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旦成为爱书癖的重度症患者，其所作所为就会超出正常的范畴，完全变得让人无法理解、匪夷所思了。
　　《纸房子》
　　（阿根廷）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著，陈建铭译
　　上海人民出版社2015年7月出版
　　对于人类的癖好，世间一直存在着两种意见。一种意见认为，人不可无癖——无癖，则语言无味，面目可憎，明人张岱所谓：“人无癖不可与交，以其无深情也。”另一种意见恰恰相反，认为癖好意味着执迷与沉溺，说得直白一点，癖好不过是作茧自缚的渊薮，所谓玩物丧志，画地为牢，都是癖好的最佳注脚。比如，藏书作为癖好，虽然是一件风雅事，然而有人获益良多，有人成为书的囚徒，可见书籍既能够让人思想自由，也极有可能成为灵魂的枷锁，乃至最终为书所累，终生被书奴役而不自知——其中最为极端的例子，莫过于阿根廷作家卡洛斯·玛利亚·多明格斯在他的小说《纸房子》中讲述的一个故事。
　　说的是剑桥学者布鲁玛·伦农在旧书店里买了一本《艾米莉·狄金森诗集》，不料却在过马路时被车撞死。不久，布鲁玛的同事收到一本裹满水泥渣的旧书《阴影线》，扉页上还有布鲁玛语气暧昧的亲笔题词。于是，满心好奇的同事踏上一趟跨越大西洋的追寻之旅，想要找出死者和神秘寄书人布劳尔之间有何关联。他走访了布劳尔的好友德尔加多，从德尔加多口中了解到不少有关布劳尔的藏书轶事，最后历尽辛苦，终于找到布劳尔在大西洋岸边的沙丘上用珍本书为自己搭建起的一座纸房子。
　　爱书成癖，难免会有一些局外人难解的举动，这原本是无可厚非的事情；但爱书成癖，一旦成为爱书癖的重度症患者，其所作所为就会超出正常的范畴，完全变得让人无法理解、匪夷所思了。
　　布劳尔正是一位病入膏肓的爱书癖的重度症患者。布劳尔藏书之多，早已不局限在他的书房里，连他的客厅、餐厅、卫生间，也统统堆满了各种各样的书籍——就像野草一样疯狂蔓延的书籍甚至占据了他的卧室和车库，使他不得不在阁楼上找到自己的栖身之处。当然，这些仍不足以证明布劳尔为书痴迷的程度，他还经常与书对饮，对着《堂吉诃德》善本用餐，为那本书也斟上一杯；他还会在自己的床铺上放上二十几本书，参差错落排成一具人体的外形，其中头颅是几册文化经济基金会印行的手册，腿部则是用好几本罗萨达出版社的本子组成。而最惊世骇俗、令人闻所未闻的，当属陷入穷困之境的布劳尔，在大西洋岸边的沙丘上用珍本书为自己搭建起一座纸房子，这座纸房子以博尔赫斯充作窗台；巴列霍的上面是卡夫卡，旁边填上一本康德，再铺上一本海明威的《永别了，武器》当门槛儿，另外还有科塔萨尔、略萨、巴列-因克兰、亚里士多德、加缪、摩洛索里……
　　作为一部小说，《纸房子》的故事情节并不复杂，但在我读来，故事情节的复杂与否其实无关紧要，好玩的是，作者常常无视情节的发展，而是旁若无人、自说自话，如数家珍一般陈述藏书的各种乐趣，爱书人的不同癖好。事实上，一个人爱书爱到极致，总会产生一些关于书的奇思妙想，其中既包含着爱书人之于书情书趣的抒发与表达，同时，也掺杂着爱书人对于藏书归宿的焦虑与猜想。单从这点来说，《纸房子》的结局其实是一个象征，为了找到布鲁玛索要的《阴影线》，布劳尔用榔头亲手摧毁了自己赖以为生的纸房子，他毁掉了毕生的心血，又何尝不是借以挣脱禁锢自己的牢笼呢？
　　书能改变人的命运，而人也同样能改变书的命运。人与书始终保持着错综复杂的关系——“快把书搁下，那玩意儿可危险了。”书的危险，并不是书籍本身危险，而是书中传达出的意念很容易让人抱残守缺、固步自封。从这个角度上讲，布劳尔自毁藏书，尽管带有一些悲剧色彩，却意味着他终于跨过了自己的那道“阴影线”。
　　书讯
　　《一百年漂泊——台湾的故事》
　　台湾作家杨渡的这本自传体小说，讲述一个台湾农民家族，从晚清到日据时代，再到光复后国民党主政的七十年，五代人一路走来的真实故事，显现了台湾在经济发展过程中，寻常农村生民的社会生活史，透视“台湾经济奇迹”背后台湾农村的生活图景和向工业社会转型的困顿与艰辛。
　　杨渡向我们讲述了狂飙突进中那些来不及记忆的时代，呈现台湾人一百年来，从殖民地到现代化，从农村社会到工业时代的过程中，心灵的流浪漂泊。他的家族故事，是台湾的故事，也是中国现代化的故事——这现代化过程的漂泊，是正在发生的巨大社会变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