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月底，我来到深圳宝安区新和大道，绕着后亭路口那几道街来回逡巡，一边观察路面情况，一边想象陈小萍出事前的行走日常。
　　大概每50米就是一个路口，陈小萍乘轮椅需恰巧卡在路障之间才能上坡、再下坡，等待十字路口的灯变绿后，又是一个上坡。
　　“你要是真想了解无障碍设施，你就去医院租个轮椅，自己感受下。”采访小萍的友人周友明时，他这么对我说道。
　　这句话像指引般回荡在我脑海里，让我在日常公共空间活动时，不断地观察与检视，“如果我坐着轮椅，还可以到这里吗？”然后，又气馁地自答：“哦，这个我做不到。”
　　接受我采访的前几日，周友明路过一个地铁口，那里的无障碍通道口被密集停放的共享单车堵得死死的。无奈之下，他找了地铁的工作人员和保安帮忙把单车挪开，才得以进入无障碍电梯中。
　　“可是我的时间就不重要吗？”周友明反问道。
　　诸如此类的情况频繁地发生在残障人士身上。在我的采访中，刘志豪因行动不便，请求提前安检进站，以免误车，有时却会被车站安检员拒绝;王娟每到一个新的商场里，首先要寻找那里的无障碍厕所，因为这直接关系到接下来的时间她能否好好地吃饭，大胆地喝水。她常常会遇到上了锁的无障碍厕所，相关负责人的回应总是一句：“因为没人来呀。”
　　轻巧却残忍。我以为这是共情不够的表现，尽管记录在册的残障人士已逾8500万，相对于多数人来说，他们仍是少数群体、弱势群体。而由于多数人无法感同身受，他们的需求也因此难以被看见、重视。
　　面对无障碍设施推广者崔雅梦时，我问，如何能建立起一般人和他们之间的联结？言外之意是，我们如何与好像和自己不太一样的群体共处，看见他们的需求，让更多的人意识到推广无障碍是需要大家共同为之努力的。
　　崔雅梦说，其实这是一个相对平等的意识。“并不是他生病了，残障了，所以他弱，而是他所处的环境不够支持。”几年前就读于南京特殊教育师范学院时，雅梦最喜欢学院墙上的一句标语：除了听，我们什么都能做。
　　状态最好时，谢仁慈觉得自己和旁人无甚区别，什么都能做。穿上假肢后，她去健身房撸铁，去滑雪，甚至做一些极限运动。她喜欢将残障视为一种状态。20岁那年，她几乎达到自己身体机能的顶峰，这几年，她逐渐感觉自己的出行需要更多地借助無障碍设施。
　　“这是一个变化着的概念，对吗？当我们老去，一些身体机能逐渐缺失的时候，其实也是在慢慢变为‘残障者’的过程。”
　　本科毕业后，谢仁慈拿到美国雪城大学的全额奖学金，去攻读残障法专业。其中，她最关心的两个权利，一是残障者的受教育权，另一个则是心智障碍者的民事行为权利。
　　几个月前，谢仁慈看到一条“男子想娶智力残疾女友，却遭对方家长拒绝”的新闻，这引起了她对心智障碍者的关注。谢仁慈说，很多心智障碍者尽管已经成人，但由于自身的障碍，有时会被判定为“没有民事行为能力”。这也就是说，他无法自由分配自己的财产，适龄之后也不能自由地选择配偶结婚。
　　“在法律面前，他虽然名义上享有这些权利，但是他不能实行，那这个权利有什么意义？”这个追问暂时没有答案，却坚定了谢仁慈继续深耕残障法的决心。
　　近两日，一则颇为相似的新闻被热议：河南某55岁男子娶22岁智障女孩为妻。这名22岁妻子的主体性与个人意志将如何被关照呢？我想到谢仁慈。她会如何看待这一事件？打完这行字，我决定发消息给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