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部分内容阅读
天下学问，惟夜航船中最难对付。……昔有一僧人，与一士子同宿夜航船。士子高谈阔论，僧畏慑，卷足而寝。僧听其语有破绽，乃曰：“请问相公，澹台灭明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是两个人。”僧曰：“这等尧舜是一个人、两个人？”士子曰：“自然是一个人！”僧乃笑曰：“这等说起来，且待小僧伸伸脚。”
众所周知，如上引文出自明末清初山阴士人张岱所著《夜航船·序》。之所以不惮其烦置于文首，乃为本文的论述对象、史景迁著《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中译本将这位僧人蕴藉的表态“伸伸脚”延伸解读为就此“走出船舱”（译本92页，原著126—127页）。诸如此类的误读或发挥，在该著并非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书评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种文体，也写得少，因为每次忍心为他人辛劳吹毛求疵的时候我都必须面对更为揪心的煎熬：同为作者的我，自己的著述又在何种程度上经得住类似认真的拷问。此文同样属于催生—— 史景迁（Janathan D.Spence）的新著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2007）的台湾译本《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在大陆出版。因热心师友举荐作评，我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晚明，认真校阅后，觉得有一点评述必要。
诚如译者温洽溢君在另一史景迁著述译作《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译后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二○○五年版）中所言，史氏的作品“向来独步西方中国历史研究学界，且能赢得非历史学界读者的青睐”——译者并不忘提醒隔海相望的“我们”：“近来甚至在海峡彼岸引燃一片‘史景迁热’的阅读风潮。”类似评价，“史景迁作品系列”大陆版主编郑培凯、鄢秀两位先生，也已在丛书“总序”中再三揄扬了，所谓“文体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甚至“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此为征引Theodore H.White之见）。按温洽溢君的具体分梳，则史氏妙笔生花的手段至少包括“奇绝的布局结构，以蒙太奇般的叙事手法，拼贴出真实与虚构交错的历史情境”，例如那本最称“滥觞”的《康熙》居然是通过皇帝本人“第一人称”叙事口吻展开。当然，史氏这种“创作手法”引起的质疑乃至非议也是众目共睹的：这是历史论著还是文学小说？记忆与遗忘是一体的两面，并非所有的记忆都会受到同等待遇。这似乎是历史书写的必然宿命，历史书写者需要对此保持足够的反省与警惕，虽然历史同样将因“当下”的介入而获得新鲜生动的生命。绝对“客观”既然根本不可能，史学的意义与方向又当何以表述？有关于此，郑培凯、鄢秀两先生也已在“总序”中阐发相当明确：近代史学先是受到十九世纪兰克学派影响，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科实证，以考辨史实为主要任务，这一追求导致史学成为长篇累牍的饾之学。学术机构的产业化、学术分科的专业化、学术专业的职场化、专业评核的数据化……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程序运作使得“文化学术的理想转为薪酬饭碗的优渥”，严肃而有才华的史学家也往往不得不随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历史学科制度的规范要求上面”。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有限认识再度风水轮流转，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面，“观点”与“问题意识”主导了探讨，历史研究似乎沦为了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的战斗场域。
诸如此类的“反正”几成“轮回”，似乎成为永远无法抵达而只能永恒靠近的“故国故都”样的望乡，但人类生活真相或本就如此。无论如何，让我们时刻保持“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
这本《前朝梦忆》的主人公张岱，小品写作成就历来被视为这一文体的艺术高峰。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视为空前精绝的“明末散文坛最高成就”、“其笔力的尖健，几透出于纸背”。稍对语言学有所知解的读者大抵都会在不同程度承认“美文”之不可译性。这意味着翻译工作乃是“创作”一种，美妙的译作归功于译者对外语与母语高超的双重驾驭能力。广西师大这一译本，译者典雅秀美、流丽清润又不乏幽默诙诡的语言表达，堪为史景迁的研究增光添彩，畅达的译笔使得来自异域的晚明小品作家研究十分接近张岱的“气质”：那种精致、温和、轻盈、干净而又顾盼自雄，自负、自喜与自愧相纠相结。正如《康熙》封底出版方所言，“译者付出庞大心力，费心查索，一字一句皆细细推敲，还原成古雅精炼的文体”。温洽溢君的辛苦考索与用心润色是不容埋没的，也必须表彰。
至于史景迁的研究本身，一位异域研究者研读中国古典文体尤其晚明小品这种精灵剔透、点染晕抹、追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字，难度可想而知——就算母语为中文的我们、即使我们中受过“高等教育”乃至“学术训练”的一批，“研读中国古典文体”的“难度”照样“可想而知”。作为中国人，我们确实不应过分苛责海外汉学著述中必然大量存在的文献解读的偏差乃至误会。这其中原因复杂。有汉语水准问题，更有知识背景导致的理解分歧问题。犹如我们中国人的“西方文化研究”放到彼域读者眼中亦难免多“掩口胡卢而笑”的命运——值得警醒的，是这些年来国内学界于此未必就有十分客观切身的反省。
此处我所想做出的忠告是：请任何阅读海外汉学著述的读者，务必亲自接触一下原始文献，哪怕只是针对一本书做一次文献还原之旅，即足以调整国人面对海外汉学著述当有的态度与责任。既然史景迁先生的著述被视为“严谨的历史考证”（郑、鄢《总序》），尤其该书“对张岱的生平与生活细节做了详实的描述”（张则桐：《张岱探稿》），那么下面我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仅对《前朝梦忆》中涉及的基本史料的引证与释读逐页做一基本校核（限于篇幅，以《陶庵梦忆》为主，必要时兼及其他）。为读者回校方便，假如出现的问题中译与原著一致，只标示译本出处；假如问题的出现源于中译对原著或史料把握不当，则同时标示译本与原著出处。
译本十五页，第一章第一句“张岱居处前有广场”，某种程度即可断为表达不确。此段资料出自《秦淮河房》（《陶庵梦忆》卷四），这里既非绍兴人张岱的“长期居处”，原文写照其实也非其“临时居处”，而只是对秦淮风月的普遍描述。
十八页写到张岱如何找寻“兰雪茶”最佳饮用方式，但回查《兰雪茶》原文（《陶》卷三），茶艺甚精的张岱主要彰显的是“兰雪茶”的具体制作方法。接下来作者又写张岱“钻研各种兰雪茶的饮法”，这一判断大谬。该段资料实则出自《乳酪》（《陶》卷四），品味尖新的张岱嫌“乳酪自驵侩为之，气味已失，再无佳理”而亲自操刀，乳中加煮“兰雪茶汁”仅为制法一种——按照史氏的解读，设若“兰雪茶的饮法”竟可以在茶中加入酒、豆粉、盐之类佐料还要煎、炒、研……真可堪为“茶厄”。这段引文更重要的错误还在，将烹调秘诀深锁密固“虽父子不轻传”的实不是张岱本人，而是“苏州过小拙”，作者弄错了整段文字的主语。十九页让张岱感叹“福德与罪孽正等”的也不是“水源流通之理”（how water circulated），而是“居园者”的德行水准（《陶》卷七《寓公谷》）——但这一错误却是译者疏漏造成，原著本有主语“those who live in a garden”（20页）。
第一章比这更严重的误解很多。关于名妓王月生的描绘，诸多细节与猜度均不准确（译本28—29页。读者可参阅《陶》卷二《燕子矶》、卷八《王月生》等多处描绘），甚至没有弄清“朱氏”与“曲中”的关系，更错解了“曲中”的含义，读者可参读余怀《板桥杂记序》及上卷《雅游》、《珠市名姬附见》中对晚明金陵风月场何谓“南市、珠市、旧院（曲中）”的具体说明。作者隆重引用的那首诗《曲中妓王月生》，见《张子诗》卷三，收入《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读者可自行查阅领会张岱意旨后再回读作者释文，闵老子显然不是张岱鉴赏妓女的“知音”，王月生“三十年不衰”的魅力也更像作者记忆偏差，至少诗中绝无此言。最重要的是，“余惟对之敬畏生，君谟嗅茶得其旨。但以佳茗比佳人，自古何人见及此”中的“君谟”，史景迁先生释作张岱的“朋友”（译本29—30页），鄙意以为：此人当为“宋四家”之一、写过《茶录》、强调“茶有真香，恐夺其真”的蔡襄（字君谟）。这也正与“从来佳茗似佳人”之典出自“宋四家”另一人苏轼旗鼓相当。
本章他处，例如“过剑门”之典、关于张家楼船演出始末，描述与解读也都有严重的史料误读甚至事实颠倒（译本32页。读者可参阅《陶》卷七《过剑门》、卷八《楼船》）。这组演剧资料中最荒谬的错误，是将《刘晖吉女戏》（《陶》卷五）之“刘晖吉”理解为一个善于“反串”的张家戏班家姬（译本32页，原著43页却全用“her”）。实际刘乃晚明名士（名光斗，明天启五年进士，官浙江绍兴府推官，《武进阳湖县志》有载），其家声伎甚著，张岱《快园道古》卷十五曾记其事。
至于针对张岱小品最具神韵之作如《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分见《陶》卷三、卷七）诸篇在self conscious与self-absorbed之间做出的勾连与解读（译本24页，原著28—29页），是很难得到汉语读者认同的，尤其对中国艺术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略有知解的读者。但此类释读确属情有可原，犹如涉及《扬州瘦马》（《陶》卷五）时作者自行将“如学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转译为like writing the same exercises in your practice book（原著33页，译本26页），属于不同语境中难免发生的偏差与改写。但第一章述及张岱与古琴以及蹴鞠渊源的时候（译本20、21页），我很佩服作者整合不同出处资料的丰富想象与宏大气魄——即使在《陶庵梦忆》中，这也至少要涉及卷二《绍兴琴派》、卷三《丝社》、卷四《严助庙》、卷八《范与兰》等诸多篇什，但这种丰富与创意让文本叙述的确更近乎“小说”而远离了“信史”。这并非指向作者文章体例的风格，而是他使用与剪裁乃至臆断材料的方式，某些无中生有的粘连。我相信这更多源于作者对史料细节把握的某些隔膜而非有意造伪。例如书中讲到范与兰学琴“究竟终无一字，终日抚琴，但和弦而已”的局面，放在已有陶渊明“无弦琴”传统在先的中国，实则别有名士况味，而非一味针砭；张岱之于蹴鞠的关注显然不能等同于他对斗鸡的投入，张家戏班中有人善于蹴鞠亦同张岱之“精研唱腔、身段、扮相”构不成因果关系。这些描绘，在逻辑上并无不通，却违背原典的真实表述。再如书中讲到张岱童年在放生池的经历，将之与其成年后看潮观感联系（译本16—17页，参阅《陶》卷六《曹山》、卷三《白洋湖》），也难免过度诠释。“蟹会”（译本22页）一节意犹如此——不过这类问题首先要责怪远在晚明的张岱把螃蟹吃得太麻烦，犹如之前他把茶喝得太繁琐，均让后世友邦学者陷入困顿。
类似的问题比比皆是。译本五十二页“黄氏湖山”解读是否准确，读者可回查《陶》卷一《奔云石》自行校勘。将张联芳精舍与张岱“儿时怡寄，常梦寐寻往”的“悬杪亭”混为一谈（译本68页，《陶》卷七《悬杪亭》）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将“铁梨木天然几”误会成“天然硬木桌”，或将石璞“石罅中光射如鹦哥祖母，知是水碧”简化为“其色清澄”（译本67—68页，《陶》卷六《仲叔古董》），未免贻笑名物方家（这类错谬，严格讲，译者当承担一定纠错责任）。
限于篇幅，本文资料考索止于第一章，但其他篇章同样让人难以放心。如第三章提到张岱之父妾周氏而称其为“内妾”（译本75页），读来实在可疑，回查原著，作者使用的是bed chamber concubine（原著105页），我一度怀疑此处是否当译为“内宠”，直到复查张岱原文至“先宜人去世，先子内妾周氏”（《家传》，收入《琅文集》卷四），这一疑惑方才拨云见日：“内妾”乃是“纳妾”！通假造成了作者与译者的双重困惑。再如第八章涉及《祁止祥癖》（《陶》卷四），“阿宝”是一只“宠物鸟”还是一个小厮（译本163页，原著231页谓为pet songbird。然原文“此西方迦陵鸟”恐为比喻，“娈童崽子”才是题眼）也是需要读者深究的。张岱另有诗《寿祁止祥八十》（《张子诗》卷四），读者可借此了解祁氏的梨园癖而不是宠物癖。还有迥异于书中其他人物一直以谥号“文恭”称呼张岱曾祖（元忭），显得不合体例，也与全文不一致。只有在全书接近尾声时（译本181页。“张文恭”首次出现则在44页）才用一双括号首次标示两个名字关系，未免太晚。
书中还有些比较明显的误译，会给中文阅读造成乖谬之感。例如言及《二十四桥风月》（《陶》卷四）时称，深夜尚有“二三十名妓女留在妓院”（译本25页），此处“妓院”于上下文均无着落。回查原著，则at their posts意译当为“站关”，即（歪妓）仍在拉客，若果直译，当为前文所谓“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惟“妓院”不通。类似的，译本二十一页“上品斗鸡应如机械”，显然更应被译出的是“呆若木鸡”（a wooden gamecock）这一成语。对于强调对敌战术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传统中国，“机械”的翻译未免大用茫然。接下来“awaited victory”译为“冷静克敌”似不如“后发制人”，再下文少译一句“feet‘straight and large’”（原著23页）。此版中译还有些文字错误，不具列。
六十五页作者诧异张岱直笔记载与张家有姻亲关系的长辈朱赓转世因缘为“怪事”（见《陶》卷三《逍遥楼》），将“后身”谬为“附身”也属译者疏忽，reincarnation显然更当译为“转世之后身”。不过，对张岱好友秦一生之死的解释（译本96—97页），就是作者疏离于深受佛教思想浸浴的张岱的内心世界了。书中误解或困惑于张岱的宗教倾向的判断不止一处（如译本87、96、97页），与其说这是因为张岱本人行文模糊或出于嘲讽，还不如说是作者隔膜于中文语境的“雾里看花”，尤其针对信仰倾向十分复杂微妙的晚明士人心态。读者不妨于收入《琅文集》卷二的《岱志》、《海志》诸文作中自我涵泳。张岱虽在《自祭文》中自嘲“学仙学佛”俱不成，但他也坦然承认“好参禅”（《祭周伯》）。有关于此，简瑞铨君《张岱〈四书遇〉研究》特意著《张岱与佛教因缘》（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二○○八年版）一节发明之。读者可参。
我很抱歉作为一个无论汉语阅读还是专业研究理应精熟的读者对一本外文著述如此不够宽和，尤其史景迁乃学界耆儒与长者——但假如把握传记人物的心性层次与生存处境必然要通过此类细节层层展开，则我的挑剔也许并非多事。尤其假如史景迁著述的读者跨越了学界藩篱，为很多非专业读者所欢迎，则此类问题更不容忽视，产生的影响亦不易消除：《张子诗》、《琅文集》、《四书遇》或《石匮书》对非专业读者未免陌生也不便找寻，期望他们去一一还原引文是过分奢侈了。
张岱是天才的小品作手，有着迥超流俗的艺术品鉴与表达能力，这在他笔下俯拾皆是，也惟其如此，他充满反讽、冷嘲、含蓄隽永的风格，对于异域读者，难免造成种种理解上的困难。例如张岱《自题小像》中说“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八十一岁所写《蝶庵题像》更说：“嗟此一老，背鲐发鹤。气备四时，胸藏五岳。禅既懒参，仙亦不学。八十一年，穷愁卓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沉醉方醒，噩梦始觉。忠孝两亏，仰愧俯怍。聚铁如山，铸一大错。”这些悲苦交加辛酸并陈同时又有某种戏谑与超脱的语词，认真诠释并不容易，即使使用中文也是如此——中文高境历来指向“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乃至“不立文字，传佛心印”，迷恋禅宗的晚明文人更将此意推陈出新。在语言失效的极地，经常狼狈的是后世我人。
长期以来抑或今后很久，“寻找现代中国”依然将成为东西学界一起忙得不亦乐乎的课题——而东方（中国）此种热情很大程度正是来自对西方的借鉴、学习、模仿乃至跟风，诚如译者温洽溢君曾经参与的一本书《从临摹到反思：我国社会科学博士对欧美知识与体制的回应》，题目就揭载了“长期以来抑或今后很久”中国学界某种还在延宕的命运。又诚如温洽溢君博士论文《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典范的嬗变》（二○○二）第一章第一节劈头第一句，“中国的崛起不仅牵动了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时也使中国研究成为区域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但对我们这些身处“这一区域”的母语研究者而言，“劈头”遇见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者就是“海外汉学”这些年如何在中国成为“显学”，包括这“显”的真与伪。
“听邻居讲述自家的故事”实是需要健康心态的准备：借用佛典术语，那就是我们自己澄明、具足、圆融的“自性”丰沛。我们潜在的“我、法二执”（习见、成见、固执己见）几乎总在不知不觉中萌生破土。耐心倾听（而不是先入为主排斥）一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有些陌生与失实的声音，绝非毫无意义。例如这本《前朝梦忆》，尽管译者赋予它“浮华与苍凉”的名目，但就史氏的写作而言，母语读者还是能感到那份隔膜所形成的距离同时也含有某种客观。在史氏笔下，这个明末清初社会并不那么“浮华苍凉”，而是非常“繁丽和暖”。“好奇热闹”的心理视角是潜意识存在而很难尽释的。类似的话题设若出现在中国学人笔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根深蒂固的投入与激情都或多或少存在。“入情”赋予我们犀利深刻的同时也自有其遮蔽。再如异域学者某些细腻独特的关注，如史氏注意到张岱游记中少有仆役与船夫的声音（译本23页），对于此类these quiet（原著27页）的瞩目，是我们这些对等级社会习以为常的人很难体会到的。还有感叹张岱父子对侍妾无情轻薄的调侃（touch of levity，原著106页），洞见到那些可怜的女人在经济与情感上的双重脆弱（译本75—76页），也是我们麻木于多妻制度的华夏子孙不大关注的——甚至不知多少的华夏子孙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于“秦淮八艳”的金粉风流。诚如温洽溢君博士论文所言：“西方世界对‘他者’的形塑，往往投射出西方世界本身的现实境遇”，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的扩展，以及继之而起的帝国主义的力量横扫世界各地，‘现代性’普遍话语的逻辑逐渐取得中国研究领域的‘文化霸权’。中国的历史图像随之从稳定有序的理想异邦，退化成停滞不前的庞然帝国”。在此翻云覆雨的语境当中，人类认识的“真理性”与“客观性”或说“科学性”必然大受考验，保持反省的能力与张力因此必要。诚然，晚近以来“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潮与范式次第兴起，此类佳构已不断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呈现。需要更多反省的似乎仍然首先是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的母语研究者。例如这一风潮之起自然不能不提在中国比在海外更加大红大紫的柯文（Paul A.Cohen）之《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值得反省的自然就包括这种“大红大紫”。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最近两百年中国文明建构中诸多转型都是主动或被动“回应西方”的结果（余氏为刘正著《图说汉学史》所作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尽管肇端于汤因比（Toynbee）、大成于费正清（Fairbank）之“冲击－回应”模式据说理论上已经过时，现实中却未必——我们依然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幸福与兴奋中再次“回应”了“西方”。余先生更尝针对自己几十年来的阅读范围与体验获得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有些中国学人以汉文写成的‘国学’著作好像是十足的‘汉学’成品，而有些外国人以‘非汉语’发表的‘汉学’成绩反而体现了中国‘国学’的风格。”（同上）这是不容轻忽的感触。如今陆续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不少学子亦在深切关注这一处境，我深深希望有更多国内学者加盟这一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振兴的“自性”之旅：“屏息诸缘，勿生一念。正与么时，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六祖坛经·自序品》）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年九月版，30.00元）
众所周知，如上引文出自明末清初山阴士人张岱所著《夜航船·序》。之所以不惮其烦置于文首，乃为本文的论述对象、史景迁著《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中译本将这位僧人蕴藉的表态“伸伸脚”延伸解读为就此“走出船舱”（译本92页，原著126—127页）。诸如此类的误读或发挥，在该著并非一个无关痛痒的问题。
书评是我不太喜欢的一种文体，也写得少，因为每次忍心为他人辛劳吹毛求疵的时候我都必须面对更为揪心的煎熬：同为作者的我，自己的著述又在何种程度上经得住类似认真的拷问。此文同样属于催生—— 史景迁（Janathan D.Spence）的新著Return to Dragon Mountain: Memories of a Late Ming Man（published by the Penguin Group,2007）的台湾译本《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在大陆出版。因热心师友举荐作评，我重新回到阔别多年的晚明，认真校阅后，觉得有一点评述必要。
诚如译者温洽溢君在另一史景迁著述译作《康熙：重构一位中国皇帝的内心世界·译后记》（台北：时报文化出版社二○○五年版）中所言，史氏的作品“向来独步西方中国历史研究学界，且能赢得非历史学界读者的青睐”——译者并不忘提醒隔海相望的“我们”：“近来甚至在海峡彼岸引燃一片‘史景迁热’的阅读风潮。”类似评价，“史景迁作品系列”大陆版主编郑培凯、鄢秀两位先生，也已在丛书“总序”中再三揄扬了，所谓“文体自成一格，剪裁史料别具慧心”，“在不经意处，以生动的故事叙述，展现了历史人物与事件所能带给我们的历史文化思考”，甚至“把学术提升到美的范畴”（此为征引Theodore H.White之见）。按温洽溢君的具体分梳，则史氏妙笔生花的手段至少包括“奇绝的布局结构，以蒙太奇般的叙事手法，拼贴出真实与虚构交错的历史情境”，例如那本最称“滥觞”的《康熙》居然是通过皇帝本人“第一人称”叙事口吻展开。当然，史氏这种“创作手法”引起的质疑乃至非议也是众目共睹的：这是历史论著还是文学小说？记忆与遗忘是一体的两面，并非所有的记忆都会受到同等待遇。这似乎是历史书写的必然宿命，历史书写者需要对此保持足够的反省与警惕，虽然历史同样将因“当下”的介入而获得新鲜生动的生命。绝对“客观”既然根本不可能，史学的意义与方向又当何以表述？有关于此，郑培凯、鄢秀两先生也已在“总序”中阐发相当明确：近代史学先是受到十九世纪兰克学派影响，在历史研究领域强调学科实证，以考辨史实为主要任务，这一追求导致史学成为长篇累牍的饾之学。学术机构的产业化、学术分科的专业化、学术专业的职场化、专业评核的数据化……一系列“现代社会”的程序运作使得“文化学术的理想转为薪酬饭碗的优渥”，严肃而有才华的史学家也往往不得不随波逐流，“把全副精神放在历史学科制度的规范要求上面”。到了二十世纪后半叶，人类的有限认识再度风水轮流转，历史研究的科学性、客观性搬起石头砸了自己脚面，“观点”与“问题意识”主导了探讨，历史研究似乎沦为了文化批判与意识形态的战斗场域。
诸如此类的“反正”几成“轮回”，似乎成为永远无法抵达而只能永恒靠近的“故国故都”样的望乡，但人类生活真相或本就如此。无论如何，让我们时刻保持“反省”，反省我们自己的一言、一行、一思。
这本《前朝梦忆》的主人公张岱，小品写作成就历来被视为这一文体的艺术高峰。郑振铎先生《插图本中国文学史》中将《陶庵梦忆》、《西湖梦寻》视为空前精绝的“明末散文坛最高成就”、“其笔力的尖健，几透出于纸背”。稍对语言学有所知解的读者大抵都会在不同程度承认“美文”之不可译性。这意味着翻译工作乃是“创作”一种，美妙的译作归功于译者对外语与母语高超的双重驾驭能力。广西师大这一译本，译者典雅秀美、流丽清润又不乏幽默诙诡的语言表达，堪为史景迁的研究增光添彩，畅达的译笔使得来自异域的晚明小品作家研究十分接近张岱的“气质”：那种精致、温和、轻盈、干净而又顾盼自雄，自负、自喜与自愧相纠相结。正如《康熙》封底出版方所言，“译者付出庞大心力，费心查索，一字一句皆细细推敲，还原成古雅精炼的文体”。温洽溢君的辛苦考索与用心润色是不容埋没的，也必须表彰。
至于史景迁的研究本身，一位异域研究者研读中国古典文体尤其晚明小品这种精灵剔透、点染晕抹、追求“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文字，难度可想而知——就算母语为中文的我们、即使我们中受过“高等教育”乃至“学术训练”的一批，“研读中国古典文体”的“难度”照样“可想而知”。作为中国人，我们确实不应过分苛责海外汉学著述中必然大量存在的文献解读的偏差乃至误会。这其中原因复杂。有汉语水准问题，更有知识背景导致的理解分歧问题。犹如我们中国人的“西方文化研究”放到彼域读者眼中亦难免多“掩口胡卢而笑”的命运——值得警醒的，是这些年来国内学界于此未必就有十分客观切身的反省。
此处我所想做出的忠告是：请任何阅读海外汉学著述的读者，务必亲自接触一下原始文献，哪怕只是针对一本书做一次文献还原之旅，即足以调整国人面对海外汉学著述当有的态度与责任。既然史景迁先生的著述被视为“严谨的历史考证”（郑、鄢《总序》），尤其该书“对张岱的生平与生活细节做了详实的描述”（张则桐：《张岱探稿》），那么下面我要做的主要工作，就是仅对《前朝梦忆》中涉及的基本史料的引证与释读逐页做一基本校核（限于篇幅，以《陶庵梦忆》为主，必要时兼及其他）。为读者回校方便，假如出现的问题中译与原著一致，只标示译本出处；假如问题的出现源于中译对原著或史料把握不当，则同时标示译本与原著出处。
译本十五页，第一章第一句“张岱居处前有广场”，某种程度即可断为表达不确。此段资料出自《秦淮河房》（《陶庵梦忆》卷四），这里既非绍兴人张岱的“长期居处”，原文写照其实也非其“临时居处”，而只是对秦淮风月的普遍描述。
十八页写到张岱如何找寻“兰雪茶”最佳饮用方式，但回查《兰雪茶》原文（《陶》卷三），茶艺甚精的张岱主要彰显的是“兰雪茶”的具体制作方法。接下来作者又写张岱“钻研各种兰雪茶的饮法”，这一判断大谬。该段资料实则出自《乳酪》（《陶》卷四），品味尖新的张岱嫌“乳酪自驵侩为之，气味已失，再无佳理”而亲自操刀，乳中加煮“兰雪茶汁”仅为制法一种——按照史氏的解读，设若“兰雪茶的饮法”竟可以在茶中加入酒、豆粉、盐之类佐料还要煎、炒、研……真可堪为“茶厄”。这段引文更重要的错误还在，将烹调秘诀深锁密固“虽父子不轻传”的实不是张岱本人，而是“苏州过小拙”，作者弄错了整段文字的主语。十九页让张岱感叹“福德与罪孽正等”的也不是“水源流通之理”（how water circulated），而是“居园者”的德行水准（《陶》卷七《寓公谷》）——但这一错误却是译者疏漏造成，原著本有主语“those who live in a garden”（20页）。
第一章比这更严重的误解很多。关于名妓王月生的描绘，诸多细节与猜度均不准确（译本28—29页。读者可参阅《陶》卷二《燕子矶》、卷八《王月生》等多处描绘），甚至没有弄清“朱氏”与“曲中”的关系，更错解了“曲中”的含义，读者可参读余怀《板桥杂记序》及上卷《雅游》、《珠市名姬附见》中对晚明金陵风月场何谓“南市、珠市、旧院（曲中）”的具体说明。作者隆重引用的那首诗《曲中妓王月生》，见《张子诗》卷三，收入《张岱诗文集》（上海古籍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读者可自行查阅领会张岱意旨后再回读作者释文，闵老子显然不是张岱鉴赏妓女的“知音”，王月生“三十年不衰”的魅力也更像作者记忆偏差，至少诗中绝无此言。最重要的是，“余惟对之敬畏生，君谟嗅茶得其旨。但以佳茗比佳人，自古何人见及此”中的“君谟”，史景迁先生释作张岱的“朋友”（译本29—30页），鄙意以为：此人当为“宋四家”之一、写过《茶录》、强调“茶有真香，恐夺其真”的蔡襄（字君谟）。这也正与“从来佳茗似佳人”之典出自“宋四家”另一人苏轼旗鼓相当。
本章他处，例如“过剑门”之典、关于张家楼船演出始末，描述与解读也都有严重的史料误读甚至事实颠倒（译本32页。读者可参阅《陶》卷七《过剑门》、卷八《楼船》）。这组演剧资料中最荒谬的错误，是将《刘晖吉女戏》（《陶》卷五）之“刘晖吉”理解为一个善于“反串”的张家戏班家姬（译本32页，原著43页却全用“her”）。实际刘乃晚明名士（名光斗，明天启五年进士，官浙江绍兴府推官，《武进阳湖县志》有载），其家声伎甚著，张岱《快园道古》卷十五曾记其事。
至于针对张岱小品最具神韵之作如《湖心亭看雪》、《西湖七月半》（分见《陶》卷三、卷七）诸篇在self conscious与self-absorbed之间做出的勾连与解读（译本24页，原著28—29页），是很难得到汉语读者认同的，尤其对中国艺术所谓“有我之境”、“无我之境”略有知解的读者。但此类释读确属情有可原，犹如涉及《扬州瘦马》（《陶》卷五）时作者自行将“如学字者，一字写至百至千，连此字亦不认得”转译为like writing the same exercises in your practice book（原著33页，译本26页），属于不同语境中难免发生的偏差与改写。但第一章述及张岱与古琴以及蹴鞠渊源的时候（译本20、21页），我很佩服作者整合不同出处资料的丰富想象与宏大气魄——即使在《陶庵梦忆》中，这也至少要涉及卷二《绍兴琴派》、卷三《丝社》、卷四《严助庙》、卷八《范与兰》等诸多篇什，但这种丰富与创意让文本叙述的确更近乎“小说”而远离了“信史”。这并非指向作者文章体例的风格，而是他使用与剪裁乃至臆断材料的方式，某些无中生有的粘连。我相信这更多源于作者对史料细节把握的某些隔膜而非有意造伪。例如书中讲到范与兰学琴“究竟终无一字，终日抚琴，但和弦而已”的局面，放在已有陶渊明“无弦琴”传统在先的中国，实则别有名士况味，而非一味针砭；张岱之于蹴鞠的关注显然不能等同于他对斗鸡的投入，张家戏班中有人善于蹴鞠亦同张岱之“精研唱腔、身段、扮相”构不成因果关系。这些描绘，在逻辑上并无不通，却违背原典的真实表述。再如书中讲到张岱童年在放生池的经历，将之与其成年后看潮观感联系（译本16—17页，参阅《陶》卷六《曹山》、卷三《白洋湖》），也难免过度诠释。“蟹会”（译本22页）一节意犹如此——不过这类问题首先要责怪远在晚明的张岱把螃蟹吃得太麻烦，犹如之前他把茶喝得太繁琐，均让后世友邦学者陷入困顿。
类似的问题比比皆是。译本五十二页“黄氏湖山”解读是否准确，读者可回查《陶》卷一《奔云石》自行校勘。将张联芳精舍与张岱“儿时怡寄，常梦寐寻往”的“悬杪亭”混为一谈（译本68页，《陶》卷七《悬杪亭》）是显而易见的错误。将“铁梨木天然几”误会成“天然硬木桌”，或将石璞“石罅中光射如鹦哥祖母，知是水碧”简化为“其色清澄”（译本67—68页，《陶》卷六《仲叔古董》），未免贻笑名物方家（这类错谬，严格讲，译者当承担一定纠错责任）。
限于篇幅，本文资料考索止于第一章，但其他篇章同样让人难以放心。如第三章提到张岱之父妾周氏而称其为“内妾”（译本75页），读来实在可疑，回查原著，作者使用的是bed chamber concubine（原著105页），我一度怀疑此处是否当译为“内宠”，直到复查张岱原文至“先宜人去世，先子内妾周氏”（《家传》，收入《琅文集》卷四），这一疑惑方才拨云见日：“内妾”乃是“纳妾”！通假造成了作者与译者的双重困惑。再如第八章涉及《祁止祥癖》（《陶》卷四），“阿宝”是一只“宠物鸟”还是一个小厮（译本163页，原著231页谓为pet songbird。然原文“此西方迦陵鸟”恐为比喻，“娈童崽子”才是题眼）也是需要读者深究的。张岱另有诗《寿祁止祥八十》（《张子诗》卷四），读者可借此了解祁氏的梨园癖而不是宠物癖。还有迥异于书中其他人物一直以谥号“文恭”称呼张岱曾祖（元忭），显得不合体例，也与全文不一致。只有在全书接近尾声时（译本181页。“张文恭”首次出现则在44页）才用一双括号首次标示两个名字关系，未免太晚。
书中还有些比较明显的误译，会给中文阅读造成乖谬之感。例如言及《二十四桥风月》（《陶》卷四）时称，深夜尚有“二三十名妓女留在妓院”（译本25页），此处“妓院”于上下文均无着落。回查原著，则at their posts意译当为“站关”，即（歪妓）仍在拉客，若果直译，当为前文所谓“倚徙盘礴于茶馆酒肆之前”——惟“妓院”不通。类似的，译本二十一页“上品斗鸡应如机械”，显然更应被译出的是“呆若木鸡”（a wooden gamecock）这一成语。对于强调对敌战术要“虚其心，实其腹，弱其志，强其骨”的传统中国，“机械”的翻译未免大用茫然。接下来“awaited victory”译为“冷静克敌”似不如“后发制人”，再下文少译一句“feet‘straight and large’”（原著23页）。此版中译还有些文字错误，不具列。
六十五页作者诧异张岱直笔记载与张家有姻亲关系的长辈朱赓转世因缘为“怪事”（见《陶》卷三《逍遥楼》），将“后身”谬为“附身”也属译者疏忽，reincarnation显然更当译为“转世之后身”。不过，对张岱好友秦一生之死的解释（译本96—97页），就是作者疏离于深受佛教思想浸浴的张岱的内心世界了。书中误解或困惑于张岱的宗教倾向的判断不止一处（如译本87、96、97页），与其说这是因为张岱本人行文模糊或出于嘲讽，还不如说是作者隔膜于中文语境的“雾里看花”，尤其针对信仰倾向十分复杂微妙的晚明士人心态。读者不妨于收入《琅文集》卷二的《岱志》、《海志》诸文作中自我涵泳。张岱虽在《自祭文》中自嘲“学仙学佛”俱不成，但他也坦然承认“好参禅”（《祭周伯》）。有关于此，简瑞铨君《张岱〈四书遇〉研究》特意著《张岱与佛教因缘》（台北：花木兰文化出版社二○○八年版）一节发明之。读者可参。
我很抱歉作为一个无论汉语阅读还是专业研究理应精熟的读者对一本外文著述如此不够宽和，尤其史景迁乃学界耆儒与长者——但假如把握传记人物的心性层次与生存处境必然要通过此类细节层层展开，则我的挑剔也许并非多事。尤其假如史景迁著述的读者跨越了学界藩篱，为很多非专业读者所欢迎，则此类问题更不容忽视，产生的影响亦不易消除：《张子诗》、《琅文集》、《四书遇》或《石匮书》对非专业读者未免陌生也不便找寻，期望他们去一一还原引文是过分奢侈了。
张岱是天才的小品作手，有着迥超流俗的艺术品鉴与表达能力，这在他笔下俯拾皆是，也惟其如此，他充满反讽、冷嘲、含蓄隽永的风格，对于异域读者，难免造成种种理解上的困难。例如张岱《自题小像》中说“功名耶，落空；富贵耶，如梦；忠臣耶，怕痛。锄头耶，怕重。著书二十年耶，而仅堪覆瓮！之人耶，有用没用？”八十一岁所写《蝶庵题像》更说：“嗟此一老，背鲐发鹤。气备四时，胸藏五岳。禅既懒参，仙亦不学。八十一年，穷愁卓荦。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沉醉方醒，噩梦始觉。忠孝两亏，仰愧俯怍。聚铁如山，铸一大错。”这些悲苦交加辛酸并陈同时又有某种戏谑与超脱的语词，认真诠释并不容易，即使使用中文也是如此——中文高境历来指向“得鱼忘筌”、“得意忘言”乃至“不立文字，传佛心印”，迷恋禅宗的晚明文人更将此意推陈出新。在语言失效的极地，经常狼狈的是后世我人。
长期以来抑或今后很久，“寻找现代中国”依然将成为东西学界一起忙得不亦乐乎的课题——而东方（中国）此种热情很大程度正是来自对西方的借鉴、学习、模仿乃至跟风，诚如译者温洽溢君曾经参与的一本书《从临摹到反思：我国社会科学博士对欧美知识与体制的回应》，题目就揭载了“长期以来抑或今后很久”中国学界某种还在延宕的命运。又诚如温洽溢君博士论文《论西方当代中国研究典范的嬗变》（二○○二）第一章第一节劈头第一句，“中国的崛起不仅牵动了新世纪国际政治经济格局的变化，同时也使中国研究成为区域研究中的一门‘显学’”，但对我们这些身处“这一区域”的母语研究者而言，“劈头”遇见的另外一个问题，或者就是“海外汉学”这些年如何在中国成为“显学”，包括这“显”的真与伪。
“听邻居讲述自家的故事”实是需要健康心态的准备：借用佛典术语，那就是我们自己澄明、具足、圆融的“自性”丰沛。我们潜在的“我、法二执”（习见、成见、固执己见）几乎总在不知不觉中萌生破土。耐心倾听（而不是先入为主排斥）一种不同的声音，甚至是有些陌生与失实的声音，绝非毫无意义。例如这本《前朝梦忆》，尽管译者赋予它“浮华与苍凉”的名目，但就史氏的写作而言，母语读者还是能感到那份隔膜所形成的距离同时也含有某种客观。在史氏笔下，这个明末清初社会并不那么“浮华苍凉”，而是非常“繁丽和暖”。“好奇热闹”的心理视角是潜意识存在而很难尽释的。类似的话题设若出现在中国学人笔下（无论大陆还是台湾），根深蒂固的投入与激情都或多或少存在。“入情”赋予我们犀利深刻的同时也自有其遮蔽。再如异域学者某些细腻独特的关注，如史氏注意到张岱游记中少有仆役与船夫的声音（译本23页），对于此类these quiet（原著27页）的瞩目，是我们这些对等级社会习以为常的人很难体会到的。还有感叹张岱父子对侍妾无情轻薄的调侃（touch of levity，原著106页），洞见到那些可怜的女人在经济与情感上的双重脆弱（译本75—76页），也是我们麻木于多妻制度的华夏子孙不大关注的——甚至不知多少的华夏子孙至今还在津津乐道于“秦淮八艳”的金粉风流。诚如温洽溢君博士论文所言：“西方世界对‘他者’的形塑，往往投射出西方世界本身的现实境遇”，十九世纪以来“随着欧洲资本主义势力在全球的扩展，以及继之而起的帝国主义的力量横扫世界各地，‘现代性’普遍话语的逻辑逐渐取得中国研究领域的‘文化霸权’。中国的历史图像随之从稳定有序的理想异邦，退化成停滞不前的庞然帝国”。在此翻云覆雨的语境当中，人类认识的“真理性”与“客观性”或说“科学性”必然大受考验，保持反省的能力与张力因此必要。诚然，晚近以来“在中国发现历史”的思潮与范式次第兴起，此类佳构已不断在海外汉学研究领域呈现。需要更多反省的似乎仍然首先是我们这些“身在此山中”的母语研究者。例如这一风潮之起自然不能不提在中国比在海外更加大红大紫的柯文（Paul A.Cohen）之《在中国发现历史》（Discovery History in China: American Historical Writing on the Recent Chinese Past）——值得反省的自然就包括这种“大红大紫”。诚如余英时先生所言，最近两百年中国文明建构中诸多转型都是主动或被动“回应西方”的结果（余氏为刘正著《图说汉学史》所作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五年版），尽管肇端于汤因比（Toynbee）、大成于费正清（Fairbank）之“冲击－回应”模式据说理论上已经过时，现实中却未必——我们依然在“在中国发现历史”的幸福与兴奋中再次“回应”了“西方”。余先生更尝针对自己几十年来的阅读范围与体验获得一种“非常奇异的感觉”：“有些中国学人以汉文写成的‘国学’著作好像是十足的‘汉学’成品，而有些外国人以‘非汉语’发表的‘汉学’成绩反而体现了中国‘国学’的风格。”（同上）这是不容轻忽的感触。如今陆续从欧美留学归来的不少学子亦在深切关注这一处境，我深深希望有更多国内学者加盟这一中国文化的研究与振兴的“自性”之旅：“屏息诸缘，勿生一念。正与么时，个是明上座本来面目？”（《六祖坛经·自序品》）
（《前朝梦忆：张岱的浮华与苍凉》，史景迁著，温洽溢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二○一○年九月版，30.00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