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在伊拉克烽火乱飞、狼烟四起的时候，读到梅诺·里夫斯（Minou Reeves）的《穆罕默德在欧洲》，也就明白了布什发动伊拉克战争的时候为什么会有那么高的美国民意支持率，因为在欧美的文化中，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负面形象早已根深蒂固地缠绕在许多人的心中。在媒体的鼓噪下，埋藏在文化深处的伊斯兰教形象跃然而出，浮出水面，从而为西方民众支持战争提供了强大的心理支撑。
梅诺·里夫斯精心地梳理了一千多年来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形象。尽管欧洲也不乏文化的良心，也不乏对伊斯兰教及其创建者的正面描述，但是那些负面的形象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它们在欧洲各阶层留下的影响实在太恶劣了，远非那些正面描述可以抵消。当这种负面的东西从西方文化的深层被媒体唤醒的时候，欧洲传统上对伊斯兰的敌意就成了西方民众支持政府攻击伊斯兰国家的强大民意基础。
作者通过对欧洲各个语种大量文学文本和文献的阅读，勾勒出欧洲政界、文化界、宗教界在历朝历代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精心丑化、矮化、妖魔化的轨迹。在欧洲作家、诗人和画家的笔下，穆罕默德被丑化成骗子、色鬼、魔鬼、恶棍、邪恶之神。《古兰经》的德文译者奈勒特（D.D.Neretter）将穆罕默德称为“伪君子”、“色鬼”、“卑鄙的家伙”，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则把穆罕默德视为最恶劣的“盲信者”、“空想家”、“狂热者”。
对于那些妖魔化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欧洲作家、诗人、画家，梅诺·里夫斯拉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尊者比德、大马士革的约翰、保罗·阿尔瓦罗、威廉·朗兰、威廉·邓巴、拉纳尔夫·希格登、曼德维尔、但丁、约翰·利德盖特、拉伯雷、马洛、路德、普里多、皮提、伏尔泰、雨果、狄德罗、吉本、拜伦、雪莱、德拉克洛瓦、萨克雷……在这些人的笔下，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同伴和同盟，还有他的妻子，甚至他的敌人以及他所遇到的人，都被他们“以不可思议的、漫画式的讽刺形式加以书写”。被这些欧洲名人加以歪曲的还有穆罕默德的教条以及他作为先知的种种传说，它们在长期的欧洲知识的链条中被传递，被夸大，被扭曲。
梅诺·里夫斯指出，好斗的十字军战士、为可能出现强大的伊斯兰威慑力量而忧心忡忡的教士、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督教廷的改革家、理性启蒙时代的先锋、为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所迷醉的作家、诗人和画家，以及无法摘除基督教有色眼镜的传记作家，都曾为这种言论造势，使其愈演愈烈，甚嚣尘上，直到当代，“他们的作品所传递的精神在拉什迪的作品中复活了，魔罕德真的再生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作家，他们对穆罕默德的诋毁也不至于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从这些名字里看到的尽是各个时期欧洲文坛的巨人、思想界的巨擘、宗教界的翘楚，从尊者比德到路德，从但丁到拉伯雷，从伏尔泰到狄德罗，从拜伦到雪莱，一直到当代的拉什迪，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岂容小觑？越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其文学的技巧越是高超，其作品所产生的力量越是强大。比如但丁的《神曲》。
以欧洲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穆罕默德的攻击为例。他对自己的信众说：
在荡妇床上学习的穆罕默德也没有在他的圣经上找到证据。因此这些卑鄙丑恶的人就夸耀他们的上帝（其实其本质是魔鬼）赐予了他无穷的体力，让他可以接连与四十个女人交媾还不满足。事实上，他的所谓圣书《古兰经》，就是淫妇的淫词荡语，通篇充满了恶臭和对《圣经》拙劣的模仿。他在女人的阴阜里寻觅到了预言。
《古兰经》是在穆罕默德刚刚去世不久就由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组织穆罕默德生前身边的人进行整理汇总，形成权威性定本，并销毁其他不标准的抄本，从此一直流传下来。笔者翻遍中文版、阿拉伯文版的《古兰经》，也没有找到其中哪怕有一句“淫妇的淫词荡语”。难道路德的火眼金睛能看出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否则，一定是路德阅读过的《古兰经》译本被人篡改了。
经过这些欧洲文坛大腕和宗教领袖夸张的丑化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伊斯兰教和《古兰经》中所倡导的诸如虔诚、公正、慷慨、忠诚、和平、宽恕、谦虚、忍耐、公平地对待妇女儿童、扶贫助患、孝顺父母、贞洁和自制等价值荡然无存，针对诸如杀人、袭击、复仇、盗窃、欺骗、诽谤、恶言恶语、腐败、贪婪、聚财、通奸、卖淫、虐待奴隶、忽视孤儿以及任何剥削男人或女人的行为的批判与法律制裁等等，也在欧洲人的脑子里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留给欧洲普通民众的只有对穆罕默德的蔑视和对伊斯兰教的仇恨。
那些丑化、矮化和妖魔化穆罕默德的高手，其高明之处在于利用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创建初期发生的事情进行了似是而非的演绎，从而使得欧洲民众相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如他们以穆罕默德曾经娶过多个妻子的事实，来构建穆罕默德“淫荡”的形象，攻击伊斯兰教“一夫四妻”制度。事实上，穆罕默德娶的大多是寡妇，特别是战争寡妇，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穆罕默德到底是欧洲人所宣称的“淫荡”的男人，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在伊斯兰教创建初期，由于信徒遭受压迫，更由于历年的征战，很多男性信徒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生活上无依无靠，而允许一个男人在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妻子的条件下娶四个妻子，无疑为社会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难题，使那些孤苦无靠的妇孺获得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从有关的记载看，穆罕默德在早期虽然得到首任妻子赫蒂彻的巨额财富的支持，但这些财富都被他用于传播伊斯兰教的事业。在年轻有钱的时候，他只有这一个妻子，而且这个妻子还比他大十五岁；在他壮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步入老年；在他后来拥有多个妻子的时候，他的钱财基本为他的事业消耗殆尽，他的生活已经很简朴了，年纪也大了，这与欧洲人宣传的穆罕默德形象截然相反。难道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克己守德，等到年纪大了反而会变成一个浪荡老头？按照正常的逻辑，这很难理解。
由此，可以理解梅诺·里夫斯在这本专著的开头为什么要用三章的篇幅去概述伊斯兰教的创建与穆罕默德的生平。作者这样布局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客观叙述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的历史真实，还原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的本真形象，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梅诺·里夫斯不仅梳理、再现了欧洲人对穆罕默德形象的妖魔化，也对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她指出：“中世纪的作者都对穆罕默德的性生活极为感兴趣，这一点甚至在大马士革的约翰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作品中占据了重要篇幅，以至于许多中世纪的看法都无一例外地认为穆罕默德性欲强盛。在对性方面禁忌森严的中世纪来说，对此事非同一般的关注正给了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卫道士谈论性的自由。以中世纪的标准而言，穆罕默德以后的一夫多妻无疑会招致更猛烈的口诛笔伐。”对穆罕默德的妖魔化再一次彰显了欧洲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他者想象构建。相对于欧洲来说，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就是最近距离的他者。对他者的叙述往往是自我镜像的映照。对穆罕默德淫荡的想象，恰恰是中世纪欧洲严格禁欲环境下人们可以借以合理合法地谈论的话题，在批驳“异教徒”的幌子下宣泄欧洲人掩藏在深处的欲望。
梅诺·里夫斯是一位伊朗裔女性学者。她那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学术经历使得她能够公正地看待欧洲人对穆罕默德形象的塑造。里夫斯一九四六年出生于德黑兰，作为一个伊朗人的后代，里夫斯显然秉承了伊斯兰教的一些价值观，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她对伊斯兰教的感情和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尊崇。但是作为一位在西方受教育和工作的学者，她摒弃了一些穆斯林学者的偏颇之处，即在学术写作中以非理性的态度进行学术的讨论。里夫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西方学术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文文献，寻找西方文献中攻击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真凭实据，从而得出了公正的结论，既指出了西方文化界和宗教界对穆罕默德形象的丑化和妖魔化行为，也指出了西方存在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曾经有过的公允的评论。只不过本书的主旨在于揭示西方对穆罕默德的妖魔化，因而，前者详而后者略。
里夫斯罗列了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进行正面书写的欧洲学者：罗杰·培根、赛戈维亚的约翰、莱辛、青年歌德、布兰维利耶伯爵、博林布鲁克、卡莱尔、道森、赖兰、里尔克……同时也对这些人的公允之论做了引述和评论。但是在这些人的名字里，除了歌德，我们没有看到太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显然欧洲对穆罕默德妖魔化的势头大大压过了正面的介绍和评述。从这一点来看，里夫斯的详略有别也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公正的学术态度，里夫斯还是把后者挖掘了出来。令人钦佩的是，里夫斯所引用的材料不仅仅局限于英文，而且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特长，挖掘了多语种的材料。我们从原著中可以看到，除了英文和阿拉伯文材料，作者还采用了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等不同语种的材料。充分的文献佐证，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保证了写作的公正立场。
在二零零六年黎以战争硝烟弥漫的时刻，译者正埋头于《穆罕默德在欧洲》的翻译工作。在和平的世界里，全世界的人民都希望以黎双方尽早停战，然而停战之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停战越是艰难，越让我们感到这本书翻译出版的意义。战争背后的美国，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宗教，只是为了征服“异教徒”，只是为了“民主”的理念？仔细想想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到黎以战争，潜藏在深层的无非是利益，更确切地说，是强者的利益。
再看看历史上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之间的冲突，其根源也在于此。公元八世纪阿拉伯将领对西班牙的征服以及随后几个世纪对安达卢斯（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自然也是为了实现阿拉伯人的利益。安达卢斯肥沃的土地对于长年开疆拓域的阿拉伯人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十字军战争在表面上是宗教的战争，但是真正吸引欧洲骑士的却是对东方财富的幻想。
在宗教、信仰和理念的幌子下，很多普通百姓的战争热情被煽动起来，世界公理被踩在脚下，人间正义被抛诸脑后，这是文明世界的悲哀，是第三世界的悲哀，也是发达国家倡导和平的知识分子的悲哀。战争与和平，被极少数的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间，受伤害的总是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被践踏的总是弱者，曾经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黎巴嫩，一再遭受战乱的苦痛。我们感受着他们的难受，心痛于他们的苦痛。
就在译稿厘定之际，又发生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变局，尽管当时阿拉伯人民在为一场新的革命而欢欣鼓舞，但是革命是需要流血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有很多优秀的阿拉伯青年在中东变局中魂归真主。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那些在动荡局势中受伤的人们，包括身体受伤的和心灵受伤的所有人群，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的苦难，才能迎来阿拉伯真正的春天。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不是阿拉伯的春天，而可能恰恰是阿拉伯的冬天。不过，译者很欣赏一位诗人的声音：“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希望阿拉伯的春天，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也希望人类的春天永驻人间。
（《穆罕默德在欧洲》，[伊朗]梅诺·里夫斯著，林丰民、史月译，刘树森校阅，三联书店即出）
梅诺·里夫斯精心地梳理了一千多年来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在欧洲的形象。尽管欧洲也不乏文化的良心，也不乏对伊斯兰教及其创建者的正面描述，但是那些负面的形象是如此的触目惊心，它们在欧洲各阶层留下的影响实在太恶劣了，远非那些正面描述可以抵消。当这种负面的东西从西方文化的深层被媒体唤醒的时候，欧洲传统上对伊斯兰的敌意就成了西方民众支持政府攻击伊斯兰国家的强大民意基础。
作者通过对欧洲各个语种大量文学文本和文献的阅读，勾勒出欧洲政界、文化界、宗教界在历朝历代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精心丑化、矮化、妖魔化的轨迹。在欧洲作家、诗人和画家的笔下，穆罕默德被丑化成骗子、色鬼、魔鬼、恶棍、邪恶之神。《古兰经》的德文译者奈勒特（D.D.Neretter）将穆罕默德称为“伪君子”、“色鬼”、“卑鄙的家伙”，著名的哲学家康德则把穆罕默德视为最恶劣的“盲信者”、“空想家”、“狂热者”。
对于那些妖魔化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欧洲作家、诗人、画家，梅诺·里夫斯拉出了一个长长的名单：尊者比德、大马士革的约翰、保罗·阿尔瓦罗、威廉·朗兰、威廉·邓巴、拉纳尔夫·希格登、曼德维尔、但丁、约翰·利德盖特、拉伯雷、马洛、路德、普里多、皮提、伏尔泰、雨果、狄德罗、吉本、拜伦、雪莱、德拉克洛瓦、萨克雷……在这些人的笔下，穆罕默德及其信徒、同伴和同盟，还有他的妻子，甚至他的敌人以及他所遇到的人，都被他们“以不可思议的、漫画式的讽刺形式加以书写”。被这些欧洲名人加以歪曲的还有穆罕默德的教条以及他作为先知的种种传说，它们在长期的欧洲知识的链条中被传递，被夸大，被扭曲。
梅诺·里夫斯指出，好斗的十字军战士、为可能出现强大的伊斯兰威慑力量而忧心忡忡的教士、文艺复兴时期的著名作家、基督教廷的改革家、理性启蒙时代的先锋、为充满异国情调的东方所迷醉的作家、诗人和画家，以及无法摘除基督教有色眼镜的传记作家，都曾为这种言论造势，使其愈演愈烈，甚嚣尘上，直到当代，“他们的作品所传递的精神在拉什迪的作品中复活了，魔罕德真的再生了”。
如果只是普通的作家，他们对穆罕默德的诋毁也不至于造成多大的影响，但是，我们从这些名字里看到的尽是各个时期欧洲文坛的巨人、思想界的巨擘、宗教界的翘楚，从尊者比德到路德，从但丁到拉伯雷，从伏尔泰到狄德罗，从拜伦到雪莱，一直到当代的拉什迪，其广泛而深刻的影响岂容小觑？越是著名的诗人和作家，其文学的技巧越是高超，其作品所产生的力量越是强大。比如但丁的《神曲》。
以欧洲著名宗教改革家马丁·路德对穆罕默德的攻击为例。他对自己的信众说：
在荡妇床上学习的穆罕默德也没有在他的圣经上找到证据。因此这些卑鄙丑恶的人就夸耀他们的上帝（其实其本质是魔鬼）赐予了他无穷的体力，让他可以接连与四十个女人交媾还不满足。事实上，他的所谓圣书《古兰经》，就是淫妇的淫词荡语，通篇充满了恶臭和对《圣经》拙劣的模仿。他在女人的阴阜里寻觅到了预言。
《古兰经》是在穆罕默德刚刚去世不久就由第一任哈里发艾布·伯克尔组织穆罕默德生前身边的人进行整理汇总，形成权威性定本，并销毁其他不标准的抄本，从此一直流传下来。笔者翻遍中文版、阿拉伯文版的《古兰经》，也没有找到其中哪怕有一句“淫妇的淫词荡语”。难道路德的火眼金睛能看出别人不一样的东西？否则，一定是路德阅读过的《古兰经》译本被人篡改了。
经过这些欧洲文坛大腕和宗教领袖夸张的丑化和恶毒的人身攻击，伊斯兰教和《古兰经》中所倡导的诸如虔诚、公正、慷慨、忠诚、和平、宽恕、谦虚、忍耐、公平地对待妇女儿童、扶贫助患、孝顺父母、贞洁和自制等价值荡然无存，针对诸如杀人、袭击、复仇、盗窃、欺骗、诽谤、恶言恶语、腐败、贪婪、聚财、通奸、卖淫、虐待奴隶、忽视孤儿以及任何剥削男人或女人的行为的批判与法律制裁等等，也在欧洲人的脑子里都烟消云散、不复存在了，留给欧洲普通民众的只有对穆罕默德的蔑视和对伊斯兰教的仇恨。
那些丑化、矮化和妖魔化穆罕默德的高手，其高明之处在于利用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创建初期发生的事情进行了似是而非的演绎，从而使得欧洲民众相信这就是事实的真相。如他们以穆罕默德曾经娶过多个妻子的事实，来构建穆罕默德“淫荡”的形象，攻击伊斯兰教“一夫四妻”制度。事实上，穆罕默德娶的大多是寡妇，特别是战争寡妇，了解了这一点，我们就可以分辨穆罕默德到底是欧洲人所宣称的“淫荡”的男人，还是一个心地善良的男人。在伊斯兰教创建初期，由于信徒遭受压迫，更由于历年的征战，很多男性信徒战死沙场，留下孤儿寡母，生活上无依无靠，而允许一个男人在公平地对待每一个妻子的条件下娶四个妻子，无疑为社会解决了一个极大的难题，使那些孤苦无靠的妇孺获得了继续生存下去的机会。从有关的记载看，穆罕默德在早期虽然得到首任妻子赫蒂彻的巨额财富的支持，但这些财富都被他用于传播伊斯兰教的事业。在年轻有钱的时候，他只有这一个妻子，而且这个妻子还比他大十五岁；在他壮年的时候，他的妻子已经步入老年；在他后来拥有多个妻子的时候，他的钱财基本为他的事业消耗殆尽，他的生活已经很简朴了，年纪也大了，这与欧洲人宣传的穆罕默德形象截然相反。难道一个人在年轻的时候克己守德，等到年纪大了反而会变成一个浪荡老头？按照正常的逻辑，这很难理解。
由此，可以理解梅诺·里夫斯在这本专著的开头为什么要用三章的篇幅去概述伊斯兰教的创建与穆罕默德的生平。作者这样布局的目的恰恰是为了客观叙述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的历史真实，还原伊斯兰教和穆罕默德的本真形象，正本清源、以正视听。 梅诺·里夫斯不仅梳理、再现了欧洲人对穆罕默德形象的妖魔化，也对这种现象发生的原因进行了挖掘。她指出：“中世纪的作者都对穆罕默德的性生活极为感兴趣，这一点甚至在大马士革的约翰在欧洲广为流传的作品中占据了重要篇幅，以至于许多中世纪的看法都无一例外地认为穆罕默德性欲强盛。在对性方面禁忌森严的中世纪来说，对此事非同一般的关注正给了这些所谓的基督教卫道士谈论性的自由。以中世纪的标准而言，穆罕默德以后的一夫多妻无疑会招致更猛烈的口诛笔伐。”对穆罕默德的妖魔化再一次彰显了欧洲人“非我族类，其心必异”的他者想象构建。相对于欧洲来说，信奉伊斯兰教的阿拉伯人就是最近距离的他者。对他者的叙述往往是自我镜像的映照。对穆罕默德淫荡的想象，恰恰是中世纪欧洲严格禁欲环境下人们可以借以合理合法地谈论的话题，在批驳“异教徒”的幌子下宣泄欧洲人掩藏在深处的欲望。
梅诺·里夫斯是一位伊朗裔女性学者。她那与众不同的身份和学术经历使得她能够公正地看待欧洲人对穆罕默德形象的塑造。里夫斯一九四六年出生于德黑兰，作为一个伊朗人的后代，里夫斯显然秉承了伊斯兰教的一些价值观，在字里行间可以看到她对伊斯兰教的感情和对先知穆罕默德的尊崇。但是作为一位在西方受教育和工作的学者，她摒弃了一些穆斯林学者的偏颇之处，即在学术写作中以非理性的态度进行学术的讨论。里夫斯“以子之矛，攻子之盾”，以西方学术实证主义的方法，通过阅读大量的西文文献，寻找西方文献中攻击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的真凭实据，从而得出了公正的结论，既指出了西方文化界和宗教界对穆罕默德形象的丑化和妖魔化行为，也指出了西方存在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曾经有过的公允的评论。只不过本书的主旨在于揭示西方对穆罕默德的妖魔化，因而，前者详而后者略。
里夫斯罗列了对穆罕默德和伊斯兰教进行正面书写的欧洲学者：罗杰·培根、赛戈维亚的约翰、莱辛、青年歌德、布兰维利耶伯爵、博林布鲁克、卡莱尔、道森、赖兰、里尔克……同时也对这些人的公允之论做了引述和评论。但是在这些人的名字里，除了歌德，我们没有看到太多大名鼎鼎的人物，显然欧洲对穆罕默德妖魔化的势头大大压过了正面的介绍和评述。从这一点来看，里夫斯的详略有别也是可以理解的。出于公正的学术态度，里夫斯还是把后者挖掘了出来。令人钦佩的是，里夫斯所引用的材料不仅仅局限于英文，而且充分利用自己的语言特长，挖掘了多语种的材料。我们从原著中可以看到，除了英文和阿拉伯文材料，作者还采用了德文、法文、西班牙文、拉丁文、波斯文和希伯来文等不同语种的材料。充分的文献佐证，大大增加了本书的学术性，保证了写作的公正立场。
在二零零六年黎以战争硝烟弥漫的时刻，译者正埋头于《穆罕默德在欧洲》的翻译工作。在和平的世界里，全世界的人民都希望以黎双方尽早停战，然而停战之艰难超乎人们的想象。停战越是艰难，越让我们感到这本书翻译出版的意义。战争背后的美国，难道真的只是为了宗教，只是为了征服“异教徒”，只是为了“民主”的理念？仔细想想这些年发生的事情，海湾战争、阿富汗战争、伊拉克战争，直到黎以战争，潜藏在深层的无非是利益，更确切地说，是强者的利益。
再看看历史上阿拉伯世界和欧洲之间的冲突，其根源也在于此。公元八世纪阿拉伯将领对西班牙的征服以及随后几个世纪对安达卢斯（法国南部、西班牙和葡萄牙）的统治，自然也是为了实现阿拉伯人的利益。安达卢斯肥沃的土地对于长年开疆拓域的阿拉伯人具有重要的意义。而十字军战争在表面上是宗教的战争，但是真正吸引欧洲骑士的却是对东方财富的幻想。
在宗教、信仰和理念的幌子下，很多普通百姓的战争热情被煽动起来，世界公理被踩在脚下，人间正义被抛诸脑后，这是文明世界的悲哀，是第三世界的悲哀，也是发达国家倡导和平的知识分子的悲哀。战争与和平，被极少数的政客玩弄于股掌之间，受伤害的总是手无寸铁的平头百姓，被践踏的总是弱者，曾经被称为“东方小巴黎”的黎巴嫩，一再遭受战乱的苦痛。我们感受着他们的难受，心痛于他们的苦痛。
就在译稿厘定之际，又发生了被称为“阿拉伯之春”的中东变局，尽管当时阿拉伯人民在为一场新的革命而欢欣鼓舞，但是革命是需要流血的，是要付出代价的，有很多优秀的阿拉伯青年在中东变局中魂归真主。死者已矣，生者何堪？那些在动荡局势中受伤的人们，包括身体受伤的和心灵受伤的所有人群，还不知道要经历多少的苦难，才能迎来阿拉伯真正的春天。也有些学者认为这不是阿拉伯的春天，而可能恰恰是阿拉伯的冬天。不过，译者很欣赏一位诗人的声音：“冬天到了，春天还会远吗？”希望阿拉伯的春天，真正的春天早日到来，也希望人类的春天永驻人间。
（《穆罕默德在欧洲》，[伊朗]梅诺·里夫斯著，林丰民、史月译，刘树森校阅，三联书店即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