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每天，都有成千上万的伊斯坦布尔市民坐着渡轮，进行长达半小时的洲际旅行，通勤于欧洲与亚洲之间。这个“浪漫”的城市就是如此混搭，西面是欧洲区，东面是亚洲区，由博斯普鲁斯海峡一分为二;欧洲区又被金角湾南北截断，南面是老城区，北面则是新城区。我们的旅行就从饱经历史风霜的老城区开始。
统一了法典和法学的查士丁尼
就算你的土耳其之旅时间再紧，圣索菲亚大教堂、托普卡帕皇宫和蓝色清真寺也是无论如何不应当错过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已有1500年历史，后来被“改建”成清真寺。它连接着古罗马、中世纪和今天的人们。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眼能看到正厅的壁画上供奉着君士坦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两位“名君”。其实，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本可以更悠久的。早在公元360年，这里就伫立着一座相传由君士坦丁一世修建的、拉丁柱廊式的大教堂，附有长廊及木制屋顶，还有一个天井。它在当时被誉为世上最出色的历史建筑物之一。
然而这座教堂和后来在其原址重建的第二座教堂都毁于战乱。今天人们在伊斯坦布尔看到的，是公元532年2月23日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兴建的第三座教堂。法律人对这位查士丁尼一世理应非常熟悉。他的功绩可以概括为“一个帝国、一个教会和一部法典”。通过任命特里波尼安等人编纂法典（528—534）和发布新敕令（534—565），在他治下形成了欧洲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国法大全》。530年12月15日，查士丁尼一世又组成十六人编审委员会，开始编辑《学说汇纂》，整理了历代罗马著名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和法律解答。可以说，查士丁尼一世既统一了法典，又统一了法学。
后人对这位皇帝的评价非常之高。但丁说，两重光芒互相交叠在他身上（指的是“立法者和皇帝的两重荣光”）。爱德华·吉本说，皇帝把自己看成音乐家、建筑师、诗人和哲学家，也是律师和神学家，即使调停基督教各派系的工作未获得成功，罗马法的整理综合也使他的精神和勤勉获得最高贵的纪念碑。萨维尼则盛赞他下令整理《国法大全》和《学说汇纂》的功劳：“若非这些汇编，有关罗马法的作品几无存留。若非查士丁尼的作品侧身其间，罗马法无以传承而至现代欧洲;而在所有这些著述中，罗马法的精神清晰可触。”
修改法律为妇女争取权利的皇后
离开圣索菲亚大教堂，搭乘T1地铁向西坐一站地，就会抵达阿里帕夏清真寺。这里原本伫立着城内第二宏伟的教堂——圣使徒教堂。而教堂里原本安睡着一位皇后。她就是查士丁尼一世的妻子狄奥多拉。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上帝的赠礼”。她出生于一个具有塞浦路斯血统的希腊家庭，父亲是竞技场的驯熊师，母亲是舞女。可以说，出身于拜占庭社会最底层。公元523年，还是禁卫军军官的查士丁尼娶了狄奥多拉。不过，直到9年后她才被“扶正”。
那是公元532年，这一年爆发了尼卡暴乱，皇宫被围困三天之久。皇帝决定向民众发表演说，但是情绪激昂的民众并不买账，向皇帝和皇后投掷石块。皇帝准备逃离首都，狄奥多拉见状火冒三丈，说了下面这段载入史册的话：“陛下，头戴皇冠的人不应该在失败时苟且偷生。如果您想逃，陛下，那就祝您走运。您有钱，您的船只已经准备停当，大海正张开怀抱。至于我，我要留下来。我欣赏那句古老的格言：紫袍是最美丽的裹尸布。”
据载，查士丁尼一世听罢，脸羞愧得通红，决定留在首都背水一战。恰好，名将贝利萨留将军带着一支军队，从波斯赶回来救驾。一场血战之后，大约3.5万人阵亡，终于解了尼卡暴动之围。随后，皇帝进行了清算。据说，他在是否要处死一些态度暧昧骑墙的贵族时陷入犹豫，是皇后的坚定冷酷让皇帝下了决心。经过“审判”，许多贵族被诛杀殆尽。
不过，狄奧多拉并非对所有人都残酷。用今天的眼光看，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鼓动查士丁尼修改法律，允许贵族们迎娶像她一样的低级阶层的妇女。她提出，女性也有权参加社会交往，为女性争得了更多的权利。她还说服查士丁尼一世通过法律禁止强迫卖淫，承认妇女在离婚问题上有更多的主动权。她还利用影响，呼吁法学家对罗马法进行合理解释，允许妇女拥有和继承财产，判处强奸者死刑，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使拜占庭统治下的东部帝国的妇女地位远远高于蛮族统治下的西部帝国的妇女们。
今天，人们如果来到意大利北部拉文纳的圣维塔尔教堂，还能看到一幅美丽的马赛克镶嵌画。画面上正是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这对患难夫妻。据载，这幅画完成后一年，她就不幸患癌症去世。死时还不满50岁，查士丁尼比她多活了大约20年。去世后，她的遗体被埋葬在圣使徒大教堂——然而，这座教堂于1461年被毁，为的是开辟出空间建造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清真寺。于是，皇后和其他十数位皇族一样，遗体被迁走，下落不明，死后亦无法安生。
内忧外患中，在花厅下诏
返回地铁站，再坐上T1地铁车向东北方向坐两站，在花厅（Gülhane）站下车。眼前郁郁葱葱，便是当年的皇家花园，今天的花厅公园。此地之所以闻名于土耳其历史，是因为在此地诞生了一部著名诏令《花厅御诏》。1839年11月3日，帝国政府在托普卡珀皇宫内的玫瑰园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帝国的高级文武官员、首都各界名流、各国使节都应邀出席会议。在新苏丹的监督下，驻英公使穆斯塔法·赖希德宣读了改革诏令。这部诏令因为起草于花厅花园内，因而被称为《花厅御诏》。
然而，颁布这部诏令的时代背景却不那么美好。当时，帝国的财政状况恶化，国库空虚，入不敷出，靠出售包税权、卖官鬻爵、制造赝币、拖欠军饷官俸等弥补，甚至不得不考虑向“异教徒”国家借债，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帝国对外征战频频失利，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决定进行改革。在10多年的时间内，苏丹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过时的军事采邑制度，大部分采邑土地收归国有;废止没收罪犯财产的制度;仿照欧洲各国政府体制设立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为了统筹规划改革事宜，还建立了最高司法委员会，并召回驻英公使穆斯塔法·赖希德主持起草改革法令。 在赖希德起草改革法令的这段时间里，马哈茂德二世亲自率军出征埃及。不料于1839年6月24日的尼齐普战役中大败。4万土军灰飞烟灭。一个星期后，马哈茂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病逝。年仅16岁的继任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只有接受和谈，一时内忧外患、困境逼人。《花厅御诏》就是起草于这个时期，因而呈现出了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意味。在诏令的序言中许诺恢复秩序，改善全体臣民处境，写道：“我们着意制定新的规章，使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得到励精图治。”
诏令的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一是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还有这样的规定：“在按圣法进行公开审讯、作出公正判决之前”，不允许用毒药或其他方法秘密或公开地处死任何人，也不允许侮辱任何人的荣誉。
二是减轻摊派和税负，特别是废黜“包税制”。诏令写道：“在包税制下，一些地方的行政、财政管理听凭于一个人的专横，即有时落入最残酷的贪婪之徒的手中，因为居心不良的包税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三是实施公平的征兵制。征兵不当，“造成了不公道，而且给农业和国家工业以致命打击”“终身服役使士兵绝望，并造成国家人口减少”。因此必须“根据各地情况规定所应征召的数额，并把服役期限减少为4年或5年”。
四是废止没收财产的做法。罪犯的财产不再被没收，其继承人如未参与犯罪，就不应剥夺他的继承权。在诏令结束语部分宣布，“本规定的目的在于使宗教、政府、国家、人民达到繁荣”，苏丹“承诺不做任何违反此敕令的事”。
须知，那是1839年的土耳其，是苏丹统治了四百年的政教一体国家。这一诏令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称其为“土耳其版的人权宣言”。此后，为了保障外国商人的权利，1840年土耳其商业部设立商业法庭，由商业大臣领导，法庭成员由土耳其商人、行会和外国商人的代表组成——混合法庭进一步引入了西方法律思想，从而为后续的改革进行了铺垫。
不过，后面的故事人尽皆知，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促进了土耳其法制的近代转向，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势力有机可乘。1856年成立的英資奥斯曼银行很快改组为英法资本的奥斯曼帝国银行。1867年开始，外国人还陆续取得了铁路、矿山等租让合同。奥斯曼帝国欠西方的债务在1869年高达24亿法郎，陷于无法自拔的境地。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竞争下纷纷破产。之后，便很快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战火中土崩瓦解。我们自然不能将这一切归咎于《花厅御诏》——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在那个时刻，或许一切早已注定了后续的走向。
编辑：薛华
统一了法典和法学的查士丁尼
就算你的土耳其之旅时间再紧，圣索菲亚大教堂、托普卡帕皇宫和蓝色清真寺也是无论如何不应当错过的。
圣索菲亚大教堂已有1500年历史，后来被“改建”成清真寺。它连接着古罗马、中世纪和今天的人们。走进圣索菲亚大教堂，一眼能看到正厅的壁画上供奉着君士坦丁一世和查士丁尼一世两位“名君”。其实，圣索菲亚大教堂的历史本可以更悠久的。早在公元360年，这里就伫立着一座相传由君士坦丁一世修建的、拉丁柱廊式的大教堂，附有长廊及木制屋顶，还有一个天井。它在当时被誉为世上最出色的历史建筑物之一。
然而这座教堂和后来在其原址重建的第二座教堂都毁于战乱。今天人们在伊斯坦布尔看到的，是公元532年2月23日皇帝查士丁尼一世兴建的第三座教堂。法律人对这位查士丁尼一世理应非常熟悉。他的功绩可以概括为“一个帝国、一个教会和一部法典”。通过任命特里波尼安等人编纂法典（528—534）和发布新敕令（534—565），在他治下形成了欧洲第一部系统完备的法典《国法大全》。530年12月15日，查士丁尼一世又组成十六人编审委员会，开始编辑《学说汇纂》，整理了历代罗马著名法学家的学说著作和法律解答。可以说，查士丁尼一世既统一了法典，又统一了法学。
后人对这位皇帝的评价非常之高。但丁说，两重光芒互相交叠在他身上（指的是“立法者和皇帝的两重荣光”）。爱德华·吉本说，皇帝把自己看成音乐家、建筑师、诗人和哲学家，也是律师和神学家，即使调停基督教各派系的工作未获得成功，罗马法的整理综合也使他的精神和勤勉获得最高贵的纪念碑。萨维尼则盛赞他下令整理《国法大全》和《学说汇纂》的功劳：“若非这些汇编，有关罗马法的作品几无存留。若非查士丁尼的作品侧身其间，罗马法无以传承而至现代欧洲;而在所有这些著述中，罗马法的精神清晰可触。”
修改法律为妇女争取权利的皇后
离开圣索菲亚大教堂，搭乘T1地铁向西坐一站地，就会抵达阿里帕夏清真寺。这里原本伫立着城内第二宏伟的教堂——圣使徒教堂。而教堂里原本安睡着一位皇后。她就是查士丁尼一世的妻子狄奥多拉。这个名字在希腊语中的意思是“上帝的赠礼”。她出生于一个具有塞浦路斯血统的希腊家庭，父亲是竞技场的驯熊师，母亲是舞女。可以说，出身于拜占庭社会最底层。公元523年，还是禁卫军军官的查士丁尼娶了狄奥多拉。不过，直到9年后她才被“扶正”。
那是公元532年，这一年爆发了尼卡暴乱，皇宫被围困三天之久。皇帝决定向民众发表演说，但是情绪激昂的民众并不买账，向皇帝和皇后投掷石块。皇帝准备逃离首都，狄奥多拉见状火冒三丈，说了下面这段载入史册的话：“陛下，头戴皇冠的人不应该在失败时苟且偷生。如果您想逃，陛下，那就祝您走运。您有钱，您的船只已经准备停当，大海正张开怀抱。至于我，我要留下来。我欣赏那句古老的格言：紫袍是最美丽的裹尸布。”
据载，查士丁尼一世听罢，脸羞愧得通红，决定留在首都背水一战。恰好，名将贝利萨留将军带着一支军队，从波斯赶回来救驾。一场血战之后，大约3.5万人阵亡，终于解了尼卡暴动之围。随后，皇帝进行了清算。据说，他在是否要处死一些态度暧昧骑墙的贵族时陷入犹豫，是皇后的坚定冷酷让皇帝下了决心。经过“审判”，许多贵族被诛杀殆尽。
不过，狄奧多拉并非对所有人都残酷。用今天的眼光看，她是一个“女权主义者”。她鼓动查士丁尼修改法律，允许贵族们迎娶像她一样的低级阶层的妇女。她提出，女性也有权参加社会交往，为女性争得了更多的权利。她还说服查士丁尼一世通过法律禁止强迫卖淫，承认妇女在离婚问题上有更多的主动权。她还利用影响，呼吁法学家对罗马法进行合理解释，允许妇女拥有和继承财产，判处强奸者死刑，等等。所有的这些，都使拜占庭统治下的东部帝国的妇女地位远远高于蛮族统治下的西部帝国的妇女们。
今天，人们如果来到意大利北部拉文纳的圣维塔尔教堂，还能看到一幅美丽的马赛克镶嵌画。画面上正是查士丁尼和狄奥多拉这对患难夫妻。据载，这幅画完成后一年，她就不幸患癌症去世。死时还不满50岁，查士丁尼比她多活了大约20年。去世后，她的遗体被埋葬在圣使徒大教堂——然而，这座教堂于1461年被毁，为的是开辟出空间建造今天我们看到的这座清真寺。于是，皇后和其他十数位皇族一样，遗体被迁走，下落不明，死后亦无法安生。
内忧外患中，在花厅下诏
返回地铁站，再坐上T1地铁车向东北方向坐两站，在花厅（Gülhane）站下车。眼前郁郁葱葱，便是当年的皇家花园，今天的花厅公园。此地之所以闻名于土耳其历史，是因为在此地诞生了一部著名诏令《花厅御诏》。1839年11月3日，帝国政府在托普卡珀皇宫内的玫瑰园广场上举行盛大集会。帝国的高级文武官员、首都各界名流、各国使节都应邀出席会议。在新苏丹的监督下，驻英公使穆斯塔法·赖希德宣读了改革诏令。这部诏令因为起草于花厅花园内，因而被称为《花厅御诏》。
然而，颁布这部诏令的时代背景却不那么美好。当时，帝国的财政状况恶化，国库空虚，入不敷出，靠出售包税权、卖官鬻爵、制造赝币、拖欠军饷官俸等弥补，甚至不得不考虑向“异教徒”国家借债，这在帝国历史上还是第一次。与此同时，帝国对外征战频频失利，苏丹马哈茂德二世决定进行改革。在10多年的时间内，苏丹推行了一系列改革措施：废除过时的军事采邑制度，大部分采邑土地收归国有;废止没收罪犯财产的制度;仿照欧洲各国政府体制设立外交部、内务部、财政部。为了统筹规划改革事宜，还建立了最高司法委员会，并召回驻英公使穆斯塔法·赖希德主持起草改革法令。 在赖希德起草改革法令的这段时间里，马哈茂德二世亲自率军出征埃及。不料于1839年6月24日的尼齐普战役中大败。4万土军灰飞烟灭。一个星期后，马哈茂德二世在伊斯坦布尔病逝。年仅16岁的继任苏丹阿卜杜勒·迈吉德一世只有接受和谈，一时内忧外患、困境逼人。《花厅御诏》就是起草于这个时期，因而呈现出了励精图治、救亡图存的意味。在诏令的序言中许诺恢复秩序，改善全体臣民处境，写道：“我们着意制定新的规章，使奥斯曼帝国的各个地区得到励精图治。”
诏令的主体内容可以分为以下四个部分：一是保证生命、财产安全，保障人的荣誉和尊严，甚至还有这样的规定：“在按圣法进行公开审讯、作出公正判决之前”，不允许用毒药或其他方法秘密或公开地处死任何人，也不允许侮辱任何人的荣誉。
二是减轻摊派和税负，特别是废黜“包税制”。诏令写道：“在包税制下，一些地方的行政、财政管理听凭于一个人的专横，即有时落入最残酷的贪婪之徒的手中，因为居心不良的包税人只关心自己的利益。”
三是实施公平的征兵制。征兵不当，“造成了不公道，而且给农业和国家工业以致命打击”“终身服役使士兵绝望，并造成国家人口减少”。因此必须“根据各地情况规定所应征召的数额，并把服役期限减少为4年或5年”。
四是废止没收财产的做法。罪犯的财产不再被没收，其继承人如未参与犯罪，就不应剥夺他的继承权。在诏令结束语部分宣布，“本规定的目的在于使宗教、政府、国家、人民达到繁荣”，苏丹“承诺不做任何违反此敕令的事”。
须知，那是1839年的土耳其，是苏丹统治了四百年的政教一体国家。这一诏令令国际社会刮目相看，称其为“土耳其版的人权宣言”。此后，为了保障外国商人的权利，1840年土耳其商业部设立商业法庭，由商业大臣领导，法庭成员由土耳其商人、行会和外国商人的代表组成——混合法庭进一步引入了西方法律思想，从而为后续的改革进行了铺垫。
不过，后面的故事人尽皆知，这些改革措施一方面促进了土耳其法制的近代转向，另一方面也使得西方势力有机可乘。1856年成立的英資奥斯曼银行很快改组为英法资本的奥斯曼帝国银行。1867年开始，外国人还陆续取得了铁路、矿山等租让合同。奥斯曼帝国欠西方的债务在1869年高达24亿法郎，陷于无法自拔的境地。民族工商业在外国资本竞争下纷纷破产。之后，便很快迎来了第一次世界大战，古老的奥斯曼土耳其帝国在战火中土崩瓦解。我们自然不能将这一切归咎于《花厅御诏》——然而，换个角度来看，在那个时刻，或许一切早已注定了后续的走向。
编辑：薛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