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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一位杰出的航天科技工作者建立的“三轴稳定卫星姿控动力对其轨道的摄动力模型”，解决了卫星近地点异常变化难题，填补了国内空白;他主持开发的人造卫星精密轨道确定系统，突破了多项技术难点，把我国人造卫星精密定轨技术推向世界前列;他总结自己的理论研究和实践成果写成的《人造卫星精密轨道确定》，成为世界航天测控史上不多见的一部学术专著。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2019年7月28日，和卫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济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坚定的信念：“把中国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50年前，同样是盛夏时节，李济生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来到中国第一座卫星测控站，从事卫星轨道计算工作。
当时，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即将发射，全中国没有一位卫星轨道计算专家，国外对我国严格技术封锁。没有任何资料，李济生和同事们自己编程序、搞方案;没有实践经验，他们就边工作，边积累，借助一台手摇计算机，一个多月后拿出了一次性通过的轨道设计方案。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从1967年开始建设自己的航天测控网，1970年正式投入使用。彼時，美国的航天测控技术水平已超前我国一二十年。
李济生为此深感焦虑：如果不能精确地计算出卫星在太空运行的轨道，就不可能满足后续卫星发射测控任务和卫星应用对定轨精度的要求。
从此，他一面投入新型号卫星测控任务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一面不断积累精密定轨知识，为日后开发精密定轨方案作技术储备。一年攻关，李济生分析、推算了大量数据资料，终于算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定轨误差。从那时起，我国对近地卫星轨道精度误差有了初步的数值概念。
随着李济生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定轨精度逐步提高，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于是，他将求学的目光投向了更高远的地方。
1978年9月，李济生参加国内首批出国留学人员考试并被录取。李济生心中的目标执着而明确：“研修精密定轨理论，把中国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1984年，李济生终于选取对口专业，跨进大洋彼岸一所名校的大门。在进修的两年里，李济生没有节假日，无暇顾及旖旎的异国风光，甚至连写封家书也顾不上。1986年，李济生婉拒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忘不了临回国前一位老华侨的话：“国内每升空一枚火箭，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腰就又挺直了一截。”
铿锵的脚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1975年，我国航天事业取得大丰收。这一年，我国成功发射了3颗近地卫星。人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李济生和同事们却意外发现，卫星近地点高度逐日升高。从理论上分析，卫星在运行过程中受大气阻力影响，近地点高度应该越来越低。
李济生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开这个谜。他一头扎进谜团里，连续几日彻夜不眠，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反复和同事们研究探讨。
几个月后谜团解开。卫星轨道出现反常，是控制卫星姿态的喷气管产生的姿控力所致。由于作用力很小，人们在设计时忽略了。然而就是这轻微的作用力，使卫星轨道近地点高度逐日升高。
李济生再接再厉，对此领域作深入研究，又研制出卫星姿态控制对卫星轨道摄动的动力学模型，填补了我国同类动力学模型的空白，使卫星定轨精度提高了一倍。
此后，他又主持开发了“微分轨道改进和摄动星历表计算”卫星轨道确定方案。这一方案首次用解析法导出了大气阻力短周期摄动的计算公式，使我国人造卫星定轨精度大幅提高。
1981年年底，我国首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技术是世界航天测控领域的难题，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
在发达国家，通信卫星的测控是用全球布站的测控网完成的，而我国卫星地面测控网只限于本土的测控站，可控弧段极其有限，测控过程必须高度自动化。但卫星测控中心仅有性能落后的320计算机，运行速度每秒28万次，内存和速度远远不够。
我国有关部门多次与外商洽谈高性能计算机的进口事宜，均被对方拒绝。西方大国的技术封锁，激起了李济生和同事们为国争光、开拓创新的豪情：“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李济生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道道难关，成功地编制出通信卫星测控软件调度程序，圆满解决了计算机容量小、速度低的难题，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距地球3.6万公里的赤道上空。
高尚的品格：“我愿用肩膀为年轻人搭起攀登云梯”
十多项高等级科研成果创造者、首届航天基金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代表……当这一个个成功的光环簇拥着李济生时，他并没有陶醉，而是时刻不忘居安思危。
那句被历史反复验证了的至理名言深刻在他的心底：科学家最大的悲哀是后继无人、事业断线。
1992年，在我国某型返回式卫星发射前夕，李济生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研制一套新方案，以验证年轻博士黄福铭制订的该型号卫星轨道控制方案的可行性。李济生苦战数月，拿出了新方案。经过论证，这两种方案殊途同归，都是可行的。
这是我国发射的一种新型返回式卫星，用谁的方案谁将获得科技进步奖，谁就将在这个新型卫星领域里永远留下自己的名字。李济生是测控中心的技术权威，是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按理说采用他的方案理所当然。但在李济生的坚持下，测控中心采用了黄福铭的方案。
李济生说：“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因为，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要靠一代代人的努力。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我觉得个人名利事小，把这个接力棒交好，尽快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才是大事。”
李济生的严谨细致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翻开他几十年所记的工作笔记，尽管有的已经泛黄褪色，但字迹工整，连标点符号都一清二楚;设计的各种技术方案，不仅构思新颖，而且格式整齐美观。他这种严谨的科研作风时时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青年科技人员。
一次，卫星发射测控任务完成后，当时负责技术方案设计的科技人员杨宁十分疲劳，正准备回去休息。李济生却把他叫住：“你把这次任务的技术报告找来，咱们再琢磨琢磨。”
报告送上来后，李济生把杨宁拉回计算机房。两人对报告内容一行行检查，对涉及的数据一个个验算，从晚上一口气干到凌晨3点多钟，终于在纷繁的数据中查出两个小瑕疵。
李济生恳切地说：“科研无小事，没有严谨的科研作风，是搞不好技术工作的。这两个小瑕疵虽无碍大局，但证明我们前期工作还是有些匆忙，并非完美无缺……”
1997年底，李济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在一个庆贺会上，他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踩着众人的肩膀一步步上来的。我国航天测控事业要赢得新世纪，就要培养一大批年轻人，我愿用自己的肩膀为年轻人搭起攀登的云梯！”
他，就是中国科学院院士、我国人造卫星轨道动力学和卫星测控专家李济生。2019年7月28日，和卫星打了一辈子交道的李济生，因病在北京逝世，享年77岁。
坚定的信念：“把中国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50年前，同样是盛夏时节，李济生大学毕业后主动申请来到中国第一座卫星测控站，从事卫星轨道计算工作。
当时，我国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即将发射，全中国没有一位卫星轨道计算专家，国外对我国严格技术封锁。没有任何资料，李济生和同事们自己编程序、搞方案;没有实践经验，他们就边工作，边积累，借助一台手摇计算机，一个多月后拿出了一次性通过的轨道设计方案。
1970年4月24日，我国自行研制的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中国从1967年开始建设自己的航天测控网，1970年正式投入使用。彼時，美国的航天测控技术水平已超前我国一二十年。
李济生为此深感焦虑：如果不能精确地计算出卫星在太空运行的轨道，就不可能满足后续卫星发射测控任务和卫星应用对定轨精度的要求。
从此，他一面投入新型号卫星测控任务紧张的准备工作中，一面不断积累精密定轨知识，为日后开发精密定轨方案作技术储备。一年攻关，李济生分析、推算了大量数据资料，终于算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定轨误差。从那时起，我国对近地卫星轨道精度误差有了初步的数值概念。
随着李济生卓有成效的研究，我国定轨精度逐步提高，但与国外相比，还有不小差距。于是，他将求学的目光投向了更高远的地方。
1978年9月，李济生参加国内首批出国留学人员考试并被录取。李济生心中的目标执着而明确：“研修精密定轨理论，把中国的精密定轨技术搞上去。”
1984年，李济生终于选取对口专业，跨进大洋彼岸一所名校的大门。在进修的两年里，李济生没有节假日，无暇顾及旖旎的异国风光，甚至连写封家书也顾不上。1986年，李济生婉拒导师的挽留，毅然回到祖国的怀抱。他忘不了临回国前一位老华侨的话：“国内每升空一枚火箭，我们这些海外游子的腰就又挺直了一截。”
铿锵的脚步：“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
1975年，我国航天事业取得大丰收。这一年，我国成功发射了3颗近地卫星。人们沉浸在成功的喜悦之中，李济生和同事们却意外发现，卫星近地点高度逐日升高。从理论上分析，卫星在运行过程中受大气阻力影响，近地点高度应该越来越低。
李济生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解开这个谜。他一头扎进谜团里，连续几日彻夜不眠，反复查阅有关资料，反复和同事们研究探讨。
几个月后谜团解开。卫星轨道出现反常，是控制卫星姿态的喷气管产生的姿控力所致。由于作用力很小，人们在设计时忽略了。然而就是这轻微的作用力，使卫星轨道近地点高度逐日升高。
李济生再接再厉，对此领域作深入研究，又研制出卫星姿态控制对卫星轨道摄动的动力学模型，填补了我国同类动力学模型的空白，使卫星定轨精度提高了一倍。
此后，他又主持开发了“微分轨道改进和摄动星历表计算”卫星轨道确定方案。这一方案首次用解析法导出了大气阻力短周期摄动的计算公式，使我国人造卫星定轨精度大幅提高。
1981年年底，我国首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发射准备工作进入冲刺阶段。地球同步通信卫星的测控技术是世界航天测控领域的难题，只有少数几个国家掌握。
在发达国家，通信卫星的测控是用全球布站的测控网完成的，而我国卫星地面测控网只限于本土的测控站，可控弧段极其有限，测控过程必须高度自动化。但卫星测控中心仅有性能落后的320计算机，运行速度每秒28万次，内存和速度远远不够。
我国有关部门多次与外商洽谈高性能计算机的进口事宜，均被对方拒绝。西方大国的技术封锁，激起了李济生和同事们为国争光、开拓创新的豪情：“外国人能做到的，我们也能做到;外国人做不到的，我们也要做到！”
在随后的一年时间里，李济生以惊人的毅力，攻克了道道难关，成功地编制出通信卫星测控软件调度程序，圆满解决了计算机容量小、速度低的难题，终于使我国第一颗地球同步通信卫星成功地定点于距地球3.6万公里的赤道上空。
高尚的品格：“我愿用肩膀为年轻人搭起攀登云梯”
十多项高等级科研成果创造者、首届航天基金奖获得者、中科院院士、党的十五大和十六大代表……当这一个个成功的光环簇拥着李济生时，他并没有陶醉，而是时刻不忘居安思危。
那句被历史反复验证了的至理名言深刻在他的心底：科学家最大的悲哀是后继无人、事业断线。
1992年，在我国某型返回式卫星发射前夕，李济生接到一项特殊任务：研制一套新方案，以验证年轻博士黄福铭制订的该型号卫星轨道控制方案的可行性。李济生苦战数月，拿出了新方案。经过论证，这两种方案殊途同归，都是可行的。
这是我国发射的一种新型返回式卫星，用谁的方案谁将获得科技进步奖，谁就将在这个新型卫星领域里永远留下自己的名字。李济生是测控中心的技术权威，是国内外有名的科学家，按理说采用他的方案理所当然。但在李济生的坚持下，测控中心采用了黄福铭的方案。
李济生说：“要多给年轻人创造机会。因为，科技发展是一场接力赛，要靠一代代人的努力。作为一名老科技工作者，我觉得个人名利事小，把这个接力棒交好，尽快提高我们国家的科技水平才是大事。”
李济生的严谨细致在单位里是出了名的。翻开他几十年所记的工作笔记，尽管有的已经泛黄褪色，但字迹工整，连标点符号都一清二楚;设计的各种技术方案，不仅构思新颖，而且格式整齐美观。他这种严谨的科研作风时时影响和感染着身边的青年科技人员。
一次，卫星发射测控任务完成后，当时负责技术方案设计的科技人员杨宁十分疲劳，正准备回去休息。李济生却把他叫住：“你把这次任务的技术报告找来，咱们再琢磨琢磨。”
报告送上来后，李济生把杨宁拉回计算机房。两人对报告内容一行行检查，对涉及的数据一个个验算，从晚上一口气干到凌晨3点多钟，终于在纷繁的数据中查出两个小瑕疵。
李济生恳切地说：“科研无小事，没有严谨的科研作风，是搞不好技术工作的。这两个小瑕疵虽无碍大局，但证明我们前期工作还是有些匆忙，并非完美无缺……”
1997年底，李济生当选为中科院院士。在一个庆贺会上，他道出了自己的心声：“我是踩着众人的肩膀一步步上来的。我国航天测控事业要赢得新世纪，就要培养一大批年轻人，我愿用自己的肩膀为年轻人搭起攀登的云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