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各省问责人数还会上升
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陆续向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等省市反馈督察意见。
本刊记者了解到，督察组向7省市交办的31457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立案处罚8687家，拘留405人，约谈6657人，问责4660人。
无论受理的群众举报数量还是问责人数，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均比前两批显著增加。此外，反馈报告措辞严厉——“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多见”“一些地市和部门环境法制意识淡薄”……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病灶”，为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敲响了警钟。
交办问题、问责人数均创新高
从群众举报的环境问题数量看，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共向内蒙古等8省区交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1.3万件;第二批7个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北京等7省市转办的环境问题举报超过1.5万件。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毫不留情地向地方生态环境问题“亮剑”，公众切实体验了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力，很多群众主动提供身边破坏环境的线索。
与前两批相比，第三批进驻7省市的督察组受理转办的群众举报数量翻了一番。在7省市中，辽宁省最多，达到6991件。其余依次为福建4903件、湖南4583件、天津4226件、安徽3719件、山西3582件、贵州3453件。
在巢湖西半湖，一名渔民展示从水中捞起的蓝藻
从问责人数看，在督察组正式向地方党委、政府反馈督察意见前，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的8省份问责人数超过3200人，第二批7省份问责人数超过3100人。
截至目前，第三批督察的7省市中，仅湖南一省就已经问责1359人;其余6省市依次为山西1071人、辽宁850人、安徽476人、福建444人、贵州321人、天津139人。国家环保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督察意见反馈，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各省问责人数还会上升。
环保为经济发展让路仍时有发生
督察指出，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的问题，环境保护工作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
据督察组人员介绍，为拉动经济发展，山西省2015年不顾大气环境质量超标、省内火电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形势，违反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实施《山西省低热值煤发电“十二五”专项规划》，先后核准审批20多个低热值煤发电项目，部分项目在审批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不严不实。2016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山西全省煤电焦铁等产能负荷明显提高，但环境投入和监管没有同步推进，甚至放松治污要求，全省多数地区大气环境质量出现恶化。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很多地方都面临的考验。贵州省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但保护滞后于发展甚至让位于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威宁县县城建设用地范围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重叠面积由2009年规划确定的2217亩扩大到目前的25411亩，“城进湖退”问题突出。
同时，一些地方还出台“土政策”干预环境执法。国家要求2015年6月底前全面清理、废除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但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不愿清理“土政策”，甚至还出台新的“土政策”。福建省莆田市政府2016年出台“无检查周”和“下限执行处罚”等“土政策”;南平市建阳区2016年连续出台3个阻碍环境执法的“新文件”;泉州石狮市政府于2015年12月召开专题会议，责令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助长了企業违法行为。
有地方一罚了之，有地方“美化”数据
一些地方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仍然突出。
2016年冬天，山西省一些城市因为二氧化硫严重超标，广受关注。二氧化硫超标多与燃煤有关。此次督察发现，2013年至2016年，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未按照分工要求开展工作，全省散煤煤质管控处于失控局面，导致冬季燃煤污染十分严重。
在辽宁，近年来大规模违法围海、填海问题突出。督察指出，海洋管理等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一罚了之、以罚代管。督察组人员表示，即使加上处罚金额，填海一亩的成本都远远低于填海所得，这实际鼓励和纵容了违法围海、填海行为，导致海洋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还有些地方看上去采取了不少治污措施，但流于表面工作。督察组在反馈中严厉指出，天津市滨海新区、武清区“走捷径”，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区域实施“保障方案”，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宁河区落实黑臭水体治理任务敷衍塞责，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仅采取杂物堵塞排污口、设立挡水墙等临时性措施，管网建设等治本工程严重滞后。
与这些不作为、“假作为”相比，一些地方的乱作为问题更让督察组震惊。湖南省湘潭碱业公司是当地龙头企业，在线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长期超标排放。为让企业通过环保备案，湘潭及湘乡两级政府于2016年12月分别出具备案申报文件，均写明“通过多年在线监控运行及各级环境保护监测站监督性监测表明，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弄虚作假。
重点流域区域环境问题突出
督察组每到一省都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所侧重，此次督察反馈中也着重通报了重点流域区域突出的环境问题。
督察发现洞庭湖区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与2013年相比，2016年洞庭湖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从36.4%下降为0，出口断面总磷浓度升幅97.9%。其中，益阳大通湖是洞庭湖区最大的内湖，2012年申报为国家良好湖泊，并得到中央财政支持。但益阳市对大通湖天泓渔业公司围网养殖监管不力，企业大量投放饲料、肥料，水质从2013年Ⅲ类下降为2016年劣Ⅴ类。
在安徽，巢湖治理是督察组关注的重点问题。督察发现巢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当地频频破坏滨湖湿地、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且入湖污染量大，入湖的十五里河、南淝河和派河水质长期劣Ⅴ类。
此外，督察还指出了各地存在的其他一些共性问题，包括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建设问题突出、一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解决不够有力等。
反馈情况并不意味着督察结束。按照要求，7省市应在30个工作日内组织编制整改方案上报国务院。获批后，各地的整改方案也将向社会公开。抓整改、抓落实、抓问责，中央环保督察掀起的绿色风暴还将在各地持续。
第三批中央环境保护督察组近日陆续向天津、山西、辽宁、安徽、福建、湖南、贵州等省市反馈督察意见。
本刊记者了解到，督察组向7省市交办的31457件环境问题举报已基本办结，立案处罚8687家，拘留405人，约谈6657人，问责4660人。
无论受理的群众举报数量还是问责人数，第三批中央环保督察均比前两批显著增加。此外，反馈报告措辞严厉——“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不作为、乱作为问题多见”“一些地市和部门环境法制意识淡薄”……一针见血地指出地方“病灶”，为地方生态环境保护敲响了警钟。
交办问题、问责人数均创新高
从群众举报的环境问题数量看，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组共向内蒙古等8省区交办群众来信来电举报1.3万件;第二批7个中央环保督察组向北京等7省市转办的环境问题举报超过1.5万件。
随着中央环保督察毫不留情地向地方生态环境问题“亮剑”，公众切实体验了中央环保督察的影响力，很多群众主动提供身边破坏环境的线索。
与前两批相比，第三批进驻7省市的督察组受理转办的群众举报数量翻了一番。在7省市中，辽宁省最多，达到6991件。其余依次为福建4903件、湖南4583件、天津4226件、安徽3719件、山西3582件、贵州3453件。
从问责人数看，在督察组正式向地方党委、政府反馈督察意见前，第一批中央环保督察的8省份问责人数超过3200人，第二批7省份问责人数超过3100人。
截至目前，第三批督察的7省市中，仅湖南一省就已经问责1359人;其余6省市依次为山西1071人、辽宁850人、安徽476人、福建444人、贵州321人、天津139人。国家环保督察办公室有关负责人表示，随着督察意见反馈，有关部门将进一步深入调查，各省问责人数还会上升。
环保为经济发展让路仍时有发生
督察指出，各地均不同程度存在生态环境保护为经济发展让路的问题，环境保护工作存在“说起来重要、做起来次要、忙起来不要”的尴尬局面。
据督察组人员介绍，为拉动经济发展，山西省2015年不顾大气环境质量超标、省内火电产能严重过剩的严峻形势，违反规划环评审查意见实施《山西省低热值煤发电“十二五”专项规划》，先后核准审批20多个低热值煤发电项目，部分项目在审批中主要污染物排放总量控制不严不实。2016年以来，随着经济形势有所好转，山西全省煤电焦铁等产能负荷明显提高，但环境投入和监管没有同步推进，甚至放松治污要求，全省多数地区大气环境质量出现恶化。
正确处理经济发展和环境保护的关系，是很多地方都面临的考验。贵州省是首批国家生态文明试验区之一，但保护滞后于发展甚至让位于发展的情况时有发生。威宁县县城建设用地范围与自然保护区范围重叠面积由2009年规划确定的2217亩扩大到目前的25411亩，“城进湖退”问题突出。
同时，一些地方还出台“土政策”干预环境执法。国家要求2015年6月底前全面清理、废除阻碍环境监管执法的“土政策”。但一些地方为追求一时经济增长，不愿清理“土政策”，甚至还出台新的“土政策”。福建省莆田市政府2016年出台“无检查周”和“下限执行处罚”等“土政策”;南平市建阳区2016年连续出台3个阻碍环境执法的“新文件”;泉州石狮市政府于2015年12月召开专题会议，责令市环境保护局撤销依法作出的行政处罚决定，助长了企業违法行为。
有地方一罚了之，有地方“美化”数据
一些地方部门环保不作为、乱作为问题仍然突出。
2016年冬天，山西省一些城市因为二氧化硫严重超标，广受关注。二氧化硫超标多与燃煤有关。此次督察发现，2013年至2016年，山西省煤炭工业厅未按照分工要求开展工作，全省散煤煤质管控处于失控局面，导致冬季燃煤污染十分严重。
在辽宁，近年来大规模违法围海、填海问题突出。督察指出，海洋管理等部门和有关地方政府一罚了之、以罚代管。督察组人员表示，即使加上处罚金额，填海一亩的成本都远远低于填海所得，这实际鼓励和纵容了违法围海、填海行为，导致海洋生态破坏问题突出。
还有些地方看上去采取了不少治污措施，但流于表面工作。督察组在反馈中严厉指出，天津市滨海新区、武清区“走捷径”，在空气质量自动监测站周边区域实施“保障方案”，采取控制交通流量、增加水洗保洁次数等功利性措施。宁河区落实黑臭水体治理任务敷衍塞责，为应付检查做表面文章，仅采取杂物堵塞排污口、设立挡水墙等临时性措施，管网建设等治本工程严重滞后。
与这些不作为、“假作为”相比，一些地方的乱作为问题更让督察组震惊。湖南省湘潭碱业公司是当地龙头企业，在线监测设备运行不正常，长期超标排放。为让企业通过环保备案，湘潭及湘乡两级政府于2016年12月分别出具备案申报文件，均写明“通过多年在线监控运行及各级环境保护监测站监督性监测表明，污染物能够实现达标排放”，弄虚作假。
重点流域区域环境问题突出
督察组每到一省都根据当地的生态环境问题有所侧重，此次督察反馈中也着重通报了重点流域区域突出的环境问题。
督察发现洞庭湖区生态环境问题严峻。与2013年相比，2016年洞庭湖Ⅲ类水质断面比例从36.4%下降为0，出口断面总磷浓度升幅97.9%。其中，益阳大通湖是洞庭湖区最大的内湖，2012年申报为国家良好湖泊，并得到中央财政支持。但益阳市对大通湖天泓渔业公司围网养殖监管不力，企业大量投放饲料、肥料，水质从2013年Ⅲ类下降为2016年劣Ⅴ类。
在安徽，巢湖治理是督察组关注的重点问题。督察发现巢湖流域水环境保护形势严峻。当地频频破坏滨湖湿地、违规侵占湖面进行旅游开发，且入湖污染量大，入湖的十五里河、南淝河和派河水质长期劣Ⅴ类。
此外，督察还指出了各地存在的其他一些共性问题，包括自然保护区违法违规建设问题突出、一些城市环境基础设施建设严重滞后、群众身边的环境问题解决不够有力等。
反馈情况并不意味着督察结束。按照要求，7省市应在30个工作日内组织编制整改方案上报国务院。获批后，各地的整改方案也将向社会公开。抓整改、抓落实、抓问责，中央环保督察掀起的绿色风暴还将在各地持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