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1967年出生于上海的一个音乐家庭。因为小时候特别淘气，父母就想让我学一门比较安静的乐器，而当时龚一老师和我的父亲是同事，也是邻居，而且他们都是摄影爱好者，所以为了训服调皮好动的我，9岁时我正式拜龚老师为师，成为他的开门弟子。其实最初只是觉得古琴好听，并没有特别的热衷，我那时候更喜欢打击乐——云锣。我在小时候并不想学琴，而且是情愿跪搓衣板也不想学。
　　龚一老师让我每天放学后去他家练一个小时的琴，他总会在一旁耐心地倾听与讲解，当时老师家只有9个平米，琴桌是一台老式缝纫机，也是饭桌，这种状况一直持续了一年。在我的印象中，他好像就没有对我发过脾气。
　　后来1979年我小学毕业，正赶上文革结束后上海音乐学院重新招生，父母就想让我报考附中的古琴专业。当时附中还没有古琴专业，由于我顺利考进去了，校方才认真考虑开设古琴专业。龚老师也为此给院方写了一封信，阐述了开设古琴专业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最终，上海音乐学院附中终于决定录取我并正式开设古琴专业。从此以后，一学又是十年，直到大学本科毕业。龚老师精心地培养和教育我，还安排我与已故古琴泰斗张子谦先生学习。
　　1989年我大学毕业后，决定赴法进修西方古典音乐。临走时，龚老师把他刚刚收藏到的一张名为“养和”的清朝琴送给了我。在法国旅居的日子是我生命中非常重要的一个转折点，西方的文化和体验，也让我可以回头审视古琴。当时，我先后学习钢琴、作曲和指挥，也继续着自己的古琴音乐之旅。我在欧洲举办个人古琴独奏音乐会，也和一些作曲家尝试着用一些西方音乐的表现形式与古琴艺术相结合，尝试演奏古琴协奏曲。我在西方音乐的严谨中，领悟到中国音乐的意象之美和自由魅力；从西方音乐的铺陈中，窥见了中国音乐的留白之美。同时，在法国的生活也使我的音乐意识发生了变化，我会站在世界的角度去看这件乐器，觉得以前总是谈古人怎么弹有点不对，因为对古人的敬仰和对大师的崇拜会让我们对自己信心不足。
　　2003年，我回到祖国，考入中央音乐学院指挥系，攻读硕士学位。我一直坚持相信，要想使古琴悠久的文化传承下去，并发扬光大，就要为其注入新鲜血液、时代的元素。比如原来古琴原来是文人雅士独自或在朋友之间弹奏的，现在我把它搬到公众面前公开演出，因为琴声是轻的，所以它的演出比交响乐的难度要大得多。
　　比较特别的一次演出应该就是在2008年北京奥运会的开幕式上，当时是第一次在8万人的现场演奏。作为奥运会第一个节目的第一声，让全世界第一次同时聆听中国古琴音乐文化，就是想通过古琴来拉开中国文化复兴的序幕。
　　古琴的意义绝不仅仅在于音乐本身，它其实是中国古代哲学、文化、艺术的综合结晶。而人们对这种音乐的渴望是一种必然的生理和心理需要，它能让人的心平和、安宁。古琴文化在千年的历史长河中，主要受儒家中正平和、温柔敦厚和道家顺应自然、大音希声思想的影响，音乐风格倾向于静态、含蓄、和雅、清淡的美。琴境的最高追求就是以最少的声音物质来表现最丰富的精神内涵，即琴意得之于弦外，言有尽而意无穷。我每次弹奏古琴之前，都需要让自己进入寂静状态，这种音乐是需要在一个万籁俱寂的氛围，就是“千山鸟飞绝，万径人踪灭，孤舟蓑笠翁，独钓寒江雪”那种感觉。音乐并不是这个世界的东西，它是另一个世界的东西。
　　古琴对我的影响很大，尤其是在性格方面，让我的性格得到了很好的平衡。小时候不喜欢弹琴，但在人生走到一半的时候，我突然发现古琴其实是我的命运。
　　对于古琴的未来发展，我觉得目前国内的专业古琴演奏者太少，古琴老师也太少，如果国家能够支持成立权威的古琴教育机构，设立琴院，把所有热爱古琴教育和传播的力量集合起来，那么古琴将得到长足发展。同时，我们古琴工作者还要修改现代人对古琴的一些偏见，它并不像人们想象中那样沉闷、单调，而是一种非常大气和潇洒的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