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是一本人生之书，细细想来，我的青春、我的欢乐、我的痛苦、我的思索……我整个的人生，几乎全在这本书中流泻、书写、抒怀、描摹……这是我人生之中最重要的时光留下的一行深深浅浅的脚印，这是我的人生足迹。”在《文学回忆录》中，叶辛这样写道。
　　叶辛生于1949年，今年正好70岁，用他的话说，“一下子成了老作家”。回望来时路，不只是一个人的青春悄悄逝去，也是两千万人留下的时代痕迹，更是一个民族曾经的蹉跎岁月。作为见证者，他觉得自己有义务将这一切记录下来。
　　不知从何时起，叶辛被贴上了“知青文学代表”的标签，不少人说，过去的事就过去了，何必再提？叶辛却始终觉得：“有没有那段经历的人是会不一样的，我的孩子看我可能也觉得我有些固执，有自己那一套逻辑，可能他只是没有当我的面讲出来。我当然会去努力了解他的想法，不过有时不管他听不听得进去，我也得讲出自己的想法。”
　　逝去的不会再来，但生而为人，我们有义务记住过去。因为沉痛也罢，快乐也罢，它们都将化为生命中的一种养分。

没看过山的人去了山寨

　　问：当年您为何选择去山区插队？
　　叶辛：我出生在上海，上海几乎没有山，在我19岁以前，我根本不知道山是什么样子。到19岁的时候，当命运使得我们这一代人插队落户的时候，我选择了有山有水的贵州。
　　作为两千萬知青中的一员，我插队时间比较长，从1966年3月起，到1979年10月，在“广阔天地”待了10年，其中近7年在农村干农活，后来在乡村小学教了一阵子书。刚下去时，在一个苗族山寨，生活比较辛苦。那时每天要干体力劳动，住的是茅草屋，没有电灯，就用墨水瓶做成一个小油灯，在灯下写作。那时发表作品必须经单位同意，不好好劳动，作品就不可能发表。
　　下雨天不出工，知青们聚在一块儿，抽烟、喝酒、发牢骚、打牌、吹牛消磨时间，我却找一个安静处写作。赶场天，别人为打一顿牙祭忙着往街上跑，我躲在屋里写。贵州山乡到了农闲时节，出工很晚，我就起大早到村寨外山头上的古庙里去写。那儿只有破败的墙壁和缺胳膊、断腿的桌椅陪伴我，非常安静……
　　再后来，知青可以回城了，但没好地方可去，无非是煤矿、化肥厂之类。那时我已经出了几本书，被调到贵州作协，在那里工作了11年，直到1990年才回到上海，前前后后，在贵州待了二十多年。

在农民中找到了创作的根

　　问：生活如此困难，为何还在坚持写作？
　　叶辛：因为我从小就喜欢文学。上小学时，偶然看到一本《儿童时代》，这本有字有画的书很快吸引了我，我知道了世界上有高山、大海、冰川。后来，老师每个星期在周会课上，都会给我们讲《我的一家》的故事，每次讲都拿着书，我以为里面一定有许多漂亮的插图，可抬头看了半天，发现书上只有一行行的字。老师每周讲一节课，这速度我忍受不了，就拿零用钱去买了一本。就这样，书籍打开了我通向新世界的门户。
　　插队在山寨，对我来说既是不幸，也是幸运，因为它给了我两个视角，如果我不曾经历这段生活，我就永远也不会知道这些。我觉得将它们写出来，总是有意义的。这两个视角是什么呢？一个是上海小青年看山区的眼光，一个是山里人看上海的眼光。它们彼此交织，给人以写作的冲动。
　　我插队几年后，我也会像农民一样，看到下雨下久了，也害怕农地涝了，如果晴天久了，又害怕干旱了，秋收少了，分的粮食也少了。我开始思考知识分子的命运、农民的命运，开始写一些对我所生活环境的感觉。慢慢地，我的眼光就转变了，我在贵州这块土地成了作家。

好故事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得到

　　问：山寨生活相对封闭，有什么可写的呢？
　　叶辛：跟当地人多接触，他们其实都有很多故事。我的第一本书《高高的苗岭》，属于儿童文学，写的是1950年解放军进军苗岭，当地孩子保护一名战士的故事。它是真实发生过的事，就是当地人讲给我听的。生活本身教会我写作的，如果没到山寨，我就看不到那些老乡，听不到他们的故事。
　　1979年，我听一位湖南作家讲自己下乡听到的故事：一名“黑帮”的儿子被下放到农村放羊，与同样被下放的一女子相遇，两人相恋几年。1978年，“黑帮”的儿子因父亲平反调回北京，但女孩却因父亲无法平反，两人没能走到一起，女孩绝望地投河自杀。我在笔记本上写下：“我虽没到过湘西插队，但听故事的时候，主人公的形象历历在目。我要把这个故事写成小说，但结局圆满。”这就是《蹉跎岁月》的故事雏形。
　　我们这代人，现在很多已经成为知名的学者、教授，省级干部中大概50%的人有过这段经历。碰到这些人，他不会说自己在哪里做出过什么成就，他会很自然地跟我说起，他在哪里当过知青。这段岁月，对我们来说，都是难以忘怀的。
　　1982年，《蹉跎岁月》被蔡晓晴导演搬上了荧屏，影响很大，获得了第一届中国电视金鹰奖优秀电视连续剧、优秀男演员、优秀女演员等多个奖项。像这种故事，只有在生活中才能得到，是命运赐给我的。

我在做比写作枯燥十倍的事

　　问：听到这些故事后，您都记下来吗？
　　叶辛：是的。我从小喜欢记日记，有意思的东西都会记下来，包括有什么感悟，也会记下来。刚到贵州的山寨时，主要是气象日记，因为山区气候多变，雨的形态特别多，给人的感觉完全不同。后来常和苗寨的人接触，听到各种故事，也会记下来。这样的积累多了，就可以试着写成故事了。
　　在苗寨，没地方买稿纸，商店里有信笺，可太贵，我买不起。好在可以买到工作手册，几毛钱一本。我离开山寨时，我有很多这样的本子了，里面密密麻麻记着各种写作素材。每天下班后，我带着本子，去记录苗乡的地理环境、房屋结构，去问当地的老汉和娃崽：鱼为啥养在稻田里;坡上的树都叫些什么名儿;林子里有些什么鸟，婚丧嫁娶时为啥非按一定的程式办;当地流传着哪些民歌;上山对歌时，男女青年之间唱的是啥内容;新中国成立前的山岭河谷是这个样子吗？有没有土匪;商人们带些什么进这一带山岭里来……问完了，回到工棚里，倒头便睡。

所以我自己的故事讲完了，我还可以讲别人的故事，我手头有大量现成的精彩素材……

　　问：现代许多小说家已不愿这么费时、费力地去写作了，您怎么看？
　　叶辛：有人说我善编故事、小说情节吸引人等等，甚至还有人说这是我的一大长处。其实这不是我的实际情况。在写作前，我就在准备，到开始动笔时，我的一厚本笔记都写满了，那不是在编故事，也不是找情节，我在做着比写作本身枯燥十倍的事情。

这代人的共同点是回归平静

　　问：您记录了一代人的挫折与成长，那一代人会怎样看这段历史？
　　叶辛：什么样的看法都有，有的人说青春无悔，也有的人认为青春被浪费了，评价非常多元。
　　文学有记录历史的功能，我希望将我们正在经历的历史以文学的方式真实记录下来。在此基础上，我也希望作品能呈现我对个人与时代命运的反思，对社会演变的反思，最终目的是，探究这一代人的经历对以后几代人和整个社会将产生怎样的影响。如果一代代作家都把自己所生活的时代写好，那么连贯起来，我们的文学史同样也是色彩斑斓的。
　　编辑：黄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