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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文章探讨了红军长征与我党由幼年走向成熟的三个标志之间的关系。
[关键词] 长征； 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 农村中心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20-0015-03
以红六军团1934年8月7日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序幕，以中央军委总部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为起点，以1936年10月10日《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为终点，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使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我党也由幼年走向成熟。其成熟的三个重要标志：一是由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挥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领导方式的转变；二是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三是由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本文拟就我党成熟的三个重要标志或转变与红军长征的关系，试作探讨。
(一)遵义会议与中共由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挥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领导方式的转变
自中共成立以来至遵义会议前夕，我们党一直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和指挥下进行活动的，毫无独立自主而言。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是这一时期中共领导方式的基本特征。到了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党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具有两大历史功绩：
首先,会议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会后，张闻天根据大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同时,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在军事上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上对共产国际的顾问如此敲明叫响地加以严厉批判,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它表明，无论是谁，无论是中国党的领导人还是共产国际的顾问，只要是犯了错误,就得批评,就得纠正而不是盲从。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在党的历史上,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结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的统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纠正的,而王明教条主义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由中共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自己起来加以纠正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重大问题,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
其次,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3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军事。这样便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毛泽东,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由共产国际指定或认可的,而是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自己选择的。恰如邓小平所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正如江泽民所说：长征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96年11月，第27页)
(二)遵义会议决议与中共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
关于中共及其毛泽东“农村中心”策略思想的形成时间与标志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传统的观点认为，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已经形成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披露，许多学者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并未形成“农村中心”策略思想。笔者认为，中共及其毛泽东“农村中心”策略思想，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的。遵义会议及其决议，是中共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起点与标志。
以遵义会议为契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武装斗争策略开始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由“城市中心”策略转向了“农村中心”策略。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首次提出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
决议主要从4个方面首次阐述了“农村中心”策略:其一，在经验教训的总结上，检讨了此前党的“城市中心”策略错误。认为红军在粉碎敌第四次“围剿”之后，不应该“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而应该“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在粉碎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后，仍然如此办理。这样，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其二,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改变了此前我弱敌也弱的错误看法,准确地作出了敌强我弱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我们红军的数量“还是非常不够”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目前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拿我们的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现在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其三,在革命速度的分析上，改变了此前中国革命“快要”胜利的错误结语,准确地作出了中国革命长期性的正确论断。“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是在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其四,在革命中心的选择上,改变了此前“城市中心”的错误模式，准确地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正确策略。认为当敌强我弱的形势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当农村根据地还没有大的发展并造成包围城市的形势下,即“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玩弄暴动(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笔者)是极大的罪恶”。为此,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之敌,创造云贵川新苏区。广泛的发展农村游击战争，是党目前“中心的任务之一”。党必须“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显然，在此,“城市中心”模式已被抛弃,“农村中心”策略业已提出。
此后，经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1936年12月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1938年10月和11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和《战争和战略问题》报告、1939年12月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小册子等,表明中共及其毛泽东的“农村中心”策略思想进一步坚定与完善。
(三)瓦窑堡会议与中共由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并使国共两党达成共识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严格来说,是红军长征胜利后的1937年2月10日的中共中央“二月通电”基本完成的,它是中共中央在上述通电里面以放弃苏维埃政策的巨大让步而实现的。虽然“二月通电”是中共由苏维埃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彻底转变的基本标志,但是引发、推动、导致这一转变的关节点,则是处于长征途中的瓦窑堡会议。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但在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前,从总体上看,中共尚未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一情况到了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会议在共产国际“七大”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八一宣言”精神启迪下,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和国内外形势的具体特点,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反蒋抗日”方针。瓦窑堡会议及其会后毛泽东的报告，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提出，使中共由苏维埃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迈出了极为艰难可喜的第一步。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在张闻天主持下,在共产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精神的启发下，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与“反蒋抗日”方针。12月25日由会议通过、集中反映会议主要成果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特别强调：目前“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反蒋抗日”方针。瓦窑堡会议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提出。
瓦窑堡会议虽然正式提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在“反蒋抗日”的前提下,在阶级战争与民族战争并重、苏维埃政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重的环境里,以民族矛盾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无法建立的。这说明中共提出的以“反蒋抗日”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是相当不完善的。这就要求中共必须放弃“反蒋抗日”口号,放弃苏维埃政策,采取“联蒋抗日”方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政策。
鉴于日本侵华的严峻形势，鉴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抗日联共倾向的可喜变化,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反蒋抗日”政策基础上，逐步实现了由苏维埃政策向“联蒋抗日”的政策的转变。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史称“二月通电”),标志中共由苏维埃政策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彻底转变。此后，历经2月中旬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的多轮会谈与磋商，在“7·7”事变和“8·13”事变的进一步推动下，终于达成合作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7月15日提交的旨在联蒋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旨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上述《宣言》和《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开始直接对日作战，实现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这样,在红军长征及其胜利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的基础上,在瓦窑堡会议正式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导向、要求与内在逻辑力量推动下,中共历经理论政策和行动实践的艰难探索与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由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长征途中及其胜利后，中共实现了由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挥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领导方式的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由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这三大转变不仅是我们党总结红军长征经验的光辉结晶,是红军长征的三大硕果,也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三大标志或转折。伴随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我们党的成熟,中国革命便开拓了扭转乾坤的新局面。“长征的胜利”是“不断打开新局面的最重要保证”。“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余岩
[关键词] 长征； 独立自主； 遵义会议； 农村中心
[中图分类号] D23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1007-1962（2006）20-0015-03
以红六军团1934年8月7日从湘赣苏区突围西征为序幕，以中央军委总部1934年10月10日从中央苏区瑞金出发为起点，以1936年10月10日《中央为庆祝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合通电》为终点，举世闻名的伟大长征，使中国革命由失败走向胜利，我党也由幼年走向成熟。其成熟的三个重要标志：一是由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挥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问题领导方式的转变；二是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三是由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本文拟就我党成熟的三个重要标志或转变与红军长征的关系，试作探讨。
(一)遵义会议与中共由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挥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领导方式的转变
自中共成立以来至遵义会议前夕，我们党一直是在共产国际的遥控和指挥下进行活动的，毫无独立自主而言。一切听命于共产国际，是这一时期中共领导方式的基本特征。到了长征途中的遵义会议，情况则发生了根本的改变。我们党摆脱了共产国际的遥控指挥，开始走上了独立自主领导中国革命的道路。
在红军长征途中，1935年1月15日至17日,中共中央在遵义召开了具有历史意义的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遵义会议。遵义会议具有两大历史功绩：
首先,会议对王明“左”倾教条主义路线在军事上的错误进行了深刻的揭露和批判,结束了王明教条主义路线在中央的统治。会后，张闻天根据大多数同志特别是毛泽东的发言内容,起草了中共中央《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决议》。《决议》充分肯定了毛泽东等指挥红军多次取得反“围剿”胜利的战略战术的基本原则。同时,对博古、李德在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在军事上的机会主义错误进行了严厉的批判。中国共产党的文件上对共产国际的顾问如此敲明叫响地加以严厉批判,在党的历史上，还是第一次,这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独立自主精神。它表明，无论是谁，无论是中国党的领导人还是共产国际的顾问，只要是犯了错误,就得批评,就得纠正而不是盲从。会议最后改组中央领导机构,取消了博古、李德的最高军事指挥权,由周恩来、朱德指挥军事,从而结束了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在全党的统治。
在党的历史上,结束王明“左”倾教条主义同结束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左”倾盲动主义和李立三“左”倾冒险主义对全党的统治，有一个很大的不同点,即：陈独秀右倾机会主义、瞿秋白盲动主义、李立三冒险主义,都是在共产国际的直接干预下纠正的,而王明教条主义却是中国共产党在与共产国际失去联络的情况下,由中共党内坚持正确路线的同志自己起来加以纠正的。这表明,中国共产党已经具备了独立自主地处理自己的重大问题,决定自己的路线、方针和政策的能力。
其次,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遵义会议改组了党和红军的领导,推选毛泽东为政治局常委。会后,根据会议精神,常委进行分工,由张闻天代替博古负总责,毛泽东、周恩来负责军事。在行军途中,又成立了由毛泽东、周恩来、王稼祥参加的3人军事小组,负责指挥军事。这样便把当时最有决定意义的、关系到党和红军生死存亡的军事指挥大权交给了毛泽东,从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党内和红军中的领导地位。毛泽东领导地位的确立,不是由共产国际指定或认可的,而是由中国共产党人自己决定、自己选择的。恰如邓小平所说：“遵义会议以后，毛泽东同志就是我们党的领导核心了”。(《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39页)
从此，中国共产党开始了独立自主地领导中国革命的新时期。正如江泽民所说：长征精神“就是坚持独立自主、实事求是，一切从实际出发的精神”。(《江泽民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6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新华月报》1996年11月，第27页)
(二)遵义会议决议与中共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
关于中共及其毛泽东“农村中心”策略思想的形成时间与标志问题，多年来，学术界一直争论不休。传统的观点认为，1930年1月5日毛泽东的《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已经形成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近年来，随着新资料的不断披露，许多学者对上述传统观点提出了质疑，认为《星星之火，可以燎原》一文，并未形成“农村中心”策略思想。笔者认为，中共及其毛泽东“农村中心”策略思想，是从遵义会议开始确立的。遵义会议及其决议，是中共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策略转变的起点与标志。
以遵义会议为契机,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共的武装斗争策略开始了历史性的重大转变:由“城市中心”策略转向了“农村中心”策略。
《中央关于反对敌人五次“围剿”的总结的决议》即遵义会议决议,首次提出了“农村中心”的策略思想。
决议主要从4个方面首次阐述了“农村中心”策略:其一，在经验教训的总结上，检讨了此前党的“城市中心”策略错误。认为红军在粉碎敌第四次“围剿”之后，不应该“无把握的及在当时无必要的进攻中心城市”，而应该“扩大红军、扩大苏区、争取战略地区的发展与巩固”，“在敌人新的‘围剿’到来之前取得继续粉碎它的充分条件”。在粉碎敌人的下一次“围剿”之后，仍然如此办理。这样，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不断地发展与巩固农村革命根据地，中国的“苏维埃革命，就在不断的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其二,在革命形势的估计上,改变了此前我弱敌也弱的错误看法,准确地作出了敌强我弱的正确判断。认为在目前中国国内战争的阶段上,我们红军的数量“还是非常不够”的，苏区还只是中国的“一小部分”,我们“还没有”飞机大炮等特种兵器。目前在敌我力量的对比上,敌人的兵力是“绝对占优势”，他们常常拿多于我们数倍以至十数倍的兵力向我们进攻,拿我们的人力财力以及军火的补充数量同国民党所有的去比较,现在我们正处在“绝对的劣势”。其三,在革命速度的分析上，改变了此前中国革命“快要”胜利的错误结语,准确地作出了中国革命长期性的正确论断。“必须明白中国国内战争不是一个短时期的战争，而是长期的持久的战争，苏维埃革命，就是在不断地粉碎敌人的‘围剿’中发展与巩固起来的。”其四,在革命中心的选择上,改变了此前“城市中心”的错误模式，准确地提出了“农村中心”的正确策略。认为当敌强我弱的形势未发生根本性变化的时候,当农村根据地还没有大的发展并造成包围城市的形势下,即“当形势变化不利于我们时”,“玩弄暴动(指中心城市武装暴动——笔者)是极大的罪恶”。为此,目前的环境在党与红军面前提出了“严重的任务”：当前的“中心问题”是怎样战胜川滇黔之敌,创造云贵川新苏区。广泛的发展农村游击战争，是党目前“中心的任务之一”。党必须“转变过去的工作方式，来适合于新的环境”。“新的革命战争的胜利,将使我们中央红军在云贵川三省广大的地区中创造出新的苏区根据地,将使我们恢复老苏区,将使全国各地的红军与苏区打成联系的一片,并将使全国工农群众的斗争转变到胜利的大革命”。显然，在此,“城市中心”模式已被抛弃,“农村中心”策略业已提出。
此后，经1935年12月毛泽东在瓦窑堡会议上所作《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1936年12月毛泽东所著《中国革命战争的战略问题》一文、1938年10月和11月在六届六中全会上所作《论新阶段》和《战争和战略问题》报告、1939年12月所著《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小册子等,表明中共及其毛泽东的“农村中心”策略思想进一步坚定与完善。
(三)瓦窑堡会议与中共由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
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并使国共两党达成共识的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制定,严格来说,是红军长征胜利后的1937年2月10日的中共中央“二月通电”基本完成的,它是中共中央在上述通电里面以放弃苏维埃政策的巨大让步而实现的。虽然“二月通电”是中共由苏维埃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彻底转变的基本标志,但是引发、推动、导致这一转变的关节点,则是处于长征途中的瓦窑堡会议。
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酝酿时间很长,差不多‘九一八’以后就逐渐向着这个方向发展”了。(《周恩来统一战线文选》，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第78页)但在瓦窑堡会议召开之前,从总体上看,中共尚未正式确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这一情况到了在长征途中的中共中央政治局瓦窑堡会议时有了突破性的进展。会议在共产国际“七大”与中共驻共产国际代表团“八一宣言”精神启迪下,结合本国的具体实际和国内外形势的具体特点,独立自主地制定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和“反蒋抗日”方针。瓦窑堡会议及其会后毛泽东的报告，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提出，使中共由苏维埃政策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转变，迈出了极为艰难可喜的第一步。
1935年12月17日至25日中共中央在陕西省安定县瓦窑堡召开了政治局扩大会议(史称“瓦窑堡会议”)。会议在张闻天主持下,在共产国际“七大”与“八一宣言”精神的启发下，讨论了国内外的政治形势,分析了阶级关系的新变动,批评了党内存在的错误倾向,特别是“左”倾关门主义,确立了以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为中心任务的政治路线与“反蒋抗日”方针。12月25日由会议通过、集中反映会议主要成果的《关于目前政治形势与党的任务决议》，特别强调：目前“党的策略路线,是在发动、团结与组织全中国全民族一切革命力量去反对当前主要的敌人——日本帝国主义与卖国贼头子蒋介石”。会后,毛泽东根据会议精神于12月27日在党的活动分子会议上所作的《论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策略》报告,进一步阐明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与“反蒋抗日”方针。瓦窑堡会议标志着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正式提出。
瓦窑堡会议虽然正式提了中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但是在“反蒋抗日”的前提下,在阶级战争与民族战争并重、苏维埃政策与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并重的环境里,以民族矛盾为轴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是无法建立的。这说明中共提出的以“反蒋抗日”为核心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还是相当不完善的。这就要求中共必须放弃“反蒋抗日”口号,放弃苏维埃政策,采取“联蒋抗日”方针,才能真正实现全民族抗战的统一战线政策。
鉴于日本侵华的严峻形势，鉴于西安事变和平解决后蒋介石抗日联共倾向的可喜变化,中共中央在瓦窑堡会议“反蒋抗日”政策基础上，逐步实现了由苏维埃政策向“联蒋抗日”的政策的转变。1937年2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中共中央给中国国民党三中全会电》(史称“二月通电”),标志中共由苏维埃政策向以第二次国共合作为基础与主要内容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彻底转变。此后，历经2月中旬至9月下旬国共两党在西安、杭州、庐山、南京等地的多轮会谈与磋商，在“7·7”事变和“8·13”事变的进一步推动下，终于达成合作协议。9月22日，国民党中央通讯社发表中共中央7月15日提交的旨在联蒋抗日的《中国共产党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9月23，蒋介石在庐山发表旨在承认中共合法地位和国共合作的《对中国共产党宣言的谈话》。上述《宣言》和《谈话》的发表，宣布了第二次国共合作的正式建立。8月下旬，中国工农红军改编为国民革命军第八路军，开赴抗日前线，开始直接对日作战，实现了党中央“北上抗日”的战略方针。
这样,在红军长征及其胜利特别是在遵义会议的基础上,在瓦窑堡会议正式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策略路线的导向、要求与内在逻辑力量推动下,中共历经理论政策和行动实践的艰难探索与不懈努力，终于实现了由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策略转变，建立了以国共合作为基础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抗日救国，打败日本侵略者，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清楚看出,在长征途中及其胜利后，中共实现了由一切听从共产国际指挥向独立自主解决中国革命问题领导方式的转变；由“城市中心”向“农村中心”的策略转变；由苏维埃向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政策转变。这三大转变不仅是我们党总结红军长征经验的光辉结晶,是红军长征的三大硕果,也是我们党从幼年走向成熟、由失败走向胜利的三大标志或转折。伴随红军长征的胜利和我们党的成熟,中国革命便开拓了扭转乾坤的新局面。“长征的胜利”是“不断打开新局面的最重要保证”。“长征一完结，新局面就开始”了。
(本文作者：中共中央党校科研部教授)
责任编辑余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