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都没有想到,“博鳌论坛”上成龙的一句“原来我们中国人是需要管的”,在中华大地引起了轩然大波。一时之间,台湾伤心,香港抗议,大陆热议,反驳者有之,义愤者有之,宽容者有之,支持者亦有之。
　　如伏尔泰所言,“我不同意你说的话,但我誓死捍卫你说话的权利”。成龙作为一介艺人,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谓一家之言,况且其观点还有特殊的前提和限定,就事论事,原本无可厚非,不必莫名惊诧。
　　但是,如果抛却原有的语境,成龙的一句话却就此引出了一个严肃的命题:中国人到底需不需要“管”?
　　商鞅、韩非创立法家,就是用严刑峻法牢牢管住百姓。他们的传人和实践者们也都纷纷将其发扬光大,身体力行。秦始皇为了管住老百姓,焚书坑儒,滥杀无辜;明清的统治者为了管住老百姓,厂卫横行,文祸不断,是为“管”也。
　　儒家更是急不可耐地大叫“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要以王的名义来掌管住天下。后来董仲舒的谶纬儒学,汉武帝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就是要神话君权,以便让天下人俯首听命。而宋明理学更是用“饿死事小,失节事大”等镣铐套在中国人的头上,要人们灭人欲以尊君王,是为“管”也。
　　其后,列强入侵,软硬兼施,军阀混战,横征暴敛,明杀暗诛,亦为“管”也。
　　由此看来,一部中国史,多数就是中国人如何被“管”的历史。
　　可是,“管”中国人的结果如何?秦灭了,明清亡了,列强退了,军阀散了。不甘被“管”的中国人揭竿而起,前赴后继,用反抗回答了形形色色的“管”。历史证明,中国人从来不乏不服管的硬骨头。
　　放眼当下,也有各种各样的“管”。
　　从重庆“彭水诗案”、河南“孟州书案”到内蒙“吴保全网帖案”、河南灵宝“王帅诽谤案”,可谓民意之“管”;从孙志刚事件到“躲猫猫”事件,从令人触目惊心的《城管执法操作实务》到各地屡屡发生的堵截遣返上访、强行拆迁,可谓社会秩序之“管”;从“史上最牛县委书记”张志国臭名昭著的“进京抓记者”事件,到山西太原市杏花岭区检察官进京抓走央视女记者事件,可谓新闻之“管”。
　　这样的“管”亦不合潮流,不得民心。
　　“管”如果不是在公义、民主、自由、宪政的基础上,不管有多么美妙的外衣也无法禁锢人民追求幸福的心,必将遭到彻底的败落,终将被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滚滚洪流所倾覆。
　　然而,中国人果真不需要“管”吗?
　　答案是否定的。因为翘首以盼的汶川灾民需要管,受害者需要管,弱势群体需要管,中国人的吃喝拉撒需要管,中国人的发展富强需要管。
　　问题的关键在于怎样的管法?
　　理性的“管”应该是建立在张扬人性,维护社会公义和法律公正,巩固民主宪政的基础之上,是要为人的心灵自由、社会的秩序性发展和人类的终极理想而发力。如果假管的名义钳制人性,毁坏民主,这样的“管”虽然一时看起来颇有秩序,暂时没有败乱出现,亦不足称道,因为暂时的平静难保不会孕育着更大的混乱,而看似缺乏“管”而出现的生动活泼,其内核却是迈向和谐的力量蓄积,这是活力和变革的标志,是自由和民主的肤色,是社会进步的必然要求。
　　因此,理性的“管”必将带来稳定与和谐,而钳制之“管”下的平静,则是万马齐喑式的萧条与退步。理性之“管”带来的是民主、自由、秩序和公义,而钳制之“管”必将堕入专制、保守、倒退和黑暗之渊。
　　中国人不信奉专制主义和无政府主义,他们向往和谐与秩序,在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他们需要启蒙,需要理性的管理和制约,需要社会性的指导与规引,但绝不接受压迫、钳制和压抑,因为中国人不是宠物,也不是奴才。
　　鉴于此,对社会而言,重要的不是讨论中国人该不该“管”的问题,而是如何“管”的问题,以及如何更加人性,更加民主,更加符合社会契约去“管”的问题。
　　用国情为由夜郎自大,拒绝革新,与超越社会秩序,对抗一切必要的限制与规范,宣扬无政府主义,都是中国人理所应当要警惕的两种“管”的谬误。
　　由此看来,对中国人而言,需不需要“管”,与如何“管”、如何革新“管”,实在是一个值得考虑的问题,它关乎国民性、民族性和现代化等中国人当下必须要面对的核心命题。