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本书值得重读，我们多半会说它是经典。经典的定义太多，文学史上书的经典太多，比如卡尔维诺很有名的文章叫《经典》，其中他列了几十种经典的定义，那些经典就是你会一再重复读的书，叫做经典。这种讲法听了很多，但其实你仔细推敲的话，你会发现背后有很多问题。因为第一不是所有的经典都会被人重读。有些经典，我们听过它的名，但很可能你一辈子都不会想读。大部分经典我们都是没读过的，我们必须承认。经典的另一个定义就是人人都听过，但人人都没读过的书。
　　谁有权决定经典
　　经典是怎么选出来的？大家有没有想过这个问题？现在常常有人生必读一千本书、一百本书，总有这种名单的出现。今天我能够找得出来的，是谁来忽悠大家弄这些名单？无非就是一些媒体，找来像我这样的人来，你选选看，你认为必读的书，再加十个人凑起来，那就是一百本了。诸如此类的。但是，我们知道真正的经典是经过某种共识，经过某种历史的流变、形式的变化，慢慢蜕变出来，那些书叫做经典。这个过程是怎么发生的呢？
　　这个问题就牵涉到上世纪八十年代在文学评论界、文学理论界和研究文学史的人之间展开的一场很重要的论战。这场论战总共延续了十年。一般现在的讲法，大家觉得是典律之战。
　　各位念过大学都知道，中国大学教育曾经有段时间不注重经典。现在开始好起来了。因为越来越多的学校讲通识教育、基础人文教育，都规定学生一定要读一些经典著作。
　　这样一种规律和做法其实是学习一些西方大学，例如美国的常春藤大学，他们往往会有一些基础的人文课程，不管是念医学、物理学、工商管理，都要读这些书，比如柏拉图的《理想国》，比如《旧约圣经》里的章节等等。中国的很多教育学者到现在都觉得人家的做法就是对的，我们大学也应该学习。大家觉得没问题。
　　为什么忽然上世纪八十年代出问题了呢？那是因为很多人说我们这样的教书会不会太过于西方中心主义？为什么哈佛大学的学生就只读《理想国》，不读《论语》呢？《论语》难道不伟大吗？我们大学的学生要有世界视野、国际视野，怎么能只读西方经典呢？所以要读《论语》，要读《古兰经》。
　　另一方面，又有人说不只是这样，我们过去的经典的选择眼光是有问题的。它太过男性、父权主义。全世界都是男作家写的作品，表达男性的观点。难道女作家就不入流吗？女性作家的作品就不能进来吗？我们中学里面是不是应该教更多的李清照呢？
　　这个时候，各种各样的新兴的学术观点在挑战当时大学的经典教育。于是就产生了一场关于经典的论战，什么叫经典？谁有权决定经典？谁说的算？
　　在这种讨论里面慢慢形成了一种想法，这种想法就是所谓经典的构成，也是历史的过程。在这个历史过程里，谁在主导历史的力量跟选择。这些经典本身的排列为什么是在这个年代叫经典，那个年代叫那个经典。谁接上这些东西？接上这些东西的背后其实有一套观点，而这套关系好像有一个权力，它决定谁人流，谁不入流。
　　他们形容这种经典构成的一个传统，以及这个传统背后的权力，就叫做典律。
　　张爱玲怎样重回经典界？
　　同样的，经典选择也是这样。例如大家刚刚看到的《倾城之恋》。张爱玲当年在上海被认为是畅销作家。很多作家都喜欢张爱玲，像柯灵，或者是曾经被通缉过的傅雷先生，都很喜欢张爱玲，觉得她真有才华，是个了不起的作家。如果用今天的角度看，她的畅销程度，以及严肃文学界对她的看法，真的就像是我很喜欢拿来当例子，但我读不多的郭敬明一样。
　　但是，后来，张爱玲是怎么样重新回到文学经典的？当然，因为后来她影响所至，很多作家受到她的影响，用她的思维、视角，甚至是用她的风格写作。另一方面还包括学术界的变化，例如中国现代小说史中非常有名的夏志清先生，把张爱玲拿出来作为一章，把她说成是整个二十世纪里唯一能够跟鲁迅相提并论的中国最有才华的大作家。以夏志清的地位，把她抬到这样的高度，以夏志清在美国汉学界和台港文学界的影响力，一大批人重新发现张爱玲。后来这种重新发现又渗透到大陆来。于是到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大陆这边越来越多的人开始谈张爱玲。
　　现在，至少在文学界，起码在学术界内，没有人再质疑她的经典地位。张爱玲的作品就是被经典化。以前她不是，她只是大众小说，她被经典化。有一些书则是去经典化，被丢出去了。所以经典是个动态的过程。
　　如何重读一本书
　　说到这里，我们就来谈如何重读。如果你知道经典的形成，它的被选择是动态过程的话，我们去重读经典，必然包含着对经典的历史的双重阅读。我不只读这本书，我同时还要读关于这本书的引进。
　　如果我今天写一篇文章，或者做一个节目，来重读一本经典的话，我也必须要说明我今天是在什么样的语境下来重读。有时候我这种重读是为它填上了新的一层经典意义，例如《倾城之恋》。如果把张爱玲的《倾城之恋》，甚至把张爱玲所有壮年时期、青年时期的作品都理解为另一种非常诡异的战争文学的话，这个意义又不一样了。
　　在这种情况下，我们重读经典，考验的是读者的修养、学识和阅读的范围。因为你如果不具备这些东西，你来重读一本经典，重读多少回也不会读出它背后的历史变化和有趣的角力。
　　举一个莎士比亚的例子，很有名。
　　莎士比亚之所以成为经典，成为全世界最有名的文学大师，也是有过程的。莎士比亚当年就已经是很受欢迎、很红的剧作家。然而，他在文学上的地位是逐渐形成的。就算有了文学地位，一两百年后、两三百年后，欧洲各地的人都在读莎士比亚的时候，英国本身还没有把莎士比亚当成是能够放进万神殿般的人物。为什么？因为当年英国根本不重视文学。
　　以前欧洲的大学教育是没有文学这门课的，可能教修辞学、哲学，文学是混在里面，根本没有独立学科叫文学。由于没有独立学科叫文学，也自然不会有文学史。没有人把文学当做独立的领域来看待。同样中国也是。
　　英国是什么时候才开始出现文学自觉这个东西？就跟他们重视莎士比亚几乎是同时发生的。那就是当他们开始殖民印度之后。一开始是以东印度公司的形式，到后来直接管理。在东印度公司刚刚占据了印度很多地方，把印度各地的书单当成是他们的傀儡来用的时候，他们就已经发现很让英国困惑的现象。他们一开始殖民印度的时候，充满了信心，觉得印度人全是一帮野蛮人。 　　但是，没多久他们就发现，原来《奥义书》出现的年代早过《圣经》两千年。原来当时他们所见过的，他们还没碰过别的，但是已经知道的，两部最长的史诗都在印度，比《荷马史诗》长上好几倍。把这些东西翻译出来之后，赫然发现里面的东西太漂亮了、太伟大了。这个时候他们开始出现危机感。这个危机感源于他们原来以为他们统治了这个地方，但其实不然。因为殖民统治是需要双重资本的，第一种资本就是武力，强制力。另一种，需要道德支撑。凭什么我来管制你？为什么我来统治你？不能光说我比你大，我比你强壮，我把你压服，这是纯粹的暴力，统治不能只建立在纯粹的暴力基础上。他们要有道德依据，就是我比你先进，我比你文明，或者我说的文明是真的东西，比如来自于《圣经》的东西，来自于基督教的文明。
　　在印度，他们遇到了麻烦。因为印度和美洲不太一样，那是一个有文字的古老文明，有王国历史的古老文明。在这个文明里面，我凭什么来统治你？明明你的文化也很优秀，甚至比我们还优秀，比我们还悠久，凭什么是我们？
　　除了这个问题之外，还多了一层问题，就是他们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样东西叫做文化。对于文化这个东西，世界上大部分的文化都是后来才有文化自觉的。文化具备今天的意义是现代的事情。同样，英国也是在当时第一次发现这个世界上有文化。是因为他遭遇了跟自己不一样的东西，他需要解释这个不一样是在哪里不一样。解释的时候，他找出了一个东西来。那个东西叫做文化差异。然后就开始研究什么叫文化。
　　在研究什么叫文化的过程里，他们开始更加注重所谓的文学。他们认为印度有很了不起的文学传统，于是他们很紧张。英国有什么？英国当然也有很出色的文学传统，只是当时还没有这个自觉，没有这个意识。当他们需要的时候，首先找到的是谁呢？那就是每个英国人由小读到大的，都很熟悉，只是过去从来不觉得他特别了不起、特别神圣的莎士比亚。
　　莎士比亚的地位之所以进入典律，是跟英国殖民印度有关。这在今天是很难想象的。你完全可以用这样的角度来重读莎士比亚的作品，对当时那批人来讲具备什么含义。当年的人读莎士比亚读解的方式都是有对应的。而我们今天再读莎士比亚，当然又有新的认知。这就是经典形成的过程，以及不断维持它的时候，周遭的历史环境带给它的新意义和影响。
　　重读的前提和意义
　　当我们说如何重读一本书的时候，其实包含一个前提，前提是什么？你重读一本书，我重读好几遍，每次都读到不同的东西，例如中国人常常讲的我们最开始重读的书就是《红楼梦》，读十遍都觉得有所得。但是，我们忽略的是为什么你读十遍都有所得，是因为这十遍之间，你长见识了，你有新的经历了，你遇到一些新的不一样的东西了，所以你才读出不一样的东西。
　　这种不一样的东西里面，其中包含的就是读一本经典，或者是知道它在历史上需要的脉络条件的知识。我第一次读《论语》是小学，那个时候是被迫要背四书，觉得痛苦的要命，什么玩意儿。到了中学的时候再读，仍然觉得很无聊。这就叫做中国伟大的哲学啊？孔子的教训，今天看起来很诡异的，他说你坐在车上，看到路上超过三人以上，迎面而来，在路上经过，你就得下车跟人家作揖、行礼。整本书都是这些东西，这是什么东西？但是，当我再慢慢长大，我读大学，读了更多的关于中国思想的研究，上过一些老师的课之后，理解不一样了。再重读《论语》，就发现它变了。再老一点，再读到更多的书，再知道更多的事物的时候，尤其是在知道了关于春秋的背景的时候，你对《论语》的理解又变了。
　　所以所谓重读一本书，不光是反复地读一本书。而是在这个过程中，需要你不断地扩张自己的知识领域、你的见识范围。这个时候你才能重读出它之所以为经典的那个脉络的意义。那个脉络的意义有时候是历史的偶然，有时候是某种趣味的抬头，或者说是衰弱。
　　这就是所谓典律的故事，也就是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