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反腐败斗争中，每条问题线索背后，都有一个或长或短的故事。
　　为破解基层熟人社会监督难题，2017年以来，福建省探索开展县级交叉巡察。截至2018年底，在所有设区市，成立了592个交叉巡察组，全面开展县级交叉巡察，移交问题线索2138条，立案审查435人。
　　这2138条问题线索被起底的背后，每一条都映照着巡察利剑锋芒，每一条都折射着基层政治生态演进。

人情与法理

　　面对两位民政局局长，何聪佩展露了不一样的面孔。
　　“如果让我去监督老领导，恐怕不好开口。”何聪佩，福建漳州市龙文区委巡察一组组长。他口中的老领导，现任龙文区民政局局长。
　　不过，当何聪佩来到南靖县巡察时，在这个县的民政局局长面前，他不再拘谨，接连发问：“您所在支部有多少人？”“您的党费按月交还是按季度交？”“交多少？”
　　对这些问题，这位局长都没有准确答出。
　　“如果对方是我的老领导，一看第一个问题答不出，可能就不好意思追问了。不问，就不知道他对单位党建是否上心。毕竟，‘政治体检’是巡察工作的首要任务。”何聪佩带领的这个巡察组，还发现了南靖县民政局其他方面不少问题线索。
　　“要放一马对组织说不过去，不放一马以后见面说不下去。”在推进市县巡察过程中，一些县市区的巡察组组长向漳州市委巡察办主任曾勇平吐露心迹。
　　自2016年3月福建开启市县巡察之路后，各地普遍反映，县域地方小、人头熟，监督工作易受干扰，对深化拓展巡察工作造成一定影响。
　　如何破解熟人社会监督难题？福建省委常委、省纪委书记、省监委主任刘学新提出，把开展交叉巡察作为市县巡察工作重点，在设区市内全面开展县级交叉巡察，更好发挥巡察监督作用。
　　效果如何？两组数据可见其力道。
　　漳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林叶萍提供了一组最新数据：县级交叉巡察移交问题线索116条，是非交叉方式的4.1倍，其中移交县管干部问题线索43条，是非交叉方式的3.3倍。
　　三明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祝荣亮也提供了一组数据：通过交叉巡察，移交问题线索620条，给予党纪政务处分104人，占同期纪检监察机关处分数的33.66%。

形式与实质

　　接到交叉巡察南靖县民政局的任务后，何聪佩立马找领导“讨价还价”：“让我去可以，但组员可不可以由我来挑？”还开出“价码”：业务要精，素质要高，党性要强。他的理由是，这是龙文区第一次外派巡察组，代表区里的形象。
　　领导爽快答应。何聪佩挑了五位组员，包括区审计局一位副主任科员、区财政局一位老财政。南靖县也很支持，配了一名副组长、一名联络员，都参加过常规巡察，有经验。
　　何聪佩属于漳州市派出的第二批交叉巡察组，被称为半建制交叉巡察，即副组长、联络员由本县巡察干部担任，组长和其他人员从其他县抽调。
　　采取半建制交叉巡察，较好解决了外县人员环境不熟悉、工作切入慢、组员协调难等问题。在此后的县级交叉巡察中，半建制成为漳州市交叉巡察的主要组织形式。
　　发现问题是巡察工作的生命线。在依规依纪的前提下，不同的交叉巡察方式在发现问题上各显神通。
　　如今，不仅福建各设区市在探索县级交叉巡察，一些县市区还在探索乡镇之间交叉巡察，让清新之风吹拂山乡田野。
　　“我们村的地被老书记低价发包了！你们管不管？”
　　这条让人瞠目结舌的问题线索，就是龙文区通过交叉巡察发现的。进驻郭坑镇扶摇村后，几名党员向交叉巡察组反映，村里有200多亩集体土地被杨亚宗低价发包。
　　巡察组立即找杨亚宗谈话，了解到他是在村“两委”会议上，以直接宣布的方式代替研究讨论，将土地发包给陈建发，未经村民会议2/3以上成员或者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
　　巡察组将问题线索移交郭坑镇纪委进一步处理。2018年11月，扶摇村村委会收回这200多亩林地，经2/3以上村民代表同意，重新发包。杨亚宗受到党纪处分。

纲举与目张

　　交叉巡察对象怎样确定？
　　“就选‘有钱有权’的要害部门、大单位。”漳浦县委巡察办主任方晓明一语中的。
　　群众痛恨什么、反对什么，福建就重点交叉巡察什么、纠正什么；哪里群众呼声高，就把交叉巡察指向哪里，把有限的巡察力量用在“刀刃”上。
　　喻滨滨就在交叉巡察中发现了一条“大鱼”。
　　2018年1月，将乐县纪委驻县检察院纪检组副组长喻滨滨，带领五名组员到尤溪县交通运输局开展交叉巡察，并担任巡察组副组长。组长由三明市纪委驻市发改委纪检组组长担任。
　　“我们进驻几天后，没有收到信访举报件，在常规谈话阶段，个别干部提到老局长陈焕景，反映他长期使用施工单位业主提供的高档轿车。”喻滨滨了解到这一线索后，就从查这部车的费用开支入手，发现四年间报支费用30多万元。
　　根据交叉巡察组移交的问题线索，经初步调查核实，2018年4月，尤溪县纪委监委对陈焕景进行立案审查调查，并采取异地留置措施。
　　2018年12月，三明市梅列区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陈焕景有期徒刑十年。法院审理查明，陈焕景多次非法收受及索取他人财物共计508万余元，并利用职务便利，多次挪用公款归个人或私营企业使用，金额达3860万元。
　　信访举报量，则是福州市选择交叉巡察对象的重要参考。“我们依据信访举报量排名，首先选定24个群众反映强烈的信访重点村、软弱涣散村、换届难点村，然后组织对其所在的24个乡镇、街道开展交叉巡察。”福州市委常委、市纪委书记、市监委主任修兴高将其称为“定向爆破”。
　　“微腐败”危害并不小，它损害的是群众切身利益，啃食的是群众获得感，挥霍的是基层群众对党的信任。

一时与长远

　　在交叉巡察南靖县民政局期间，何聪佩不仅暗访，而且明察——查账。
　　何聪佩在找人谈话中了解到，县民政局原局长卢旭公车私用。有人向何聪佩“解释”：卢旭卸任局长后，仍任民政局主任科员，负责一个公路项目征迁，需要经常去厦门联系施工单位。
　　何聪佩立即安排查阅会计档案，“查账发现多张节假日来往厦门的高速公路发票，哪有总在节假日去联系施工单位的？账面上有的跑不了。”
　　线索随即被移交南靖县纪委监委。后经立案审查调查，卢旭先后七次违反公务车辆使用管理规定，在节假日使用公务车，到厦门探望儿子和孙子。2018年6月，卢旭受到党内警告处分，退缴违规使用公车费用1091元。
　　巡察发现问题是为了解决问题。
　　如何做好巡察“后半篇文章”？南靖县委常委、县纪委书记、县监委主任李琳认为，重点要从四个方面谋篇布局：强化整改责任、强化整改督查、强化成果运用、用好问责武器。
　　2018年3月，厦门市从思明区派出交叉巡察组，进驻鼎美村，主题是“扫黑除恶，深挖黑恶势力‘保护伞’”。
　　交叉巡察组一进驻就拆掉了村委会门口两个监控探头，让举报箱处于监控盲区，消除举报人的后顾之忧，并安排专人每天开箱取信，不久就收到42封举报信。
　　“巡察发现，鼎美村存在村干部与民争利问题；东孚街道党工委对鼎美村管党不力、治党不严，存在睁只眼闭只眼的问题。”交叉巡察组成员邱耿晖直言不讳，“作为‘最后一公里’，如果我们宽松了，全面从严治党就会落空。”
　　交叉巡察过后，鼎美村违纪村干部受到處分，村党委、村委会先后顺利换届，选出了空缺两届的村党委书记；村“两委”拿出乡村振兴三年行动计划，鼎美村驶上“由乱到治”快车道。
　　慎终如始，则无败事。
　　（摘自七一客户端/《人民日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