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想的教材
　　
　　王则柯先生以为“千人一面的说教面孔”仅仅是“理工科教材”之弊病(见一九八八年第五期)。其实，经有关教育部门核准的大量文科教材比理工科是有过之而无不及，正如金克木先生所说，“种种标签，无数术语，把名著肢解得体无完肤……”(亦见一九八八年第五期)
　　理想的教材当如《沧浪诗话》，“严羽表面上还是用随笔的风格，用亲切平易的语气，还像坐在软椅里聊天，不像站在讲台上说教，而实际上已经不是‘闲谈’，而是在深谈，不是拉杂讲些趣事佳句。而是阐明有系统、有纲领的文学见解了。”(文研所《中国文学史》第二册第687页)
　　刘图
　　
　　里德的局限
　　
　　读了《为现代艺术辩护》(《读书》第三期)，有些补充意见。我以为，里德《现代艺术哲学》一书，今天看来，是有局限性的。书中对现代艺术的要求多于辩护，而且不时给人以这样的感觉：作者以传统的方式解释现代艺术，以为这样就获得合法性，观众就接受了。其实，与其说由批评家来鉴定现代艺术的合法性，不如让时间效劳。不到半个世纪，西方人的思维方式已有翻天覆地的变化，想起来真令人激动。
　　二十世纪社会的进步、文化的发展如此之快，“现代艺术遭到公众拒绝”的日子在西方早已成为历史。毕加索之于今天西方的观众早已成为“古典大师”。去年在联邦德国卡塞尔举行的第七届Dokumenta现代艺术展并没被视为洪水猛兽，尽管绝大多数作品为一般观众看不懂，却没人表示出拒绝或敌视的情绪。由此，里德将“艺术家与浪漫主义，社会与古典主义”的如是分组，显得并不恰当。
　　作者提到“丑的介入，艺术不再是愉悦的”，并说丑产生痛感。其实艺术从一诞生就不是为着愉悦的目的。“丑产生痛感”，正确，又不正确。因为丑与痛苦没有必然联系。席里柯《梅杜萨之筏》上面的尸体之所以引起痛感，大约是因为距此时不远的法国大革命中断头台的阴影联想。戈雅对王公贵族的丑化能引起人的愉悦，甚至被丑化者在当时也相当满意。
　　里德在重视创作个性的同时又反复强调造型基本法则应是古今通用的和谐，有些自相矛盾。甚至说：“如果一种活动违犯和谐律时，我们应该否定其为艺术”。如果真照他说的去做，等于是让艺术牺牲自由而接受独裁。尽管和谐是美妙的，它的独裁也许是温柔的，但我以为今天的艺术家仍会选择自由，而不要单一化。自由是可以选择和谐的，如果它愿意的话。
　　请原谅我年轻冒昧。王文从中国的情况出发，多谈里德书的长处，未可厚非。如果中国读者也看到里德书中的矛盾。也许同样有益。
　　李述洪
　　
　　大小金川起义
　　
　　《读书》第四期张承志的《学科的黄土与科学的金子》第二十三行中“苗族大小金川起义”的提法，是个小疏忽。大小金川位于现在四川省阿坝藏族自治州境内，是藏族居住地区，与苗族没有任何关系。清季的大小金川起义是指乾隆十二年(一七四七)大金川土司莎罗奔起兵反清(乾隆十四年被乎定)，以及乾隆三十六年(一七七一)莎罗奔之孙索诺木联合小金川反清(乾隆四十年被平定)的两次行动。清廷在平定两次反清活动后，在那里设置懋功厅进行管辖。
　　李光奇
　　
　　并非反训
　　
　　《训诂：中国文化阐释的前沿》一文(载一九八八年第二期)中，作者曾举“以‘故’训‘今’”为反训之例。近年来刊出的文章或专著也是每言反训，必举此例，还有与此相关的“肆既训‘故’又训‘今’”。实际上，汉语发展史上，根本没这回事儿。究其因，毛病出在《尔雅》和郭璞的《尔雅注》上面。
　　“始、古”为“故旧”之“故”，而“肆”为连词之“故”，《尔雅》因其同训“故”之故，故将三者排在一起，此即雅学家们所谓的“二义同条”。而“肆、故，今也”一条都是连词，说白了，都是“所以”，压根儿不是以“现在”之“今”，去训“故旧”之“故”，“肆”也并不兼具“过去”、“现在”两个相反的意义。
　　《尔雅》一书，此例甚多，由汉而清，说者百余家，治丝益棼。为避免繁琐考证和以讹化讹之弊，笔者给大家介绍一部雅学新著——《尔雅今注》。本书作者南开大学徐朝华先生，于百家之说，疏通证明，阐发新义，往往片言举要。上文所论，书中均辨析精详。
　　姜涛
　　
　　只怕空泛
　　
　　文章短固然好，文章的“厚”更重要。真正有份量的文章，并不怕篇幅长，也不怕内容深，只是最厌空泛玄虚。《读书》已经建立起一种令众生尊重、信托的风格。愿《读书》“武运”长久，宁可我行我素，勿低就、追逐“新潮”而流于浅薄。中华大地杂志实为不缺，堪称“厚实”之刊物则凤毛鳞角。
　　夏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