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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要讲变局？因为世界变化得太快，很多人看不清方向，很多昨天成功的路径成了今天失败的罪魁祸首，很多人登上巅峰之日就到了没落之时。不止商业的逻辑发生巨变，每个个体的世界观和价值观也在发生巨变。
当我们谈论当下或者未来的变局时，任何就事论事的方式都是说不清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场变局，或许会清晰很多。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
近代史上最早认识并提出变局的应该是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就提出了：“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这一观点，历史学家蒋廷黻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如今来看，李鸿章面对的“千年變局”究竟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三千年以来的农耕与游牧之争被海权与陆权之争所替代，敌人不再从草原上来，而是从海上来。在“陆海之争”的背后，真正的变局是近代化。
从周秦之变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度，不管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格局几乎都没有变过，经过数千年的洗礼，逐渐变成了一个“局”，一代代地完善、增补，遇上了问题就修改、微调，找出折中的方法。数千年来，每个朝代的顶尖人物都投入到这个“局”的完善中来，如同大浪淘沙……
但是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带动了整个世界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李鸿章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入侵者，而是科技、金融、制度、组织、军事等全方面领先的西方文明对中国带来的降维打击。
作为时代最杰出的人物，李鸿章朦胧地感觉到了这场变局，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为这场变局而努力。但这种文明断层带来的差距令很多人，尤其是令这个国家的掌舵者们心生绝望。
李鸿章死后不到10年，清朝覆灭，当时的中国就像一座破房子，谁都可以来踢一脚，民族自卑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这种绝望之中，国人却更加进发出了救亡的激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中国真正迎来了救亡图存的百年变局。
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到了1949年，中国才回到有序的历史轨道上。
两三千年来，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国，有一个最典型的原则：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什么叫大道理？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国人发现，只有拥有一个强大中央、统一国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好它的国民，抵御住外来的自然灾难和战争。中央一旦弱小，全国就会一盘散沙。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是这样。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选择什么路成了最大的问题。为此邓小平专门去新加坡访问，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当年邓小平去法国留学时经过新加坡，他看到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华人社会。短短几十年，新加坡成了全世界不可小觑的花园国家。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崛起呢？邓小平抱着这个疑问来到新加坡。
李光耀晚年写了几本书，其中讲到了和邓小平的这次交流，邓小平当时间了他一句话，同是华人，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发展成这么发达的国家？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破产的农民和渔夫，而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走到今天，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文化根基深厚、人才辈出，只要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和稳定的经济环境，只要官员们能够勤政，只要走市场经济，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
李光耀的建议对邓小平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之后，他坚定不移地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中国人40多年的不断努力，还有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终于让中国重新崛起，也造成今天美国跟中国正面相对的大格局。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在这两位跨越百年的掌舵者身上，我们更能以宏观的视角审视变局。如果说千年变局是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百年变局则是从绝望开始的漫漫复兴路，2020年的庚子变局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原以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的新冠肺炎疫情，最后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
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恐怕是各个国家都始料未及的。
经过疫情，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古往今来，一切案例都表明，自信和从容的国民心态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说了一句话：“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这句话真是平淡又充满力量，“平视世界”的背后，有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天翻地覆！
中国走到了世界的主舞台中央
最近拜登上台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有句话全世界都在传——“在我的任期内，我坚决不容许中国超越美国”。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回应，“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威为更好的中国。”原本在边缘地带的中国，走到了世界的主舞台中央。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焦虑，因为一旦被超过，它所依靠的无形资产，包括通过美元“薅全世界羊毛”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相继爆发。
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之所以丑化、妖魔化中国，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因为他们从骨子里都认可中国的强大。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背后是两大陷阱。
第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总结出一个观点，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纵观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共有15次大国易位，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美国作为多年来的“老大”，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的德国到战后的欧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的战略遏制。 第二个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很多国家迈进中等收入水平后，想迈向发达国家最终都没迈过去，像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所以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必须扶贫、造血。近些年各地都把扶贫工作作为重点狠抓不懈，国家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贫困户各项难题，可见决心之坚，这就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点就是在高科技上必须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原来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不发展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发展高科技。所以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没有未来了呢？并不是，在政客的打压和民众的排华情绪之下，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动，那就是商业的力量，也是规律的力量。
回顾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新科技带来的拉动效应。信息时代虽然起源于美国，但中国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一切经济竞争中，最根本的竞争是市场机会的竞争，任何一项高新技术只有嫁接到市场，技术才会产生价值。中国14亿人口消费升级和巨大产业转型的需求成为引导创新的“中国动力”。
微软帮助中国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一大批门户网站应运而生，中国赶上了信息时代的快车;苹果虽然在中国赚取了大量的差价，但无意问也推动了中国制造业，尤其是大湾区产业链的升级与完善，其所开创的移动互联时代也催生了中国的一大批新兴巨头。
特斯拉也是一个中美互补的成功案例。中国人把马斯克抬上首富之位，上海工厂的批量投产解决了产能问题，供应链本地化让造车成本大幅下降，中国人对特斯拉的热情又打开了巨大的市场。
资本没有国界。“中美合作”所释放的巨大利益通过新科世界首富的诞生清晰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因此，即使在中美关系严峻的今天，从华尔街到硅谷，比尔盖茨、马斯克、桥水基金的瑞·达里奥都在为中国说好话。因为他们深刻地知道中美合作的巨大利润空间。
近20年来，当两国的差距越来越近，美国试图让中国自主西化的想法又遭到破灭后，摩擦是理所当然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文化理念还是政治制度上，中美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欢喜冤家，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
对此，我们只能防御、反击，但接下来的发展最终还是看中国怎么去解决自身的问题。
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确定的方向
时代变了，改革开放进入了下半场。很多企业家原来“甩开膀子挣钱”，现在感受到了不适应，处处受限，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从数量增长、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变成先富带后富，至少要共同发展，甚至是公平优先。
这该怎么解读呢？十九大报告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可以说是指导中国未来至少20年的大方向、大道理。
在这樣的大背景下，很多拼命挣钱、不择手段挣钱的老板感到不适应，这是必然规律。以后靠数量发展、不计代价的方式，从生态、政策、文化上都不会允许。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到来，新消费需求、新技术引领、新增长模式都将导致整个环境重新洗牌。整个中国发展到今天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好人赚钱”的时代到来了。高杠杆、短平快的玩法行不通了，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讲故事、变概念、上市骗钱的“玩法”也该被丢进垃圾桶里了。
那个唯华尔街规则是从、升起来就是太阳的时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应当脚踏实地做好实业，摒弃投机心理，打造核心竞争力。在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大时代里，需要专业精神、长期主义，而一切的前提则是选准赛道，也就是要具备战略思维，明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越是面对大变局，越需要具备强大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只有掌握了战略，才能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确定的方向。
当我们谈论当下或者未来的变局时，任何就事论事的方式都是说不清问题的，回答这个问题最好的办法就是“以古为鉴，可知兴替”，从历史的维度来看这场变局，或许会清晰很多。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
近代史上最早认识并提出变局的应该是李鸿章，在给同治皇帝的奏折中李鸿章就提出了：“中国遇到了数千年未有之强敌，中国处在三千年未有之大变局”。
对这一观点，历史学家蒋廷黻给予了极高评价，认为这是十九世纪中国人看世界眼界最高、看得最远的一句话。
如今来看，李鸿章面对的“千年變局”究竟是什么呢？表面上看，是三千年以来的农耕与游牧之争被海权与陆权之争所替代，敌人不再从草原上来，而是从海上来。在“陆海之争”的背后，真正的变局是近代化。
从周秦之变以来，中国形成了大一统的封建王朝制度，不管经过了多少朝代的更替，格局几乎都没有变过，经过数千年的洗礼，逐渐变成了一个“局”，一代代地完善、增补，遇上了问题就修改、微调，找出折中的方法。数千年来，每个朝代的顶尖人物都投入到这个“局”的完善中来，如同大浪淘沙……
但是1840年英国完成工业革命后，带动了整个世界工业化的浪潮，近代化浪潮席卷而来，对中国这个古老社会产生了巨大冲击。李鸿章所面对的不再是传统的游牧民族入侵者，而是科技、金融、制度、组织、军事等全方面领先的西方文明对中国带来的降维打击。
作为时代最杰出的人物，李鸿章朦胧地感觉到了这场变局，而且终其一生都在为这场变局而努力。但这种文明断层带来的差距令很多人，尤其是令这个国家的掌舵者们心生绝望。
李鸿章死后不到10年，清朝覆灭，当时的中国就像一座破房子，谁都可以来踢一脚，民族自卑也到了前所未有的地步。
在这种绝望之中，国人却更加进发出了救亡的激情，从孙中山到毛泽东，无数仁人志士领导国人经历了无数艰难困苦、跌宕起伏的奋斗，中国真正迎来了救亡图存的百年变局。
我们曾经抛弃传统，也曾寻梦马列;曾经师从美利坚，也曾求学日本;几度“国破山河在”，最难孤行四海间……经历了四五代人的努力，到了1949年，中国才回到有序的历史轨道上。
两三千年来，中国之所以成为一个大国，有一个最典型的原则：小道理服从大道理。什么叫大道理？民族生存和发展。中国人发现，只有拥有一个强大中央、统一国家，才能最有效地保护好它的国民，抵御住外来的自然灾难和战争。中央一旦弱小，全国就会一盘散沙。历史上很多时期都是这样。
到了1978年改革开放，选择什么路成了最大的问题。为此邓小平专门去新加坡访问，很多人不理解为什么。当年邓小平去法国留学时经过新加坡，他看到的是一个破败不堪的华人社会。短短几十年，新加坡成了全世界不可小觑的花园国家。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崛起呢？邓小平抱着这个疑问来到新加坡。
李光耀晚年写了几本书，其中讲到了和邓小平的这次交流，邓小平当时间了他一句话，同是华人，为什么新加坡可以发展成这么发达的国家？李光耀说，“新加坡的华人都是广东、福建破产的农民和渔夫，而他们凭借自己的勤劳走到今天，你们有的却尽是留守中原的达官显宦、文人学士的后代，文化根基深厚、人才辈出，只要有一个稳定的中央政权和稳定的经济环境，只要官员们能够勤政，只要走市场经济，甚至会比新加坡做得更好，根本不会有问题”。
李光耀的建议对邓小平的影响非常大。从此之后，他坚定不移地把中国推上了市场经济的道路。经过中国人40多年的不断努力，还有市场经济的强大力量，终于让中国重新崛起，也造成今天美国跟中国正面相对的大格局。
从李鸿章到邓小平，在这两位跨越百年的掌舵者身上，我们更能以宏观的视角审视变局。如果说千年变局是让中国人从天朝上国的美梦中苏醒，百年变局则是从绝望开始的漫漫复兴路，2020年的庚子变局又一次改变了世界，原以为是中国的“切尔诺贝利”的新冠肺炎疫情，最后却成了西方的滑铁卢。
中国成为2020年全球唯一正增长的主要经济体，这恐怕是各个国家都始料未及的。
经过疫情，中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得到了空前的加强。古往今来，一切案例都表明，自信和从容的国民心态对于一个国家至关重要。习近平总书记近期说了一句话：“70后、80后、90后、00后，他们走出去看世界之前，中国已经可以平视这个世界了，也不像我们当年那么‘土’了……”这句话真是平淡又充满力量，“平视世界”的背后，有着多少的惊心动魄，天翻地覆！
中国走到了世界的主舞台中央
最近拜登上台后的第一次新闻发布会，有句话全世界都在传——“在我的任期内，我坚决不容许中国超越美国”。
中国的新闻发言人回应，“中国的目标从来不是超越美国，而是不断超越自我，威为更好的中国。”原本在边缘地带的中国，走到了世界的主舞台中央。
我们可以看出美国的焦虑，因为一旦被超过，它所依靠的无形资产，包括通过美元“薅全世界羊毛”等一系列的问题都会相继爆发。
美国和欧洲发达国家之所以丑化、妖魔化中国，从心理学角度来讲，是因为他们从骨子里都认可中国的强大。背后的问题其实就是中国和美国之间是一个不可调和的矛盾，其背后是两大陷阱。
第一个是“修昔底德陷阱”。修昔底德是古希腊历史学家，他通过伯罗奔尼撒战争总结出一个观点，一个新崛起的大国必然要挑战现存大国，而现存大国也必然会回应这种威胁，这样战争变得不可避免。纵观人类社会几千年来一共有15次大国易位，其中发生战争的就有11次。因此，“修昔底德陷阱”几乎被认为是国际关系的铁律。
美国作为多年来的“老大”，从一战前后的英国、二战时的德国到战后的欧盟、上世纪90年代的日本，再到解体的苏联，都曾遭受过美国的战略遏制。 第二个就是“中等收入陷阱”。历史上很多国家迈进中等收入水平后，想迈向发达国家最终都没迈过去，像拉丁美洲的墨西哥、巴西和阿根廷，东南亚的菲律宾等。
今天的中国也面临这个问题，14亿人口中还有大量亟待发展和致富的民众，所以从中国自身的问题出发必须扶贫、造血。近些年各地都把扶贫工作作为重点狠抓不懈，国家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来解决贫困户各项难题，可见决心之坚，这就是中国制度的优越性。
想要冲出“中等收入陷阱”，还有一点就是在高科技上必须突破，在未来的大国博弈中，科技将是重中之重，一个国家在科技领域的综合实力，很大程度上决定了其在国际权力格局中的位置。原来可以模仿、跟跑，生产一些低端产品。现在要想继续前进，在科技上得领跑、突破。
美国对中国的打压，核心也是高科技的遏制，这时问题就出来了。中国不发展高科技，就必然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要想不陷入“中等收入陷阱”，肯定要发展高科技。所以无论是对美国，还是对中国，短时间内都是一个无法调和的矛盾。
但是，这是不是意味着中美关系就没有未来了呢？并不是，在政客的打压和民众的排华情绪之下，有一股暗流在悄悄涌动，那就是商业的力量，也是规律的力量。
回顾改革开放，中国经济高速增长一个重要的因素就是高新科技带来的拉动效应。信息时代虽然起源于美国，但中国却成为了最大的受益者。
一切经济竞争中，最根本的竞争是市场机会的竞争，任何一项高新技术只有嫁接到市场，技术才会产生价值。中国14亿人口消费升级和巨大产业转型的需求成为引导创新的“中国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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特斯拉也是一个中美互补的成功案例。中国人把马斯克抬上首富之位，上海工厂的批量投产解决了产能问题，供应链本地化让造车成本大幅下降，中国人对特斯拉的热情又打开了巨大的市场。
资本没有国界。“中美合作”所释放的巨大利益通过新科世界首富的诞生清晰地展现在了世人面前。因此，即使在中美关系严峻的今天，从华尔街到硅谷，比尔盖茨、马斯克、桥水基金的瑞·达里奥都在为中国说好话。因为他们深刻地知道中美合作的巨大利润空间。
近20年来，当两国的差距越来越近，美国试图让中国自主西化的想法又遭到破灭后，摩擦是理所当然的。但无论从产业结构、文化理念还是政治制度上，中美都不是你死我活的敌人，而是一对剪不断、理还乱的欢喜冤家，谁也替代不了谁，谁也离不开谁。
对此，我们只能防御、反击，但接下来的发展最终还是看中国怎么去解决自身的问题。
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确定的方向
时代变了，改革开放进入了下半场。很多企业家原来“甩开膀子挣钱”，现在感受到了不适应，处处受限，为什么？因为中国现在从数量增长、效率优先、鼓励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变成先富带后富，至少要共同发展，甚至是公平优先。
这该怎么解读呢？十九大报告里有一个很重要的观点，叫社会主义主要矛盾。现在的主要矛盾是，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这句话可以说是指导中国未来至少20年的大方向、大道理。
在这樣的大背景下，很多拼命挣钱、不择手段挣钱的老板感到不适应，这是必然规律。以后靠数量发展、不计代价的方式，从生态、政策、文化上都不会允许。高质量发展的时代到来，新消费需求、新技术引领、新增长模式都将导致整个环境重新洗牌。整个中国发展到今天终于迎来一个新的时代：“好人赚钱”的时代到来了。高杠杆、短平快的玩法行不通了，那些想通过歪门邪道，讲故事、变概念、上市骗钱的“玩法”也该被丢进垃圾桶里了。
那个唯华尔街规则是从、升起来就是太阳的时代正式宣告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应当脚踏实地做好实业，摒弃投机心理，打造核心竞争力。在下一步高质量发展的大时代里，需要专业精神、长期主义，而一切的前提则是选准赛道，也就是要具备战略思维，明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
越是面对大变局，越需要具备强大的战略思维和战略能力，只有掌握了战略，才能在不确定的时代找到确定的方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