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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门大街中段路西,有条施家胡同。施家胡同中段路南的22号那座被掀了盖儿的破洋楼,曾经就是我的家。倘若用22号院七八户人家的聚散悲欢打草稿,可以写活中国现代史上的一个特殊时代。
颓败的高档洋楼
作家肖复兴先生有一大段关于它整体轮廓的描写:
施家胡同最引人注目的是22号“集成银号”。它的外观比裕兴中(施家胡同的另一个银号)还要气派,特别是大门两侧的两根爱尼奥克圆柱,在整条施家胡同独此一家。现在的大门开在东头,原来的大门一定是开在这两根圆柱间的。中间的窗下都有披檐,两侧的窗上都有三角花的装饰,高高的台阶,居高临下的感觉,也是别处没有的。走进一看,院里没有裕兴中大,前后两座,西侧一座,都是楼,唯独东边是平房。住在楼中的一位妇女告诉我东边原来也有楼,和西边对称,并指给我看,前面的楼最东边的窗户前就是走廊通向它那里,现在还能看到痕迹,60年代拆的。历经近百年风雨,四座楼只倒了一座,就算不容易……
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22号的小洋楼到底归属哪一个建筑流派,有说是欧洲古典,有说是日本洋楼。解放后从旧银号变身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宿舍,居者多为银行系统的资深人士,今称“NEC”,故在胡同里显得高档和神秘。其实,里面却颓败得很,吱吱作响的木地板豁牙露齿,天花板上的白粉子阴雨天如雪飘落,斑斑驳驳。睿智的父亲巧用这头上斑驳做了我们的印象派教具,经常让我们哥仨用它组词、造句、编故事。故事不愁翻新,今天的“黛玉葬花”,下礼拜就备不住掉成了“猪八戒吃西瓜”,于是,中国文学的精灵就闪烁着苦中作乐的光辉植根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楼上没有上下水,吃水要敲开街坊的门,用两个脸盆交替着倒进自家的大缸里。隔壁的关家久而不胜其烦,多有微言,两家曾经不睦。直到二哥插队回到北京,才找了一根水管接上去,哗啦一下,十几年的块垒顺水而逝。污水则用大铁桶提下楼倒到院子里,小小年纪,就可以歪着膀子,一路蹿下楼、一个俯冲到院里,久了,小胳膊绷满了腱子肉。
22号有一扇灰黑色的大铁门,疙疙瘩瘩的铆钉,龟裂的漆纹,胡同人称“大铁门”。据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曾有人试图将它拆下回炉,不料一通凿砍后纹丝未损,只好悻悻作罢。大铁门下有四五级石阶,石阶上残有余香。三年困难时期,二哥在这打碎了一瓶一块五一斤的花生油,那是我家一个月的定量。当月,白水滚白菜疙瘩的艮兴味让我一辈子返胃翻肠。二三年后,有好事者还会将不知者领到这里,用脚擦掉台阶上的浮尘,慨叹道:知道吗?精油啊,整整一斤啊,步家老二可造了大孽啊!
大铁门轰然倒下
院里李家的地下有一“地窨子”(银号的金库),在极左的年代里,“黑铁门”“地窨子”诱发了人们的革命警觉,22号曾一度成了牛鬼蛇神的“黑窨子”。我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初起,大铁门黑白天紧闭,如同韦陀天将,庇护着一院懦懦生灵。孩子们常躲在大铁门后,踩着板凳从寸把宽的小铁窗居高而望,有种“一门安天下”的沉静和自若。谁知,威严的大铁门,也会在滚滚洪流中销蚀于无形,全院人都暴露在众目之下,赤裸裸的,五脏六腑都像热带鱼一样暴露得一览无余。
后院一个同龄的小伙伴叫“八斤”,一次我们正在大铁门下紧张地拍“三角儿”,“八斤”妈急唤他回家,正在兴头上的“八斤”说:“等着我,我回家洗‘一泡脸’就来”。众人哄笑不止。没想到,这“一泡脸”竟已经洗掉了半个世纪,“八斤”一家人当天就被遣返回原籍改造,至今消息全无。据说是有人揭发,“八斤”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兵。说起来赖“八斤”他妈,在上世纪参军光荣的50年代里,“八斤”的妈妈曾经向街坊炫耀过“八斤”父亲解放前的从军照,可惜,他戴的却是一顶钉着国民党党徽的大檐帽。
后来,大铁门上隔三差五,就会贴上废报纸写就的揭发小字报。一张小字报足以棒杀一个家庭,除了国民党于家、资本家李家,还弄出了地主、右派,甚至妓女、大流氓。一时间,大铁门内简直成了中国敌对阶级的活大全。谁人写的小字报,众人心知肚明,但街坊们只能赔上笑脸向其示好,生怕自己家也摊上一张,成了谁谁第二。
有一年,街道上突然搞起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运动,全胡同的家庭妇女们必须写决心书,承诺自己无条件返回原籍。母亲的决心书就贴在大铁门旁。是夜,我和二哥贼似的撕去了母亲的签名,多亏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否则,此举反而弄巧成拙,让我们早早就离了娘。
小楼迈进新时代
“少年不知愁滋味”,是非大铁门里的孩子,从来没忘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大铁门上几根铁筋连着的一根木梁,我们终日跳上去、抓住它,做引身向上,高峰时达到百个,夜归之人经常被“挂”在上面的健壮后生吓得头皮发乍。“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从大铁门开始。
小洋楼遥对天安门,逢“十一”上房看“放花”(北京人对放焰火的简约称谓)成为这一带的传统。上房路径是对别院孩子们保密的,从内院一架直陡木梯上去,从杨家对面的房檐爬过去(木制檐板被我们锯开了一个豁口),匍匐越过王家的前檐,再从关家的房顶轻轻走过,一个引身向上就攀上了小洋楼的后窗檐,再一个鹞子翻身就登上了房顶,施家胡同的制高点。“十一”的夜晚,站在小洋楼脊遥望对面的天安门,灿烂礼花伴着探照灯的曳光亮了半个天,整夜整夜歌颂伟大祖国的乐曲激动着人们。人们手持长竿在房上等待着礼花过后,被北风刮来的一个个拖吊着花炮的巨大绵纸或丝绸的降落伞。那年,一个巨大的绵纸降落伞正好挂在小洋楼的窗子上,在楼下的万众欢腾下,大哥一手扶窗、一手摘伞,那势在必得的英姿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间。每年“十一”过后,老师差不多总会出一个类似“难忘的国庆节”的命题作文,于是,差不多每个人的作文里都有近乎定式的一段结尾:“十一,党和人民为我们放这么多、这么美丽的花,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建设好我们的祖国……”多么纯真的孩子,多么年轻的心灵,不论风吹雨打、不论月圆月缺,我们都激动着、呐喊着,让生命绽放出绮丽的华彩。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小洋楼上面的标志性尖顶被震歪了,安全起见,被银行房管所掀了顶子,尖耸耸的小洋楼变成了一个建筑怪物,突兀而诡异。随着“文革”的彻底结束,施家胡同22号真正得到了和谐新生。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差不多全院的街坊在各家孩子们的撺掇下去了一趟只有二里之遥的天安门广场,说是去乘凉,其实是一次醒悟后的牵手。饱受时代煎熬的几个家庭终于摈弃前嫌,实现了一个时代后的第二次握手。人们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与幸福,憧憬着平顺双兴的和谐乾坤。
编辑/任 娟woshirenjuan@126.com
颓败的高档洋楼
作家肖复兴先生有一大段关于它整体轮廓的描写:
施家胡同最引人注目的是22号“集成银号”。它的外观比裕兴中(施家胡同的另一个银号)还要气派,特别是大门两侧的两根爱尼奥克圆柱,在整条施家胡同独此一家。现在的大门开在东头,原来的大门一定是开在这两根圆柱间的。中间的窗下都有披檐,两侧的窗上都有三角花的装饰,高高的台阶,居高临下的感觉,也是别处没有的。走进一看,院里没有裕兴中大,前后两座,西侧一座,都是楼,唯独东边是平房。住在楼中的一位妇女告诉我东边原来也有楼,和西边对称,并指给我看,前面的楼最东边的窗户前就是走廊通向它那里,现在还能看到痕迹,60年代拆的。历经近百年风雨,四座楼只倒了一座,就算不容易……
到现在,我也没搞清楚22号的小洋楼到底归属哪一个建筑流派,有说是欧洲古典,有说是日本洋楼。解放后从旧银号变身为中国人民银行的宿舍,居者多为银行系统的资深人士,今称“NEC”,故在胡同里显得高档和神秘。其实,里面却颓败得很,吱吱作响的木地板豁牙露齿,天花板上的白粉子阴雨天如雪飘落,斑斑驳驳。睿智的父亲巧用这头上斑驳做了我们的印象派教具,经常让我们哥仨用它组词、造句、编故事。故事不愁翻新,今天的“黛玉葬花”,下礼拜就备不住掉成了“猪八戒吃西瓜”,于是,中国文学的精灵就闪烁着苦中作乐的光辉植根于我们的头脑之中。楼上没有上下水,吃水要敲开街坊的门,用两个脸盆交替着倒进自家的大缸里。隔壁的关家久而不胜其烦,多有微言,两家曾经不睦。直到二哥插队回到北京,才找了一根水管接上去,哗啦一下,十几年的块垒顺水而逝。污水则用大铁桶提下楼倒到院子里,小小年纪,就可以歪着膀子,一路蹿下楼、一个俯冲到院里,久了,小胳膊绷满了腱子肉。
22号有一扇灰黑色的大铁门,疙疙瘩瘩的铆钉,龟裂的漆纹,胡同人称“大铁门”。据说,1958年大炼钢铁的时候,曾有人试图将它拆下回炉,不料一通凿砍后纹丝未损,只好悻悻作罢。大铁门下有四五级石阶,石阶上残有余香。三年困难时期,二哥在这打碎了一瓶一块五一斤的花生油,那是我家一个月的定量。当月,白水滚白菜疙瘩的艮兴味让我一辈子返胃翻肠。二三年后,有好事者还会将不知者领到这里,用脚擦掉台阶上的浮尘,慨叹道:知道吗?精油啊,整整一斤啊,步家老二可造了大孽啊!
大铁门轰然倒下
院里李家的地下有一“地窨子”(银号的金库),在极左的年代里,“黑铁门”“地窨子”诱发了人们的革命警觉,22号曾一度成了牛鬼蛇神的“黑窨子”。我小学四年级时,“文革”初起,大铁门黑白天紧闭,如同韦陀天将,庇护着一院懦懦生灵。孩子们常躲在大铁门后,踩着板凳从寸把宽的小铁窗居高而望,有种“一门安天下”的沉静和自若。谁知,威严的大铁门,也会在滚滚洪流中销蚀于无形,全院人都暴露在众目之下,赤裸裸的,五脏六腑都像热带鱼一样暴露得一览无余。
后院一个同龄的小伙伴叫“八斤”,一次我们正在大铁门下紧张地拍“三角儿”,“八斤”妈急唤他回家,正在兴头上的“八斤”说:“等着我,我回家洗‘一泡脸’就来”。众人哄笑不止。没想到,这“一泡脸”竟已经洗掉了半个世纪,“八斤”一家人当天就被遣返回原籍改造,至今消息全无。据说是有人揭发,“八斤”的父亲曾经是国民党兵。说起来赖“八斤”他妈,在上世纪参军光荣的50年代里,“八斤”的妈妈曾经向街坊炫耀过“八斤”父亲解放前的从军照,可惜,他戴的却是一顶钉着国民党党徽的大檐帽。
后来,大铁门上隔三差五,就会贴上废报纸写就的揭发小字报。一张小字报足以棒杀一个家庭,除了国民党于家、资本家李家,还弄出了地主、右派,甚至妓女、大流氓。一时间,大铁门内简直成了中国敌对阶级的活大全。谁人写的小字报,众人心知肚明,但街坊们只能赔上笑脸向其示好,生怕自己家也摊上一张,成了谁谁第二。
有一年,街道上突然搞起了“我们也有两只手,不在城市吃闲饭”运动,全胡同的家庭妇女们必须写决心书,承诺自己无条件返回原籍。母亲的决心书就贴在大铁门旁。是夜,我和二哥贼似的撕去了母亲的签名,多亏没有引起人的注意,否则,此举反而弄巧成拙,让我们早早就离了娘。
小楼迈进新时代
“少年不知愁滋味”,是非大铁门里的孩子,从来没忘记胸怀祖国、放眼世界,大铁门上几根铁筋连着的一根木梁,我们终日跳上去、抓住它,做引身向上,高峰时达到百个,夜归之人经常被“挂”在上面的健壮后生吓得头皮发乍。“建设祖国、保卫祖国”,从大铁门开始。
小洋楼遥对天安门,逢“十一”上房看“放花”(北京人对放焰火的简约称谓)成为这一带的传统。上房路径是对别院孩子们保密的,从内院一架直陡木梯上去,从杨家对面的房檐爬过去(木制檐板被我们锯开了一个豁口),匍匐越过王家的前檐,再从关家的房顶轻轻走过,一个引身向上就攀上了小洋楼的后窗檐,再一个鹞子翻身就登上了房顶,施家胡同的制高点。“十一”的夜晚,站在小洋楼脊遥望对面的天安门,灿烂礼花伴着探照灯的曳光亮了半个天,整夜整夜歌颂伟大祖国的乐曲激动着人们。人们手持长竿在房上等待着礼花过后,被北风刮来的一个个拖吊着花炮的巨大绵纸或丝绸的降落伞。那年,一个巨大的绵纸降落伞正好挂在小洋楼的窗子上,在楼下的万众欢腾下,大哥一手扶窗、一手摘伞,那势在必得的英姿永远定格在我的心间。每年“十一”过后,老师差不多总会出一个类似“难忘的国庆节”的命题作文,于是,差不多每个人的作文里都有近乎定式的一段结尾:“十一,党和人民为我们放这么多、这么美丽的花,我们一定要好好学习、天天向上,长大后建设好我们的祖国……”多么纯真的孩子,多么年轻的心灵,不论风吹雨打、不论月圆月缺,我们都激动着、呐喊着,让生命绽放出绮丽的华彩。
1976年唐山大地震后,小洋楼上面的标志性尖顶被震歪了,安全起见,被银行房管所掀了顶子,尖耸耸的小洋楼变成了一个建筑怪物,突兀而诡异。随着“文革”的彻底结束,施家胡同22号真正得到了和谐新生。那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差不多全院的街坊在各家孩子们的撺掇下去了一趟只有二里之遥的天安门广场,说是去乘凉,其实是一次醒悟后的牵手。饱受时代煎熬的几个家庭终于摈弃前嫌,实现了一个时代后的第二次握手。人们无比珍惜来之不易的安定与幸福,憧憬着平顺双兴的和谐乾坤。
编辑/任 娟woshirenjuan@126.co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