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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人一生几十年，由于环境和个人社会地位的变迁，思想和行为都要发生变化，其社会作用在不同阶段也不同。汪精卫在民族危亡的情况下，叛变投敌，出卖民族利益，遗臭万年，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汪精卫是汉奸，就完全否定他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思想和行为及其社会作用。对于汪精卫这段历史，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
1911年的大半时间，汪兆铭都是在天朝的大牢里度过的。谋刺摄政王，按律当满门抄斩，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判了个终身监禁。活命的原因很复杂，有人说他长得太帅，又是留学生，清廷起了爱才之心——后世评他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可见不虚。
28岁的汪兆铭每日在牢里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忙得很。肃亲王善耆有时找他聊天，总是激烈争辩。
肃亲王：朝廷正在预备立宪，改革政体，这不正是你的革命目标吗？
汪兆铭：革命党人主张的不是立宪，而是推翻专制，实行三民主义。
肃亲王：三民主义要“灭满兴汉”，宣扬民族仇视。能够和平改革，何苦要流血？
汪兆铭：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把国会作为皇帝的傀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彼此欣赏。
汪兆铭在狱中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诗，最有名的是这几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兆铭的勇敢赢得了无数革命青年的尊敬，不过人们更熟知的是他在《民报》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精卫”，这个名字象征精卫填海般的坚定意志。在1911年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谈起他，总会赞叹：汪精卫，一个刺客。
暗杀时代
1908年，同盟会陷入困境，六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高层也开始分裂，许多青年开始灰心。汪精卫站了出来，提出亲自去北京暗杀清廷官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唤起人们革命的信心。
他执意北上，临行咬破手指，给同盟会同乡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胡汉民见到血书，哭昏过去。这时的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一行，已经潜入北京。
暗杀对象锁定满清贵族，第一个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侍从如云，没机会下手。汪精卫转而注意到了1910年1月1日《顺天时报》上的一条消息：海军大臣载洵赴英考察，腊月半回京。
可惜事有凑巧，当时清廷正狠抓官员廉洁作风，王爷也不敢摆架子。没有八抬大轿，只见一群红顶官员混杂在平民中一起出了火车站。
目标无法识别，带着炸弹的汪精卫悻悻而归。
银锭桥案
这次行动失败后，汪精卫总结教训，开始调查高官们的日常起居，最后把暗杀目标确定为摄政王载沣。
载沣每天早晚都会往返醇王府与地安门上下班。鼓楼前有一道短墙，汪精卫打算从墙头上扔炸弹将载沣炸死。
谁知那几天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载沣绕了条路，从鸦儿胡同往南拐入烟袋斜街，过银锭桥，从北海后门进地安门。
汪精卫只好修改计划。他注意到银锭桥宽不足3米，长不足10米，桥北还有一条阴沟。汪精卫等人商议后决定，可将炸弹埋于桥下，点火者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等载沣过桥时将其炸死。只是炸弹起爆，点火者也难生还。
喻培伦找到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匠铺，定做了一个大铁罐，可装50磅炸药。
3月31日深夜，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同往银锭桥下埋炸弹。他们用铁镐铲土，惊动了附近人家养的狗，犬声四起。三人连忙逃走。
4月2日凌晨，黄复生、喻培伦将铁罐搬到桥下，终于埋好了炸弹。谁知起身时他们发现，桥上竟然有人。
这人是谁？史料记载不一。一说是居民刘某到门外小便，发现桥下有人，招来了巡逻的警察。一说是有个赶大车的，其妻已三日未归，出门散心发现桥下有人，以为是其妻与奸夫，就点起灯笼准备捉奸。
无论哪种说法，结果都是警察赶到，在桥下起获了铁罐和电线。汪精卫此时正在照相馆里和陈璧君话别，准备天亮后慷慨赴死。谁知黄、喻两人仓皇奔回，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
喻培伦建议大家立即出城。汪精卫则认为不必，炸弹虽然暴露，警察未必能查出是谁干的，不妨观望一下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新闻：“银锭桥下惊现炸弹，歹徒谋刺摄政王。”舆论分析，这是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和载涛刚从伦敦回来，嫌疑很大。
没有人怀疑革命党，汪精卫放心了。
他中计了。真实的情况是，警察见铁罐像是新做的，就秘密到城中各家铁匠铺打探，同时在报纸上声东击西，稳住刺客。果然，“鸿太永”的铁匠指认，铁罐是“守真照相馆”定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4月25日，清廷法部开庭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拒绝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主谋，与他人无干。
肃亲王善耆见二人视死如归，意识到处死刺客只会激起党人的愤怒，局面更加失控，遂决定从轻发落，以安民心。
法国留学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为挽回败局，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卫出狱，千余群众聚集法部大狱门口迎接。
1912年3月，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纷纷解甲归田，汪精卫和蔡元培一起发表《告别京津同胞书》，同往南京。
8月，他与陈璧君举行婚礼后一起前往法国留学，拒绝了民国政府的高官厚禄。那时还没有“汉奸”这个词，汪精卫不会想到，日后他将在南京承担千古骂名。当时年轻的他只想着兑现在同盟会时许下的诺言：“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
摘自《新京报》2011.5.24
另一方面，也不能因为汪精卫是汉奸，就完全否定他从辛亥革命到第一次国共合作期间的思想和行为及其社会作用。对于汪精卫这段历史，应该从实际出发，实事求是地进行具体分析。
1911年的大半时间，汪兆铭都是在天朝的大牢里度过的。谋刺摄政王，按律当满门抄斩，他却奇迹般地活了下来，只判了个终身监禁。活命的原因很复杂，有人说他长得太帅，又是留学生，清廷起了爱才之心——后世评他为“民国四大美男”之一，可见不虚。
28岁的汪兆铭每日在牢里吃饭、睡觉、写诗，思念心爱的姑娘，忙得很。肃亲王善耆有时找他聊天，总是激烈争辩。
肃亲王：朝廷正在预备立宪，改革政体，这不正是你的革命目标吗？
汪兆铭：革命党人主张的不是立宪，而是推翻专制，实行三民主义。
肃亲王：三民主义要“灭满兴汉”，宣扬民族仇视。能够和平改革，何苦要流血？
汪兆铭：所谓君主立宪，不过是把国会作为皇帝的傀儡，只有革命才能救中国。
谁也说服不了谁，却彼此欣赏。
汪兆铭在狱中写了很多慷慨激昂的诗，最有名的是这几句：
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
汪兆铭的勇敢赢得了无数革命青年的尊敬，不过人们更熟知的是他在《民报》发表文章时用的笔名“精卫”，这个名字象征精卫填海般的坚定意志。在1911年之后的相当长时间里，人们谈起他，总会赞叹：汪精卫，一个刺客。
暗杀时代
1908年，同盟会陷入困境，六次武装起义均告失败。同盟会高层也开始分裂，许多青年开始灰心。汪精卫站了出来，提出亲自去北京暗杀清廷官员，用鲜血来证明同盟会领袖不怕死，唤起人们革命的信心。
他执意北上，临行咬破手指，给同盟会同乡胡汉民留下血书：“我今为薪，兄当为釜。”
胡汉民见到血书，哭昏过去。这时的汪精卫、黄复生、喻培伦、陈璧君一行，已经潜入北京。
暗杀对象锁定满清贵族，第一个是庆亲王奕劻，无奈奕劻侍从如云，没机会下手。汪精卫转而注意到了1910年1月1日《顺天时报》上的一条消息：海军大臣载洵赴英考察，腊月半回京。
可惜事有凑巧，当时清廷正狠抓官员廉洁作风，王爷也不敢摆架子。没有八抬大轿，只见一群红顶官员混杂在平民中一起出了火车站。
目标无法识别，带着炸弹的汪精卫悻悻而归。
银锭桥案
这次行动失败后，汪精卫总结教训，开始调查高官们的日常起居，最后把暗杀目标确定为摄政王载沣。
载沣每天早晚都会往返醇王府与地安门上下班。鼓楼前有一道短墙，汪精卫打算从墙头上扔炸弹将载沣炸死。
谁知那几天正赶上鼓楼大街修扩马路，载沣绕了条路，从鸦儿胡同往南拐入烟袋斜街，过银锭桥，从北海后门进地安门。
汪精卫只好修改计划。他注意到银锭桥宽不足3米，长不足10米，桥北还有一条阴沟。汪精卫等人商议后决定，可将炸弹埋于桥下，点火者藏于阴沟内，用电气发火，等载沣过桥时将其炸死。只是炸弹起爆，点火者也难生还。
喻培伦找到骡马市大街的“鸿太永”铁匠铺，定做了一个大铁罐，可装50磅炸药。
3月31日深夜，汪精卫与黄复生、喻培伦同往银锭桥下埋炸弹。他们用铁镐铲土，惊动了附近人家养的狗，犬声四起。三人连忙逃走。
4月2日凌晨，黄复生、喻培伦将铁罐搬到桥下，终于埋好了炸弹。谁知起身时他们发现，桥上竟然有人。
这人是谁？史料记载不一。一说是居民刘某到门外小便，发现桥下有人，招来了巡逻的警察。一说是有个赶大车的，其妻已三日未归，出门散心发现桥下有人，以为是其妻与奸夫，就点起灯笼准备捉奸。
无论哪种说法，结果都是警察赶到，在桥下起获了铁罐和电线。汪精卫此时正在照相馆里和陈璧君话别，准备天亮后慷慨赴死。谁知黄、喻两人仓皇奔回，说：“大事不好，有人看见我们埋炸弹了。”
喻培伦建议大家立即出城。汪精卫则认为不必，炸弹虽然暴露，警察未必能查出是谁干的，不妨观望一下再说。
第二天，北京各大报纸都登出新闻：“银锭桥下惊现炸弹，歹徒谋刺摄政王。”舆论分析，这是清廷内部的权力斗争——包炸药的报纸写有“伦敦”字样，而载洵和载涛刚从伦敦回来，嫌疑很大。
没有人怀疑革命党，汪精卫放心了。
他中计了。真实的情况是，警察见铁罐像是新做的，就秘密到城中各家铁匠铺打探，同时在报纸上声东击西，稳住刺客。果然，“鸿太永”的铁匠指认，铁罐是“守真照相馆”定做的。
4月16日，汪精卫和黄复生在照相馆被捕。
4月25日，清廷法部开庭审理。汪精卫和黄复生在法庭上拒绝招供同党，反而争着说自己是主谋，与他人无干。
肃亲王善耆见二人视死如归，意识到处死刺客只会激起党人的愤怒，局面更加失控，遂决定从轻发落，以安民心。
法国留学
1911年武昌起义爆发后，清廷为挽回败局，宣布开放党禁，释放政治犯。11月6日，汪精卫出狱，千余群众聚集法部大狱门口迎接。
1912年3月，袁世凯宣誓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革命党人纷纷解甲归田，汪精卫和蔡元培一起发表《告别京津同胞书》，同往南京。
8月，他与陈璧君举行婚礼后一起前往法国留学，拒绝了民国政府的高官厚禄。那时还没有“汉奸”这个词，汪精卫不会想到，日后他将在南京承担千古骂名。当时年轻的他只想着兑现在同盟会时许下的诺言：“革命成功后，一不做官，二不做议员，功成身退。”
摘自《新京报》2011.5.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