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盛宣怀一生主要致力于洋务企业，是在张之洞、李鸿章的洋务大旗下成长起来的早期企业家，他是近代亦官亦商的官僚资本第一人。
电报网络 掌控信息命脉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盛家世代官宦，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曾先后任湖北、浙江道员。按照家族的传统，盛宣怀的人生之路必然是通过科举，求功名，入仕途。但他从22岁童子试之后屡试不第，三次落第之后，不得已另谋他途。1870年，他在李鸿章幕僚杨宗濂的推荐下，投在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私交深厚，盛宣怀从此得到李的提携，第二年便升到相当于知府的官职。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后，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均被清政府拒绝。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对列强的设线要求开始无力招架，勉强同意设线，但是规定“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当然，英美各国自然对清廷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当时中国的官界和商界都萌发了自建电报的想法。其中便包括盛宣怀与胡雪岩。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又创办电报学堂，培养技术人才。1882年，英、法、美等国商人准备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架设上海至香港的水线，垄断利权。为了阻止这一电报网的建立，盛宣怀游说各地商人自行建设沿海口岸的电报线。他还移用了手中矿业的资金来铺设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随着电报网络的建立，盛宣怀为朝廷掌控了全国的信息命脉。
官督商办 建汉冶萍公司
1896年受张之洞委托，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由李维格任总稽查。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
1890年张之洞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铁矿蕴藏丰富，于是1891年4月开始采矿。1893年建成大型露天铁矿大冶铁矿，为汉阳铁厂提供原料。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
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由于汉冶萍公司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期间，大部设备被运往重庆，另立新厂，为重庆钢铁集团前身。
“铁路国有” 保路风潮突起
1908年盛宣怀进入中央政权，成为邮传部侍郎。1911年1月，在袁世凯失势之后，盛宣怀被封为邮传部大臣，接替原来的铁路总办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总管全国铁路事宜。此时的清政府已经越来越无力把控局势。政治上立宪的呼声，以及经济上民间资本的日益崛起，这个已经腐败的王朝渐渐容纳不下新生的力量。
就任邮传部大臣之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经承诺由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回作抵押，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以统一全国的轨道。但此时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已经有不少民资入股，突然的“国有令”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了一封电报：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经用掉和现存的资金，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果四川的商人们一定要退还现款，那么朝廷只能向外国借债，并将用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作抵押。也就是说，政府不仅收了路，而且连股金一起收了。
王人文收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这电报内容一旦公布，必然大乱，于是学了盛宣怀在义和团运动中“东南互保”的那招按下不发。但是6月7日，盛宣怀和端方径直发电报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文。王人文无奈，只得发布了这条电文，顿时舆论哗然。盛宣怀一再催促王人文迅速清查铁路公司各地账目，以便接收。
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四川盐政部部长邓孝可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骂“盛大臣卖国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会领袖罗纶登坛，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甚至连在场的警察也受到感染而悲泣。
王人文同情保路运动，几度向清廷致电为保路运动请愿说情，同时谴责盛宣怀出卖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愿意自己承担“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结果王人文被革职。
盛宣怀为什么主张铁路国有？盛宣怀自己曾试图说明“收归国有”的原因：“乃数年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故将铁路“收归国有，定为政策”。（见《府君杏荪行述》）
随后清政府派端方在湖北调选新军入川“平乱”，其时正当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满清王朝正岌岌可危。当时的御史王宝田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就说：“此时鄂事决裂，实由川民之变；其致变之由，由于收回铁路国有之政策。而主张此事者，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也。”也就是说盛宣怀引发了保路风潮，从而将一切责任推到盛宣怀身上。清廷遂将盛宣怀革职。
教育慈善 公益之举受好评
盛宣怀被革职之后便东渡日本，他在中国的个人产业一度被查封。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为了筹集军款，只好向工商巨头求助。当时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便是积极为孙中山筹款的人，以大生纱厂作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80万元，但仍不够。孙中山和黄兴又求助于盛宣怀。孙中山通过赴日代表对盛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更激，可代为解释……”并表示愿意有条件地发还盛家的不动产。
盛宣怀私下认为孙中山“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根据夏东元《盛宣怀传》，盛宣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听说孙中山也要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但是将中国铁路全部交给外国经营，比他借款修路还要激进。
虽然借款的事未能谈成，不过1912年12月，盛氏的家产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又举家迁回了中国，定居上海，继续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1916年，72岁的盛宣怀在上海去世。盛家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而他留下的遗产价值2000万两，堪称当时的首富。1928年，蒋介石政府以“卖国”的罪名查封了盛氏家产，不过1933年4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盛宣怀去世之后，对盛宣怀的评价就成了史学界和舆论界的一个争议。台湾史学家苏同炳在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写道：“纵观盛宣怀之一生，惟一可称道的地方似乎有两点。第一，是他一生中所办的慈善事业颇多，这是很难得的德行。至于第二点，则是他在办理交通建设事业之时，捐资倡办北洋大学及南洋公学，培养人才，振起教育之事。”虽然总体上苏同炳对盛宣怀持贬抑的态度，但至少肯定了他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两方面的贡献。
（摘自《国商——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
电报网络 掌控信息命脉
盛宣怀字杏荪，号愚斋，1844年出生于江苏常州府武进县龙溪。盛家世代官宦，盛宣怀的父亲盛康曾先后任湖北、浙江道员。按照家族的传统，盛宣怀的人生之路必然是通过科举，求功名，入仕途。但他从22岁童子试之后屡试不第，三次落第之后，不得已另谋他途。1870年，他在李鸿章幕僚杨宗濂的推荐下，投在李鸿章麾下，任行营内文案兼充营务处会办。由于盛宣怀的父亲与李鸿章私交深厚，盛宣怀从此得到李的提携，第二年便升到相当于知府的官职。
鸦片战争，五口通商之后，英、美、法等国数次要求在中国建立电报线，均被清政府拒绝。到了19世纪70年代，清政府对列强的设线要求开始无力招架，勉强同意设线，但是规定“电线沉于海底，其线端不得牵引上岸”。当然，英美各国自然对清廷的规定置若罔闻，不仅设海底线，而且架设了岸线。当时中国的官界和商界都萌发了自建电报的想法。其中便包括盛宣怀与胡雪岩。而他们的后台，分别是李鸿章与左宗棠。
天津的电报线架成后，李鸿章请醇亲王等朝廷显要亲临试验，评议很好。李鸿章这才正式奏请，并很快得到批准。1881年盛宣怀被清廷正式委派为电报局总办，主持电报局。又创办电报学堂，培养技术人才。1882年，英、法、美等国商人准备成立万国电报公司，架设上海至香港的水线，垄断利权。为了阻止这一电报网的建立，盛宣怀游说各地商人自行建设沿海口岸的电报线。他还移用了手中矿业的资金来铺设上海至广东、宁波、福州、厦门等地的电报线。随着电报网络的建立，盛宣怀为朝廷掌控了全国的信息命脉。
官督商办 建汉冶萍公司
1896年受张之洞委托，盛宣怀督办汉阳铁厂，由李维格任总稽查。汉阳铁厂走上“官督商办”道路。
1890年张之洞派德国技师在大冶附近勘察，发现铁矿蕴藏丰富，于是1891年4月开始采矿。1893年建成大型露天铁矿大冶铁矿，为汉阳铁厂提供原料。1898年3月，张之洞与盛宣怀合奏在江西萍乡安源采煤炼焦，委张赞宸为萍乡煤矿总局总办。
1908年，盛宣怀为解决资金不足问题，申请将汉阳铁厂、大冶铁矿和萍乡煤矿合并组成“汉冶萍煤铁厂矿有限公司”。到辛亥革命前夕，该公司员工7000多人，年产钢近7万吨、铁矿50万吨、煤60万吨，占清政府全年钢产量90％以上。汉冶萍公司是清政府惟一的新式钢铁联合企业，堪称“中国钢铁工业的摇篮”，也是当时亚洲最大的钢铁联合企业。
由于汉冶萍公司举足轻重的地位，抗战期间，大部设备被运往重庆，另立新厂，为重庆钢铁集团前身。
“铁路国有” 保路风潮突起
1908年盛宣怀进入中央政权，成为邮传部侍郎。1911年1月，在袁世凯失势之后，盛宣怀被封为邮传部大臣，接替原来的铁路总办袁世凯的亲信梁士诒，总管全国铁路事宜。此时的清政府已经越来越无力把控局势。政治上立宪的呼声，以及经济上民间资本的日益崛起，这个已经腐败的王朝渐渐容纳不下新生的力量。
就任邮传部大臣之后，盛宣怀提出“铁路国有”政策，下令将已经承诺由民间商办的川汉铁路和粤汉铁路路权收回作抵押，向英、法、美、德四国银行借款600万英镑，以统一全国的轨道。但此时四川、广东、湖南、湖北等地已经有不少民资入股，突然的“国有令”严重损害了他们的利益。
1911年6月1日，盛宣怀和督办大臣端方联名向四川总督王人文发了一封电报：对川汉铁路公司已经用掉和现存的资金，由政府一律换发给国家铁路股票，概不退还现款；如果四川的商人们一定要退还现款，那么朝廷只能向外国借债，并将用四川省的财政收入作抵押。也就是说，政府不仅收了路，而且连股金一起收了。
王人文收到这封电报之后，知道这电报内容一旦公布，必然大乱，于是学了盛宣怀在义和团运动中“东南互保”的那招按下不发。但是6月7日，盛宣怀和端方径直发电报给川汉铁路公司驻宜昌总理李稷勋，询问是否见到电文。王人文无奈，只得发布了这条电文，顿时舆论哗然。盛宣怀一再催促王人文迅速清查铁路公司各地账目，以便接收。
6月13日，四国借款合同寄到成都，四川盐政部部长邓孝可撰文《卖国邮传部！卖国奴盛宣怀！》，痛骂“盛大臣卖国奴”。6月17日，川汉铁路公司在成都岳府街上宣布成立保路同志会。保路会领袖罗纶登坛，开口便说：“川汉铁路完了！四川也完了，中国也完了！”言罢大哭，顿时满场号啕，甚至连在场的警察也受到感染而悲泣。
王人文同情保路运动，几度向清廷致电为保路运动请愿说情，同时谴责盛宣怀出卖路权、国权，要求治以欺君误国之罪，并愿意自己承担“同等之罪”，“以谢盛宣怀”。结果王人文被革职。
盛宣怀为什么主张铁路国有？盛宣怀自己曾试图说明“收归国有”的原因：“乃数年来，粤则收股及半，造路无多，川（四川）则倒账甚巨，参追无着，湘鄂则开局多年，徒资坐耗。竭万民之脂膏，或以虚糜，或以侵蚀。恐旷时愈久，民累愈深，上下交受其害，贻误何堪设想！”故将铁路“收归国有，定为政策”。（见《府君杏荪行述》）
随后清政府派端方在湖北调选新军入川“平乱”，其时正当湖北新军发动了武昌起义，满清王朝正岌岌可危。当时的御史王宝田在给皇帝的奏疏中就说：“此时鄂事决裂，实由川民之变；其致变之由，由于收回铁路国有之政策。而主张此事者，则邮传部尚书盛宣怀也。”也就是说盛宣怀引发了保路风潮，从而将一切责任推到盛宣怀身上。清廷遂将盛宣怀革职。
教育慈善 公益之举受好评
盛宣怀被革职之后便东渡日本，他在中国的个人产业一度被查封。1912年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之后，为了筹集军款，只好向工商巨头求助。当时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的张謇便是积极为孙中山筹款的人，以大生纱厂作担保，向日本三井洋行借款80万元，但仍不够。孙中山和黄兴又求助于盛宣怀。孙中山通过赴日代表对盛说：“民国于盛并无恶感，若肯筹款，自是有功，外间舆论更激，可代为解释……”并表示愿意有条件地发还盛家的不动产。
盛宣怀私下认为孙中山“有理想而无经验，不足与谋也”。根据夏东元《盛宣怀传》，盛宣怀之所以这么说是因为他听说孙中山也要实行铁路国有政策，但是将中国铁路全部交给外国经营，比他借款修路还要激进。
虽然借款的事未能谈成，不过1912年12月，盛氏的家产由江苏都督程德全下令发还。盛宣怀又举家迁回了中国，定居上海，继续担任招商局副董事长和汉冶萍煤铁公司董事长。1916年，72岁的盛宣怀在上海去世。盛家为他举行了极其隆重的葬礼，大出殡轰动上海，耗资30万两白银。而他留下的遗产价值2000万两，堪称当时的首富。1928年，蒋介石政府以“卖国”的罪名查封了盛氏家产，不过1933年4月又命令清理发还。
盛宣怀去世之后，对盛宣怀的评价就成了史学界和舆论界的一个争议。台湾史学家苏同炳在1978年出版的《中国近代史上的关键人物》一书中写道：“纵观盛宣怀之一生，惟一可称道的地方似乎有两点。第一，是他一生中所办的慈善事业颇多，这是很难得的德行。至于第二点，则是他在办理交通建设事业之时，捐资倡办北洋大学及南洋公学，培养人才，振起教育之事。”虽然总体上苏同炳对盛宣怀持贬抑的态度，但至少肯定了他在教育和公益事业两方面的贡献。
（摘自《国商——影响近代中国的十位商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