岸交流所衍生的各项事务，为两岸交流与合作提供协商平台。1993年3月，也就是郝伯村去职后的一个月，第一次“汪辜会谈”成功举行。
去职后的郝伯村也密切关注着两岸关系的发展，1999年郝伯村在阔别61年后第一次踏上故乡的土地，携家人赴江苏盐城扫墓祭祖并对祖国大陆进行参访。在上海期间，郝伯村与海协会会长汪道涵先生会面，谈及两岸关系时说，“多交流才能彼此了解，差距与误解也会自然减少。如果两岸只是在那里放话却不交流，光是前提就建立不起来，政治谈判要如何谈”？其实这也代表了台湾岛内关心两岸发展、谋求两岸问题解决之道的诸多政治人物的共同诉求。上个世纪90年代，为了与李登辉的“主流派”政治立场相区隔，国民党“非主流派”以许历农为首组成了“新同盟会”，致力于推动两岸交流，强化两岸沟通。他们在政治理念上，主张“立足台湾、放眼大陆”，支持“九二共识”，反对台湾“独立”，认为两岸交流是必然的趋势，而且在行动上大力推动两岸交流向前发展。
2001年7月，郝伯村率领20余位被台湾媒体称为“郝系将领”的退役军官赴广西桂林旅游。这批将领中包括陈守山、周仲南、乌钺、言守谦、李建中等五名上将以及孔学敏、孙平、李肇中等一批中将、少将等。据台湾媒体报道，郝伯村此次桂林之行系透过幕僚联系，全程均下榻于桂林山水酒店，按照郝伯村的话说，这是一次“高尔夫球之旅”。这次台湾退役将领到大陆参访行程虽然比较低调，活动范围也比较小，但无疑对后来相同模式的两岸交流产生了正面推动效果。
在两岸交流中，两岸人民心灵的沟通和对两岸共同文化的认知，是两岸共赢格局能够可持续发展的重要基础。对此，台湾岛内致力于两岸交流者大都有相同的认知。2010年，由大陆民间绘制、长逾800米的“浩气长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