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摘 要： 萧伯纳剧本《卖花女》的开放式结局引发很多讨论。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在剧末伊莉莎·杜立特已经从一名卑微的卖花女成长为独立、自尊的女性，她追求的是与男性一样平等、独立的人格，而亨瑞·息金斯其本质是父权制社会典型的男权主义者，他们之间存在着难以逾越的鸿沟。本论文从分析两位主人公的形象入手，探讨了萧伯纳设置这一结局的合理性。
关键词： 剧本《卖花女》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权主义思想
一
英国戏剧家、文学评论家萧伯纳是20世纪英国文坛的一位巨擘。他一生创作了50多部戏剧，其中有多部经典，比如《鳏夫的房屋》、《华伦夫人的职业》和《圣女贞德》等。萧伯纳于1912年出版剧本《卖花女》（又译《皮格马利翁》），虽然文学批评家并不认为该剧可算作是他的代表作，但因根据其剧本改编的音乐电影《窈窕淑女》而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卖花女》改编自奥维德《变形记》中的神话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在古希腊传说中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的国王，同时也是一名雕塑家。他因厌恶世俗女性，决意终身不娶。一次他以象牙雕塑了一座少女像，雕像太过美好，雕塑家情不自禁爱上了自己的作品，他祈求爱神阿弗洛狄忒赋予雕像生命，女神答应了他的请求，皮格马利翁与少女结成夫妻。在萧翁的剧本《卖花女》中，语音学家息金斯与辟克林打赌，对贫穷的卖花姑娘伊莉莎进行改造包装，让她在六个月的时间内能够说一口标准纯正的英语，六个月后成功变身为一位看似出身豪门贵族的小姐。在息金斯教授伊莉莎语音的过程中，两人产生感情，但是出乎很多读者意料的是剧尾卖花姑娘伊莉莎并没有嫁给息金斯教授，而是宣布她会离开息金斯，嫁给佛莱蒂——一个年轻贫穷的小伙子。萧伯纳设置的这一并不“完美”的开放式结局，让很多读者心存遗憾同时又充满期盼，觉得伊莉莎会最终回到息金斯的身边。正是基于读者的这份美好心愿，在好莱坞改编的音乐电影中奥黛丽·赫本扮演的伊莉莎最终回到了息金斯的身边。
伊莉莎会回到息金斯身边，他们会终成眷属吗？萧翁看似是给了读者一个不确切的结局，然而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这部作品，再联系作家本人的创作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本文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本文就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对伊莉莎和息金斯这两个人物进行分析，探讨他们为什么注定不可能成为眷属。
二
剧中的伊莉莎从一开始就被塑造成一个自尊的女孩。戏剧一开场，伊莉莎就在圣保罗大教堂前叫卖花朵，她衣衫褴褛，头上戴的那顶黑色的水手小草帽，“沾满伦敦的尘土和煤烟”，［1］（P9）头发也像灰老鼠一样的颜色，似乎从来没洗过。当她误以为因为她向绅士们兜售花朵，而被“侦探”记录在案时，不停地大嚷大叫：“咱可是个正经人，跟哪位太太小姐都比得上。”［1］（P31）她倔强得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好女孩，她仅仅是想把花卖给绅士老爷们，她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养活自己，她不是小偷也不是风月女子。
遇到息金斯之后，听说息金斯教授通过语音训练，能让那些满口方言的人有机会找个店员的工作，于是怀揣着成为一名花铺店员的理想，伊莉莎带着所有的积蓄去找息金斯教她语音。她希望通过改变自己的语音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她努力地按照息金斯教授的意志去学习。尽管息金斯对她非常冷淡粗暴，有时还言语羞辱她，但她一直很顺从，默默承受了。经过训练，伊莉莎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息金斯带着她到各种茶会和社交场合去试验。大使舞会是对伊莉莎六个月刻苦训练的最终考验。在舞会上伊莉莎“以全副精神应付这次考验”，她表现得高贵优雅，她那标准的英语发音使得大使翻译都误认为她是某位王族的公主。伊莉莎成功完成了从一个“满嘴土话的家伙”到“匈牙利王族公主”的转变。在她外表改变的同时她的内心也在发生着变化。她当初是带着成为一名花店店员的梦想来学习语音的，然而在六个月的训练过程中她对息金斯情愫渐生，她希望能留在息金斯的身边，并得到他的平等对待与关爱。因此她默默忍受着息金斯乖戾的脾气，替他处理各种杂事，帮他找拖鞋，提醒他约会的时间，等等。她本以为她的努力与付出能得到息金斯平等的关心与回报，然而息金斯始终将她看作是他的一件作品，对她呼来喝去，完全不考虑她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大使舞会是伊莉莎清醒认识她和息金斯关系的转折点。伊莉莎本以为她的优秀表现会得到息金斯的感激与赞赏。可舞会结束后息金斯并没有表现半点对她的赞赏，而只是感叹游戏终于结束。针对伊莉莎提出的今后她该怎么办的问题，息金斯只是粗暴地回答：“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又算得了什么?”［1］（P209）息金斯对她的冷漠对追求爱情的伊莉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终于从对他的依赖中清醒过来，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
在意识到在息金斯眼中也许她还不如他的那双拖鞋后，伊莉莎便决意离开。伊莉莎扔鞋砸息金斯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她决意离开他的宣告。尽管对息金斯心有牵挂，但伊莉莎明白她和息金斯永远不会在一个平等的位置，在他眼中她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作品，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
离开息金斯后的伊莉莎既没有听从息金斯不负责任的建议，选择嫁给一个上流社会的成员，又没有去投靠她已经发达的父亲。选择投靠丈夫或父亲是在当时父权制社会下，一个传统女性所能作出的必然选择，可已经觉醒的伊莉莎明白她只有不依靠任何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我卖花，我不卖我自己”。［1］（P217）在戏剧的第五幕，伊莉莎重新回到舞台，在和息金斯的谈话过程中，她始终保持着完全的镇静和自制，“我要让你看看我是否要依靠你。如果你能教学，我也能教，我要去当一个语音老师”。［1］（P301）这时的伊莉莎对自我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她明白她已经不再是他的玩偶，任他操纵控制，她是一个和他享有平等人格的独立的人，因为她已经掌握了和他一样的谋生手段。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妇女与经济》一书中指出：女人依靠男人挣钱养活是妇女处于次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女人只有从家庭中走出去，开阔视野才能使她们与男人处于平等的地位。［2］剧末伊莉莎心平气和地与息金斯道别：“那样我们就不能再见了，教授。我走了。”［1］（P305）这次离开并不是和他赌气一时冲动而为之，而是伊莉莎女性意识觉醒之后的深思熟虑的行为，她的离开并不是暂时的，正如娜拉的离开一样，是她开始追求平等、独立后的必然选择。觉醒后的伊莉莎，是不可能再留在息金斯身边的，因为在息金斯身边她永远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三
息金斯教授作为剧中的男主角，以往评论多把他作为一个爱上自己“作品”但不善表达自己感情、行为怪癖但不失可爱的学者来看，对这一人物的深入分析较少，其实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息金斯教授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典型的男权主义者。
在剧中息金斯热爱他所研究的语言事业，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研究上，似乎除了研究語音，他再也没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了。尽管作为一个语音学教授，他能辨听出细微的语音差异，但是他对女性了解甚少。在剧中他对伊莉莎、他的管家——皮尔斯夫人甚至他的母亲态度都异常粗暴。他对待女性的这种行为并非是无意为之而是他的内心女性观的真实反映和体现。
息金斯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在他初遇伊莉莎时便暴露无疑。在初次遇到伊莉莎时，息金斯便说道：“一个说话口音那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1］（P35）虽说只是气话，但说明在息金斯潜意识里一个女人的生存的权利都不及他的语音研究那么重要。在剧中，他对待伊莉莎始终态度粗暴，一直凌驾于伊莉莎之上。在他眼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并不需要享有经济的独立。“她要钱做什么?”［1］（P87）美国女权主义的先锋人物凯特·米利特认为，男性在经济上控制女性是实现男权社会父权制统治的最有效途径。［3］因为在经济上享有支配权，男性便可以享有支配控制女性的权利。在息金斯眼中女性甚至于就是一件物品，可以买卖。当母亲要杜立特尔养伊莉莎时，他大怒：“胡扯，他不可能养她，她不属于她了，我已经出五英镑买她了，这个女孩不属于任何人，除了我。”［1］（P240）息金斯对女性有一种本能的偏见与蔑视：“我发现一旦我和女性交上朋友，她就会变得妒忌，挑剔……女人把什么都搞坏了。”［1］（P89）父权制观念的核心之一便是贬低女性，认为女性在价值上低于男性，因此女性理所当然的应受男性统治。在息金斯眼中，伊莉莎就是他捡来的一块烂白菜叶，可任由他摆布与控制。即便后来他对伊莉莎产生感情，可是他所爱的也是他创造的“伊莉莎夫人”形象，他的一个作品。在剧的第五幕息金斯虽然请求伊莉莎回到他的身边，但他依然不能摆脱自己大男子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伊莉莎提出的平等关爱的要求，他不屑地斥之为“小狗的把戏”。最后当他发现他再也不能对伊莉莎实行经济上的控制时，他不得不承认了伊莉莎的地位：“你和我和辟克林将要是三个单身汉而不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傻姑娘了。”［1］（P305）他的这一表白貌似他承认了伊莉莎的平等地位，可是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仍未改变，他视已经学会和他一样技能、经济上可以独立的伊莉莎为男士而不承认她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立自主人格的姑娘，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女性是不应该和男性享有经济和思想上平等地位的。他所希望的那个他创造的“伊莉莎夫人”回到他的身边，只是对已经觉醒的伊莉莎来说，还会回到他的身边做一个活的玩偶吗？
四
奥德赛的原故事对雕像变成的少女伽拉忒亚性格鲜有描述，故事到与皮格马利翁结婚便结束，萧伯纳创造的《卖花女》有意对原故事进行改编，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实则是萧伯纳对当时社会的父权制观念的挑战。萧伯纳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著名倡导者，他一反维多利亚时期“男人是猎手，女人是猎物”的传统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倡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支持妇女经济独立，提倡妇女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改良团体“费边社”甚至还倡导支付家庭妇女们从事家务的报酬。所以在剧中伊莉莎会选择离开息金斯便是最自然的事情，通过这一结局的安排，萧伯纳的女权主义思想得以清晰地体现。
参考文献：
［1］萧伯纳著.杨宪益译.卖花女.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Women and Economics［M］.NY：DoDo Press，2008.
［3］Millett.Kate.Sexual Politics［M］.London：Virago Press，1997.
关键词： 剧本《卖花女》 女性主义文学批评 女权主义思想
一
英国戏剧家、文学评论家萧伯纳是20世纪英国文坛的一位巨擘。他一生创作了50多部戏剧，其中有多部经典，比如《鳏夫的房屋》、《华伦夫人的职业》和《圣女贞德》等。萧伯纳于1912年出版剧本《卖花女》（又译《皮格马利翁》），虽然文学批评家并不认为该剧可算作是他的代表作，但因根据其剧本改编的音乐电影《窈窕淑女》而为中国广大读者所熟悉。《卖花女》改编自奥维德《变形记》中的神话皮格马利翁的故事。在古希腊传说中皮格马利翁是塞浦路斯的国王，同时也是一名雕塑家。他因厌恶世俗女性，决意终身不娶。一次他以象牙雕塑了一座少女像，雕像太过美好，雕塑家情不自禁爱上了自己的作品，他祈求爱神阿弗洛狄忒赋予雕像生命，女神答应了他的请求，皮格马利翁与少女结成夫妻。在萧翁的剧本《卖花女》中，语音学家息金斯与辟克林打赌，对贫穷的卖花姑娘伊莉莎进行改造包装，让她在六个月的时间内能够说一口标准纯正的英语，六个月后成功变身为一位看似出身豪门贵族的小姐。在息金斯教授伊莉莎语音的过程中，两人产生感情，但是出乎很多读者意料的是剧尾卖花姑娘伊莉莎并没有嫁给息金斯教授，而是宣布她会离开息金斯，嫁给佛莱蒂——一个年轻贫穷的小伙子。萧伯纳设置的这一并不“完美”的开放式结局，让很多读者心存遗憾同时又充满期盼，觉得伊莉莎会最终回到息金斯的身边。正是基于读者的这份美好心愿，在好莱坞改编的音乐电影中奥黛丽·赫本扮演的伊莉莎最终回到了息金斯的身边。
伊莉莎会回到息金斯身边，他们会终成眷属吗？萧翁看似是给了读者一个不确切的结局，然而从女性主义视角来看这部作品，再联系作家本人的创作理念和当时的社会现实，本文认为这个答案是否定的。下面本文就从女性主义文学批评的角度来对伊莉莎和息金斯这两个人物进行分析，探讨他们为什么注定不可能成为眷属。
二
剧中的伊莉莎从一开始就被塑造成一个自尊的女孩。戏剧一开场，伊莉莎就在圣保罗大教堂前叫卖花朵，她衣衫褴褛，头上戴的那顶黑色的水手小草帽，“沾满伦敦的尘土和煤烟”，［1］（P9）头发也像灰老鼠一样的颜色，似乎从来没洗过。当她误以为因为她向绅士们兜售花朵，而被“侦探”记录在案时，不停地大嚷大叫：“咱可是个正经人，跟哪位太太小姐都比得上。”［1］（P31）她倔强得要让所有人都知道她是个好女孩，她仅仅是想把花卖给绅士老爷们，她是靠自己的双手在养活自己，她不是小偷也不是风月女子。
遇到息金斯之后，听说息金斯教授通过语音训练，能让那些满口方言的人有机会找个店员的工作，于是怀揣着成为一名花铺店员的理想，伊莉莎带着所有的积蓄去找息金斯教她语音。她希望通过改变自己的语音来改变自己的命运，因此她努力地按照息金斯教授的意志去学习。尽管息金斯对她非常冷淡粗暴，有时还言语羞辱她，但她一直很顺从，默默承受了。经过训练，伊莉莎能说一口标准的英语，息金斯带着她到各种茶会和社交场合去试验。大使舞会是对伊莉莎六个月刻苦训练的最终考验。在舞会上伊莉莎“以全副精神应付这次考验”，她表现得高贵优雅，她那标准的英语发音使得大使翻译都误认为她是某位王族的公主。伊莉莎成功完成了从一个“满嘴土话的家伙”到“匈牙利王族公主”的转变。在她外表改变的同时她的内心也在发生着变化。她当初是带着成为一名花店店员的梦想来学习语音的，然而在六个月的训练过程中她对息金斯情愫渐生，她希望能留在息金斯的身边，并得到他的平等对待与关爱。因此她默默忍受着息金斯乖戾的脾气，替他处理各种杂事，帮他找拖鞋，提醒他约会的时间，等等。她本以为她的努力与付出能得到息金斯平等的关心与回报，然而息金斯始终将她看作是他的一件作品，对她呼来喝去，完全不考虑她也是一个有自尊心的人。
大使舞会是伊莉莎清醒认识她和息金斯关系的转折点。伊莉莎本以为她的优秀表现会得到息金斯的感激与赞赏。可舞会结束后息金斯并没有表现半点对她的赞赏，而只是感叹游戏终于结束。针对伊莉莎提出的今后她该怎么办的问题，息金斯只是粗暴地回答：“我怎么知道你怎么办？你怎么办又算得了什么?”［1］（P209）息金斯对她的冷漠对追求爱情的伊莉莎是一个沉重的打击，她终于从对他的依赖中清醒过来，开始考虑自己的未来。
在意识到在息金斯眼中也许她还不如他的那双拖鞋后，伊莉莎便决意离开。伊莉莎扔鞋砸息金斯的行为，可以看作是她决意离开他的宣告。尽管对息金斯心有牵挂，但伊莉莎明白她和息金斯永远不会在一个平等的位置，在他眼中她只不过是他的一个作品，不可能得到真正的尊重。
离开息金斯后的伊莉莎既没有听从息金斯不负责任的建议，选择嫁给一个上流社会的成员，又没有去投靠她已经发达的父亲。选择投靠丈夫或父亲是在当时父权制社会下，一个传统女性所能作出的必然选择，可已经觉醒的伊莉莎明白她只有不依靠任何人才能实现真正的自我。“我卖花，我不卖我自己”。［1］（P217）在戏剧的第五幕，伊莉莎重新回到舞台，在和息金斯的谈话过程中，她始终保持着完全的镇静和自制，“我要让你看看我是否要依靠你。如果你能教学，我也能教，我要去当一个语音老师”。［1］（P301）这时的伊莉莎对自我已经有了充分的认识，她明白她已经不再是他的玩偶，任他操纵控制，她是一个和他享有平等人格的独立的人，因为她已经掌握了和他一样的谋生手段。夏洛特·帕金斯·吉尔曼在《妇女与经济》一书中指出：女人依靠男人挣钱养活是妇女处于次要地位的主要原因，女人只有从家庭中走出去，开阔视野才能使她们与男人处于平等的地位。［2］剧末伊莉莎心平气和地与息金斯道别：“那样我们就不能再见了，教授。我走了。”［1］（P305）这次离开并不是和他赌气一时冲动而为之，而是伊莉莎女性意识觉醒之后的深思熟虑的行为，她的离开并不是暂时的，正如娜拉的离开一样，是她开始追求平等、独立后的必然选择。觉醒后的伊莉莎，是不可能再留在息金斯身边的，因为在息金斯身边她永远不可能找到真正的自我。
三
息金斯教授作为剧中的男主角，以往评论多把他作为一个爱上自己“作品”但不善表达自己感情、行为怪癖但不失可爱的学者来看，对这一人物的深入分析较少，其实在女性主义视角下息金斯教授是当时社会环境下典型的男权主义者。
在剧中息金斯热爱他所研究的语言事业，几乎将所有时间都花在研究上，似乎除了研究語音，他再也没什么其他的兴趣爱好了。尽管作为一个语音学教授，他能辨听出细微的语音差异，但是他对女性了解甚少。在剧中他对伊莉莎、他的管家——皮尔斯夫人甚至他的母亲态度都异常粗暴。他对待女性的这种行为并非是无意为之而是他的内心女性观的真实反映和体现。
息金斯的男性中心主义思想在他初遇伊莉莎时便暴露无疑。在初次遇到伊莉莎时，息金斯便说道：“一个说话口音那么难听的女人，在哪儿也不能待，根本就不该活着。”［1］（P35）虽说只是气话，但说明在息金斯潜意识里一个女人的生存的权利都不及他的语音研究那么重要。在剧中，他对待伊莉莎始终态度粗暴，一直凌驾于伊莉莎之上。在他眼中女性只是男性的附属品，并不需要享有经济的独立。“她要钱做什么?”［1］（P87）美国女权主义的先锋人物凯特·米利特认为，男性在经济上控制女性是实现男权社会父权制统治的最有效途径。［3］因为在经济上享有支配权，男性便可以享有支配控制女性的权利。在息金斯眼中女性甚至于就是一件物品，可以买卖。当母亲要杜立特尔养伊莉莎时，他大怒：“胡扯，他不可能养她，她不属于她了，我已经出五英镑买她了，这个女孩不属于任何人，除了我。”［1］（P240）息金斯对女性有一种本能的偏见与蔑视：“我发现一旦我和女性交上朋友，她就会变得妒忌，挑剔……女人把什么都搞坏了。”［1］（P89）父权制观念的核心之一便是贬低女性，认为女性在价值上低于男性，因此女性理所当然的应受男性统治。在息金斯眼中，伊莉莎就是他捡来的一块烂白菜叶，可任由他摆布与控制。即便后来他对伊莉莎产生感情，可是他所爱的也是他创造的“伊莉莎夫人”形象，他的一个作品。在剧的第五幕息金斯虽然请求伊莉莎回到他的身边，但他依然不能摆脱自己大男子主义高高在上的姿态，对伊莉莎提出的平等关爱的要求，他不屑地斥之为“小狗的把戏”。最后当他发现他再也不能对伊莉莎实行经济上的控制时，他不得不承认了伊莉莎的地位：“你和我和辟克林将要是三个单身汉而不是两个男人和一个傻姑娘了。”［1］（P305）他的这一表白貌似他承认了伊莉莎的平等地位，可是他的二元对立思维方式仍未改变，他视已经学会和他一样技能、经济上可以独立的伊莉莎为男士而不承认她是一位有着自己独立自主人格的姑娘，说明在他的潜意识里女性是不应该和男性享有经济和思想上平等地位的。他所希望的那个他创造的“伊莉莎夫人”回到他的身边，只是对已经觉醒的伊莉莎来说，还会回到他的身边做一个活的玩偶吗？
四
奥德赛的原故事对雕像变成的少女伽拉忒亚性格鲜有描述，故事到与皮格马利翁结婚便结束，萧伯纳创造的《卖花女》有意对原故事进行改编，设置了一个开放式的结局，实则是萧伯纳对当时社会的父权制观念的挑战。萧伯纳是西方女性主义运动的著名倡导者，他一反维多利亚时期“男人是猎手，女人是猎物”的传统观点，旗帜鲜明地提倡男女应该享有平等的地位，支持妇女经济独立，提倡妇女在社会中发挥积极的作用。他所领导的社会主义改良团体“费边社”甚至还倡导支付家庭妇女们从事家务的报酬。所以在剧中伊莉莎会选择离开息金斯便是最自然的事情，通过这一结局的安排，萧伯纳的女权主义思想得以清晰地体现。
参考文献：
［1］萧伯纳著.杨宪益译.卖花女.北京：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1.
［2］Gilman Charlotte Perkins Women and Economics［M］.NY：DoDo Press，2008.
［3］Millett.Kate.Sexual Politics［M］.London：Virago Press，199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