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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4年10月28日，著名作家、教育家、编辑出版家、社会活动家叶圣陶，出生在苏州城内悬桥巷一个平民家庭。
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后，叶圣陶与鲁迅、茅盾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翌年，加入鲁迅、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6月，他与鲁迅、夏丏尊、郑振铎、洪深、沈起予等40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同年10月，他与鲁迅、茅盾、郭沫若、夏丏尊、谢冰心、巴金等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45年，他被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选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接替老舍主持文协总会的日常工作。
1949年4月上旬，叶圣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建人、胡绳）。同年9月，他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曾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
叶圣陶196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就与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合作。他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撰写文章，发表演说，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争取民主自由，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理想，使他和民进的创始人马叙伦、周建人、雷洁琼等人志同道合，相互呼应，相互支持。1949年，叶圣陶更与马叙伦、周建人、徐伯昕等密切协作，共同为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方兴未艾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79年，叶圣陶在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六届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主席。1987年出于健康原因，辞去中央主席职务，任名誉主席，直至1988年去逝。享年94岁。
以特有的人间关怀，描写着灰色卑琐的人生
1943年茅盾在《祝圣陶五十寿》一文中说：“五四时期，圣陶是最早发表小说的一人。小说集《隔膜》等数种，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他的深入地观察，谨严的体裁，曾经而且继续在教育着年轻的一代。”《剑鞘》、《脚步集》等散文集中的散文被誉为“散文中最高的典型，创作中最正当的规范”（苏雪林语）、高中生“最为适当”的“作散文的模式”（郁达夫语）；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语），改写了我国童话界“言必丹麦”的历史；1921年在《晨报副刊》发表的40则“文艺谈”，是我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较早出现的理论专著，为新文学理论的孕育起了拓荒的作用；“扛鼎”之作长篇《倪焕之》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
1918年12月2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6号发表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新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作人语）。由于有“人的文学”和“辟人荒”的倡导，我国的新文学中才有了“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农民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一个“人”字，以及与“人”字相呼应的“我”字，才得以成为“五四”文学思潮中最激昂的音符。
叶圣陶1919年2月14日创作的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在《新潮》1卷3号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反响，鲁迅尤为赞赏。他在4月16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说：“《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 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写我国劳动妇女“非人的生活”。小说中的“伊”，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1919年3月，在水乡甪直镇执教的叶圣陶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倾向于新文化、新学术的团体“新潮社”。1921年1月4日，与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12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已经从一般的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文学研究会的成立，预示着“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叶圣陶以他特有的人间关怀和创作理念，“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呼唤人的觉醒。
从1919年到1949年，叶圣陶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长篇小说《倪焕之》，新诗合集《雪朝》（与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等8人合著），童话集《稻草人》，儿童歌剧《风浪》等著作。尤其是《隔膜》，顾颉刚在《〈隔膜〉序》中评价说，这个集子“是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是很可纪念的”。
拯救新文学，“逼”出了一个“沈从文”
巴金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路，做不了作家；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丁玲回忆叶圣陶指点他修改自己的小说的往事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了。”施蛰存说：“1928年初我写的小说《绢子》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对我的鼓舞很大，从此我就脱离了鸳鸯蝴蝶派刊物，挤进新文学运动的队伍。”
叶圣陶发表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成就了这几位作家，也拯救了文学研究会，拯救了新文学，把被白色恐怖打得七零八落的创作队伍重新组织起来，汇集到“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叶圣陶语）口号下，相互尊重和认同，推动新文学的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赴欧洲游学，叶圣陶接编《小说月报》，先后发表过茅盾的中篇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巴金的成名作《灭亡》，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和代表作《莎菲女士日记》，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施蛰存的新小说《绢子》，还有沈从文的一系列小说等等，在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写下了璀璨的一页。
沈从文被视为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是自学成才的典范。研究者都会以为沈从文那些风格独特、自然、轻灵、隽永的作品是他发奋“写”出来的，可沈从文却说他的创作常常是被编辑“逼”出来的。他所列举的“编辑”中就赫然写着“叶圣陶”的大名。 1927年6月，叶圣陶在来稿中读到沈从文的短篇《我的邻》，觉得这个短篇写得很有特色，就约请他多为《小说月报》写稿。到1928年年底，经叶圣陶之手，沈从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的邻》、《在私塾——一个老退伍兵的自述之一》、《或人的太太》、《柏子》、《雨后》、《诱讵》、《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7个短篇，还发表了新诗《想——乡下的雪前雪后》。1928年年底，叶圣陶把《小说月报》交还给郑振铎主编，但仍帮他向沈从文拉稿，直到1932年“一·二八”《小说月报》因商务印书馆遭战火焚毁为止。从1929年初到1932年“一·二八”的三年里，沈从文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有《说故事人的故事》、《会明》、《菜园》、《夫妇》、《同志的烟斗故事》、《萧萧》、《血》、《楼居》、《丈夫》、《微波》、《逃的前一天》、《薄寒》、《山道中》、《医生》、《虎雏》等。也正是因为这样，沈从文对叶圣陶由衷地感念。
当时的书评家李同愈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说：“以甲辰的笔名开始，从北京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小说以后，沈从文的短篇才引起了大多数读者的注意。许多学习写作的年轻人也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调子来，我就是其中一个。”可见叶圣陶的提携对于沈从文的成长多么重要。
冒着风险，与反动派“站在两边儿”
叶圣陶觉得他离不开“家”，斩断不了“个人利益”，还够不上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叶圣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共产党人始终是由衷地敬仰的。诚如新华社在叶圣陶逝世后发表的《叶圣陶同志生平》中所说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叶圣陶“就是党的亲密朋友”。他与沈雁冰、沈泽民、杨贤江、侯绍裘、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都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23年3月底4月初，沈雁冰参加了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回到上海，接替恽代英担任上海“交通局”主任，从事革命宣传工作。那时叶圣陶的住宅仁馀里28号门上钉着“文学研究会”的牌子，沈雁冰看中了叶宅这个“公开身份”，就托叶圣陶为他收取信件，凡是信封上写着“钟英先生收”的，收捡在一旁，转交给沈雁冰。“钟英”系“中央”的谐音。“五卅”前后，仁馀里28号又成了共产党人与“左派”的秘密联络点。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常在这里开会。
“五卅”惨案中，同胞的鲜血使叶圣陶认识到：谋求社会改革，首先是要联合起来。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入党救国”的口号颇为流行。在沈雁冰、杨贤江等共产党人的劝导下，叶圣陶和胡墨林以他们特有的真诚，抱着要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伟业的宏愿，庄严地走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成了中国国民党“左派”队伍中的一名战士，与沈雁冰、杨贤江、侯绍裘等共产党人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还分别担任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站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前沿。
在那“革命犯禁”、“红色犯禁”的白色恐怖中，叶圣陶不怕“犯禁”，把一些煸动性很强、政治色彩很浓、思想很峻急的文章刊登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广阔的襟怀，分明的爱憎，使叶圣陶淡化了你你我我、恩恩怨怨，执着地坚信他与“太阳社”和“创造社”作家们“还是在同一的地位”，竭尽所能，相互助援，冒着风险真诚地与他们革命文艺的主张“认同”。1931年12月19日，鲁迅将他翻译的法捷耶夫小说《毁灭》赠与叶圣陶，并惠书云：“聊印数书，以贻同气，可谓‘相濡以沫’，殊可哀也。”
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回到上海，接替老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在反内乱、争民主的斗争中做了许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比如1946年6月23日，叶圣陶与周建人、许广平和上海各界群众到上海火车站欢送马叙伦等9位代表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到南京请愿。后马叙伦等在南京下关车站遭特务殴打，叶圣陶投书《大公报》、《文汇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暴行。再如这一年，他代表文协总会悼念民主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夏丏尊，哀悼李公朴、闻一多，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可说的事很多，用叶圣陶自己的话说与反动派“站在两边儿”。
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叶圣陶把自己的教育思想归纳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一警句，提倡诱导和启发，使学生主动学习，培养自学能力，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的目标境界。这是叶圣陶毕生探索的结晶，是我国现代教育宝库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革”时期，叶圣陶被造反派戴上了“文教界封资修的祖师爷”、“一贯反对党的领导的漏网大右派”的帽子，遭到“铁扫帚战斗组”的“横扫”。“文革”结束后，叶圣陶担任教育部顾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叶圣陶虽然“耳失其聪，目失其明”，但他壮心不已，仍然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与教育界的朋友研讨教育问题，接待来访的师生，勤伏书案，抒写关于教育问题的《晴窗随笔》，满腔热忱地关注着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由衷地希望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叶圣陶认为：教育的重点在“育”；所谓“育”，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德育，就是要培养优良的品德和行为的习惯；智育，就是要养成不断探求知识的好习惯；体育，就是要养成注意卫生和锻炼身体的习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学生学。“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换句话说，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主要的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把学习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受用一辈子。叶圣陶说：“以其欲达到不需要教，故随时宜注意减轻学生的依赖性”、“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我想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
1981年11月，叶圣陶知道社会上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搞“加班加点”、“题海战术”、“统考统测”，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于是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词意恳切的《我呼吁》，恳请教育界和社会各方面一同来纠正这种背离党的教育方针的不良风气。叶圣陶认为：片面追求升学率不仅忽视了德育、体育，也忽视了智育；德、智、体三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忽视了思想品德、趣味情操、理想意志的德育培养，学习科学就会缺少必要的正当的动力；忽视了体育的锻炼，没有健康的体魄，就会缺少智力的高度发展、攀登科学高峰所必须的生理上的物质基础。单就智育来说，用那些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以死记硬背为主的，单调重复，异常繁重的作业，把孩子们的时间精力完全占用掉，把孩子们的脑子塞得满满的，把他们获取知识的路径限制在狭窄的领域，使他们本来非常丰富活泼的联想、想象、推理思考的能力得不到一点自由驰骋的发挥，把他们智力成长、发展的生机压下去，这实际上是对孩子们智力的摧残。片面追求升学率，以“智”害德，以“智”害体，以题害智。叶圣陶在《我呼吁》中说：“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我呼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叶圣陶参加了“上海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并准备下毒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盛情邀请他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转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
1949年1月7日，叶圣陶偕胡墨林秘密离沪，绕道台北进入香港。2月28日，叶圣陶从香港乘船动身去解放区，同行北上的共27人，“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絅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叶圣陶《〈北上日记〉小引》）。3月1日深夜，叶圣陶在船上作了诗《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诗云：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叶圣陶在诗中说他离沪南行，至香港北上，最可欣庆的是“同舟”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为了催促新中国的诞生，他像背一筐土去堆山似的，怎肯落在别人后头呢？像一条小溪一样流归大海，真是再高兴没有了。只因自己没有才能，今后怎样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不怕难为情，把自己志向告诉“同舟诸公”。同船的朋友都说写得好。柳亚子、陈叔通、张季龙、宋云彬都有和作，共抒“奔赴新邦”、共谋“国是”、“追求真理、不甘落后”的意愿和情怀。柳亚子和诗云：
栖息经年快壮游，敢言李郭附同舟。
万夫联臂成新国，一士哦诗见远谋。
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卅年匡齐惭无补，镜里头颅只自羞。
诗中的“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两句诗，是称赞叶圣陶的，说他一定能胜任建设新中国这“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柳亚子说得对极了，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5年的奋进历程，可以用他的两句诗“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来概括，也可以用柳亚子的一句诗“渊默能持君自圣”来描述。叶圣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他爱国敬业，仗义守信，笃于友情，平易谦和，诚朴敦厚，谨言慎行，敢于创新，坚持真理，奉公廉洁，无私奉献。叶圣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朴素无华的一生，却有着令人高山仰止的人格风范。
1932年“一·二八”沪战爆发后，叶圣陶与鲁迅、茅盾等发表《上海文化界告世界书》、《为抗议日军进攻上海屠杀民众宣言》。翌年，加入鲁迅、宋庆龄发起组织的中国民权保障同盟。1936年6月，他与鲁迅、夏丏尊、郑振铎、洪深、沈起予等40人发起成立中国文艺家协会。同年10月，他与鲁迅、茅盾、郭沫若、夏丏尊、谢冰心、巴金等联合发表《文艺界同仁为团结御侮与言论自由宣言》。1945年，他被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选为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接替老舍主持文协总会的日常工作。
1949年4月上旬，叶圣陶任华北人民政府教科书编审委员会主任（副主任为周建人、胡绳）。同年9月，他被推举为全国政协委员，并曾先后担任国家出版总署副署长、教育部副部长等职务。
叶圣陶1962年加入中国民主促进会。事实上，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就与中国民主促进会开始合作。他积极投身爱国民主运动，撰写文章，发表演说，揭露和抨击国民党反动当局内战、独裁、卖国的罪行。争取民主自由，建设新中国的共同理想，使他和民进的创始人马叙伦、周建人、雷洁琼等人志同道合，相互呼应，相互支持。1949年，叶圣陶更与马叙伦、周建人、徐伯昕等密切协作，共同为新中国的成立、新中国的建设和新中国方兴未艾的文化、教育、出版事业作出了杰出的贡献。
1979年，叶圣陶在民进第四次全国代表大会上当选为第六届民进中央副主席。1984年，出任民进中央代主席，同年12月当选主席。1987年出于健康原因，辞去中央主席职务，任名誉主席，直至1988年去逝。享年94岁。
以特有的人间关怀，描写着灰色卑琐的人生
1943年茅盾在《祝圣陶五十寿》一文中说：“五四时期，圣陶是最早发表小说的一人。小说集《隔膜》等数种，实为中国新小说坚固的基石。他的深入地观察，谨严的体裁，曾经而且继续在教育着年轻的一代。”《剑鞘》、《脚步集》等散文集中的散文被誉为“散文中最高的典型，创作中最正当的规范”（苏雪林语）、高中生“最为适当”的“作散文的模式”（郁达夫语）；童话集《稻草人》，“给中国童话开了一条自己创作的路”（鲁迅语），改写了我国童话界“言必丹麦”的历史；1921年在《晨报副刊》发表的40则“文艺谈”，是我国现代文艺理论史上较早出现的理论专著，为新文学理论的孕育起了拓荒的作用；“扛鼎”之作长篇《倪焕之》的出版，标志着我国现代长篇小说走向成熟。
1918年12月25日，周作人在《新青年》第5卷6号发表的《人的文学》，是“当时关于新文学内容的一篇最重要的宣言”（周作人语）。由于有“人的文学”和“辟人荒”的倡导，我国的新文学中才有了“人的发现”、“妇女的发现”、“农民的发现”、“儿童的发现”，一个“人”字，以及与“人”字相呼应的“我”字，才得以成为“五四”文学思潮中最激昂的音符。
叶圣陶1919年2月14日创作的短篇小说《这也是一个人？》在《新潮》1卷3号上发表后，立即引起反响，鲁迅尤为赞赏。他在4月16日《致傅斯年》的信中说：“《新潮》里的《雪夜》、《这也是一个人？》、《是爱情还是苦痛》（起首有点小毛病），都是好的。上海的小说家梦里也没有想到过。这样下去，创作很有点希望。” 叶圣陶的《这也是一个人？》，写我国劳动妇女“非人的生活”。小说中的“伊”，是我国现代文学史上最早出现的劳动妇女的形象。
1919年3月，在水乡甪直镇执教的叶圣陶加入北京大学学生组织的倾向于新文化、新学术的团体“新潮社”。1921年1月4日，与周作人、朱希祖、耿济之、郑振铎、瞿世英、王统照、沈雁冰、蒋百里、郭绍虞、孙伏园、许地山等12人发起的文学研究会在北京中山公园来今雨轩正式成立，这是我国新文学史上的一件大事，标志着新文学运动已经从一般的新文化运动中分离出来，形成一支独立的队伍。文学研究会的成立，预示着“一个普遍的全国的文学活动开始到来”。叶圣陶以他特有的人间关怀和创作理念，“冷静地谛视人生，客观地写实地描写着灰色的卑琐人生”（茅盾《中国新文学大系小说一集·导言》），呼唤人的觉醒。
从1919年到1949年，叶圣陶先后出版了短篇小说集《隔膜》、《火灾》，长篇小说《倪焕之》，新诗合集《雪朝》（与周作人、朱自清、俞平伯等8人合著），童话集《稻草人》，儿童歌剧《风浪》等著作。尤其是《隔膜》，顾颉刚在《〈隔膜〉序》中评价说，这个集子“是汇刊个人的新体小说的第一部，是很可纪念的”。
拯救新文学，“逼”出了一个“沈从文”
巴金说，“倘使叶圣陶不曾发现我的作品，我可能不会走上文学的路，做不了作家；很有可能我早已在贫困中死亡”。丁玲回忆叶圣陶指点他修改自己的小说的往事说：“要不是您发表我的小说，我也许就不走这条路了。”施蛰存说：“1928年初我写的小说《绢子》在革新后的《小说月报》上发表，这对我的鼓舞很大，从此我就脱离了鸳鸯蝴蝶派刊物，挤进新文学运动的队伍。”
叶圣陶发表这些作品，不仅仅是成就了这几位作家，也拯救了文学研究会，拯救了新文学，把被白色恐怖打得七零八落的创作队伍重新组织起来，汇集到“写这个不寻常的时代”（叶圣陶语）口号下，相互尊重和认同，推动新文学的发展。
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郑振铎赴欧洲游学，叶圣陶接编《小说月报》，先后发表过茅盾的中篇处女作《幻灭》、《动摇》、《追求》，巴金的成名作《灭亡》，丁玲的处女作《梦珂》和代表作《莎菲女士日记》，戴望舒的成名作《雨巷》，施蛰存的新小说《绢子》，还有沈从文的一系列小说等等，在现代文学史和出版史写下了璀璨的一页。
沈从文被视为自从新文学运动开始以来所出现的最好的作家之一，是自学成才的典范。研究者都会以为沈从文那些风格独特、自然、轻灵、隽永的作品是他发奋“写”出来的，可沈从文却说他的创作常常是被编辑“逼”出来的。他所列举的“编辑”中就赫然写着“叶圣陶”的大名。 1927年6月，叶圣陶在来稿中读到沈从文的短篇《我的邻》，觉得这个短篇写得很有特色，就约请他多为《小说月报》写稿。到1928年年底，经叶圣陶之手，沈从文在《小说月报》上发表了《我的邻》、《在私塾——一个老退伍兵的自述之一》、《或人的太太》、《柏子》、《雨后》、《诱讵》、《第一次作男人的那个人》等7个短篇，还发表了新诗《想——乡下的雪前雪后》。1928年年底，叶圣陶把《小说月报》交还给郑振铎主编，但仍帮他向沈从文拉稿，直到1932年“一·二八”《小说月报》因商务印书馆遭战火焚毁为止。从1929年初到1932年“一·二八”的三年里，沈从文在《小说月报》发表的小说有《说故事人的故事》、《会明》、《菜园》、《夫妇》、《同志的烟斗故事》、《萧萧》、《血》、《楼居》、《丈夫》、《微波》、《逃的前一天》、《薄寒》、《山道中》、《医生》、《虎雏》等。也正是因为这样，沈从文对叶圣陶由衷地感念。
当时的书评家李同愈在《沈从文的短篇小说》一文中说：“以甲辰的笔名开始，从北京寄到上海的《小说月报》发表了小说以后，沈从文的短篇才引起了大多数读者的注意。许多学习写作的年轻人也不知不觉地模仿起他的调子来，我就是其中一个。”可见叶圣陶的提携对于沈从文的成长多么重要。
冒着风险，与反动派“站在两边儿”
叶圣陶觉得他离不开“家”，斩断不了“个人利益”，还够不上一个共产党员的条件。叶圣陶没有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对共产党人始终是由衷地敬仰的。诚如新华社在叶圣陶逝世后发表的《叶圣陶同志生平》中所说的：“从中国共产党成立之日起”，叶圣陶“就是党的亲密朋友”。他与沈雁冰、沈泽民、杨贤江、侯绍裘、瞿秋白、恽代英等共产党人都有过直接或间接的交往，为革命事业做了许多有益的工作。
1923年3月底4月初，沈雁冰参加了中共第三次代表大会后回到上海，接替恽代英担任上海“交通局”主任，从事革命宣传工作。那时叶圣陶的住宅仁馀里28号门上钉着“文学研究会”的牌子，沈雁冰看中了叶宅这个“公开身份”，就托叶圣陶为他收取信件，凡是信封上写着“钟英先生收”的，收捡在一旁，转交给沈雁冰。“钟英”系“中央”的谐音。“五卅”前后，仁馀里28号又成了共产党人与“左派”的秘密联络点。一些共产党人和“左派”人士常在这里开会。
“五卅”惨案中，同胞的鲜血使叶圣陶认识到：谋求社会改革，首先是要联合起来。当时，正值第一次国共合作，许多共产党人都以个人身份加入国民党，“入党救国”的口号颇为流行。在沈雁冰、杨贤江等共产党人的劝导下，叶圣陶和胡墨林以他们特有的真诚，抱着要完成孙中山未竟的伟业的宏愿，庄严地走到“三民主义”的旗帜下，成了中国国民党“左派”队伍中的一名战士，与沈雁冰、杨贤江、侯绍裘等共产党人成了并肩战斗的战友，还分别担任了国民党上海特别市候补执行委员和国民党上海妇女运动委员会委员，站到了中国革命斗争的最前沿。
在那“革命犯禁”、“红色犯禁”的白色恐怖中，叶圣陶不怕“犯禁”，把一些煸动性很强、政治色彩很浓、思想很峻急的文章刊登在他主编的《小说月报》上。广阔的襟怀，分明的爱憎，使叶圣陶淡化了你你我我、恩恩怨怨，执着地坚信他与“太阳社”和“创造社”作家们“还是在同一的地位”，竭尽所能，相互助援，冒着风险真诚地与他们革命文艺的主张“认同”。1931年12月19日，鲁迅将他翻译的法捷耶夫小说《毁灭》赠与叶圣陶，并惠书云：“聊印数书，以贻同气，可谓‘相濡以沫’，殊可哀也。”
抗战胜利后，叶圣陶回到上海，接替老舍担任中华全国文艺界协会常务理事、总务部主任，在反内乱、争民主的斗争中做了许多切切实实的工作。比如1946年6月23日，叶圣陶与周建人、许广平和上海各界群众到上海火车站欢送马叙伦等9位代表为反对内战、争取和平到南京请愿。后马叙伦等在南京下关车站遭特务殴打，叶圣陶投书《大公报》、《文汇报》，抗议国民党反动派暴行。再如这一年，他代表文协总会悼念民主文化战线上的老战士夏丏尊，哀悼李公朴、闻一多，纪念鲁迅逝世10周年。可说的事很多，用叶圣陶自己的话说与反动派“站在两边儿”。
教给学生学习方法，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
作为我国现代教育的先驱者，叶圣陶把自己的教育思想归纳为“教是为了达到不需要教”这一警句，提倡诱导和启发，使学生主动学习，培养自学能力，达到“疑难能自决，是非能自辨，斗争能自奋，高精能自探”的目标境界。这是叶圣陶毕生探索的结晶，是我国现代教育宝库中最可宝贵的精神财富。
“文革”时期，叶圣陶被造反派戴上了“文教界封资修的祖师爷”、“一贯反对党的领导的漏网大右派”的帽子，遭到“铁扫帚战斗组”的“横扫”。“文革”结束后，叶圣陶担任教育部顾问。中共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叶圣陶虽然“耳失其聪，目失其明”，但他壮心不已，仍然以“俯首甘为孺子牛”的精神与教育界的朋友研讨教育问题，接待来访的师生，勤伏书案，抒写关于教育问题的《晴窗随笔》，满腔热忱地关注着教育战线上的拨乱反正，由衷地希望我国的教育事业蓬勃发展。
叶圣陶认为：教育的重点在“育”；所谓“育”，就是培养良好的习惯。德育，就是要培养优良的品德和行为的习惯；智育，就是要养成不断探求知识的好习惯；体育，就是要养成注意卫生和锻炼身体的习惯。教育的目的是为了指导学生学。“各种学科的教学都一样，无非教师帮着学生学习的一串过程。”换句话说，教学，教学，就是“教”学生“学”，主要的不是把知识教给学生，而是把学习方法教给学生，学生就可以受用一辈子。叶圣陶说：“以其欲达到不需要教，故随时宜注意减轻学生的依赖性”、“给指点，给讲说，却随时准备少指点，少讲说，最后做到不指点，不讲说。这好比牵着手走，却随时准备放手。我想在这上头，教者可以下好多功夫。”
1981年11月，叶圣陶知道社会上为了片面追求升学率，搞“加班加点”、“题海战术”、“统考统测”，严重损害了学生的身心健康，于是在《人民日报》和《中国青年》上发表了词意恳切的《我呼吁》，恳请教育界和社会各方面一同来纠正这种背离党的教育方针的不良风气。叶圣陶认为：片面追求升学率不仅忽视了德育、体育，也忽视了智育；德、智、体三个方面是相互作用的，忽视了思想品德、趣味情操、理想意志的德育培养，学习科学就会缺少必要的正当的动力；忽视了体育的锻炼，没有健康的体魄，就会缺少智力的高度发展、攀登科学高峰所必须的生理上的物质基础。单就智育来说，用那些以应付考试为目的的，以死记硬背为主的，单调重复，异常繁重的作业，把孩子们的时间精力完全占用掉，把孩子们的脑子塞得满满的，把他们获取知识的路径限制在狭窄的领域，使他们本来非常丰富活泼的联想、想象、推理思考的能力得不到一点自由驰骋的发挥，把他们智力成长、发展的生机压下去，这实际上是对孩子们智力的摧残。片面追求升学率，以“智”害德，以“智”害体，以题害智。叶圣陶在《我呼吁》中说：“爱护后代就是爱护祖国的未来。中学生在高考的重压下已经喘不过气来了，解救他们已经是当前急不容缓的事，恳请大家切勿等闲视之。”《我呼吁》在社会上引起了强烈的反响。 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叶圣陶参加了“上海解放战争时期的民主运动”，穷途末路的国民党反动派把他的名字列入黑名单，并准备下毒手。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盛情邀请他离开上海，绕道香港转到解放区，准备参加新政协。
1949年1月7日，叶圣陶偕胡墨林秘密离沪，绕道台北进入香港。2月28日，叶圣陶从香港乘船动身去解放区，同行北上的共27人，“民主人士有柳亚子、陈叔通、马寅初、俞寰澄、张絅伯诸位老前辈，文化界人士有郑振铎、宋云彬、傅彬然、曹禺诸位老朋友，还有新相识的好多位，大多数都年过半百，可是兴奋的心情却还像青年。因为大家看得很清楚，中国即将出现一个崭新的局面，并且认为，这一回航海决非寻常的旅行，而是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叶圣陶《〈北上日记〉小引》）。3月1日深夜，叶圣陶在船上作了诗《自香港北上呈同舟诸公》，诗云：
南运经时又北游，最欣同气与同舟。
翻身民众开新史，立国规模俟共谋。
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
不贤识小原其分，言志奚须故自羞。
叶圣陶在诗中说他离沪南行，至香港北上，最可欣庆的是“同舟”都是同声相应、同气相求的朋友。为了催促新中国的诞生，他像背一筐土去堆山似的，怎肯落在别人后头呢？像一条小溪一样流归大海，真是再高兴没有了。只因自己没有才能，今后怎样去“参与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应该怎样去做，自己能不能胜任”，还是“相当模糊的”。他不怕难为情，把自己志向告诉“同舟诸公”。同船的朋友都说写得好。柳亚子、陈叔通、张季龙、宋云彬都有和作，共抒“奔赴新邦”、共谋“国是”、“追求真理、不甘落后”的意愿和情怀。柳亚子和诗云：
栖息经年快壮游，敢言李郭附同舟。
万夫联臂成新国，一士哦诗见远谋。
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
卅年匡齐惭无补，镜里头颅只自羞。
诗中的“渊默能持君自圣，光明在望我奚求”两句诗，是称赞叶圣陶的，说他一定能胜任建设新中国这“一项极其伟大的工作”。柳亚子说得对极了，叶圣陶在新中国成立后的35年的奋进历程，可以用他的两句诗“篑土为山宁肯后，涓泉归海复何求”来概括，也可以用柳亚子的一句诗“渊默能持君自圣”来描述。叶圣陶具有中华民族传统美德，他爱国敬业，仗义守信，笃于友情，平易谦和，诚朴敦厚，谨言慎行，敢于创新，坚持真理，奉公廉洁，无私奉献。叶圣陶是中华民族的骄傲。他朴素无华的一生，却有着令人高山仰止的人格风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