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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由社会变革所引发的“民工潮”，一方面使农民工从原始束缚中获得自由，确证了自身力量；另一方面，在陌生环境与竞争压力面前，他们也倍感孤独与彷徨，在“消极的自由”中却无法得到真实的安全感。“城市化”弊端的克服，一是农民工要确立积极心态、提升个体素质；二是城市要注重人文关怀、拓展归属意识；三是政府要消除制度壁垒、确保农民权益。在政治、经济、文化等多重因素的共生互动中使农民工的精神世界得以健全发展。
关键词：农民工；自由；孤独；生存困境；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7408(2010)08-0066-03
毋庸置疑，农民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然而，中国1亿多农民工却在城市的多年奋争中无法实现在城市里的积淀，在年复一年的拼搏中，农民工总如“候鸟”般迁徙，始终无法脱离“土生土长”的农村及土地……即便是经过多年努力在城市富裕了的农民工也宁可放弃城市的“灯红酒绿”，而选择在农村建“高级别墅”，难以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因此，农民工的城市化也只仅仅停留在“进城”状态，无法真正完成“市民化”角色的真正转换。城市化速度的滞缓势必成为中国现代化宏伟战略实现的潜在阻力，进一步探讨问题的成因与现实对策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以弗洛姆的心理分析机制为资源，对此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自由悖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解析
《逃避自由》一书是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弗洛姆的代表作，其在继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同时，也对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做出了重大修正。弗洛姆认为人性既有生物性一面，也有社会文化性一面，认为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除了自我保存的欲望外，还有逃避孤独的欲望。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自由增强了单个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自由也割断了个体与自然及社会的纽带，使个体的孤立感和孤独感空前强烈。弗洛姆将自由所带来的孤独感称为“自由的重负”，当这种重负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就会选择逃避自由。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区分了两种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指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后者是指积极运用自由去发展自己，充分实现自我的完整人格。人类自由的历史首先起源于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弗洛姆将这种个人日益从各种纽带中挣脱而出的过程称之为“个体化”过程。“个体化”过程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是个人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个体独自面对世界时的孤独感也日益加深。前一方面表明伴随“个体化”过程，个人的消极自由不断增大；后一方面则表明个人消极自由增大的同时，积极自由并没有同步增长。割断了与世界的纽带，却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摆脱了束缚，随之增加的不确定感和孤独感却又常常使人无法承受——“个体化”过程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自由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堪承受的重负。造成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地逃避自由，从而摆脱自由带来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弗洛姆认为这种孤独感是我们积极自由滞后所造成的，如果通过改进社会条件能使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同步增长，那么人类的很多社会问题便可得以解决。因为积极自由要求我们自发地通过劳动和爱，将独立的、自我充分发展的个体重新和世界联系起来。通过这种联系，“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们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是该如何改进我们的社会条件从而实现积极自由呢?最基本的方法是发展一种真正的民主，因为“只有在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里，自由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作为一种独特分析视角，作者在进行心理分析时非常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性因素，旨在全盘考量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为研究重大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借鉴资源，尤其是所体现出来的热忱的人文关怀和美好的社会憧憬将给我们以永远的激励。
二、逃避自由：现实语境下的农民工心理冲突
在城市奋争与拼搏的农民工，其生存方式与思想势态与农业文明下的传统农民有很大不同。在传统农业文明下，真正“自由”的个体尚未生成，然而，同自然的原始关联(原始束缚)及社会整体对人的天然约束却给人以极大安全感。传统的农业社会，人的确缺少个体自由，但究其原因不只是外在的，同时也是内在的，自由缺乏的主要根源在于那时自由的个体尚未生成。人仍然靠“原始的束缚”关系与外在世界相联系。他尚未认识到自己是“个人”，他也未想到他人是“个人”。虽然传统农业社会的人缺乏独立和自由，但并不感到孤独和焦虑，这是因为，传统的农业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制度、狭小的生存环境以及不变的社会地位都给人以一种原始的束缚，同时也是一种天然安全感。在那种传统社会中，人从生下来开始，便在社会中有一个明确的、不会改变的和没有疑问的位置，他或是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工匠，或是作为一个武士、一个小商人，他生根在“一个结构固定的整体中”，这一结构给他提供自在的生活意义，从而获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社会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而人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个确定部分，使人有安全和相属之感。”
“民工潮”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传统农民“个体化”的重要表征，这一个体化过程使传统农业文明下的农民成为自由、积极能动的创造主体，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内驱力，但是，城市文明以个体化的竞争为显著标识，那种传统农业文明下的统一性和集中性开始走向微弱，资本、竞争、个人利益动机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因此，标榜个人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城市生活各个方面得以体现。在这一个体化的历程中，个性和自由得以普遍增长，已然成为现代新农民的典型特征。然而。原有固定经济地位的改变、狭小生存空间的打破、宗法社会关系等原有态势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他们感觉失却了生活的意义，对自己和生活的目的倍感怀疑，始终感觉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由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成为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失去与人及宇宙的同一感，于是，一种他个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的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利、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由于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他们在获得积极自由的同时，也脱离了赋予他们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他们不再生活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里，世界成为没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社会。“一方面，他变得更加自立自主，而且不满现实，喜欢批评。另外，他也觉得更加孤单无依，并产生一种惶恐不安的心理。”
自由与孤独之间张力的加大与增长的结果是逃避自由， 这种心理机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现代农民工的生存方式。为了消除在城市拼搏中所形成的自由和责任所带来的重负和孤独，他们往往采取与世无争或者沉溺、封闭于内心世界的方式来摆脱，主动放弃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变成无主体的“常人”。表现之一是退回原有生活圈。据相关调查显示，农民工除了必要的与外界业务往来以外，接触最多的、感觉最可信的还是务工老乡，只有在那个特有的“原始关系”的“场域”中，他们才可以释放压力，找回“自我”，感觉重新获得自尊、自信与自由。二是委身于虚拟世界。为了消除个体化的自由所带来的孤独与彷徨感，许多农民工习惯于在虚拟世界中去确证自己的位置，K歌、QQ、时尚游戏等等正逐渐成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引以为豪的身份标识，在虚拟世界中可以获得现实矛盾中无法获取的一种心理满足感。三是寻求“理想靠山”。被排除在城市生活圈外的农民工们为了能在“边缘化地带”得以生存与发展，往往刻意去“攀亲接贵”，在与城市群体的“接洽”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安全感”。正如弗洛姆所指出：“这个逃避现实的心理机制，是大多数正常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解决办法。简而言之，就是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
三、积极自由：农民工心理释惑的现实诉求
个体化进程不可避免地给人的生存带来自由与孤独并存的生存悖论。但是，人并不是命定地要走逃避自由的道路，人面前总存在着选择的空间。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安全感，人的真正出路在于确立“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因此，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自由难题”及心理冲突。只有在体制、观念等多维视角的协同整合中才能真正确立他们“积极的自由”状态，从而促进个体“自我”的实现，不断展示自身的个性和挖掘内在的潜能。
一是确立积极心态、提升个体素质。面对两难的生存境遇(自由与个性的日益增长以及孤独和不安的不断加剧)，现实困境中的农民工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个自然是摆正心态，积极面对在城市化的历程中所遭遇到的一切困惑。积极去适应与改变，在与城市的共生共长中实现个体价值。另一方面就是消极逃避因个体化的自由而带来的困惑。对于逃避自由的后果，弗洛姆曾清楚表示：“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他不由自主地又套进新的枷锁。这种枷锁与原始的约束不同，原始的约束还能给他一种安全感，而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们复得已失去的安全感，而仅能帮助他忘记他是独立的个体。他牺牲了个人的自我完整性，所得到的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安全感。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的滋味，他宁愿失去自我。因此，自由又使人再度套入新的枷锁中。”因此，对于农民工而言，保留与发展个体化进程中所发展了的自由与个性的积极成果，而又不陷入孤独和不安的生存境遇。唯有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要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在不断地与城市生活的融合中提升自身素质，在保留自己个性和肯定他人独立性的前提下“把自己与他人合为一体”，实现个体潜能的有效生长。
二是注重人文关怀、拓展归属意识。要积极引导农民工走出心理误区。树立其自强自立的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让他们正视差别，承认差别，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地参与社会，实现自我。要运用情感关怀激活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动力。要注重感情上的传递与感应。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互动、社会舆论等，让人与人之间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关怀帮助、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一点相互信任。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并将之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应有修养，从而拨动农民工的心弦，拉近他们的心理距离；要不断完善社会心理救济体系，使农民工在遇到心理问题时可以找到倾诉和帮助的对象，从而缓解心理压力，看到生活的希望；要想办法解决他们的贫困，帮其树立生活的信心，从而从源头上真正消除他们的贫困和由此滋生的种种不满和怨恨情绪；要对那些在农民工队伍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大力宣传和表彰，使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同，从而摆脱物质与精神的“贫困”，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三是消除制度壁垒、确保农民权益。要化解农民工的消极心态，政府必须清除这种心态所产生的“制度性”根源，适时地制定并落实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或改变他们弱势境遇的政策，使他们能切实感受到党、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树立生活的信心。一是要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当前，应放宽对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二是要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保护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用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去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免受经济利益或是心理上的伤害。三是要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为农民工提供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消除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障碍。四是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五是要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对其实行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保护其义务教育权利。唯有如此，农民工在政治生活中才能够以不同形式和途径充分享有并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而成为现实的“权力享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才能够享有广泛、可靠保障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农民工的现代公民意识才能得以型塑，各社会主体也才会各得其所。
四、结束语
马克思曾言：“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农民工在城市奋争中所产生的消极自由与彷徨心态，以及伴随而至的主体精神势微，究其根源，并非一种或者几种因素使然，实质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一般的因素，也有特殊因素，既有现实因素，更有历史因素，……。积极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因此，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共同体”中进行“总体性”考量，也唯有如此，农民工精神世界的’健全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有效推进才有可能获得解决的实现基础。
【责任编辑：张亚茹】
关键词：农民工；自由；孤独；生存困境；心理机制
中图分类号：D422.7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0012-7408(2010)08-0066-03
毋庸置疑，农民城市化是现代社会得以持续发展的动力源泉。然而，中国1亿多农民工却在城市的多年奋争中无法实现在城市里的积淀，在年复一年的拼搏中，农民工总如“候鸟”般迁徙，始终无法脱离“土生土长”的农村及土地……即便是经过多年努力在城市富裕了的农民工也宁可放弃城市的“灯红酒绿”，而选择在农村建“高级别墅”，难以实现从“农民”向“市民”的转变。因此，农民工的城市化也只仅仅停留在“进城”状态，无法真正完成“市民化”角色的真正转换。城市化速度的滞缓势必成为中国现代化宏伟战略实现的潜在阻力，进一步探讨问题的成因与现实对策在当前显得尤为重要。本文拟以弗洛姆的心理分析机制为资源，对此进行尝试性探讨。
一、自由悖论：《逃避自由》的心理机制解析
《逃避自由》一书是新精神分析学派代表人物弗洛姆的代表作，其在继承弗洛伊德的精神分析法的同时，也对弗洛伊德的很多观点做出了重大修正。弗洛姆认为人性既有生物性一面，也有社会文化性一面，认为人性中最基本的欲望除了自我保存的欲望外，还有逃避孤独的欲望。在弗洛姆看来，自由是把双刃剑。一方面，自由增强了单个个体的自主性和独立性；另一方面，自由也割断了个体与自然及社会的纽带，使个体的孤立感和孤独感空前强烈。弗洛姆将自由所带来的孤独感称为“自由的重负”，当这种重负达到一定程度时，人就会选择逃避自由。
在《逃避自由》一书中弗洛姆区分了两种自由：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前者是指摆脱束缚。获得自由；后者是指积极运用自由去发展自己，充分实现自我的完整人格。人类自由的历史首先起源于摆脱自然界的束缚。弗洛姆将这种个人日益从各种纽带中挣脱而出的过程称之为“个体化”过程。“个体化”过程造成两方面影响：一方面是个人力量的不断增长，另一方面是个体独自面对世界时的孤独感也日益加深。前一方面表明伴随“个体化”过程，个人的消极自由不断增大；后一方面则表明个人消极自由增大的同时，积极自由并没有同步增长。割断了与世界的纽带，却又不能离开这个世界；摆脱了束缚，随之增加的不确定感和孤独感却又常常使人无法承受——“个体化”过程使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之间的鸿沟越拉越大，自由越来越成为一种不堪承受的重负。造成的结果便是人们疯狂地逃避自由，从而摆脱自由带来的孤独感和不-安全感。弗洛姆认为这种孤独感是我们积极自由滞后所造成的，如果通过改进社会条件能使得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同步增长，那么人类的很多社会问题便可得以解决。因为积极自由要求我们自发地通过劳动和爱，将独立的、自我充分发展的个体重新和世界联系起来。通过这种联系，“自由扩大的过程并非恶性循环，人们可以自由但并不孤独，有批判精神但并不疑虑重重，独立但又是人类的有机组成部分”。可是该如何改进我们的社会条件从而实现积极自由呢?最基本的方法是发展一种真正的民主，因为“只有在高度发展的民主社会里，自由才有可能取得胜利”。
作为一种独特分析视角，作者在进行心理分析时非常注重经济、政治、文化等背景性因素，旨在全盘考量中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他的整个社会理论体系所带给我们的启示为研究重大社会问题提供了有效的借鉴资源，尤其是所体现出来的热忱的人文关怀和美好的社会憧憬将给我们以永远的激励。
二、逃避自由：现实语境下的农民工心理冲突
在城市奋争与拼搏的农民工，其生存方式与思想势态与农业文明下的传统农民有很大不同。在传统农业文明下，真正“自由”的个体尚未生成，然而，同自然的原始关联(原始束缚)及社会整体对人的天然约束却给人以极大安全感。传统的农业社会，人的确缺少个体自由，但究其原因不只是外在的，同时也是内在的，自由缺乏的主要根源在于那时自由的个体尚未生成。人仍然靠“原始的束缚”关系与外在世界相联系。他尚未认识到自己是“个人”，他也未想到他人是“个人”。虽然传统农业社会的人缺乏独立和自由，但并不感到孤独和焦虑，这是因为，传统的农业社会秩序、稳定的社会制度、狭小的生存环境以及不变的社会地位都给人以一种原始的束缚，同时也是一种天然安全感。在那种传统社会中，人从生下来开始，便在社会中有一个明确的、不会改变的和没有疑问的位置，他或是作为一个农民、一个工匠，或是作为一个武士、一个小商人，他生根在“一个结构固定的整体中”，这一结构给他提供自在的生活意义，从而获得一种生存的安全感。“社会秩序被视为如同一种自然秩序，而人成为社会秩序中的一个确定部分，使人有安全和相属之感。”
“民工潮”的出现在某种意义上成为传统农民“个体化”的重要表征，这一个体化过程使传统农业文明下的农民成为自由、积极能动的创造主体，给社会发展带来了前所未有的内驱力，但是，城市文明以个体化的竞争为显著标识，那种传统农业文明下的统一性和集中性开始走向微弱，资本、竞争、个人利益动机开始变得日益重要。因此，标榜个人主义的文化精神在城市生活各个方面得以体现。在这一个体化的历程中，个性和自由得以普遍增长，已然成为现代新农民的典型特征。然而。原有固定经济地位的改变、狭小生存空间的打破、宗法社会关系等原有态势的变迁在一定程度上造成了农民工前所未有的生存压力，他们感觉失却了生活的意义，对自己和生活的目的倍感怀疑，始终感觉遭到威力庞大的“超人力量”、资本及市场的威胁。“由于每一个人都成为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人与他人的关系成为敌对的和疏远的；他自由了，但这也就表示他是孤独的、隔离的，受到来自各方面的威胁……失去与人及宇宙的同一感，于是，一种他个人无价值和无可救药的感觉压倒了他。天堂永远的失去了，个人孤独地面对着这个世界——像一个陌生人投入一个无边际而危险的世界。新的自由带来不安、无权利、怀疑、孤独及焦虑的感觉。”由于必须在新的制度中扮演积极和独立的角色，他们在获得积极自由的同时，也脱离了赋予他们安全感及相与感的那些关系。他们不再生活于一个以人为中心的封闭社会里，世界成为没有边界的、同时也是危险的社会。“一方面，他变得更加自立自主，而且不满现实，喜欢批评。另外，他也觉得更加孤单无依，并产生一种惶恐不安的心理。”
自由与孤独之间张力的加大与增长的结果是逃避自由， 这种心理机制在越来越大的程度上影响和决定着现代农民工的生存方式。为了消除在城市拼搏中所形成的自由和责任所带来的重负和孤独，他们往往采取与世无争或者沉溺、封闭于内心世界的方式来摆脱，主动放弃自己的个性和主体性，变成无主体的“常人”。表现之一是退回原有生活圈。据相关调查显示，农民工除了必要的与外界业务往来以外，接触最多的、感觉最可信的还是务工老乡，只有在那个特有的“原始关系”的“场域”中，他们才可以释放压力，找回“自我”，感觉重新获得自尊、自信与自由。二是委身于虚拟世界。为了消除个体化的自由所带来的孤独与彷徨感，许多农民工习惯于在虚拟世界中去确证自己的位置，K歌、QQ、时尚游戏等等正逐渐成为农民工(尤其是新生代农民工)引以为豪的身份标识，在虚拟世界中可以获得现实矛盾中无法获取的一种心理满足感。三是寻求“理想靠山”。被排除在城市生活圈外的农民工们为了能在“边缘化地带”得以生存与发展，往往刻意去“攀亲接贵”，在与城市群体的“接洽”中获得前所未有的“满足与安全感”。正如弗洛姆所指出：“这个逃避现实的心理机制，是大多数正常人在现代社会中所发现的解决办法。简而言之，就是个人不再是他自己，他完全承袭了文化模式所给予他的那种人格。因此他就和所有其他人一样，并且变得就和他人所期望的一样。这样，‘我’与世界之间的矛盾就消失了。”
三、积极自由：农民工心理释惑的现实诉求
个体化进程不可避免地给人的生存带来自由与孤独并存的生存悖论。但是，人并不是命定地要走逃避自由的道路，人面前总存在着选择的空间。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获得真正的安全感，人的真正出路在于确立“积极自由”的生存状态。因此，解决农民工在“城市化”进程中所产生的“自由难题”及心理冲突。只有在体制、观念等多维视角的协同整合中才能真正确立他们“积极的自由”状态，从而促进个体“自我”的实现，不断展示自身的个性和挖掘内在的潜能。
一是确立积极心态、提升个体素质。面对两难的生存境遇(自由与个性的日益增长以及孤独和不安的不断加剧)，现实困境中的农民工只有两条道路可以选择：一个自然是摆正心态，积极面对在城市化的历程中所遭遇到的一切困惑。积极去适应与改变，在与城市的共生共长中实现个体价值。另一方面就是消极逃避因个体化的自由而带来的困惑。对于逃避自由的后果，弗洛姆曾清楚表示：“为了求生。人试图逃避自由。他不由自主地又套进新的枷锁。这种枷锁与原始的约束不同，原始的约束还能给他一种安全感，而逃避自由并不能使人们复得已失去的安全感，而仅能帮助他忘记他是独立的个体。他牺牲了个人的自我完整性，所得到的不过是不堪一击的安全感。因为他忍受不了孤独的滋味，他宁愿失去自我。因此，自由又使人再度套入新的枷锁中。”因此，对于农民工而言，保留与发展个体化进程中所发展了的自由与个性的积极成果，而又不陷入孤独和不安的生存境遇。唯有确立“积极自由的存在状态”，要积极主动地适应新的城市环境，在不断地与城市生活的融合中提升自身素质，在保留自己个性和肯定他人独立性的前提下“把自己与他人合为一体”，实现个体潜能的有效生长。
二是注重人文关怀、拓展归属意识。要积极引导农民工走出心理误区。树立其自强自立的信心。帮助他们树立正确的人生理念，让他们正视差别，承认差别，努力提高自身素质，积极地参与社会，实现自我。要运用情感关怀激活新生代农民工的精神动力。要注重感情上的传递与感应。通过政策引导、文化互动、社会舆论等，让人与人之间多一点鼓励、多一点关怀帮助、多一点换位思考、多一点相互信任。在全社会形成关心新生代农民工的良好氛围，并将之内化为社会成员的应有修养，从而拨动农民工的心弦，拉近他们的心理距离；要不断完善社会心理救济体系，使农民工在遇到心理问题时可以找到倾诉和帮助的对象，从而缓解心理压力，看到生活的希望；要想办法解决他们的贫困，帮其树立生活的信心，从而从源头上真正消除他们的贫困和由此滋生的种种不满和怨恨情绪；要对那些在农民工队伍中涌现的先进人物和先进事迹大力宣传和表彰，使他们感受到社会对他们的认同，从而摆脱物质与精神的“贫困”，形成积极的人生态度。
三是消除制度壁垒、确保农民权益。要化解农民工的消极心态，政府必须清除这种心态所产生的“制度性”根源，适时地制定并落实一系列有利于改善或改变他们弱势境遇的政策，使他们能切实感受到党、国家和社会对他们的关怀和爱护，树立生活的信心。一是要改革现有的户籍制度。当前，应放宽对农民工获得城市户籍的限制，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逐步废除户籍制度，使农民工获得正式的市民身份。二是要消除对农民工的就业限制，促进城市劳动力市场的整合，保护农民工的平等竞争权。用社会的公平公正原则去确保新生代农民工免受经济利益或是心理上的伤害。三是要逐步将农民工纳入城市社会保障体系的覆盖范围，为农民工提供失业、养老、医疗、住房等社会保障，消除对他们的社会保障障碍。四是要加大劳动监察力度，维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五是要将农民工子女纳入城市义务教育体系，对其实行与城市学生一视同仁的政策，保护其义务教育权利。唯有如此，农民工在政治生活中才能够以不同形式和途径充分享有并行使“当家做主”的权利而成为现实的“权力享有者”，在经济生活中才能够享有广泛、可靠保障的自由平等权利而分享经济社会发展的成果，农民工的现代公民意识才能得以型塑，各社会主体也才会各得其所。
四、结束语
马克思曾言：“在真正的共同体的条件下，各个人在自己的联合中并通过这种联合获得自己的自由。”农民工在城市奋争中所产生的消极自由与彷徨心态，以及伴随而至的主体精神势微，究其根源，并非一种或者几种因素使然，实质上是多种因素共同作用的结果，既有一般的因素，也有特殊因素，既有现实因素，更有历史因素，……。积极自由的实现“离不开对经济和社会的变革”。因此，问题的解决必须置于包括政治、经济、文化和历史等“共同体”中进行“总体性”考量，也唯有如此，农民工精神世界的’健全发展以及城市化的有效推进才有可能获得解决的实现基础。
【责任编辑：张亚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