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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近年来，中国对美国国际收支持续的双顺差现象越来越多地引起了国内外学者的关注。以1985—2010年的数据为基础，实证分析了两个顺差的形成因素，并验证了其原因可能存在的相关性，研究发现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主要与人民币汇率、居民收入及居民储蓄率有关，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主要与人民币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有关，并且影响两个顺差的因素具有相关性。
【关键词】双顺差 实证分析 成因相关性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日益增长的债务，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事实上，谈到中国的崛起，不得不提的就是1994年以来中国持续的双顺差现象（除1998年资本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尽管双顺差的出现并不是特例，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背后可能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对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原因及治理方案做了相关研究。
杨宗翰等（2006年）运用两时期模型分析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文章将1982年至2005年视为第一期，2005年以后的经常项目顺差则是由于前一时期存在激烈的竞争使得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此降低的消费指数就使得家庭预期的第二期收入减少，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第二期收入的减少造成持久收入减少，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的巨额盈余。对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成因，文章认为主要是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导致为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应当呈现赤字的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出现了顺差[1]。
卢锋（2006年）则认为双顺差的直接原因为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加工贸易顺差主要导致了经常项目顺差，与此同时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的，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又导致了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因此双顺差的成因可以集中归结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不断推动发展的加工贸易。进一步，文章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与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环境具有深刻联系，而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兴起的经济浪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越来越多地参与特定产品的生产或供应活动[2]。
张少军等（2008年）基于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其实是国际经济活动在全球布局的结果，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协调和治理在空间上分散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货币表现。双顺差的形成有崭新的经济背景和很强的微观基础[3]。
目前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分析或将研究聚焦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对于两个项目顺差成因之间的相关性鲜有研究，首先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原因进行定性分析，提出假说；然后对两种顺差的成因进行实证检验，比较两个顺差决定因素的异同；最后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双顺差的成因
（一）经常项目顺差成因分析
在1985—2010年的26年中，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仅有5年是逆差，这5年分别是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93年，且从1994年起连续16年都是顺差，特别是2004年起，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显著增长，最高时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些许下降，2010年又有反弹趋势（如图1）。
图1 1985—2010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差额（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外汇管理局
分析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入手。
依据支出法计算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知：
Y=C+I+G+(X-M) (1)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C为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I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投资，G为政府投资，X为出口，M为进口。
由此(1)移向可得经常项目差额CA=X-M=Y-(C+I+G)（2)
出口与汇率和国外需求有关，而进口则与国内消费需求和汇率有关。消费开支等于可支配收入乘以消费率，消费率等于1减储蓄率，因此，经常项目顺差是汇率、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率的函数；可以将(2)式可以改写为CA=CA(ER,IN,SR) (3)
其中E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IN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SR表示居民储蓄率。将上述三个因素看成解释变量，将经常项目顺差看成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LogCA=α1+α2logER+α3logIN+α3logSR (4)
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经常项目顺差的数据，并从国研网和中经网得到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储蓄率的数据，去掉负数后取对数得到相关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其值为0时表示不含有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
检验结果表明logCA，logER，logIN，logSR四个变量均具有一阶单整性，故进行协整检验如下。
注：*表示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这四个变量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被拒绝，故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结果如下：
F统计量=1.438528，Prob. F(8,6)=0.3382；DW值=2.095801
显然，模型通过了White检验和DW检验，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因此可以进行t检验和F检验，并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得：
logCA=1.492430-5.249041logER+3.234079logIN+5.217988logSR (5)
(0.128974) (-3.334029) (8.929311) (2.396569)
R2=0.881332
F检验值=27.23198 P-值(F统计)=0.000022
注：括号中为t检验值，下同
t检验的结果说明三个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储蓄率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符。F检验的结果说明F检验值1%的显著性检验，即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很好。
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常项目顺差变化率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变化率负相关，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率和居民储蓄率变化率正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人民币每升值1%，经常项目顺差将降低5.25%；同样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经常项目顺差将上升3.23%；居民储蓄率每上升1%，经常项目顺差将上升5.22%。另外，由R2=0.881332可知这三个解释变量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解释程度达到88%以上。
（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成因分析
1985年以来，我国对美国资本项目差额总体也是顺差状态，特别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是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到2010年，资本项目顺差达到了2260亿美元（如图2）。
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体，拥有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了大批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使得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这一顺差的持续时间甚至比经常项目还要久。我们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KA=β1+β2·ER+β3·DI (6)
其中KA表示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E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数据，并从国研网和中经网得到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对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其值为0时表示不含有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
说明KA，ER，DI三个变量均具有一阶单整性，即均为I（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统计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这三个变量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被拒绝，因此这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结果如下：
F统计值=2.874952，Prob. F(8,6)=0.0444；DW检验值=1.869157
模型通过了DW检验，但没有通过White检验，即模型存在异方差现象，t检验和F检验的有效性将受到影响，故将模型调整为：
KAt=β1+β2·ERt-1+β3·DIt (7)
其中，KAt表示当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ERt-1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滞后项，即上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DIt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
以前述数据为基础，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得到如下检验结果：
F统计值=2.502010，Prob. F(8,6)=0.0773；DW检验值=2.056263
模型通过了White检验和DW检验，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因此上述t检验和F检验的结果均是可信的。故可以将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表示为如下回归方程：
KA=46610.21-128.7409ERt-1+210.5723DI (8)
(1.781487) (-2.599603) (6.631016)
R2=0.747161
F检验值=26.59571 P值(F统计)=0.000004
t检验结果说明两个变量的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符。F检验结果说明F检验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解释变量模型的显著性很好。
故本文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与上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相关，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上一年人民币每升值1个单位，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降低1.287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增加2.1057亿美元。由R2=0.747161可知这两个解释变量对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解释程度达到74.7%以上。
三、两个顺差成因的相关性
在分别实证分析了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成因后，本文将研究构成两个项目顺差的原因之间是否有相关性。观察可以发现，两者的原因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共同的因素，因此接下来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储蓄率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LogDI=γ1+γ2logIN+γ3logSR (9)
根据表1和表2中1985-2010年的相关数据，得到如下方程：
LogDI=-2.376588+0.782789logIN+0.545646logSR (10)
(1.746216) (-2.557334) (7.003885)
t检验结果表明居民储蓄率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即居民储蓄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去掉这一解释变量，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重新建立方程如下：
logDDI=γ1+γ2logDIN (11)
其中DDI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DIN表示当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额。以前述数据为基础，得到如下方程：
logDDI=-5.774783+1.420676logDIN (12)
(-3.428923) (5.215231)
R2=0.588732
t检验结果说明DIN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两者具有正相关性。当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率上升1%，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率将上升1.42%。因此本文认为，双顺差的形成不是由于各自相对独立的因素，而是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因素同时导致了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
四、结论及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影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因素具有明显相关性，两者的同时出现有内在的联系，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民币汇率则是联系两者的纽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刺激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了银行的可借贷资金，为出口行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促进了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另一方面还形成了更大的消费潜能，吸引了外国企业大量在国内投资生产，诱发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而人民币汇率过去一度处于低值，不仅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内商品的出口优势，还刺激了外商在国内的投资。
但双顺差对国内外经济有许多不利影响，如双顺差可能造成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加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造成美元贬值严重，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想办法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提出如下措施。
1.进一步扩大内需，使居民不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从而降低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减少经常项目顺差。
2.合理利用外商大量投资的机会，在引进外资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最终能够独立进行研发生产，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3.完善汇率机制，进一步提高汇率浮动幅度，保持人民币缓慢升值，以缓解双顺差等经济失衡现象。
4.鼓励企业引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加大石油和矿产等战略物资的进口；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旅游及消费增长带动进口[4]。
参考文献
[1] 杨宗翰，赵乐为，苏行.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两时期模型分析——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第22卷第3期.
[2] 张少军，张少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微观机理探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08年第9期.
[3] 卢锋.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研究：对中国外汇储备突破万亿美元的理论思考.世界经济，2006年第11期.
[4] 王健.高额储蓄与国际收支顺差的利弊及对策.经济与管理研究，2006年第1期。
[5] 数据主要来源：北京国研网，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作者简介：项妍妍（1990-），女，湖南人，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金融。
【关键词】双顺差 实证分析 成因相关性
一、引言
近年来，全球经济失衡现象日益凸显，集中体现在美国庞大的经常账户赤字以及日益增长的债务，以中国为首的新兴国家迅速增长的贸易顺差，以及欧洲发达国家的主权债务危机。事实上，谈到中国的崛起，不得不提的就是1994年以来中国持续的双顺差现象（除1998年资本项目出现小额逆差外）。尽管双顺差的出现并不是特例，但对于中国这样一个庞大的新兴经济体而言，其背后可能隐藏了特殊的经济问题，这些经济问题对中国未来的可持续发展均有显著影响，因此国内许多学者对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原因及治理方案做了相关研究。
杨宗翰等（2006年）运用两时期模型分析了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原因。文章将1982年至2005年视为第一期，2005年以后的经常项目顺差则是由于前一时期存在激烈的竞争使得产品的价格不断下降，因此降低的消费指数就使得家庭预期的第二期收入减少，在利率不变的情况下第二期收入的减少造成持久收入减少，最终导致了经常项目的巨额盈余。对于资本和金融项目顺差的成因，文章认为主要是大量外商直接投资的流入。中国较低的生产成本及中国经济的高速增长吸引了大量国外资本，导致为保证国际收支平衡应当呈现赤字的资本与金融项目也出现了顺差[1]。
卢锋（2006年）则认为双顺差的直接原因为加工贸易顺差和外商直接投资持续增长。加工贸易顺差主要导致了经常项目顺差，与此同时加工贸易的大部分是由外资企业承担或参与的，而外商直接投资的持续增长又导致了中国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因此双顺差的成因可以集中归结为外商直接投资及其不断推动发展的加工贸易。进一步，文章指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现象与当代经济全球化时代环境具有深刻联系，而中国在产品内分工兴起的经济浪潮中扮演越来越重要角色，越来越多地参与特定产品的生产或供应活动[2]。
张少军等（2008年）基于全球价值链进行了实证分析，认为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的形成，其实是国际经济活动在全球布局的结果，是全球价值链的主导者协调和治理在空间上分散的生产经营活动的货币表现。双顺差的形成有崭新的经济背景和很强的微观基础[3]。
目前已有研究较多集中于中国经常项目顺差的分析或将研究聚焦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对于两个项目顺差成因之间的相关性鲜有研究，首先对中国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原因进行定性分析，提出假说；然后对两种顺差的成因进行实证检验，比较两个顺差决定因素的异同；最后提出本文的政策建议。
二、实证分析双顺差的成因
（一）经常项目顺差成因分析
在1985—2010年的26年中，国际收支中的经常项目仅有5年是逆差，这5年分别是1985年、1986年、1987年和1993年，且从1994年起连续16年都是顺差，特别是2004年起，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的顺差显著增长，最高时超过4000亿美元，直到2008年金融危机爆发后才有些许下降，2010年又有反弹趋势（如图1）。
图1 1985—2010中国对美国经常项目差额（百万美元）
数据来源：外汇管理局
分析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原因，我们可以从国民收入恒等式入手。
依据支出法计算一国的国内生产总值可知：
Y=C+I+G+(X-M) (1)
其中Y为国内生产总值，C为消费，包括个人消费和政府消费，I为企业投资和居民投资，G为政府投资，X为出口，M为进口。
由此(1)移向可得经常项目差额CA=X-M=Y-(C+I+G)（2)
出口与汇率和国外需求有关，而进口则与国内消费需求和汇率有关。消费开支等于可支配收入乘以消费率，消费率等于1减储蓄率，因此，经常项目顺差是汇率、可支配收入和储蓄率的函数；可以将(2)式可以改写为CA=CA(ER,IN,SR) (3)
其中E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IN表示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SR表示居民储蓄率。将上述三个因素看成解释变量，将经常项目顺差看成被解释变量建立如下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LogCA=α1+α2logER+α3logIN+α3logSR (4)
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经常项目顺差的数据，并从国研网和中经网得到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居民储蓄率的数据，去掉负数后取对数得到相关变量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其值为0时表示不含有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
检验结果表明logCA，logER，logIN，logSR四个变量均具有一阶单整性，故进行协整检验如下。
注：*表示5%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表示1%显著水平下拒绝原假设
检验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这四个变量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被拒绝，故它们之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结果如下：
F统计量=1.438528，Prob. F(8,6)=0.3382；DW值=2.095801
显然，模型通过了White检验和DW检验，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因此可以进行t检验和F检验，并对其进行多元回归分析可得：
logCA=1.492430-5.249041logER+3.234079logIN+5.217988logSR (5)
(0.128974) (-3.334029) (8.929311) (2.396569)
R2=0.881332
F检验值=27.23198 P-值(F统计)=0.000022
注：括号中为t检验值，下同
t检验的结果说明三个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储蓄率对经常项目顺差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符。F检验的结果说明F检验值1%的显著性检验，即模型整体的显著性很好。
故我们可以得出如下结论：经常项目顺差变化率与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变化率负相关，与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变化率和居民储蓄率变化率正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人民币每升值1%，经常项目顺差将降低5.25%；同样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每上升1%，经常项目顺差将上升3.23%；居民储蓄率每上升1%，经常项目顺差将上升5.22%。另外，由R2=0.881332可知这三个解释变量对经常项目顺差的解释程度达到88%以上。
（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成因分析
1985年以来，我国对美国资本项目差额总体也是顺差状态，特别2008年金融危机以后，更是呈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到2010年，资本项目顺差达到了2260亿美元（如图2）。
中国作为新兴的经济体，拥有低廉的要素成本和巨大的潜在市场，吸引了大批的外商直接投资。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发达国家一直认为人民币币值被低估，使得外国资本的大量涌入。这两方面的原因造成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这一顺差的持续时间甚至比经常项目还要久。我们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KA=β1+β2·ER+β3·DI (6)
其中KA表示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ER表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DI表示外商直接投资。
本文从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得到1985-2010年中美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数据，并从国研网和中经网得到相应年份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和外商直接投资的数据，对三个变量进行ADF单位根检验结果如下：
说明：检验形式(C,T,L)中，C代表常数项，T代表趋势项，其值为0时表示不含有趋势项，L表示滞后阶数。
说明KA，ER，DI三个变量均具有一阶单整性，即均为I（1），因此可以进行协整检验。
统计结果表明在5%的显著水平下这三个变量之间不具有协整关系的零假设被拒绝，因此这三个变量间存在长期协整关系。同时对模型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结果如下：
F统计值=2.874952，Prob. F(8,6)=0.0444；DW检验值=1.869157
模型通过了DW检验，但没有通过White检验，即模型存在异方差现象，t检验和F检验的有效性将受到影响，故将模型调整为：
KAt=β1+β2·ERt-1+β3·DIt (7)
其中，KAt表示当年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ERt-1为人民币兑美元汇率的滞后项，即上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DIt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
以前述数据为基础，进行White检验和DW检验，得到如下检验结果：
F统计值=2.502010，Prob. F(8,6)=0.0773；DW检验值=2.056263
模型通过了White检验和DW检验，表明模型中不存在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因此上述t检验和F检验的结果均是可信的。故可以将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表示为如下回归方程：
KA=46610.21-128.7409ERt-1+210.5723DI (8)
(1.781487) (-2.599603) (6.631016)
R2=0.747161
F检验值=26.59571 P值(F统计)=0.000004
t检验结果说明两个变量的参数都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人民币兑美元汇率和外商直接投资对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影响都是显著的，这一结果与前文的理论预期相符。F检验结果说明F检验值通过了1%的显著性检验，即解释变量模型的显著性很好。
故本文得出如下结论：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与上一年人民币兑美元汇率（间接标价法）相关，与外商直接投资正相关。其他因素不变时，上一年人民币每升值1个单位，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降低1.2874亿美元；外商直接投资每增加1亿美元，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将增加2.1057亿美元。由R2=0.747161可知这两个解释变量对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解释程度达到74.7%以上。
三、两个顺差成因的相关性
在分别实证分析了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成因后，本文将研究构成两个项目顺差的原因之间是否有相关性。观察可以发现，两者的原因中人民币兑美元汇率是共同的因素，因此接下来研究了外商直接投资、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以及居民储蓄率之间的相关性。
首先建立二元线性回归方程如下：
LogDI=γ1+γ2logIN+γ3logSR (9)
根据表1和表2中1985-2010年的相关数据，得到如下方程：
LogDI=-2.376588+0.782789logIN+0.545646logSR (10)
(1.746216) (-2.557334) (7.003885)
t检验结果表明居民储蓄率没有通过5%的显著性检验，即居民储蓄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的影响不显著。去掉这一解释变量，同时为了消除异方差和自相关现象，重新建立方程如下：
logDDI=γ1+γ2logDIN (11)
其中DDI表示当年外商直接投资与上年外商直接投资的差额，DIN表示当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与上年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的差额。以前述数据为基础，得到如下方程：
logDDI=-5.774783+1.420676logDIN (12)
(-3.428923) (5.215231)
R2=0.588732
t检验结果说明DIN通过了5%的显著性检验，即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率对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率的影响是显著的，两者具有正相关性。当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环比增长率上升1%，外商直接投资环比增长率将上升1.42%。因此本文认为，双顺差的形成不是由于各自相对独立的因素，而是具有较强相关性的因素同时导致了经常项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这两个因素分别是城镇人均可支配收入和外商直接投资。
四、结论及建议
实证研究表明，影响经常项目顺差和资本与金融项目顺差的因素具有明显相关性，两者的同时出现有内在的联系，我国居民的可支配收入以及人民币汇率则是联系两者的纽带。我国居民可支配收入的上升一方面刺激了我国经济的持续增长，增加了银行的可借贷资金，为出口行业的发展提供基础，促进了经常项目顺差的形成；另一方面还形成了更大的消费潜能，吸引了外国企业大量在国内投资生产，诱发了资本与金融项目的顺差。而人民币汇率过去一度处于低值，不仅一定程度上形成了国内商品的出口优势，还刺激了外商在国内的投资。
但双顺差对国内外经济有许多不利影响，如双顺差可能造成巨额的外汇储备，同时加大人民币升值的预期，造成美元贬值严重，导致我国外汇储备严重缩水。因此，中央政府应当想办法缓解国际收支不平衡给中国经济发展带来的诸多不利影响，提出如下措施。
1.进一步扩大内需，使居民不断增加的可支配收入转变为国内消费，从而降低中国居高不下的储蓄率，减少经常项目顺差。
2.合理利用外商大量投资的机会，在引进外资时，促进外商直接投资的技术外溢效应，逐渐形成自己的技术开发能力，最终能够独立进行研发生产，加快企业“走出去”的步伐。
3.完善汇率机制，进一步提高汇率浮动幅度，保持人民币缓慢升值，以缓解双顺差等经济失衡现象。
4.鼓励企业引进适用的技术设备，加大技术改造和产业升级；加大石油和矿产等战略物资的进口；通过扩大基础设施建设、发展教育和旅游及消费增长带动进口[4]。
参考文献
[1] 杨宗翰，赵乐为，苏行.经常项目与资本项目双顺差的两时期模型分析——基于中国的实证分析.Journal of Yunnan Finance & Economics University，第22卷第3期.
[2] 张少军，张少华.中国国际收支双顺差形成的微观机理探究——基于全球价值链视角的实证分析.当代财经，2008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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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数据主要来源：北京国研网，中国外汇管理局网站，中经网—中国经济统计数据库.
作者简介：项妍妍（1990-），女，湖南人，南京大学国际经济与贸易系，研究方向：世界经济、国际金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