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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家跟老人听故事
谁都爱自己的家人，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我喜欢跟老人聊天，回家聊天，是我关心老人的方式。
其实跟父母聊天挺好玩的，一般都是先聊聊家常：姐怎么样了，小孩怎么样了，亲戚朋友怎么样了。然后就讲讲最近在做什么。他们总会表达一下他们的忧虑：我母亲是做会计的，她老担心我们资金链会断，很害怕。但不管怎样，能够有所沟通，就能各自心安。
这一段时间我们多了一个话题：讲家族历史。我就问我父亲过去经历过的故事，还有从1949年到1956年，各种社会运动在他们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很多人是怎么被枪毙的，是为什么？按照1949年以后的说法，我父母出身破落地主家庭，所以他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都谨小慎微，很软弱，很规矩；我奶奶曾因这一出身的问题，被整成神经病。
这些事情，过去没人问，再往前他们也不敢说，现在跟他们聊聊，他们也敢说了，能够听到这些早年的故事，是我最近特别开心的事情。
我不教育孩子
教育这词有点大，我没什么教育，就是爱跟孩子聊聊天。
我觉得，如果社会不幸，上一代会把他的理想寄托给下一代，比如说社会动乱，我有家仇，我就需要子女报仇，对吧；社会正常健康发展，上一代总是让下一代自由选择，甚至是跟自己不一样的生活。所以现在从我来说，我对子女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我也始终强调，让孩子有一个GPS，一定把大方向定位好，然后让他自己去判断。比如昨天晚上，孩子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台湾见了很多宗教人士，“得赶紧回来，不行了，我都快被迷惑了。”这就是之前有了既定的大方位认知，当外界的信息跟内部的认知出现偏差或无法兼容时，他自身是会有所反应的，这样好过什么信息都可以随意接收，那就是混乱了。
小孩子都有青春期，容易有所谓“早恋”，很多家长就是一种态度：阻碍、管制。我不同，我跟我女儿关系很好，我也不管她这事。很早的时候，我会跟她说，爸爸不问你跟谁约会，这是你的事，但是，18岁以前你有一件事得告诉我：在哪儿约会？为什么？18岁以前我是监护人，你在哪儿，如果见不到警察，又见不到其他人，万一有事，我得担责任。 你必须在一个能够看见警察，或者有事能够呼到人的地方，只要能保证这点，你什么时候、跟谁，我都不管了。
我老开玩笑说，我们依法来谈话，万一有事，我不能帮你，最后说我监护人没做好，你这不是害你爹吗？《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写着呢。只要你满了18岁，这条我都不管了 。 所以，我是非常轻松地来处理这事。
就我的研究和观察，几岁恋爱，跟幸福没关系，说早恋不好是胡扯淡。有18岁恋爱幸福的，有25岁初恋也幸福的，也有很晚恋爱特别痛苦的，所以孩子几岁开始恋爱我都无所谓：现在16岁还叫早恋，在旧社会，不吃激素，16岁早当妈了。
我会跟我的孩子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都行。但是我会接着说，我发现跟谁恋爱跟幸福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一点你得想好，那就是，你以后想过什么日子？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跟什么人恋爱。如你想当诗人，你就找一个不靠谱的文青，就很爽。反正你老爸不会帮你把关。所以说，我不教育孩子，只是爱聊聊天。
用关爱将财富回馈社会
国内有相当多人在提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我觉得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要求我们行善积德。如修桥补路，照顾乡里，扶助弱小，关心他人，爱护环境，等等，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里的固有精神，这种文化积淀会促使人做善事，哪怕只是献一次血，做一次义工。不按照这个做，你会有道德上的不安，相当于有钱但没有道德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是，当社会进步后，相当多个人通过专业、勤劳、智慧积累了个人财富，这些财富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很多人质疑社会差异、财富两极分化，我赞成用卡内基的方式解决：投入公益事业。这既能保持生产领域的效率，又能调和社会矛盾，现在巴菲特、盖茨等人就走在这条理性的道路上，这条路最有希望。
我当然愿意参与善事。我参加的最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就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有将近100个企业家参加，几乎囊括了国内目前最活跃的企业家，一部分是本土企业家，一部分是海归，还有一部分是台湾企业家（有20多位）。在这个非政府组织里，我们这一大群企业家，通过共同的公益事业，扩大横向联系，也促进了融合，在公益事业的舞台上互相借鉴，相互学习，探索和思考如何回馈社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从单纯的赢利赚钱到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再到起而行，拿出金錢和时间来亲身参与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中来，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企业家对当今中国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承诺。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自由、快乐、健康、满足感、成就感、被人尊重等等一系列加起来就是幸福。如果你花钱买一架飞机，却没有安全感，这等于花钱却没得到幸福。所以，花钱很多，却不一定得到幸福。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是否能增加自由，增加快乐，增加安全感，增加被尊重。在花钱和幸福之间，要寻找到一个点。
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领导别人。要管理好自己的欲望，我们通常挣钱的速度像散步，欲望增长的速度却像跑步。这样你怎么都不会快乐。
那么怎么管理好欲望？管理欲望效果最好、让人满足感最强、用很少的钱就能幸福的，要数宗教。很多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教人用财富增长的方式赶上欲望的增长，宗教则采取另外的办法：不管财富增长，而是控制欲望——让欲望增长慢一点，或者让欲望的实现方式发生改变，比如去关爱别人。所以不必让你的财富奔跑，而是让欲望停下来，这就要祈求宗教，祈求伦理，祈求你价值观的改变。
就像宗教教人们的那样，要想幸福，先要控制欲望，然后，学着去关爱别人。
谁都爱自己的家人，但不同的人有不同的方式，我喜欢跟老人聊天，回家聊天，是我关心老人的方式。
其实跟父母聊天挺好玩的，一般都是先聊聊家常：姐怎么样了，小孩怎么样了，亲戚朋友怎么样了。然后就讲讲最近在做什么。他们总会表达一下他们的忧虑：我母亲是做会计的，她老担心我们资金链会断，很害怕。但不管怎样，能够有所沟通，就能各自心安。
这一段时间我们多了一个话题：讲家族历史。我就问我父亲过去经历过的故事，还有从1949年到1956年，各种社会运动在他们那个地方是怎么回事，很多人是怎么被枪毙的，是为什么？按照1949年以后的说法，我父母出身破落地主家庭，所以他们在新的社会制度下，都谨小慎微，很软弱，很规矩；我奶奶曾因这一出身的问题，被整成神经病。
这些事情，过去没人问，再往前他们也不敢说，现在跟他们聊聊，他们也敢说了，能够听到这些早年的故事，是我最近特别开心的事情。
我不教育孩子
教育这词有点大，我没什么教育，就是爱跟孩子聊聊天。
我觉得，如果社会不幸，上一代会把他的理想寄托给下一代，比如说社会动乱，我有家仇，我就需要子女报仇，对吧；社会正常健康发展，上一代总是让下一代自由选择，甚至是跟自己不一样的生活。所以现在从我来说，我对子女没有什么特别的要求，但我也始终强调，让孩子有一个GPS，一定把大方向定位好，然后让他自己去判断。比如昨天晚上，孩子主动给我打电话，说他在台湾见了很多宗教人士，“得赶紧回来，不行了，我都快被迷惑了。”这就是之前有了既定的大方位认知，当外界的信息跟内部的认知出现偏差或无法兼容时，他自身是会有所反应的，这样好过什么信息都可以随意接收，那就是混乱了。
小孩子都有青春期，容易有所谓“早恋”，很多家长就是一种态度：阻碍、管制。我不同，我跟我女儿关系很好，我也不管她这事。很早的时候，我会跟她说，爸爸不问你跟谁约会，这是你的事，但是，18岁以前你有一件事得告诉我：在哪儿约会？为什么？18岁以前我是监护人，你在哪儿，如果见不到警察，又见不到其他人，万一有事，我得担责任。 你必须在一个能够看见警察，或者有事能够呼到人的地方，只要能保证这点，你什么时候、跟谁，我都不管了。
我老开玩笑说，我们依法来谈话，万一有事，我不能帮你，最后说我监护人没做好，你这不是害你爹吗？《未成年人保护法》都写着呢。只要你满了18岁，这条我都不管了 。 所以，我是非常轻松地来处理这事。
就我的研究和观察，几岁恋爱，跟幸福没关系，说早恋不好是胡扯淡。有18岁恋爱幸福的，有25岁初恋也幸福的，也有很晚恋爱特别痛苦的，所以孩子几岁开始恋爱我都无所谓：现在16岁还叫早恋，在旧社会，不吃激素，16岁早当妈了。
我会跟我的孩子说，你什么时候开始谈恋爱都行。但是我会接着说，我发现跟谁恋爱跟幸福是有很大关系的，有一点你得想好，那就是，你以后想过什么日子？你想过什么样的生活，你就跟什么人恋爱。如你想当诗人，你就找一个不靠谱的文青，就很爽。反正你老爸不会帮你把关。所以说，我不教育孩子，只是爱聊聊天。
用关爱将财富回馈社会
国内有相当多人在提企业公民和社会责任，我觉得有两方面值得关注：一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伦理要求我们行善积德。如修桥补路，照顾乡里，扶助弱小，关心他人，爱护环境，等等，这是中国几千年文化里的固有精神，这种文化积淀会促使人做善事，哪怕只是献一次血，做一次义工。不按照这个做，你会有道德上的不安，相当于有钱但没有道德感，会引起内心的痛苦。
第二个问题是，当社会进步后，相当多个人通过专业、勤劳、智慧积累了个人财富，这些财富用什么方式回馈社会？目前中国社会出现了一些矛盾和问题，很多人质疑社会差异、财富两极分化，我赞成用卡内基的方式解决：投入公益事业。这既能保持生产领域的效率，又能调和社会矛盾，现在巴菲特、盖茨等人就走在这条理性的道路上，这条路最有希望。
我当然愿意参与善事。我参加的最典型的非政府组织就是“阿拉善（SEE）生态协会”，有将近100个企业家参加，几乎囊括了国内目前最活跃的企业家，一部分是本土企业家，一部分是海归，还有一部分是台湾企业家（有20多位）。在这个非政府组织里，我们这一大群企业家，通过共同的公益事业，扩大横向联系，也促进了融合，在公益事业的舞台上互相借鉴，相互学习，探索和思考如何回馈社会。中国的民营企业家从单纯的赢利赚钱到意识到企业的社会责任，再到起而行，拿出金錢和时间来亲身参与到履行社会责任的活动中来，这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的一大进步，也是中国企业家对当今中国承担社会责任的一种承诺。
幸福是什么？
幸福，就是自由、快乐、健康、满足感、成就感、被人尊重等等一系列加起来就是幸福。如果你花钱买一架飞机，却没有安全感，这等于花钱却没得到幸福。所以，花钱很多，却不一定得到幸福。花钱的艺术就在于，你花了钱是否能增加自由，增加快乐，增加安全感，增加被尊重。在花钱和幸福之间，要寻找到一个点。
伟大是管理自己，不是领导别人。要管理好自己的欲望，我们通常挣钱的速度像散步，欲望增长的速度却像跑步。这样你怎么都不会快乐。
那么怎么管理好欲望？管理欲望效果最好、让人满足感最强、用很少的钱就能幸福的，要数宗教。很多的政治家、经济学家教人用财富增长的方式赶上欲望的增长，宗教则采取另外的办法：不管财富增长，而是控制欲望——让欲望增长慢一点，或者让欲望的实现方式发生改变，比如去关爱别人。所以不必让你的财富奔跑，而是让欲望停下来，这就要祈求宗教，祈求伦理，祈求你价值观的改变。
就像宗教教人们的那样，要想幸福，先要控制欲望，然后，学着去关爱别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