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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键词 地方史，历史地图，民间信仰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7-0059-03
中国一直有地方史研究的传统，不仅有不同版本的地方史志，也有以行政或地理区划为单位的通史或专史。在思想观念上，儒家传统的家国天下的治世理路也为人们视野的下移提供了支撑与依据。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后，推动了国内社会史、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下的诸如生态史学、历史人类学等新兴学科与研究范式的出现与发展，研究视野的扩大、材料的丰富、理论方法的多样，都为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①但“眼光向下”并不意味着将地方与国家区分开来，而是通过“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找到“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②进而推动整体史研究的发展，意即从“眼光向下”再“自下而上”。对于中学历史教学而言，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实践，上述研究路径下的成果都相对欠缺。
本文从学生日常习题中出现的一幅历史地图入手，意图探索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地方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思路与方法，让学生学会分析地方史资源背后隐藏的知识、制度与思想，从而扩展中学历史教学的教学资源、方法与思路。
这里使用的历史地图是山西平遥古城平面图（见图1），在图中我们能看到，该古城建筑基本上以南大街为中轴线，对称分布，其中佛寺和道观对置，县衙和城隍庙相对，武庙和文庙并立。这种对称分布是偶然还是刻意为之？其背后是否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果有，这种现象又是何时形成的，是否在历史上长期如此？我们又能否在其背后窥见某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知识与思想？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想就以下三点和大家共同商讨。
第一，该图只给了我们平遥古城的空间信息，而缺少时间信息。从学生的知识储备而言，根据图上儒释道建筑并存这一现象，也只能推断出这张地图是魏晋以后的，而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理解分析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应该算是该题的一个漏洞。从时间上来看，平遥古城始建于周宣王时期，明洪武三年（1370年）扩建，始建城墙，“其后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大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加设敌台，增修瓮城，增设吊桥，使平遥城墙规模趋于完善。清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加筑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其中“每隔60米左右筑观敌楼一座，共72座，象征孔子众多门徒中的72贤人”。①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隔一段距离的观敌楼以及四周的大城楼，因此可以判断该题所给地图反映的就是明清以来的平遥县城，这一时间的确定是我们探讨以下问题的前提。
第二，一般来言，行政治所应该居于城市的中心，而该图中，为何县衙居于中轴线一侧，并与城隍庙相对？这里就需要学生对城隍的职责有所了解。城隍本指护城河，后演变为民间信仰中的城隍神，是冥界的地方官，可以理解为阎罗王的下属，人死后要由城隍根据其生前的善恶、寿命决定是下地狱还是轮回。明太祖甚至大封城隍神：“将传统城隍神制度化，并划分为都城隍、府城隍、州城隍、县城隍四个等级，与现实中各级官府形成对应关系，并统一民间城隍神像，以便于施行封建统治和社会管理，史称二年新制。”② 这样城隍信仰很快遍布全国各地，并成为国家信仰的组成部分。我们在平遥古城中看到的就是县城隍，在城隍信仰中，就是一县在冥界的地方官，而县令是阳界的地方官，故县衙和城隍庙相对，一西一东，意为神人共治。
第三，儒释道三教并存在魏晋之后就已出现，地图中寺观对置，设立文庙，很好地体现了上述文化内涵，但学生对于武庙则了解不多，武庙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笔者查阅资料后发现，武庙本是祭祀姜太公及历代良将的，明朝洪武年間，废武庙，以姜太公从祀帝王庙。明神宗时，“应道士张元济之请，进（关羽）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大尊关圣帝君”。③从此关羽便成为儒释道三教共尊的帝君大神，其妻、子、部属等并益受封。“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敕封其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加封‘灵佑’，此后历代清帝皆醉心于加封，到光绪五年（1879年）时，关羽的封号已多达22个字”。④这样，供奉关羽的武庙与孔子的文庙并列，合称文武庙。统治者对关羽的一再追封，正是因为关羽忠仁义勇的形象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也是宋明理学世俗化的一个表现，其中所渗透的儒家道德伦理观正是对民众最好的教化。可见，文武庙并列，都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反映了明清时期官方教育职能和教化职能的凸显。
我们发现，以上的城隍和关帝都属于民间信仰，后经帝王的追封成为制度化的国家祭祀，即从淫祀转变为正祀，这一转变的意义重大。历代政府都会推崇一些有利于政权稳定的神灵，其中既有山川自然之神，又有忠孝节烈的人物神，并通过给予这些神灵封号，出资建庙等举措，让这些神灵和作为天化身的“天子”一起共享国家的统治权。这一封神的风气在两宋时期尤胜，不仅数量多，而且封赐频繁，据统计，从1071年算起直至南宋灭亡的148年内，只有3年未有封赐。⑤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之初也曾亲自修订祀典礼制，并通过颁布诏书对正祀和淫祀进行规范。通过这些举措，“不仅是对灵应的回报，封建国家还企图通过这一象征性手段使‘百神受职’，以换取更多的感应”。⑥“将帝国的统治者与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对帝国统治而言是有力的支撑。”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统治者是通过多种方式完成对社会和民众的控制的，既有以县衙为代表的官僚体系，又有由儒释道和其他民间信仰所组成的宗教文化体系，他们既有交叉，又职责分明，成为封建政府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时间，城隍庙、武庙的推广普及都是在明清时期，那么，明之前的城市建筑是怎样分布？和明之后有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有，产生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又可以进一步说明什么？ 基于上述問题，我找到了唐朝长安城、北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诸图（图略）进行对比，仔细观察后发现，明前后的都城图在建筑对象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差异。如唐长安城图除了绘制政治功能的建筑外，还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百姓居住的坊、进行贸易的市。北宋开封城图中则更细致地标注了枣瓦子、中瓦子、桑家瓦子、潘楼、任店、高阳正店等娱乐场所、商铺的名称。反观明清的北京城图，就像是平遥县城的放大版，满目所及都是宫殿和寺庙。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明清时期无论是平遥县城图还是北京城地图，宫殿和庙宇都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如果按照建筑的比例尺进行实际计算的话，这一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可见，绘图者不仅压缩了百姓的生存空间，还将体现统治者权力的建筑放大。
那么，绘图者为何要这样做？为何明代之后的地图绘制在建筑对象选择上会和前代有这么大的不同？我想，这一定不是历史的偶然，在地图绘制的背后，一定隐藏着绘图者所要传达的某种信息，甚至是绘图者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已经深深刻在他心中的某种观念。而这种信息和观念又绝不可能是绘图者个人意志的体现。因为一般而言，古代有能力组织地图绘制的往往是官府，各级行政区划图、都城图更是如此。前面的地图虽然不是古地图，却也一定是今人根据古地图重新绘制的，因此，地图中反映的应该是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对比明前后的都城图，我想，产生上述差异的因素概括下来，就是明之后君主专制的加强以及社会控制的日益强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是被统治者，也就自然地在地图上消失不见了。
以上，我们从一张县域的历史地图出发，一步步地深入挖掘了其背后隐藏的知识、制度与观念，通过历史细节之间的关联、对比，我们看到地方史背后所投射的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因子。可见，地方史并不单纯是一地的历史，在其身上更多折射出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抑或思想文化，这就为将地方史融入中学历史教学提供了前提与可操作性。另外，对于学生而言，地方史相较于课本更为鲜活生动，甚至有一些就取材于其身边熟悉的资源，因此也更乐于接受，我们也不妨让学生参与到地方史资源的寻找与开发中，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鉴别、分析、解释史料的能力，还能让学生亲身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厚重与传承，家国情怀的培养也就水到渠成了。就像我们开始所提到的，“眼光向下”是为了再“自下而上”，将地方史资源和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我想，这样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对学生而言是有趣的，对我们思路和方法的拓展也将是极为有益的。
【作者简介】姚冉冉，中学一级教师，石家庄第二实验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豆艳荣】
中图分类号 G63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0457-6241（2020）17-0059-03
中国一直有地方史研究的传统，不仅有不同版本的地方史志，也有以行政或地理区划为单位的通史或专史。在思想观念上，儒家传统的家国天下的治世理路也为人们视野的下移提供了支撑与依据。西方社会科学理论与新的史学研究方法传入中国后，推动了国内社会史、民族学、人类学，以及多学科交叉研究下的诸如生态史学、历史人类学等新兴学科与研究范式的出现与发展，研究视野的扩大、材料的丰富、理论方法的多样，都为传统的地方史研究注入了新的活力。①但“眼光向下”并不意味着将地方与国家区分开来，而是通过“关注基层社会与国家的互动关系”，找到“重新和深入认识传统中国的一个突破口——而且是过去被忽略的一个突破口”，②进而推动整体史研究的发展，意即从“眼光向下”再“自下而上”。对于中学历史教学而言，无论是科研还是教学实践，上述研究路径下的成果都相对欠缺。
本文从学生日常习题中出现的一幅历史地图入手，意图探索在中学历史教学中地方史资源开发与利用的思路与方法，让学生学会分析地方史资源背后隐藏的知识、制度与思想，从而扩展中学历史教学的教学资源、方法与思路。
这里使用的历史地图是山西平遥古城平面图（见图1），在图中我们能看到，该古城建筑基本上以南大街为中轴线，对称分布，其中佛寺和道观对置，县衙和城隍庙相对，武庙和文庙并立。这种对称分布是偶然还是刻意为之？其背后是否有着特殊的文化内涵？如果有，这种现象又是何时形成的，是否在历史上长期如此？我们又能否在其背后窥见某些制度性的、观念性的知识与思想？通过查阅相关资料，我想就以下三点和大家共同商讨。
第一，该图只给了我们平遥古城的空间信息，而缺少时间信息。从学生的知识储备而言，根据图上儒释道建筑并存这一现象，也只能推断出这张地图是魏晋以后的，而具体的时间对于我们理解分析问题是至关重要的，这应该算是该题的一个漏洞。从时间上来看，平遥古城始建于周宣王时期，明洪武三年（1370年）扩建，始建城墙，“其后明景德、正德、嘉靖、隆庆和万历各代进行过十次大的补修和修葺，更新城楼，加设敌台，增修瓮城，增设吊桥，使平遥城墙规模趋于完善。清康熙四十三年（1703年）因皇帝西巡路经平遥，加筑四面大城楼，使城池更加壮观”，其中“每隔60米左右筑观敌楼一座，共72座，象征孔子众多门徒中的72贤人”。①上图中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每隔一段距离的观敌楼以及四周的大城楼，因此可以判断该题所给地图反映的就是明清以来的平遥县城，这一时间的确定是我们探讨以下问题的前提。
第二，一般来言，行政治所应该居于城市的中心，而该图中，为何县衙居于中轴线一侧，并与城隍庙相对？这里就需要学生对城隍的职责有所了解。城隍本指护城河，后演变为民间信仰中的城隍神，是冥界的地方官，可以理解为阎罗王的下属，人死后要由城隍根据其生前的善恶、寿命决定是下地狱还是轮回。明太祖甚至大封城隍神：“将传统城隍神制度化，并划分为都城隍、府城隍、州城隍、县城隍四个等级，与现实中各级官府形成对应关系，并统一民间城隍神像，以便于施行封建统治和社会管理，史称二年新制。”② 这样城隍信仰很快遍布全国各地，并成为国家信仰的组成部分。我们在平遥古城中看到的就是县城隍，在城隍信仰中，就是一县在冥界的地方官，而县令是阳界的地方官，故县衙和城隍庙相对，一西一东，意为神人共治。
第三，儒释道三教并存在魏晋之后就已出现，地图中寺观对置，设立文庙，很好地体现了上述文化内涵，但学生对于武庙则了解不多，武庙又蕴含着怎样的文化内涵呢？笔者查阅资料后发现，武庙本是祭祀姜太公及历代良将的，明朝洪武年間，废武庙，以姜太公从祀帝王庙。明神宗时，“应道士张元济之请，进（关羽）爵为帝，庙曰英烈。四十二年，又敕封三界伏魔大帝神威远震大尊关圣帝君”。③从此关羽便成为儒释道三教共尊的帝君大神，其妻、子、部属等并益受封。“顺治九年（1652年），清廷敕封其为忠义神武关圣大帝，乾隆二十三年（1758年）又加封‘灵佑’，此后历代清帝皆醉心于加封，到光绪五年（1879年）时，关羽的封号已多达22个字”。④这样，供奉关羽的武庙与孔子的文庙并列，合称文武庙。统治者对关羽的一再追封，正是因为关羽忠仁义勇的形象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要求，这也是宋明理学世俗化的一个表现，其中所渗透的儒家道德伦理观正是对民众最好的教化。可见，文武庙并列，都体现了对儒家思想的推崇，反映了明清时期官方教育职能和教化职能的凸显。
我们发现，以上的城隍和关帝都属于民间信仰，后经帝王的追封成为制度化的国家祭祀，即从淫祀转变为正祀，这一转变的意义重大。历代政府都会推崇一些有利于政权稳定的神灵，其中既有山川自然之神，又有忠孝节烈的人物神，并通过给予这些神灵封号，出资建庙等举措，让这些神灵和作为天化身的“天子”一起共享国家的统治权。这一封神的风气在两宋时期尤胜，不仅数量多，而且封赐频繁，据统计，从1071年算起直至南宋灭亡的148年内，只有3年未有封赐。⑤朱元璋在明王朝建立之初也曾亲自修订祀典礼制，并通过颁布诏书对正祀和淫祀进行规范。通过这些举措，“不仅是对灵应的回报，封建国家还企图通过这一象征性手段使‘百神受职’，以换取更多的感应”。⑥“将帝国的统治者与超自然力量联系在一起，对帝国统治而言是有力的支撑。”⑦
通过以上分析，我们看到统治者是通过多种方式完成对社会和民众的控制的，既有以县衙为代表的官僚体系，又有由儒释道和其他民间信仰所组成的宗教文化体系，他们既有交叉，又职责分明，成为封建政府国家治理体系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我们必须要注意一个时间，城隍庙、武庙的推广普及都是在明清时期，那么，明之前的城市建筑是怎样分布？和明之后有没有什么差别？如果有，产生差别的原因是什么？又可以进一步说明什么？ 基于上述問题，我找到了唐朝长安城、北宋开封城、明清北京城诸图（图略）进行对比，仔细观察后发现，明前后的都城图在建筑对象的选择上有明显的差异。如唐长安城图除了绘制政治功能的建筑外，还把更多的空间留给了百姓居住的坊、进行贸易的市。北宋开封城图中则更细致地标注了枣瓦子、中瓦子、桑家瓦子、潘楼、任店、高阳正店等娱乐场所、商铺的名称。反观明清的北京城图，就像是平遥县城的放大版，满目所及都是宫殿和寺庙。另外，我还注意到一个细节，明清时期无论是平遥县城图还是北京城地图，宫殿和庙宇都占据了城市的大部分空间，如果按照建筑的比例尺进行实际计算的话，这一定是不符合实际的。可见，绘图者不仅压缩了百姓的生存空间，还将体现统治者权力的建筑放大。
那么，绘图者为何要这样做？为何明代之后的地图绘制在建筑对象选择上会和前代有这么大的不同？我想，这一定不是历史的偶然，在地图绘制的背后，一定隐藏着绘图者所要传达的某种信息，甚至是绘图者自己都不曾意识到的、已经深深刻在他心中的某种观念。而这种信息和观念又绝不可能是绘图者个人意志的体现。因为一般而言，古代有能力组织地图绘制的往往是官府，各级行政区划图、都城图更是如此。前面的地图虽然不是古地图，却也一定是今人根据古地图重新绘制的，因此，地图中反映的应该是当时人的思想观念。对比明前后的都城图，我想，产生上述差异的因素概括下来，就是明之后君主专制的加强以及社会控制的日益强化，在这样的大背景下，“民”是被统治者，也就自然地在地图上消失不见了。
以上，我们从一张县域的历史地图出发，一步步地深入挖掘了其背后隐藏的知识、制度与观念，通过历史细节之间的关联、对比，我们看到地方史背后所投射的正是国家与社会的影响因子。可见，地方史并不单纯是一地的历史，在其身上更多折射出的是国家的政治制度、经济形态抑或思想文化，这就为将地方史融入中学历史教学提供了前提与可操作性。另外，对于学生而言，地方史相较于课本更为鲜活生动，甚至有一些就取材于其身边熟悉的资源，因此也更乐于接受，我们也不妨让学生参与到地方史资源的寻找与开发中，这不仅有利于提升学生鉴别、分析、解释史料的能力，还能让学生亲身感受到民族文化的厚重与传承，家国情怀的培养也就水到渠成了。就像我们开始所提到的，“眼光向下”是为了再“自下而上”，将地方史资源和中学历史教学有机结合，我想，这样的探索与实践不仅对学生而言是有趣的，对我们思路和方法的拓展也将是极为有益的。
【作者简介】姚冉冉，中学一级教师，石家庄第二实验中学历史教师。
【责任编辑：豆艳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