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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杨：中央戏剧学院导演系毕业。从1997年起，因执导电影《爱情麻辣烫》（获大学生电影节最佳影片奖）和《洗澡》（获西班牙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导演奖、多伦多电影节国际影评人奖 ）大获成功而备受瞩目，主要作品还有《昨天》（获威尼斯电影节亚洲贡献奖）、《向日葵》（获圣塞巴斯蒂安电影节最佳影片、最佳摄影奖，墨西哥电影节最佳影片奖）、《落叶归根》（获柏林电影节全景单元大奖、第四十四届台湾金马奖观众票选最佳影片奖）和《太阳花》。张杨的作品风格细腻而又极具张力，是国内青年导演的代表人物。
见到张杨时，他眼睛底下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这似乎已经成了他的标志。他的脸上写着疲惫，叫人觉得再让他说话费神是一种残忍，看来电影圈的生活的确缺乏规律。但接受我们的访谈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而是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开始用平和的语调侃侃而谈。
小时候的天堂电影院
张杨从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长大，父亲是北影厂的老导演张华勋。与意大利经典影片《天堂电影院》里的小主人公一样，他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更接近银幕，接近在其间流转的时光。
记者：小时候哪部电影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张杨：当时全国就那么十几部电影，每部电影都要看好多遍，每部都印象深刻。我小时候电影票价一角钱，组织全校集体看，不存在观众的问题。因为北影大院星期六、星期天都放电影，有时候还能看到内部参考片，所以机会多一些。那时候没有别的娱乐可以选择，我们都觉得电影是一个挺遥远神秘的东西，人人都看。
记者：做电影是你从小的梦想吗？
张杨：算是吧，从中学开始的。但那时我只是想进入电影这个行业，因为父亲是北影厂的导演，所以去考中央戏剧学院。但第一次没考上，考了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时我想将来从编剧这条路进入电影界。不过在中文系我就没好好学习，一直在做校园戏剧，又导演又表演。两年后我又转回了中央戏剧学院，就这样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记者：那时中央戏剧学院入学考试都考了些什么？
张杨：跟现在一样，笔试加小品。小品我编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我提前两三个月开始准备，找个老师指导指导怎么编小品，还学习了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内容。
记者：作为北影子弟，考的时候有没有优越感？
张杨：没有。当时考的那些东西都得有真功夫，像小品之类的你必须好好去练习，不练不行。这跟家庭都没关系。
记者：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会用影像思维了？
张杨：没有。中学前还不懂怎么看电影，基本是上中戏以后才慢慢明白的。对电影的认识主要是你看多看少的问题，看得多了自然会有感觉。但有一个矛盾就是，中学生其实没有时间多看，这就是为什么电影专业学校的学生在上学期间主要工作是大量看片——因为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有自己看法。
父与子
在张杨的电影《向日葵》中，儿子同父亲进行了一场贯穿整个青春期的持久战争。父亲为了要儿子学画，不惜动粗；儿子为了反抗，不惜毁掉自己的手指。冷漠、争吵、逃离家乡，父子间始终弥漫着浓重的硝烟。直到最后，儿子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感情，用画笔表达出只属于血缘的令人震撼的深刻。
记者：《向日葵》中对于父子关系的描绘是你的真实经历吗？
张扬：这里面融合了我的记忆，有好多我小时候的生活片段。小时候我也比较叛逆，逃课打架样样都干。跟父母关系不好，不服他们管教，老跟他们吵架，只要是父母说的我肯定不听，尽量避免跟他们说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上大学离开家。
记者：这么叛逆的你为什么还那么努力考大学？
张杨：考大学跟叛逆没有关系，不是说叛逆就不考大学，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叛逆是反映在对长辈、对学校的态度上，很多时候我不太服管。可我也就只对家里人这样，在外面倒都挺好。我觉得叛逆期很正常，是年轻人必须经历的过程。现在我跟我父亲也没有达到很好的沟通，沟通是比较难的。
记者：以后你也会像电影里的父亲那样管教自己的孩子吗？
张杨：（笑）难说。我估计人都逃不过这个阶段，虽然很多时候你想避免用这种方式，但是可能还是避免不了。儿子很可能就成为父亲的蝉蜕——一个轮回。
记者：中学生正处在叛逆期，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毕竟亲子关系对一个人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
张杨：其实这种事是特别说不清楚的，在每个家庭里父母对孩子的态度都不同，亲子关系也不一样。十五六岁的小孩有很多东西还看不清楚，有时确实需要父母的提点，可当父母给出有用的建议时，身处其中的孩子还是会觉得父母的这些东西限制和压制了他们的天性。
我觉得，叛逆和坚持理想不是对立的。如果你自己有理想，那么该坚持的东西就要坚持。但如果你还“混沌初开”，就不要为了叛逆而叛逆。要明白，坚持自己和珍惜亲情是不矛盾的。
电影作为梦想
电影是一场梦，许多观众坐在同一间黑屋子里，被那些不存在的人和事触动真实的感情。电影是个梦，拍电影也是一个梦。这是一个关于制造梦的梦想。
记者：拍电影的梦想变成职业后，你看电影的眼光会和以前不同吗？
张杨：其实都一样，我现在也是电影观众，每年要看好多电影。虽然有时会从专业角度去分析，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作为普通观众去看的。电影给你提供艺术、梦想，但更多时候还是一种精神娱乐。观众觉得高兴就好。当然有些电影比较深奥，那我会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去看，可多数时候我还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梦想变成职业是把你的理想和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对一个人来说会比较舒服。因为大部分人不一定能实现小时候的梦想，正在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
记者：你好像特别强调“对梦想的坚持”这一点。
张杨：对。梦想是每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可惜只有极少数人在中学时就能看清楚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导致大学选择专业很盲目。我想，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引导孩子的教育，去开发孩子的兴趣，去鼓励他们坚持梦想。现在中国的有些青春电影不是真正反映当代中学生的电影，拍的中学生电影有些假，不如国外真实。
记者：在你眼里，“真正的中学生”应该怎么拍？
张杨：嗯……比如现在不许拍中学生谈恋爱，但实际上中学生恋爱是个相对普遍的现象，现在只不过用非常假的方式在掩盖一些事实，在回避。其实回避没有意义，要学会直面，去挖掘真正能打动人的东西。有人说电影里的内容会引导中学生，其实这种影响是很微小的，国外的电影放松得多，他们能引导学生坏到哪里去？一个人不是一部电影能改变的。
记者：这么说你中学的时候也有过一段青涩的恋爱经历了？有反映在电影里吗？
张杨：有吧……肯定会有。《爱情麻辣烫》里就反映过，倒不一定就是电影里的那种场景，但是有那样的经历就能写出那样的故事。
记者：如果现在有中学生像你当年一样怀揣着电影梦想，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张杨：考入专业院校，这是最直接的途径。这比自己去琢磨、瞎折腾快得多。那里毕竟有专业气氛，你在两三年内很快就掌握那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专业院校可以培养你的艺术气质。搞电影搞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气质。
记者：能具体描述一下你所说的“艺术气质”是什么吗？
张杨：就是你的感觉，对这东西你得喜欢。比如有人就喜欢理科，有人就奔着艺术方向走。但考专业院校也不是唯一的路，如果你对电影有梦想，各种渠道都可以过来。比如很多人就通过自己拍DV、拍短片积累经验，拍好后拿去给别人看，得到一些指导。我也收到过别人的短片，看了我就给他们提些意见。其实我成为导演的过程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首先有一个目标，然后沿着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前进。
见到张杨时，他眼睛底下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这似乎已经成了他的标志。他的脸上写着疲惫，叫人觉得再让他说话费神是一种残忍，看来电影圈的生活的确缺乏规律。但接受我们的访谈时，他没有表现出丝毫不耐烦，而是换了个更舒服的坐姿，开始用平和的语调侃侃而谈。
小时候的天堂电影院
张杨从小在北京电影制片厂的大院里长大，父亲是北影厂的老导演张华勋。与意大利经典影片《天堂电影院》里的小主人公一样，他从小就比别的孩子更接近银幕，接近在其间流转的时光。
记者：小时候哪部电影给你留下的印象最深？
张杨：当时全国就那么十几部电影，每部电影都要看好多遍，每部都印象深刻。我小时候电影票价一角钱，组织全校集体看，不存在观众的问题。因为北影大院星期六、星期天都放电影，有时候还能看到内部参考片，所以机会多一些。那时候没有别的娱乐可以选择，我们都觉得电影是一个挺遥远神秘的东西，人人都看。
记者：做电影是你从小的梦想吗？
张杨：算是吧，从中学开始的。但那时我只是想进入电影这个行业，因为父亲是北影厂的导演，所以去考中央戏剧学院。但第一次没考上，考了中山大学中文系。那时我想将来从编剧这条路进入电影界。不过在中文系我就没好好学习，一直在做校园戏剧，又导演又表演。两年后我又转回了中央戏剧学院，就这样离梦想越来越近了。
记者：那时中央戏剧学院入学考试都考了些什么？
张杨：跟现在一样，笔试加小品。小品我编了什么现在记不清了。我提前两三个月开始准备，找个老师指导指导怎么编小品，还学习了一些文艺理论方面的内容。
记者：作为北影子弟，考的时候有没有优越感？
张杨：没有。当时考的那些东西都得有真功夫，像小品之类的你必须好好去练习，不练不行。这跟家庭都没关系。
记者：是不是那个时候就开始学会用影像思维了？
张杨：没有。中学前还不懂怎么看电影，基本是上中戏以后才慢慢明白的。对电影的认识主要是你看多看少的问题，看得多了自然会有感觉。但有一个矛盾就是，中学生其实没有时间多看，这就是为什么电影专业学校的学生在上学期间主要工作是大量看片——因为积累到一定程度才能有自己看法。
父与子
在张杨的电影《向日葵》中，儿子同父亲进行了一场贯穿整个青春期的持久战争。父亲为了要儿子学画，不惜动粗；儿子为了反抗，不惜毁掉自己的手指。冷漠、争吵、逃离家乡，父子间始终弥漫着浓重的硝烟。直到最后，儿子才真正理解了父亲的感情，用画笔表达出只属于血缘的令人震撼的深刻。
记者：《向日葵》中对于父子关系的描绘是你的真实经历吗？
张扬：这里面融合了我的记忆，有好多我小时候的生活片段。小时候我也比较叛逆，逃课打架样样都干。跟父母关系不好，不服他们管教，老跟他们吵架，只要是父母说的我肯定不听，尽量避免跟他们说话。这种状态一直持续到上大学离开家。
记者：这么叛逆的你为什么还那么努力考大学？
张杨：考大学跟叛逆没有关系，不是说叛逆就不考大学，其实我的学习成绩一直都很好。叛逆是反映在对长辈、对学校的态度上，很多时候我不太服管。可我也就只对家里人这样，在外面倒都挺好。我觉得叛逆期很正常，是年轻人必须经历的过程。现在我跟我父亲也没有达到很好的沟通，沟通是比较难的。
记者：以后你也会像电影里的父亲那样管教自己的孩子吗？
张杨：（笑）难说。我估计人都逃不过这个阶段，虽然很多时候你想避免用这种方式，但是可能还是避免不了。儿子很可能就成为父亲的蝉蜕——一个轮回。
记者：中学生正处在叛逆期，你对他们有什么建议吗？毕竟亲子关系对一个人的成长是相当重要的。
张杨：其实这种事是特别说不清楚的，在每个家庭里父母对孩子的态度都不同，亲子关系也不一样。十五六岁的小孩有很多东西还看不清楚，有时确实需要父母的提点，可当父母给出有用的建议时，身处其中的孩子还是会觉得父母的这些东西限制和压制了他们的天性。
我觉得，叛逆和坚持理想不是对立的。如果你自己有理想，那么该坚持的东西就要坚持。但如果你还“混沌初开”，就不要为了叛逆而叛逆。要明白，坚持自己和珍惜亲情是不矛盾的。
电影作为梦想
电影是一场梦，许多观众坐在同一间黑屋子里，被那些不存在的人和事触动真实的感情。电影是个梦，拍电影也是一个梦。这是一个关于制造梦的梦想。
记者：拍电影的梦想变成职业后，你看电影的眼光会和以前不同吗？
张杨：其实都一样，我现在也是电影观众，每年要看好多电影。虽然有时会从专业角度去分析，但大部分时间还是作为普通观众去看的。电影给你提供艺术、梦想，但更多时候还是一种精神娱乐。观众觉得高兴就好。当然有些电影比较深奥，那我会从专业人士的角度去看，可多数时候我还是一个普通的观众。梦想变成职业是把你的理想和工作很好地结合起来了，对一个人来说会比较舒服。因为大部分人不一定能实现小时候的梦想，正在做着自己不想做的事。
记者：你好像特别强调“对梦想的坚持”这一点。
张杨：对。梦想是每个人必须作出的选择。可惜只有极少数人在中学时就能看清楚自己将来想干什么，导致大学选择专业很盲目。我想，真正的教育应该是一种引导孩子的教育，去开发孩子的兴趣，去鼓励他们坚持梦想。现在中国的有些青春电影不是真正反映当代中学生的电影，拍的中学生电影有些假，不如国外真实。
记者：在你眼里，“真正的中学生”应该怎么拍？
张杨：嗯……比如现在不许拍中学生谈恋爱，但实际上中学生恋爱是个相对普遍的现象，现在只不过用非常假的方式在掩盖一些事实，在回避。其实回避没有意义，要学会直面，去挖掘真正能打动人的东西。有人说电影里的内容会引导中学生，其实这种影响是很微小的，国外的电影放松得多，他们能引导学生坏到哪里去？一个人不是一部电影能改变的。
记者：这么说你中学的时候也有过一段青涩的恋爱经历了？有反映在电影里吗？
张杨：有吧……肯定会有。《爱情麻辣烫》里就反映过，倒不一定就是电影里的那种场景，但是有那样的经历就能写出那样的故事。
记者：如果现在有中学生像你当年一样怀揣着电影梦想，你会给他们什么建议？
张杨：考入专业院校，这是最直接的途径。这比自己去琢磨、瞎折腾快得多。那里毕竟有专业气氛，你在两三年内很快就掌握那些东西。更重要的是，专业院校可以培养你的艺术气质。搞电影搞艺术最重要的就是这种气质。
记者：能具体描述一下你所说的“艺术气质”是什么吗？
张杨：就是你的感觉，对这东西你得喜欢。比如有人就喜欢理科，有人就奔着艺术方向走。但考专业院校也不是唯一的路，如果你对电影有梦想，各种渠道都可以过来。比如很多人就通过自己拍DV、拍短片积累经验，拍好后拿去给别人看，得到一些指导。我也收到过别人的短片，看了我就给他们提些意见。其实我成为导演的过程也没什么特别的，就是首先有一个目标，然后沿着这个方向一步步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