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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我救了一些人，但我依然觉得任重道远，在当前社会经济大潮的冲击下，很多人的心灵失去了栖息的场所。我希望可以尽我的力量挽救一些生命，如果人人都献出一点爱心的话，那么这个世界该有多好啊！”
——摘自陈思的《大桥日记》
守望 尽量挽救一引起生活
南京长江大桥，车来车往。大桥南堡的墙上，常年靠着一块大大的心形牌子，上写：“天无绝人之路，退一步海阔天空，善待生命每一天”，还留有电话和手机号。这颗“心”的主人名叫陈思，就在附近转悠。现年39岁的陈思与大桥同龄，1990年从江苏宿迁来南京做工，现在是一家物流企业的工人。从2003年9月19日救起第一个人至今，陈思已在4588米长的南京长江大桥上成功救助了126名轻生者，被南京市民誉为“大桥生命守望者”。2006年，陈思被授予中国志愿者的最高奖——“全国十佳杰出志愿者”。包括《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央视、凤凰卫视在内的数百家中外媒体都对他进行过报道。
可就是这位擅长疏导轻生者的救人“英雄”，8月19日却走进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栏目，向现场的心理专家诉说心中压力，寻求帮助。
陈思怎么了？在南京浦口区盘城镇江北村的 “心灵驿站”里，他向记者细说了此次进京的原委和积压在心中的烦恼。
烦心 自责不能解救更多
有资料显示，每年有近200名轻生者在长江大桥上获救。陈思挽救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然而，正如心理学原理所言，“负面体验会产生愧疚”，白天救人的场景、自杀者的惨状，常常搅得陈思无法入眠，进而让他觉得，只要有人在大桥上轻生，都是自己解救不及时的过错，为此痛恨自己而不能自拔。
心理学家杨凤池告诉陈思，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立的，即使再崇高的人，也无法对别人的生命承担责任，而拯救轻生者又是一项社会工作，想用个体责任取代社会责任，角色定位错位，必然产生心理失衡。要在行动中学会“速忘”，忘掉一切有损自己情绪的负面东西，及时腾空自己的心灵空间，才能接纳更多的阳光，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其实，产生帮助别人的“共情”，是善良的心理行为。但“共情过度”，反而会造成“利他主义”的自我痛苦，这是需要加以防范的。而“好心情——好行为”是最佳效应。
陈思说，经过心理专家的辅导，现在心里敞亮多了，也释然多了。相信自己的心态能慢慢调整过来。不过，他的烦恼远不止20分钟“心理访谈”的内容。
烦钱 自费救助捉襟见肘
轻生者大多在身无分文后选择弃世。而陈思每救起一个轻生者，除了劝慰外，还要为对方的生活埋单。比如就近找个小旅舍住下，买点吃的喝的东西，买点治头疼脑热的药品，买件在救助中被扯破的褂子，临走再买张车票等等，这些都需要陈思跑腿、掏腰包。救人要紧，你能谈钱吗？
其实，陈思的腰包并不鼓。给私人老板打工的他每月也就挣个千把块钱，妻子打零工收入更低，还要供养女儿读书。被救者少则住个三两天，最长的住了28天。然而，他们离开后大多隐姓埋名，断绝与他的联系，更不用说经济回馈了。日积月累下来，共花掉了他家七八万的积蓄，以致家里买房的计划被一推再推。2005年，他的“心灵港湾”网站也因无钱养护而被迫关闭。
费时也是费钱。经妻子妥协，他只在每个双休日骑摩托车上桥巡看。试想，如果这两天他不上桥而去上班，不也能挣到钱吗？尤其是去年，为了安置被救者，他专门租了3间屋办起“心灵驿站”，一间作为南京大学心理志愿者的疏导室，两间住人，给被救者安了个家。这个家外墙全涂成淡蓝色，宁静而醒目，不过每年5000元的房租却让陈妻愁肠百结。
只要救助不停，家里付出就会不止，陈思知道这个循环的结果，他只能靠说好话和陪罪换来全家的暂时安宁。“你不吃不喝，又能帮上几个人？”面对妻子的责问，他常常无言以对。
烦名 被舆论追逐还是抛弃
“我没想到这辈子出那么大的名。”陈思坦言。他12岁的女儿曾对炫富的同学反击道：“你们家再富，也没有那么多的记者去采访。”走进陈家，显眼处挂的是陈思分别与鲁豫、和晶的大幅合照。“我在大桥上经常被游客认出，要求合影和签名。”陈思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
出名的代价是公众对你的要求只升不降，意味着自己的付出有增无减。比如频繁的媒体采访，耗工耗时，总请假老板不乐意，自己也还要配合“演戏”。比如给被救助者的经济资助少了，别人就会说，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先进……
“出名太累，但没名又不甘心。”陈思处在两难之中。去年12月1日，他曾在博客上宣告：“由于生活秩序被打破，从现在起谢绝媒体采访。”可是，“电视台一来，女主持一恭维，我又乖乖地跟他们上大桥了，媒体的诱惑太大了。”他实话实说：“有时候我真不想干了，可不干，又怕人说我沽名钓誉，干吧，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
“那你现在的心愿是什么？”记者问。
“我双休日骑摩托车上大桥，每天的汽油费是10块钱，等哪天付不起汽油费了，我就坦然不上桥，起码不做固定的‘守望者’了，你看行吗？”
“行不行都可以试试，如果哪天你真的不上桥了，应该相信社会能理解和包容一个已经尽了力的人。”说完这话，记者和陈思不由得都沉默起来。
烦恼 呼唤完善救助体制
陈思的烦恼，其实是千千万万社会志愿者的共同烦恼。只不过陈思勇敢地说了出来。我们总习惯于对“社会义士”的发现、弘扬和褒奖，而忽视对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化援助和支持，客观上让他们变成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最终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陈思进退两难的烦恼，来自个人和社会角色的交错混淆，反映了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和对生命权保护的乏力，而“见义勇为”和“道德正义”是无法弥补“制度缺陷”的。陈思的无奈和烦恼，也可理解成是对构建公共心理救助体制的迫切呼唤。当然，防范自杀是个全球性的难题，近年来我们的政府也做了大量有效的防控工作。建立可持续救助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资金募集、基金储备等保障机制，形成个人和社会一体化的联动模式。相信那时，陈思们将会笑口常开。
——摘自陈思的《大桥日记》
守望 尽量挽救一引起生活
南京长江大桥，车来车往。大桥南堡的墙上，常年靠着一块大大的心形牌子，上写：“天无绝人之路，退一步海阔天空，善待生命每一天”，还留有电话和手机号。这颗“心”的主人名叫陈思，就在附近转悠。现年39岁的陈思与大桥同龄，1990年从江苏宿迁来南京做工，现在是一家物流企业的工人。从2003年9月19日救起第一个人至今，陈思已在4588米长的南京长江大桥上成功救助了126名轻生者，被南京市民誉为“大桥生命守望者”。2006年，陈思被授予中国志愿者的最高奖——“全国十佳杰出志愿者”。包括《人民日报》《纽约时报》、央视、凤凰卫视在内的数百家中外媒体都对他进行过报道。
可就是这位擅长疏导轻生者的救人“英雄”，8月19日却走进中央电视台“心理访谈”栏目，向现场的心理专家诉说心中压力，寻求帮助。
陈思怎么了？在南京浦口区盘城镇江北村的 “心灵驿站”里，他向记者细说了此次进京的原委和积压在心中的烦恼。
烦心 自责不能解救更多
有资料显示，每年有近200名轻生者在长江大桥上获救。陈思挽救的只是其中一部分。然而，正如心理学原理所言，“负面体验会产生愧疚”，白天救人的场景、自杀者的惨状，常常搅得陈思无法入眠，进而让他觉得，只要有人在大桥上轻生，都是自己解救不及时的过错，为此痛恨自己而不能自拔。
心理学家杨凤池告诉陈思，每个生命个体都是独立的，即使再崇高的人，也无法对别人的生命承担责任，而拯救轻生者又是一项社会工作，想用个体责任取代社会责任，角色定位错位，必然产生心理失衡。要在行动中学会“速忘”，忘掉一切有损自己情绪的负面东西，及时腾空自己的心灵空间，才能接纳更多的阳光，温暖自己也照亮别人。
其实，产生帮助别人的“共情”，是善良的心理行为。但“共情过度”，反而会造成“利他主义”的自我痛苦，这是需要加以防范的。而“好心情——好行为”是最佳效应。
陈思说，经过心理专家的辅导，现在心里敞亮多了，也释然多了。相信自己的心态能慢慢调整过来。不过，他的烦恼远不止20分钟“心理访谈”的内容。
烦钱 自费救助捉襟见肘
轻生者大多在身无分文后选择弃世。而陈思每救起一个轻生者，除了劝慰外，还要为对方的生活埋单。比如就近找个小旅舍住下，买点吃的喝的东西，买点治头疼脑热的药品，买件在救助中被扯破的褂子，临走再买张车票等等，这些都需要陈思跑腿、掏腰包。救人要紧，你能谈钱吗？
其实，陈思的腰包并不鼓。给私人老板打工的他每月也就挣个千把块钱，妻子打零工收入更低，还要供养女儿读书。被救者少则住个三两天，最长的住了28天。然而，他们离开后大多隐姓埋名，断绝与他的联系，更不用说经济回馈了。日积月累下来，共花掉了他家七八万的积蓄，以致家里买房的计划被一推再推。2005年，他的“心灵港湾”网站也因无钱养护而被迫关闭。
费时也是费钱。经妻子妥协，他只在每个双休日骑摩托车上桥巡看。试想，如果这两天他不上桥而去上班，不也能挣到钱吗？尤其是去年，为了安置被救者，他专门租了3间屋办起“心灵驿站”，一间作为南京大学心理志愿者的疏导室，两间住人，给被救者安了个家。这个家外墙全涂成淡蓝色，宁静而醒目，不过每年5000元的房租却让陈妻愁肠百结。
只要救助不停，家里付出就会不止，陈思知道这个循环的结果，他只能靠说好话和陪罪换来全家的暂时安宁。“你不吃不喝，又能帮上几个人？”面对妻子的责问，他常常无言以对。
烦名 被舆论追逐还是抛弃
“我没想到这辈子出那么大的名。”陈思坦言。他12岁的女儿曾对炫富的同学反击道：“你们家再富，也没有那么多的记者去采访。”走进陈家，显眼处挂的是陈思分别与鲁豫、和晶的大幅合照。“我在大桥上经常被游客认出，要求合影和签名。”陈思不无自豪地告诉记者。
出名的代价是公众对你的要求只升不降，意味着自己的付出有增无减。比如频繁的媒体采访，耗工耗时，总请假老板不乐意，自己也还要配合“演戏”。比如给被救助者的经济资助少了，别人就会说，没见过这么抠门的先进……
“出名太累，但没名又不甘心。”陈思处在两难之中。去年12月1日，他曾在博客上宣告：“由于生活秩序被打破，从现在起谢绝媒体采访。”可是，“电视台一来，女主持一恭维，我又乖乖地跟他们上大桥了，媒体的诱惑太大了。”他实话实说：“有时候我真不想干了，可不干，又怕人说我沽名钓誉，干吧，实在是打肿脸充胖子。”
“那你现在的心愿是什么？”记者问。
“我双休日骑摩托车上大桥，每天的汽油费是10块钱，等哪天付不起汽油费了，我就坦然不上桥，起码不做固定的‘守望者’了，你看行吗？”
“行不行都可以试试，如果哪天你真的不上桥了，应该相信社会能理解和包容一个已经尽了力的人。”说完这话，记者和陈思不由得都沉默起来。
烦恼 呼唤完善救助体制
陈思的烦恼，其实是千千万万社会志愿者的共同烦恼。只不过陈思勇敢地说了出来。我们总习惯于对“社会义士”的发现、弘扬和褒奖，而忽视对他们所从事工作的社会化援助和支持，客观上让他们变成单打独斗的“孤胆英雄”，最终陷入“孤军奋战”的境地。
陈思进退两难的烦恼，来自个人和社会角色的交错混淆，反映了社会救助机制的缺失和对生命权保护的乏力，而“见义勇为”和“道德正义”是无法弥补“制度缺陷”的。陈思的无奈和烦恼，也可理解成是对构建公共心理救助体制的迫切呼唤。当然，防范自杀是个全球性的难题，近年来我们的政府也做了大量有效的防控工作。建立可持续救助的社会救助体系，包括资金募集、基金储备等保障机制，形成个人和社会一体化的联动模式。相信那时，陈思们将会笑口常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