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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不久报载：英国首相布莱尔在演讲中提到有关父母应如何教育孩子的话题时，突然遭遇电视台记者“你是否打过孩子”的提问，布莱尔竟一时语塞，无比尴尬。在记者的一再追问下，他解释：实际上有别的方式管教，不过，每个人都知道，打孩子和虐待孩子是不一样的。布莱尔坦言：当好父亲比当首相还难。
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家在孩子的咸长过程中，发生的关于“打不打”孩子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故事。
儿子流现已是国内某名牌高校的大三学生，1米83的个子，我们与他面对面时，都需要“仰视”。如今，我们与儿子平等地交流，适度地指点提醒，更多的理解和信任，杷抉择权交给儿子。但是，他年幼的时候，并没有少挨他父亲的打。
“小画家”背后的心酸
像中国许多家庭一样，在孩子出生前我们就作好了物质准备，并且还不忘看些优生优育方面的读物。孩子出生后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都已经是“丰衣足食”了。
儿子不仅长得可爱漂亮，而且天性爱动爰笑，反应灵敏，很讨人喜欢。当时带儿子外出，回头率极高。这不仅满足了我这个妈妈的虚荣心，而且让我感觉责任更加重大——自从升级为母亲之后，就感到有神圣的教育管理的责任，觉得可以对自己的“产品”随意雕琢，更何况这还是一块不错的原材料呢。这种雕琢到了幼儿期开始变得紧迫起来——当时几乎所有的育儿资料都说：早期教育对开发幼儿智力意义重大，不可错过!经过选择，我们给儿子选修了小提琴和国画。
休息日，我们带着孩子到少年宫学画，到老师家学琴，平时我们下班后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立即做饭。儿子则先要练琴一小时，再调墨捻笔画国画。
常常，夜深了孩子还在苦练，第二天瞌睡未醒，又被拖起来上幼儿园。孩子的疲劳显而易见，我们也精疲力竭，一天工作回来已很累了，还要打起精神完成这么多的任务。孩子小，哪知道这么多的意义，他要玩。于是情急之中，我们就呵斥训诫，再不行，他爸爸就会拳脚相加。
与教育相辅相咸，“家庭暴力”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合理地应运而生了。
我虽在公安部门工作，但作为母亲，我更强调要循循善诱，而我先生虽在教育部门工作，但父亲的角色令他更看重权威和强制。于是，常常孩子爸爸一巴掌打下去后，我就会本能地冲上前去公开阻止和反对，这无疑给正在火头上的先生再添一把火，为此家里充满了火药味。儿子脸庞带着手掌红印，两耳通红，噙着眼泪握笔作画的情景至今还让我铭刻在心。
终于，我们也身心俱疲，无法坚持，于是舍弃“音乐家”，只选择“画家”。在我们的”努力”下，儿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他的国画先后两次获得全国“天龙杯”少儿绘画的奖项，还被推荐参加接待日本友人的现场作画和赠画活动。为此，我们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家庭画展。
在画展上，有“小记者”采访取经，问儿子如何才能画好画，儿子语出惊人：“画到这个程度要吃很多巴掌呢!”我们想笑又笑不出来。
先严后宽比先宽后严更有效
除了学习，孩子爸爸对儿子的体罚还涉及道德操行等方面的规范，如有时儿子对我有不恭的言行，有时有不实之词，他就会愤然挥手相向，全然不顾我的劝解和阻止。
于是我俩之间这方面的矛盾也不时发生，并逐步升级。最终，矛盾上交到我们的父母那儿，以至于我的父亲在弥留之际还不放心地交代先生：“不要打儿子。”
以后，随着儿子日益长大，先生在与儿子的磨合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渐渐的少打到最终不打孩子了。奇怪的是，先生以后越来越放手，几乎是“无为而治”。
回想对儿子幼年时期的教育，棍棒高悬。对初涉世、天真无邪的小心灵来说，未免残酷。中国历来有”不打不成器”、”棍棒下面出孝子” 的教育观；“打是亲，骂是爱”，“爱之深，恨之切”，这是中国世代相传的名言，这是打上“中国印”的逻辑。但这种亲情中透出的是占有和“治你没商量”的权威。现在想来我先生当时也是奉行这个准则。
前不久看到作家老鬼写母亲杨沫，那种家庭观、亲子观令人惊讶。在那样的环境中，天然的母性已经被扭曲了。我们可以从宇里行间看出杨沫绐年幼时的老鬼带来了多么刻骨铭心的疼痛。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我曾试探着问儿子：“你小时候爸爸打你知道吗?”“你现在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儿子回答：“我已经不记得了。所有打我的记忆都是你们口口相传的。”也许儿子是不记得了，也许这些记忆已经进入潜意识中，只是意识感觉不到，也许只是自我保护的一种选择性遗忘。
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心理学家的观点”打孩子没有关系，关键是打完孩子以后要有相应的心理疏导。”我想，当年我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的做法，正好暗合了心理学家的论点吧。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至于先生，他至今仍有保留地认为，孩子小时候适度的体罚是必要的，而且他的观点在一次教育界人士的聚会中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他们一致认为早期打孩子，以后渐次宽待，不失为有效方法；反之，就不行。
现在，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坚持认为，每一个独立的生命都应受到尊重，任何教育都要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即使是父母也没有权力随意侵犯。
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责任在孩子最早的心理园地上涂上快乐、积极、正向的底色，这是他们一辈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源泉和保障，是他们形成健全人格的基础。
这让我联想到我们家在孩子的咸长过程中，发生的关于“打不打”孩子这个问题的一系列故事。
儿子流现已是国内某名牌高校的大三学生，1米83的个子，我们与他面对面时，都需要“仰视”。如今，我们与儿子平等地交流，适度地指点提醒，更多的理解和信任，杷抉择权交给儿子。但是，他年幼的时候，并没有少挨他父亲的打。
“小画家”背后的心酸
像中国许多家庭一样，在孩子出生前我们就作好了物质准备，并且还不忘看些优生优育方面的读物。孩子出生后不管是物质还是精神都已经是“丰衣足食”了。
儿子不仅长得可爱漂亮，而且天性爱动爰笑，反应灵敏，很讨人喜欢。当时带儿子外出，回头率极高。这不仅满足了我这个妈妈的虚荣心，而且让我感觉责任更加重大——自从升级为母亲之后，就感到有神圣的教育管理的责任，觉得可以对自己的“产品”随意雕琢，更何况这还是一块不错的原材料呢。这种雕琢到了幼儿期开始变得紧迫起来——当时几乎所有的育儿资料都说：早期教育对开发幼儿智力意义重大，不可错过!经过选择，我们给儿子选修了小提琴和国画。
休息日，我们带着孩子到少年宫学画，到老师家学琴，平时我们下班后把孩子从幼儿园接回，立即做饭。儿子则先要练琴一小时，再调墨捻笔画国画。
常常，夜深了孩子还在苦练，第二天瞌睡未醒，又被拖起来上幼儿园。孩子的疲劳显而易见，我们也精疲力竭，一天工作回来已很累了，还要打起精神完成这么多的任务。孩子小，哪知道这么多的意义，他要玩。于是情急之中，我们就呵斥训诫，再不行，他爸爸就会拳脚相加。
与教育相辅相咸，“家庭暴力”就这样在不经意间合理地应运而生了。
我虽在公安部门工作，但作为母亲，我更强调要循循善诱，而我先生虽在教育部门工作，但父亲的角色令他更看重权威和强制。于是，常常孩子爸爸一巴掌打下去后，我就会本能地冲上前去公开阻止和反对，这无疑给正在火头上的先生再添一把火，为此家里充满了火药味。儿子脸庞带着手掌红印，两耳通红，噙着眼泪握笔作画的情景至今还让我铭刻在心。
终于，我们也身心俱疲，无法坚持，于是舍弃“音乐家”，只选择“画家”。在我们的”努力”下，儿子取得了阶段性的成功。他的国画先后两次获得全国“天龙杯”少儿绘画的奖项，还被推荐参加接待日本友人的现场作画和赠画活动。为此，我们在家中举行了一次小小的家庭画展。
在画展上，有“小记者”采访取经，问儿子如何才能画好画，儿子语出惊人：“画到这个程度要吃很多巴掌呢!”我们想笑又笑不出来。
先严后宽比先宽后严更有效
除了学习，孩子爸爸对儿子的体罚还涉及道德操行等方面的规范，如有时儿子对我有不恭的言行，有时有不实之词，他就会愤然挥手相向，全然不顾我的劝解和阻止。
于是我俩之间这方面的矛盾也不时发生，并逐步升级。最终，矛盾上交到我们的父母那儿，以至于我的父亲在弥留之际还不放心地交代先生：“不要打儿子。”
以后，随着儿子日益长大，先生在与儿子的磨合中，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从渐渐的少打到最终不打孩子了。奇怪的是，先生以后越来越放手，几乎是“无为而治”。
回想对儿子幼年时期的教育，棍棒高悬。对初涉世、天真无邪的小心灵来说，未免残酷。中国历来有”不打不成器”、”棍棒下面出孝子” 的教育观；“打是亲，骂是爱”，“爱之深，恨之切”，这是中国世代相传的名言，这是打上“中国印”的逻辑。但这种亲情中透出的是占有和“治你没商量”的权威。现在想来我先生当时也是奉行这个准则。
前不久看到作家老鬼写母亲杨沫，那种家庭观、亲子观令人惊讶。在那样的环境中，天然的母性已经被扭曲了。我们可以从宇里行间看出杨沫绐年幼时的老鬼带来了多么刻骨铭心的疼痛。
这也是我最担心的一件事。我曾试探着问儿子：“你小时候爸爸打你知道吗?”“你现在对这事是怎么想的?”儿子回答：“我已经不记得了。所有打我的记忆都是你们口口相传的。”也许儿子是不记得了，也许这些记忆已经进入潜意识中，只是意识感觉不到，也许只是自我保护的一种选择性遗忘。
不久前，我看到一个心理学家的观点”打孩子没有关系，关键是打完孩子以后要有相应的心理疏导。”我想，当年我们俩一个红脸，一个白脸的做法，正好暗合了心理学家的论点吧。这真是不幸中的万幸
至于先生，他至今仍有保留地认为，孩子小时候适度的体罚是必要的，而且他的观点在一次教育界人士的聚会中得到不少人的附和，他们一致认为早期打孩子，以后渐次宽待，不失为有效方法；反之，就不行。
现在，作为一个心理咨询师，我坚持认为，每一个独立的生命都应受到尊重，任何教育都要建筑在这个基础上，即使是父母也没有权力随意侵犯。
我们做父母的，都有责任在孩子最早的心理园地上涂上快乐、积极、正向的底色，这是他们一辈子心理健康的重要源泉和保障，是他们形成健全人格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